中国商业第一家族:荣氏百年-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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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拍卖之机，侵吞申七厂基，达到扩张地盘的目的。

汇丰仓促拍卖本已蹊跷，勾结日商更添悬疑，激发激烈声讨、抵抗，此事上升到保卫民族产业的高度。

拍卖当晚，申七职工拆除汇丰封条，将机器全部拆除，并备好水龙头等“武器”，准备冲击前来交割的日本人。两天后，申七召开职工会议，成立纠察队以维护工厂秩序，联络报关、团体，表示“厂存与存，厂亡与亡，不惜任何牺牲”。各界闻风而动，掀起声势浩大的舆论谴责。

汇丰拍卖申七，本为弥补亏空，同时对借贷者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与日商并无过深关联。眼见拍卖事件不断升级，国民政府甚至都出来干涉，汇丰自然不会为“捡一个芝麻而丢掉西瓜”，索性做个顺水人情，也为自己留条后路，宣布拍卖无效，将申七还款日期延至1940年年底，年息降为7厘。

宋子文：“申新这样困难，你就不用管了。”

拍卖风波过后，申新并未真正走出危机，反而因为生产困难，陷入极端危险的倒挂境地。

1935年春，荣宗敬将亏空巨大的申新二、五厂“暂行停工”，4000多名工人失业。有职工写信给陈光甫，描绘惨淡光景，“职工流离颠沛，抛妻鬻子，忍饥挨饿，以度此困苦岁月者，姑无论矣。而忍令此每厂六七百万资金所置之生产设备搁置不用，坐视其腐蚀锈坏，未免太觉暴殄天物”。趁申新危难之机，英、日纱厂“加工赶造”，大肆倾销，“以夺我厚利，而我中华民族仅有此区区之纺织工业，竟任其日趋沦亡”。申二、五厂职工呼吁采取紧急措施，及时复工，恢复生产。棉统会与财政部责成荣氏兄弟增加资本，尽早开工，否则将对两厂进行拍卖。荣氏兄弟再次陷于被动。

由于棉花减产，洋纱倾销，“棉贵纱贱”程度不断加深，不但申二、申五复工无望，其余各厂相继告危。荣氏进退维谷——多出一件纱，多亏一成，若不生产，恐永无开工之日。眼看到期债务无以偿还，兄弟二人只能奔走各方，请求宽限。所谓“病重乱投医”，荣宗敬甚至向刚刚履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求援。

宋子文并非善类，国民政府当中，觊觎荣氏家业者众，当中亦有宋氏。早先实业部部长陈公博碰了钉子，却并未扑灭宋的收纳之心。宋子文其实早就开始谋划将申新纳入怀中，但他比陈公博更擅隐藏，更懂得拿捏分寸和捉摸人心，所以才能赢得荣宗敬的青睐。

1935年6月，荣宗敬致电宋子文，请求约定时间、地点，商谈复工。他在信中言辞恳切地说，“一、二、五、八厂与上、中两行及永车庄往来，长此停工，双方均有损失”，恳求予以研究，早日复工。

宋子文不动声色，既不爽快答应，也不明确拒绝，只是看着荣宗敬每日到中国银行苦苦哀叹。等荣宗敬显露倦意，他便放出风声，表示“援助”之意。一天，宋子文终于同意与荣宗敬面谈，荣氏大感欣慰，兴致高昂地到中国银行赴约，不料却听到宋子文这样规劝：“申新这样困难，你不要管了，你家里每月2000元的开销由我负责。”既然开口，宋子文便将计划和盘托出。

按照宋氏意思，申新全部由他掌管，然后发行公债偿还旧债。他事先事无巨细地将公债分为五等：　营运借款为一等，不动产抵押其次，钱庄无抵押借款居三等，第四等是个人储蓄存款，荣氏及其他股东存款为末。以上债务，按照等级依次偿还，银行可将利息从1分降至5厘。宋子文胸有成竹，甚至当面向荣宗敬表态，将任命中国银行高管霍宝树为申新总经理。

看着宋子文飞扬跋扈的神态，荣宗敬顿感失望，之前建立的希望瞬间破灭。若说陈公博假公济私，那么宋子文则是公开掠夺，荣宗敬呆立许久，说不出话来，碍于宋氏权势，不敢当面拒绝，推脱回来和荣德生计议，便写信给宋子文：　“一、三、四、八等厂，因系股份公司，未经适当手续，似难一时独断。其余各厂系弟个人事业，并无股东关系，自宜酌听尊裁，不敢多持成见。”

