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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业第一家族:荣氏百年-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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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粉霉烂案
更让荣德生揪心的是，四子荣毅仁被卷入“军粉霉烂案”，被国民党政府告上法庭，名誉折损，前途未卜。
出生于1916年的荣毅仁是荣氏后起之秀。他接受过良好的教育，21岁时从上海贵族学校圣约翰大学历史系毕业，先后在茂新面粉公司、上海合丰企业公司、大新贸易公司、三新银行历练。从小耳濡目染，荣毅仁继承了父辈的经商天赋，又因聪颖、练达，迅速从同辈中脱颖而出。
荣毅仁亲眼见证了家族事业的衰落，立志复兴荣氏基业，而时代洪流下的特殊机缘也将他推向前台。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收复大片失地，但连年战乱，粮食空前紧张，危机重重，当务之急是恢复供应。然而，以政府名义大规模收购，一者政府人员多属外行、不懂市场，二者动静太大，可能产生不良社会效应，刺激粮价上涨。于是，国民政府粮食部建议让面粉商出面代购。
国民党高层通过了这个方案，时任行政院院长的宋子文亲自召见荣毅仁，询问意见。
时年30岁的荣毅仁彼时担任茂新二厂经理，这家工厂被日商以“合作办厂”的名义接管多年，在战乱中遭受重创，荣毅仁接手后采取贷款修机、代磨存麦、抛出栈单等措施，使之迅速恢复活力。
荣毅仁正欲趁机扩大战果，于是接受宋子文的建议，代表茂新与粮食部签订协议，以茂新名义收购小麦。因利乘便，茂新面粉公司迅速控制淮南地区麦源，并低价购入日本人遗留的大批原麦。
当其他面粉厂还在为原料发愁时，茂新二厂加速生产。在品牌效应催化下，“兵船”面粉迅速占据市场份额，带来滚滚财源。同时，荣毅仁还利用政府贷款，恢复重建被日军毁损的茂新一厂、三厂，“茂新系”走向复苏。在荣毅仁领导下，荣家长期不景气的面粉业呈现久违的繁荣。
荣毅仁希望将王禹卿掌控的“福新系”重新纳入荣氏轨道。重建茂新的同时，他以竞争者姿态对福新构成强大威胁，竞争中，无论麦源、资金，还是市场、销量，福新都落于下风。年老体衰的王禹卿自知无趣，主动让步，请这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出任福新副总经理，交出福新控制权。
恢复家族面粉事业之时，荣毅仁名誉鹊起，成为荣家第二代中的领军人物。但危机也在悄悄逼近。
不难发现，荣毅仁重振荣氏声誉，关键是有国民政府背后撑腰。年轻的荣毅仁不自觉地被卷入政商博弈，而以往的经验表明，政商交易，政治的索取性远远大于付出性，企业最终会被权力驱役。
在小麦收购过程中，荣毅仁始终极力避免利益交换，从不接受贿赂，但既要达成交易，就不可能逃脱权力掣肘。国共战争打响不久，粮食部部长谷正伦的命令便送到荣毅仁手中：将所收小麦制成面粉，每100斤小麦，除去杂质，出二号粉37斤，专供民用，出统粉37斤半，专供军粮。当后来小麦只剩2万担时，为确保军粮，国民党高层下令，将小麦全部制成统粉，每100斤小麦出粉80斤。
面粉制成后，为避人耳目，粮食部按1∶1比例，用洋粉与“兵船”粉交换，输送前线。
1948年，国民党在东北战场一败涂地，党内互相推诿指责，寻找替罪羔羊。宋子文遭弹劾下台，但他毕竟根基深厚，又与蒋介石有姻亲关系，无人敢动，于是便将罪名扣到荣毅仁头上，指责他卖给政府的面粉腐烂发霉，致使前线士兵食用后拉肚子，进而导致东北战局的失败。
当年晚些时候，荣鸿元刚刚出狱，荣毅仁便被提起公诉，并且，“误党误国”的“罪名”显然要比堂兄严重很多。
彼时，荣毅仁6岁的儿子荣智健已到记事年龄，整日看到父亲愁眉苦脸非常不解。直到长大成人历经磨难，荣智健才解个中情由，“那时候我父亲经营面粉厂，我们厂（出产）占到全国接近一半的面粉，那时候军队也要定军饷，就是在我们厂里边定的。那么我父亲那时候交出去的都是白面粉，但前面吃到的是什么呢？都是黑的硬馒头，就是层层扣押的。反过来再追究责任呢，就要追究到我父亲身上。这时候又要筹钱，又要去摆平这个事，又要有一笔勒索敲诈的花费”。
