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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新传-第1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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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上，周恩来已经写了“拟同意”三个字，又在旁边用铅笔添上了一段话：“可留下他们的通信地址，但对其首席代表在直接接触中应表明，我们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阴谋活动。”
报告是4月3日打的。当时，在日本名古屋，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正在紧张进行着。
一天前，毛泽东已经在看完后的报告上圈批了意见。秘书就此对外交部与体委作了传达：主席已经同意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时，名古屋的世界乒乓球棉标赛已经接近了尾声，各个单项的决赛或半决赛正在进行。4月6日下午4点半，住在藤久观光旅馆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已经接到了国内的指示：“。。可以告诉美国队现在访华的时机还不成熟，相信今后会有机会。可留下他们的通信地址。但对其首席代表在直接接触中应表明，我们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活动。”指示还说，由于同样的原因，加拿大队领队沃尔登女士的美国籍女友不宜在此次来华。
接到了国内的明确指示，代表团负责人赵正洪和宋中作了商量，决定立即通知沃尔登和女友纽伯格女士。至于美国队访华的事，他们只是口头表达过愿望而从来没有正式提出过要求，也不必为此专门前去告知，等到在哪儿相遇时打一声招呼即可。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事已经作罢，划句号了。可是，毛泽东还将这份报告留在他的写字台上，并没有让秘书拿走归档。这件事，还是他思维的焦点。
周恩来在午夜前来过。又谈起过巴基斯坦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传来的信息。还谈起了美国国务院3月15日宣布取消对待美国护照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并说今后只要有正当目的，均可到中国访问。白宫新闻发言人在情况介绍会上提请大家注意这个决定，说：“我们希望对方会有互惠的行动，但我们不会因为无此行动而裹足不前。”联系到2月底尼克松在对外政策报告中表示“准备与北京对话”，称“美国准备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大家庭中起建设性的作用”，周恩来感到，种种迹象表明，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的转折关头；周恩来并不认为不同意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是正确的。美国人想到中国来，已经是明摆着的事实，这在一年以前简直是不可想像的。不但是总统说想来，就是乒乓球队也想来，中国将作出什么反应？
首先该让谁到中国，让尼克松总统？让那个犹太教授基辛格？还是让这伙已经到了门口的球员？
毛泽东面临决策。
周恩来还汇报了外交部和体委的头头讨论邀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分歧。多数同志认为，主席和斯诺讲过，欢迎尼克松到北京，有问题需要跟他解决；现在让美国乒乓球队打头阵未必有利。少数几位同志持相反意见，认为现在未必不是时候，要是邀请美国队访华，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势头。主席也说过，有时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中。周恩来说，打那个报告是老一套，是按老规矩办事，根本看不到当前情况的变化。当然，这是指外交部，体委不能怪它，它不懂外交。外交部应该掌握好这个大局。时机难逢，稍纵即逝。
毛泽东深思着，沉默了。周恩来告辞了。
毛泽东的目光又回到了“大参考”上，他的思绪在活跃着。20天前，周恩来亲笔写来报告，请示派我国乒乓球代表团赴日本参加世界锦标赛问题，鉴于西哈努克的柬埔寨王国政府向我提出不承认朗诺集团有权派球队去名古屋参加乒乓球比赛，提议驱逐他们，周恩来写报告提出我国乒乓球队在名古屋比赛的方针。
他批示了，照办。我队应去，要准备死几个人，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比赛快要结束了。看来，尽管有日本右翼反动势力进行捣乱，死人的事并没有发生。想不到却发生了美国乒乓球队表示想来华访问的事。他跟斯诺说过，寄希望于美国人民。