对于宋子文的计划，荣氏一族断难容忍。荣伟仁在给姐夫李国伟的信中表达担忧：“政商合办之事，在中国从未做好，且商人无政治能力策应，必致前功尽弃。事关股东血本，生死问题，非努力理争不可。”荣宗敬致信宋子文，婉转拒绝。

宋子文并不放弃，找到陈光甫详谈，希望他站在自己这边。陈光甫心中不悦，不好当面决绝，谎称回去商议，便匆匆告别。

回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陈光甫与李芸侯分析，认为替宋子文做恶人，不仅在声誉上受损，每年还要亏损，“不能接受”。陈光甫于是对李芸侯说：“我没有办法反对宋子文，你负业务上的责任。明天宋子文在他家开会，你代我出席应付，他问起我，说我有病好了。”

次日下午，李芸侯与浙江兴业银行涂新六、中国银行霍宝树等人到宋家开会。席间，宋子文谈及申新一事，询问在座意见，李芸侯直接回绝。宋子文抬出陈光甫，李芸侯说：“这笔款子是我放的，所以归我负责。照这办法，我行肯定要亏本，还望宋部长大力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宋子文又以中国银行同意为由，继续施压，被李芸侯轻易化解：“或者把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借给申新款项转给中国银行，中国银行是发行银行，问题不大。”宋子文脸色大变：“这样就不能再谈下去了。”

与此同时，申新各厂奋起反抗。无锡申新三厂股东发表联合声明称，申三股权独立，不包括在“申新系”之内，并言之凿凿地指出，上海申新各厂欠申三400万余元，申三当为申新债权人。其旨在扰乱局面，让宋子文知难而退。此外，为防备宋子文节外生枝，再出招数，申三股东重金聘请知名律师担任法律顾问，捍卫工厂权益。一时之间，宋子文不敢轻举妄动。

僵持到1936年秋天，局势突然扭转。各地棉花丰收，供应充足，收购价直线下跌；另一方面，消费市场渐趋活跃，棉纱、布价格开始上扬。持续4年之久的“棉贵纱贱”困境随之消解。

市场反映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申新各厂境况好转，申二、申五复工。期间，荣德生在无锡主持公益铁厂，自造机器，日产新式织布机8台，性能不差于日本、英国机器，成本却便宜一半。自产机器在申新各厂普及，渐次恢复繁忙景象。宋子文再未提及接管申新一事。

进入1937年，全国风调雨顺，申新各厂赢利日增，福新、茂新面粉产销两旺，三新财团呈现久违的兴旺之象。

正月十六，荣德生62岁生日，荣宗敬奔赴无锡，与荣德生庆生，并计议企业未来。兄弟互通消息，认为虽债务沉重，但前景看好，正应增加纱锭、添置机器、扩建新厂，力图更大发展。二人勾画企业未来宏图，言谈间，不觉已到三更，仍意犹未尽。然而，数月之后，卢沟桥的炮火将一切美好想象摧毁。

国破山河在，历经劫难的荣氏企业又将面临怎样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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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宗敬之死

在战火蔓延至上海之前，政商两界已作好最坏打算：为避免重大损失，内迁看来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1937年8月1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资源委员会关于拆迁沿海工厂的提案，这意味着企业内迁提上日程。11日，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成立，开始动员上海工厂、企业，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放眼上海滩，一派忙乱景象，在政府规劝下，部分企业拆厂迁移，辗转内地。这些企业多属小厂，员工少、设备简单，纵然转移厂址，也不会动摇根基，花费也不多。而对于上规模的企业则另当别论，盘根错节的供求关系暂且不论，仅拆卸、装运数量庞大的机械设备就是一笔不菲费用，转移之后能否招到工人、站稳脚跟、打开市场，均是未知数。因此，大企业反而不急搬迁，也许是在作最后的决断，也许是在寻找第二种选择，总之，极少者付诸行动。

以规模而论，荣氏三新财团毫无疑问属于大企业集团，荣氏兄弟同样为搬迁问题而费心思量。

单以面粉厂、纺织厂计算，荣氏旗下就有21家工厂，其中14家位于上海，占2/3份额。此外，4家位于无锡，其余3家分布在汉口、济南两地。可见，上海、无锡是荣氏企业的大本营和根据地，如果上海失守，无锡也不可久存，如何保存这两地的有生力量呢？