1949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大后方摇摇欲坠，高层开始寻找后路，官吏们竭力搜刮民脂民膏。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地方法院向荣毅仁提起公诉，当局趁机勒索巨额赔款，扬言如若不从，定将在首次庭审时将荣毅仁拘押。荣家被迫送上黄金10条、美元5000，合计1万美元。
时代风云激荡，个体飘摇不定。从1946年到1949年，短短三年，荣德生绑架案、“荣鸿元事件”及如今“军粉霉烂案”，荣家先后折损数百万美元不止，钱银事小，声誉受损事大。一心复兴祖业的荣毅仁见此光景，雄心壮志备受打击，重新思索出路，而这时候，历史正在翻开新的一页。
上海解放，荣毅仁绝处逢生
荣毅仁坐困愁城之际，上海战役打响了。
1949年5月12日，“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已飘荡到上海外郊。步步胜利的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对上海形成包围之势，20万国民党守军负隅顽抗。大战在即，这座工业城市面临空前灾难。
但攻方并不想对上海造成破坏，高层指示尽量保存电力、工厂、交通等设施，总指挥陈毅将之形容为“瓷器店里打老鼠”。于是改用宣传攻势，在地下党配合下，从内部瓦解，将守方主力调出市区，再予打击。仅半个月时间，上海即宣告解放，基础设施基本完好无缺。
按原计划，5月25日是庭审荣毅仁之日。而4月23日，南京即被解放，解放军占领总统府，国民党高层退守台湾。大敌当前，国民党余部人心惶惶，均在寻找后路，反而放过荣毅仁一马。两天后，5月27日，当上海解放的消息在广播中反复播放时，荣毅仁意识到灾难过去了。
然而，他并未放松警惕。新的难题出现了——究竟留守上海，还是像其他亲族那样远走高飞？
饱经动荡的商人们对战乱异常反感，本能地排斥动乱，但当战争接近尾声时，他们居然在和平面前退缩了。长期宣传形成的固有印象让他们对新政权充满警惕，很多人明白，资本家的身份将在日后带来难以想象的困难。与其留在大陆，不如远赴他乡，保全性命于乱世。
早在1948年前后，随着国内战争的日益明朗，上海商业界部分未雨绸缪的企业家便开始寻找出路。
风气激荡，1949年，李国伟采取“拆、抽、截”计划，步步为营，将申四资产转移至香港，并向英国当局注册九龙纺织工业有限公司九龙纺织工业有限公司即为申四在香港注册的股份公司。英国当局规定，新公司注册需股东在户，注册后方可生产经营。为此，李国伟假托英商信昌洋行为大股东，自己担任董事长，但公司成立不久，李国伟即丧失管理权，最后落得“鸡飞蛋打”的下场。苦心经营的企业被白白葬送，李国伟有苦难言，失望之余返回大陆悉心经营余存各厂，并积极接受公私合营改造。同年2月，荣鸿元将国内资产转让他人，到香港开设大元纱厂。荣尔仁先与宋子文在广州组建第二纺织厂，后亦出走。荣氏亲族大多选择香港为中转站，随后迁至海外，如荣研仁经香港转到泰国，同时带走大量资产。据不完全统计，荣氏一族裹挟至海外的棉纱、棉布、黄金及各种外币，总价值不低于人民币1580万元。
以荣氏企业规模之大，足以影响一国之经济正常运行。荣氏大量出走，极大削弱了内地的经济力量，同时对存留企业构成重大打击，由于资金困难，很多工厂陷入财务困境，开工不足。
而这些散布世界各地的荣氏子孙各安天命，挣扎日久，大多事业有成，成为当地的商贾名流。犹如一条大河分流为若干道支流，荣氏一门从无锡、上海发源，将祖先经商哲学带至全球各地，散播开花，最终形成汪洋之势。所以，留下者固然可叹，出走者未必无憾。
官司羁绊，荣毅仁对国民党政府失望之极，但对未来局势，他同样没有十足把握。解放军进城前夜，荣毅仁下令全家人都睡楼下，因为怕中流弹起火，他则在客厅坐了一夜，耳听得枪炮齐鸣。
第二天清晨6点，公司一个厂长前来报告消息，荣毅仁得知“解放军都睡在马路上，走路没事”。疑惑之际，荣毅仁决定亲自上街看看。他开车出来，驶上马路，“只见解放军官兵果然都露宿街头”。