今天已经是4月7日了。这是31届锦标赛的最后一天，所有的冠军都在今天决出来，发奖，闭幕。想来中国访问的美国乒乓球队，已经到了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已经近在咫尺了。让美国乒乓球队打头阵有何不可？它将为尼克松或是他的特使来北京创造一个良好的气氛。这是打开中美关系的局面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他丝毫没有睡意，就像烽火岁月的时候沉浸在大战前夕的兴奋之中一样。4月的北京天已经亮得早了。屋外有呼呼的风声。天边已经渗出几抹宣纸一般的白色。他毅然作出决定，要秘书转告周恩来，立即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基辛格感到面对的是一个外交巨擘中国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把美国惊呆了。把世界轰动了。成了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
4月7日，上午10点，美国乒乓球队的副领队拉福德·哈里森遇到中国代表团的负责人宋中。宋中向哈里森转达了正式邀请。惊喜的哈里森当即从下榻的皇宫饭店往东京美国驻日使馆打电话，询问有关护照问题。美国驻日大使阿明·迈那不在，接电话的使馆官员威廉·坎宁听说后当场表示，建议哈里森接受邀请。因为大使馆已经接到通知，国务院已经宣布总统决定取消了对待美国护照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坎宁根据自己的理解，美国政府希望和中国改善关系，当然可以建议美国球队接受中国方面的邀请。
坎宁打罢电话迅速找到了迈那大使汇报。迈耶觉得事关重大，应该告诉华盛顿，这样可以给华盛顿一个机会，对建议中的访华旅行可以给予鼓励或者加以阻止。大使馆给美国国务院发了一份加急电报。
此时，东京正午刚过，华盛顿已是午夜。接到电报的罗杰斯国务卿不敢怠慢，署上了意见当即送往白宫。意见写道：“虽然我们还无法断定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邀请的用意起码有一部分是作为回答美国最近采取的主动行动的一种姿态。”
尼克松看了电报，喜出望外，马上批准美国乒乓球队接受邀请。中国人的主动行动以他意想不到的方式进行着。这个行动包含了什么样的信息？美国应该作出什么样的反应？
尼克松连夜将内阁成员召来，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会议。在开会的人员到来之前，尼克松嘱咐基辛格作一下准备，让基辛格在会上就对华新政策作一个概述。尼克松也没有忘记嘱咐，关于与中国在秘密渠道的信件来往及美国的作法不能透露，只能让必须知道的人知道。
基辛格读了电报，也受到震撼。他的感受更为深沉、复杂。他这个学富五车，以高傲自信著称的人，都不能不惊叹中国人行动的高明。如果说，从1969、1970年中美两国的外交小步舞使他觉得对手也懂外交的话，中国人今天这一着使他觉得对手不凡。他隐隐约约地感到他面对的是一个外交巨孽。他在这一场复杂的外交围棋赛中遇到了一个高手。那些庸俗肤浅之辈导演不出那样的外交杰作来。他不由地产生与之较量一番的兴奋。
等一会，他将奉总统之命阐述美国的对华新政策。要知道，两年多以前，也就是1969年底，他受聘来到白宫以前，并不是一个中国通。关于中国的知识，无论是基本知识还是对细微变化的鉴别能力，他都等于零。他连筷子都不会用。
他读过几本毛泽东的哲学和军事著作。在他1957年出版的成名作《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中，摘引过毛泽东的一些警句；但是，书中对“中苏战略思想”分析，还是套用了杜勒斯的冷战观点，把中苏当作“铁板一块”的。1964年10月，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把基辛格吓了一跳。他感到中国就要怒气冲冲地对全世界进行侵略了。而1966年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基辛格看来简直是无法无天，不可思议，8亿中国人简直是疯了。中苏分歧公开化以后，他开始同情苏联人，认为中国人更好斗，更富于侵略性。后来基辛格不但改变观点，而且对新中国有他独到的认识。他向往着飞往中国。——在乒乓球队访华之后，作为总统特使飞往中国。他顶感到这个日子在迫近。使他感到得意的是，他得到的消息中，中国的官员已经在向外国驻北京的使节打听他基辛格了。据说，他们对这位哈佛大学教授怀有敬意，他们看过他的书，他们放出风来：“愿意见见基辛格，同这位高手较量较量。。”
内阁会议室里灯火通亮，该到会的成员都连夜赶来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会议就要开始。基辛格收拾好了文件，走进了会议室。
他刚刚慢条斯理、胸有成竹地坐下，放下文件夹子，尼克松已经从连接总统椭圆办公室的那个门走进来。总统的气色显得格外好。
周恩来赢得一束深红色的玫瑰驻北京的绝大多数西方外交官都期望着能够见一见这个久负盛名、魅力迷人的总理。可是，他们来到北京好些年了，都还未能实现这个愿望。只有个别人因为特殊的背景而获得周恩来的接见，例如法国驻华大使艾蒂安·马纳克。4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亲自接见了美国乒乓球队的全体成员与随团记者。这真使驻京的西方外交官们羡慕死了。为此，连在京的加拿大、英国、哥伦比亚、尼日利亚4国乒乓球代表团成员也一块同时获得接见。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借用中国一句老成语，这叫“陪太子读书”。