荣宗敬与荣德生商议认为，贸然全部搬迁，风险过大，不如无锡申新先行内迁，探明究竟后再作打算，期间，上海各厂按兵不动，趁同行迁移之际加紧生产，万一局势恶化，尚有租界庇护。

计议已定，无锡郊外的申新三厂做“开路先锋”，紧张地拆迁。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了。

出乎意料的是，荣氏企业最先遭到的是国民党的非难，而非日军的洗劫。9月，当装载着申新三厂第一批纱机、布机的船队行至镇江时，镇守海关的国民党军强行征收关税，船队被挡在关外。1个月后，第二批船队抵达，再次遇阻。直至无锡沦陷，船队仍未驶出镇江城。最终结果可谓悲壮，除了3000担棉花辗转运往上海租界，申新三厂资产被日军洗劫一空。

此后，灾难接二连三地降临。

10月，上海火车站附近的新仁堆栈被日军炮火击中，所存面粉和小麦全部被焚毁。12月12日，茂新一厂被日军焚毁，二厂被日军占用。在历时三个月的淞沪会战中，位于周家桥的申新一厂、八厂遭日军轰炸被毁，位于杨树浦的申新五、六、七厂亦惨遭轰炸。

申八是申新装备最精良的工厂，产品可与日纱匹敌，向来被日商忌恨，被炸毁后，日本丰田纱厂纵人趁乱将126台英国精纺机砸碎。据申新总公司估算，申新一、八厂固定资产损失达383万元法币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规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家银行（后增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取代银本位的银圆，1948年8月19日被金圆券替代。在1937年，1法币约合0。29美元。900英镑及1961美元，间接物资损失达134万元法币，两者合计超过500万元法币。

此外，茂新、福新所受打击亦不弱于申新，荣氏企业2/3被毁。

此间，荣德生避难汉口，主持外埠事务，荣宗敬将所剩不多的企业迁入公共租界，图谋再起。此时，一个名为“上海市民协会”的组织向荣宗敬发出入会邀请，该组织打着“救济难民、俾彼等得返故乡，重理旧业”旗号，其实却是被日军控制的傀儡，很是物色了一批商界知名人士。

事实上，该组织早就向荣宗敬伸过“橄榄枝”，那还是1931年的事情，不过，荣宗敬当时并不在意。7年后，在日军淫威之下，他开始将恢复企业的希望寄托在这个组织，于是痛快答应。

荣宗敬很快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重大失误。投身日军阵营者成为爱国志士眼中的汉奸、走狗，进入地下抗日分子的“暗杀黑名单”，这个看似“单纯”的经济组织也不例外。没多久，上海南市电力公司总经理陆伯鸿神秘死亡，上海杂粮业同业公会主席顾馨一遭遇恐怖袭击，他们均是“上海市民协会”头脑，一时间，该组织人人自危，荣宗敬住宅附近经常有神秘分子出没。

从本质上讲，荣宗敬只是一名商人，在大是大非面前，虽不至于犯糊涂，但他关心更多的是企业，因此当机会灵光闪现的时候，他会本能地抓住，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荣宗敬回过味来，匆忙乘船逃往香港。

对于一个65岁的老人来说，半生事业被毁已是人生悲剧，加上恐吓、劳累，抵达香港不久荣宗敬即染病住院。1938年2月10日，这个一生要强的商人因脑溢血停止呼吸，弥留之际勉力呼喊：“申新复业！”

未来去往何处？

毫无疑问，复兴重担落到荣德生肩上。

荣德生身在汉口，却一刻未放下上海。荣宗敬去世后，荣氏企业在上海群龙无首，倘若形势不利，极有可能落于外人之手。

荣德生紧急写信安排三新总公司人事：　荣鸿元、荣伟仁任经理，荣鸿三、荣尔仁为协理。荣鸿元、荣鸿三为荣宗敬之子，而荣伟任、荣尔仁是荣德生长子和次子，这样安排，既能体现长房、次房之别，又可结合个人所长，各行其是，显然用意颇深。荣鸿元、荣鸿三与荣伟仁、荣尔仁一样，都是“仁字辈”，荣鸿元又名荣溥仁，荣鸿三又名荣辅仁。

待局面稳定，1938年6月，荣德生赴香港治病，尔后返上海，居幕后，静观时局。

此后三年，荣氏企业波折不断。上海、无锡申新8家工厂，以“合作办厂”名义被日商掌控，实际上已纳入日军的战时经济体系。而幸存公共租界的申二、申九在荣家管理下生产兴旺，获利不减，引得日商垂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军寻衅滋事，绑架申九经理，企图吞并该厂，被荣德生识破。