一路行至成都路浦东大厦时，荣毅仁被一名解放军拦住——“前面敌人还没清除，不安全”。那一刻，荣毅仁忽然心生触动，联想到欺压百姓、压榨商人、勒索钱财的国民党军队，不禁感慨，“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于是，留下来的信念开始占据上风，不久便将送到香港的妻儿接回上海。
荣德生：“我非但决不离沪，且决不离乡。”
如果说撤沪赴港是荣家人眼中的大势所趋，那么在熙熙攘攘的声音中，荣毅仁至少能从父亲那里得到安慰和支持。已经74岁的荣德生不打算出走，况且，他也没有年轻人那样的旺盛精力了。
终其一生，荣德生都未出国，尽管不乏借道香港的经历，但他早已识破人事艰辛，看透事业成败，胸襟更添一丝豁达。荣德生生性淡泊，对他来说，无锡乡下的田园瓦舍胜过香港的钟鸣鼎食，上海工厂的机器轰鸣不输于海外环佩叮当。与其流亡国外，不如终老故土。退一步讲，即便在海外老有所成，脱离家国民族概念，便如无根之萍，终究杳然不知所踪。
因此，当子侄辈纷纷劝他外迁时，荣德生态度决然地说：“我非但决不离沪，且决不离乡，希望大家也万勿离国他住。”不过，倘若因此就认为荣德生对共产党信任有加也许并不符实，他之所以留下，更多的是对故园的眷恋而非其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抱有起码的谨慎，所以他才派人去窥探究竟。
当派去解放区刺探虚实的协理钱仲汗向荣德生转述见闻，转达“保护民族工商业，务必留下，参加建设新中国”时，荣德生高呼：“好！好！这是再好也没有的了。”随即，荣德生召集在无锡的子孙及企业领导，郑重宣布：“决不迁厂，决不转移资金，决不离开无锡。”
荣德生一席话给尚未迁走的三新公司下了一味“定心丸”，多数人开始安稳下来，看到荣氏未走，无锡城的富商巨贾也不着急。然而总有一两个人自作主张。申三经理、荣德生五女婿唐熊源趁其去上海的时候私自拆下机器，准备运往台北。荣德生闻讯赶来制止，在码头上下令将发往台湾、香港等地的物资“一律运回上海”，他反问道：“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
多年后，荣毅仁回忆这段往事说：“我的父亲德生先生坚决不走的原因很多。第一，他从未曾出过国；第二，他不愿抛开他自己手创的事业；第三，抗战胜利后，被绑过票，知道是国民党的人在搞他；第四，他对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的一些措施，感到不满。”荣毅仁的言外之意，荣德生对新政权抱一丝好感，至于能否满意，尚需时日检验。
机会很快到来。
马上做好准备，迅速复工
在父亲的鼓励和支持下，荣毅仁决定坚守上海，正当思忖下一步作何打算时，接到参加上海产业人士座谈会的通知。
此时，作为全国经济“晴雨表”的上海经济正面临瘫痪，而以彼时国内形势，稳定局面需靠“两白一黑”，即面粉、棉纱和煤炭，荣氏独占二元。况且，以荣家在国内工商界的地位，足以表率行范。所以，新政府欲稳定经济，延请荣毅仁出山，便成关键一步棋路。
反观荣家，情形亦不容乐观。企业大批外迁后，本已削弱生产能力，更兼带走大量流动资金和原材料，以至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于荣毅仁来说，刚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探明政府态度。
1949年6月2日下午，荣毅仁的轿车驶向上海外滩的中国银行大楼，会同刘靖基、盛丕华、郭棣活、蒉严芳、胡厥文、侯德榜、刘念义、刘念智等一帮上海实业界人士，一同走进四楼会议室，上海市市长陈毅正在那里虚位以待。
这次会议其实只是一次见面会，形式大于内容，由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主持，旨在提供了解、沟通平台。本着“宁肯多一个，也不要漏掉一个该邀请的人”的原则，上海市政府将这些旧时的资本家悉数请来。坐定后，陈毅操着四川话坦言道： “我知道，你们对共产党是怕的，其实没什么可怕。你们看我们今天到会的几位同志，大概不像是青面獠牙、杀人放火之徒吧。”引自《人物》杂志2009年第6期《荣氏，一个百年家族的背影》一文。
会上，陈毅开诚布公地阐释党的政策，并表示，工商界安心复业，把工厂开起来、商店开起来，有什么困难可以找党、找政府，党和政府说话是算数的。荣毅仁听了心想，“这个政策好”。
座谈会持续了3个多小时，结束时陈毅爽朗地说：“今后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与我们约谈。”这些平日受尽国民党官员压榨的商人第一次产生一种平等相处的感觉，在国民党政府的宣传中，共产党另有一副面貌，直到亲眼看到共产党官员，他们脑海中的模糊形象才丰满、生动起来。1991年，荣毅仁在《陈毅市长给我的第一印象》一文中首次回顾那次会面在内心产生的涟漪：“42年前的一次会议至今历历在目，当时陈毅市长给了我一个终生难忘的第一印象，他是一位普通士兵式的司令员，一位深切了解群众的领导，一位富有人情味的共产党员。”
这无疑是个不错的开端。尽管对政府能解决什么困难将信将疑，但荣毅仁认为，不开工总归不行，不如先开工，遇到问题再说。一回到公司，他就对焦急等候的经理们说： “蛮好，蛮好！马上做好准备，迅速复工。”引自《人物》杂志2009年第6期《荣氏，一个百年家族的背影》一文。
商人见官
座谈会圆满结束，为接下来的交往奠定了基础。几天后，潘汉年邀请荣毅仁、刘靖基和盛丕华在一所大庄园里进行非正式会晤，谈话内容从市场行情、经济大势到个人家世、兴趣爱好，气氛融洽。
作为礼貌，荣毅仁回请陈毅和潘汉年到家中共进晚餐。几番会面，增进了双方了解，荣毅仁心头的疑云亦冰消云散。
荣家子弟多赴海外，唯荣毅仁年轻力壮且擅长经营，自然而然地承担起掌管家族事业的重任。此时的福新、茂新、申新公司正处于低谷，因资金困难、开工不足、市场萎缩，实力大不如前。敏感时期，“三新系”内劳资纠纷时有发生，荣毅仁只身应对，承担着巨大压力。
新中国成立后，工人与商人的地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人翻身当家做主，资本家成为高危人群，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触碰政策红线。适逢政权更迭，经济不稳，劳资纠纷难以避免。关键时刻，上海市政府显示出难得的宽容，不仅体恤民情，对困难商户网开一面，甚至不吝帮助。
1949年年底，临近春节，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导致工厂停工，秩序混乱。“三新系”财务困难，发不出工资，工人意见很大，申新六厂一群性情冲动的青年工人径直闯入荣宅，堵在客厅，言辞激烈，大有“不拿到工资不出荣家门”之势。潘汉年得知此事，安排荣毅仁在上海大厦暂住，让上海市总工会出面进行协调，帮申六申请贷款发放工资，促使事态平息。
这件事对荣毅仁触动极大，如果换做国民党的官员，不仅不会调解，甚至可能趁乱索取私利。从“经历和背景有很大差别的”潘汉年身上，荣毅仁看到“坦诚”和“相通”，很快便引为知己。
第二年春天，全国税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荣毅仁作为工商界代表参加。会上，荣毅仁对改进税收工作、调整税率等问题直陈意见，讲得兴起时，有位干部打断他：“你讲得太多了。”荣毅仁不解：“是你们请我来的，不让我讲话我可以一声不响。”气氛骤然凝固。主持会议的财政部部长薄一波圆场，“我们邀请工商界来提意见，不让他们讲话是不对的”，又劝荣毅仁火气不要太大。
后来，荣毅仁从上海税务局局长那里得知，当晚党内专门对他白天的发言召开会议，展开讨论和批评，许多人都没睡好觉。听闻此言，荣毅仁既不安又感激，还有一丝欣慰，庆幸当初选择留下是明智之举。从此，荣毅仁参加政治活动、建言献策的积极性大大提高。
一个多月后，荣毅仁作为民主人士再上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会前，毛泽东在中南海熙年堂设宴，款待列席会议的工商界代表。当晚，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早在门前迎候。代表们如约而至，周恩来一一向毛泽东介绍，介绍到荣毅仁时，毛泽东握住荣毅仁的手说：“荣先生，你是大资本家呀！欢迎你。”周恩来在一旁打趣：“他是中国民族资本家中的‘少壮派’。”
宴会上，荣毅仁与周恩来同桌，并见到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相谈甚欢。荣毅仁尤其对毛泽东所讲“谁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印象深刻，决心有所行动。