意识到复兴三新财团尚需时日，荣德生在1941年建立天元实业公司，自开一局。该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分5000股，荣德生持1000股，其余股份归儿子和女婿所有，→文¤人··书·¤·屋←独立于三新公司天元实业注册资本5000万元，分5000股，每股1万元，荣德生持1000股，荣伟仁、荣尔仁各1000股，荣鸿仁、荣毅仁、荣研仁各500股，女婿李国伟、唐熊源、顾鼎吉、宋美扬、李冀曜各100股。，经营进出口业务，但只在无锡设天元麻毛棉纺织厂，上海开办开源机器厂，并无多大建树。

另一方面，长房一门的荣鸿元、荣鸿三兄弟为安稳起见，做起房地产。此二人继承了父亲荣宗敬的资本运作手段，先以固定资产抵押，趁战乱地价贬值之机，大肆跑马圈地，先后开办三新银行、建造纱厂厂基和私人花园。每当购入新地块，便以此为抵押贷款购地，如此滚动发展，坐收地皮升值之利，获益之丰厚，远超面粉、棉纱事业所得，生活亦极为奢靡。

荣德生一门，长子荣伟仁最先崭露头角，却因过于劳累，英年早逝，次子荣尔仁顺理成章地脱颖而出。

1943年，战局日益明朗，荣尔仁＇文＇被派往＇人＇重庆，联系＇书＇国民＇屋＇政府，恢复三新总公司。完成这项任务后，荣尔仁随之得到三新总公司总经理之位，在名义上成为家族掌舵者。由于采取行之有效的战时策略，幸存的荣氏企业成为“印钞机”，在物资急缺的背景下为荣氏带来丰厚的利润，还清贷款之余，还有盈余发展新业。

荣尔仁踌躇满志地提出“大申新计划”，不仅振兴面粉、棉纱事业，更要将触角伸至水泥领域。不料此举招致大股东荣鸿元、姐夫李国伟等人反对。荣鸿元与宋子文相近，不甘心让荣尔仁做大，利用宋氏做靠山，极力反对荣尔仁，试图将三新总公司重收于名下。而李国伟主掌内迁企业申四，因经营有方，收复众多亏损企业，实际上已发展为独立系统，也不愿听从荣尔仁摆布。李国伟是荣德生长婿，在汉口筹办申四、福五，后一直担任两厂经理。抗战爆发后，李国伟将两厂内迁至重庆，又在宝鸡、成都、天水等地设分厂，开办铁厂、造纸厂、毛纺厂、陶瓷厂。抗战结束时，申四、福五已发展成独立的企业群，成为荣氏企业三大系统之一。与此同时，李国伟强行注资，增大申四、福五的持股比例，冲淡荣氏股份，将其牢牢控制在手中，这也为其反对荣尔仁的“大申新计划”提供了底气。最终，由于意见难合，操作难度过大，雷声大雨点小的“大申新计划”流于破产。

表面看来，三新总公司恢复了战前声势，但不难发现，荣氏家族早已在灵魂人物荣宗敬去世后分崩离析。第二代青年才俊正当年华，互不服气，只是碍于荣德生颜面，才不致公然决裂。“大申新计划”破灭后，荣鸿元排挤荣尔仁，设法入主三新总公司，控制申新一、六、七、九厂。荣德生管辖申新二、三、五厂以及茂新一、二、三、四厂等企业。李国伟控制申四、福五系统。荣氏企业实际上分裂为三大体系。但是，荣家抵抗灾难的能力却因此大打折扣，甚至给了外人破门而入的便利。

备受倾轧

1946年4月25日上午，荣德生乘专车到总公司上班，行至弄堂口时被埋伏在此的匪徒劫持。

劫匪将荣德生藏至曹家渡一处破旧的石库门内，随后向荣家开价100万美元，称“不达此数，不得生还”。荣家拿不出如此巨款，几经协调，减半交易。谁知半路蹊跷遭遇上海警方追查，截获50万美元，后经荣家陈情放还。交赎金后，荣德生安然回家。三日之后，警方即宣布破获此案。此案震惊沪上，在整个过程中上海警署形迹可疑，坊间传言乃是官匪同谋，悬疑未决。

破案后，上海警备司令部将50万美元中的13万发还荣家，其余被扣。次日，警备司令部即派人到申新公司索取“破案酬金”，荣家不得不奉上十几万美元，共费60万美元，荣德生气愤地说：“绑匪只要50万美元，现在‘破案’了，却用去了60万美元还不够！真不如不破案的好。”