与荣毅仁一同赴会的永安纺织公司经理郭棣活亦深受鼓舞，返回上海后即函告身在美国的伯父郭乐郭乐，永安公司创始人，著名华侨企业家。18岁从广东香山远赴澳大利亚，在悉尼开设永安果栏，在斐吉地区自辟香蕉园。完成原始积累后，1907年在香港创办永安百货公司，并涉足银行业，上海永安百货即为他的产业。1922年进入纺织业，将永安纱厂打造为仅次于申新的第二大纺织企业集团，1939年移居美国，国内产业由侄子郭棣活打理。：“此次在京获见政府各首长，印象甚好……相信人民政府之施政对于我国工商业将有改革，可能在短时期大有进步，前途乐观。”当然，“短期的进步”离不开荣氏、郭氏的配合。
完全守法户
一个检验实际效果的机会很快出现了。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经济困难，政府通过发行公债筹措建设资金，各省市均有认购指标。作为“经济龙头”的上海任务尤其繁重，不仅公债配额庞大，背后还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上海市政府面临巨大压力。不过，上海工商业发达，居民富庶，倘若说服富户出资购买公债，倒并不难完成任务。
郭棣活与荣毅仁回沪不久，正碰上上海市政府动员工商界人士到中国银行大楼认购政府公债，两人积极参与。荣毅仁当场认购650万份债券，以致交钱时拿不出足够的资金。陈毅市长闻讯赶来询问原因，荣毅仁说：“我荣毅仁不认购多一些，别人还会认购多少呢？”荣毅仁的深明大义令上海市政府方面深受触动。另一方面，荣家资金虽不充裕，却异常慷慨，起到很好的表率作用。
荣毅仁投桃报李，政府亦非无动于衷。针对荣氏茂新、福新、申新资金紧张、原料不足的窘况，国家通过发放贷款、供应原料、收购产品委托加工等方式对其大力扶持，并帮助荣毅仁将上海申新各厂重新整合，促成申新纺织公司总管理处的成立，纳入统购统销统购统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项控制粮食资源的计划经济政策，即“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的统称。取消农产品自由市场，对棉花、纱布、食油等物资进行计划性调配，旨在稳定物价、保障供应，20世纪80年代被废除。范畴。
“三新系”恢复生机的同时，国民经济中丑恶现象却与日俱增。
进入1950年后，大批不法分子趁秩序尚未健全浑水摸鱼，大肆行贿、偷税漏税、囤积居奇，部分干部与其沆瀣一气，共同牟取暴利，极大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当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国内进入战时经济状态。许多商人以次充好，大肆销售伪劣产品，因白棕绳质量不佳，曾发生一起沉船事故，11艘船只沉没，80名解放军牺牲，在政府高层引起极大的震怒。
为打击不法行为，将经济拉回正轨，1951年秋，中央高层发动声势浩大的“三反”、“五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是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斗争的统称。
疾风刮到上海滩，遇到一个棘手难题：如何对72家工商户进行定性处理？它们刚为政府分担完公债指标，如果像其他地区那样，不详加区分便定为“违法户”，必将引发工商界不满。况且，国家正在建设之际，抗美援朝正酣，急缺人才、资本，工商户出钱出物，倘若一着不慎，将打击面扩大，伤及无辜事小，“寒了”实业界之心事大，恐将影响日后经济建设。
上海市政府制定一套方案，将这些工商户分为6组，每组12人，限期10天内坦白交代违法事实。
现实并不乐观。一份报告称： “大资本家荣毅仁、吴蕴初、刘靖基、郭棣活等，三催四请仍不参加小组，坦白书亦未送民建会。荣毅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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