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上海滩，绑架案一度盛行。荣德生被劫前后，先后曾发生“钻石大王”范回春、“五金大王”唐宝昌绑架案，巨商大贾，人人自危。倘若仔细推敲，几乎每笔绑架案的背后，都隐约有官方势力作祟。可见，当时社会之混乱，商人犹如案上鱼肉，任人宰割。

荣德生安然回家后，各种威胁、勒索电话、信件纷至沓来，持续两年之久。最终，因不堪忍受高压，六子荣纪仁在1949年开枪自杀。荣德生晚年丧子，更添悲愤，直至被“荣鸿元事件”冲淡。

1948年9月4日，国民政府以荣鸿元私套外汇、囤积居奇为由将其逮捕，轰动上海滩。

几个月前，荣鸿元与上海盛亨洋行签订合同，购买印度棉花1500包，首付定金18万港币，等日后产品销售后付清余款。因事出紧急，荣鸿元发信命驻港代表购买港币，不料此信被警备部查获，稽查处处长张亚民以私套外汇为名，向荣鸿元敲诈勒索，得逞后将此案搁置。

是年8月，蒋经国在上海开展“打虎行动”，企图整肃经济环境，挽救国民党风雨飘摇的统治。因与一桩贪污案有关，张亚民被枪决，并牵扯出荣鸿元一案，蒋经国趁机向荣家开刀。

因法币急遽贬值，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强制民间用金、银、外币兑换。荣鸿元购买港币刚好撞到枪口上，“打虎队”以此为例，杀鸡儆猴，营造紧张气氛。一时间，上海滩人人自危，纷纷将所持金、银、外币兑换为金圆券。荣鸿三甚至将多年收集的各国钞票和金银币交出，兑换纸币。

众所周知，金、银币价值最稳，外币次之，每逢时局变故，纸币贬值，金、银币及外币却可保值、升值。在国民党高压统治下，百姓居然反其道而行之，目的无非保命，而当权者借整顿经济之机，用虚妄的纸币换得真金白银，实现变相敛财的目的。

为救荣鸿元，荣家人四处奔波，不惜层层贿赂，前后花费约50万美元，最终于1948年11月将其保释出狱。经此一案，荣鸿元心灰意冷，将资金、财产转移到香港，当年底即远赴香港。后来，荣鸿元辗转至巴西重操旧业，经营面粉、棉纱生意，在当地商界颇有名望，却从未归国。

山雨欲来风满楼，荣鸿元“私套外汇事件”昭示了国民党政府的腐朽。事后，荣德生记录下当时的社会情景：“侄之不慎，法之不法，可悲亦复可恨？天下之乱，从此始矣！”祸不单行，是年年底，荣德生三子荣伊仁因飞机失事身亡，又是一次打击。两年间，亲历绑票案和侄子入狱，在权力倾轧下，多年来的所有努力如此不堪一击，这位73岁的老人心中有着怎样的郁结？

世殊时异，1948年，荣宗敬去世十年，荣氏复兴失败，未来成谜，不知漂向何方。

第四章　抉择

引言

1949年，荣氏家族和这个国家的命运均走到关键的路口。

形势日益明朗，国民政府仓皇逃往台湾，大批商人随波逐流，席卷钱财四处奔命，荣氏一族数百人迁往海外。荣毅仁幸免法院提审，但摆在前面的问题并不轻松，何去何从，迷惘渐生。

与其说重振家族事业的雄心令荣毅仁心生留意，不如说新政府的和善态度打动他。荣毅仁选择留在大陆，他年迈的父亲荣德生更是放话“决不离沪”。父子二人的这个选择在冥冥之中注定了荣氏企业的命运。此后，荣毅仁的一系列选择看似身不由己，其实都包含着明显的个人倾向。

如果说荣氏最初还有“委曲求全”之意，那么1959年主动北上到纺织工业部就职，就显示出时间对个人心态造成的微妙改变。选择政途的荣毅仁发现一条实践产业梦想的阳关大道，在半个世纪之后将国产棉纱重新打入西方市场。于是，我们知道，他本质上始终还是一名商人。

军粉霉烂案

更让荣德生揪心的是，四子荣毅仁被卷入“军粉霉烂案”，被国民党政府告上法庭，名誉折损，前途未卜。

出生于1916年的荣毅仁是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