这天下午2点半，周恩来面带微笑地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见乒乓球代表团。随团采访的美联社驻东京记者罗德里克在周恩来来到美国代表团坐席跟前时，想了一个花招，以一种弯膝半蹲的姿势，有意识引起周恩来注意，罗德里克曾在40年代访问延安时，见过周恩来。
周恩来素以有惊人的记忆力著称，他马上认出了罗德里克，走过去首先跟罗德里克握手：“这不是罗德里克先生么？我们好久没见面了？”
两人紧紧地握手。56岁的罗德里克因为周恩来相隔多年了还认得出自己，十分感动，紧握着周恩来的手直摇。周恩来盯着他：“我记得你在1946年访问延安时，还是个青年。”
“我在富丽辉煌的大会堂见到总理，想起在延安窑洞里、在油灯下跟总理促膝夜谈，感慨万千。你们伟大的国家伟大的革命前进了。”
“你是历史的见证人哟。”
周恩来与美国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后，坐在斯廷霍文团长旁边的沙发上，作了讲话：“你们作为前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的第一个美国代表团，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尽管中国和美国目前还没有外交关系，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赞成与支持。”美国代表团的成员们热烈地鼓掌。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确实是被当作前来打开中美友好关系之门的外交使节而得到特别接待与隆重欢迎的。
有关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所有具体安排，都在周恩来直接掌握之中。其中比较重要的安排与做法，都由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有关美国代表团在华活动的消息发布，《人民日报》的版面安排，《参考消息》的报道篇幅，都由周恩来掌握。甚至连美国客人下榻的宾馆，用餐的方式，周恩来也亲自过问。
旅游、比赛、看戏，所有的日程也都是周恩来最后决定的。中国的国宝博物馆故宫，在“文化大革命”中关闭了几年。周恩来这次批示：“故宫可在14日开放参观。”重新开放的故宫，首先接待美国客人。周恩来十分关注比赛，再次提到：“我们都胜不好，要让他们赢一点，还要教他们。”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拟好的中美乒乓球友谊比赛的实况转播稿，周恩来也亲自过目，加以修改。
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实际上获得的，是打开中美友好之门的外交特使的礼遇。他们这几天的切身感受到的当然是那特别热烈的掌声。
周恩来问大家：“你们住的怎么样？习惯中国菜的口味么？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
科恩倏地站了起来，他穿了件西装，没打领带，仍是长发披肩。科恩略为欠欠身子，大声地说：“总理先生，我想知道您对美国嬉皮士的看法。”斯廷霍文事前叮嘱过这个格外活跃的科恩，要科恩不要随便拿问题打扰周恩来。这时，斯廷霍文焦急地朝科恩打手势，仍阻挡不住。
大厅里静静的，人们都关心地望着周恩来。
周恩来客气地微笑着打量了科恩一眼，瞄了瞄那蓬松飘垂的长发，说：“看样子，你也是个嬉皮士■。”
周恩来继而把眼光转向大家：“世界的青年们对现状不满，正在寻求真理。在思想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在这种变化成型以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事物。这些变化也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可以容许的。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曾经为寻求真理尝试过各种各样的途径。”科恩正是大学二年级学生，学的是历史和政治学。他原以为在这个最革命的国家，听它的总理评价嬉皮士，一定会听到那种“资产阶级的”、“颓废的”、“没落的生活方式”之类的训词，结果，出人意料。周恩来并没有用革命的大道理训人，还表示出十分理解当代青年的思想。科恩不由自主地为周恩来所折服，钦佩而信服地听着。
周恩来又将眼光转向科恩：“要是经过自己做了以后，发现这样做不正确，那就应该改变。你说是么？”
科恩耸耸肩，友好而诚恳地笑着点了点头。
周恩来略略停顿，又补充了一句：“这是我的意见。只是一个建议而已。”周恩来这番话，在第二天，几乎被所有的世界大报与通讯社报道。4月16日，科恩的母亲从美国加州威斯沃德托人通过香港，将一束深红色的玫瑰花送给周恩来总理，感谢周恩来对她的儿子讲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
事后，基辛格评论说：“这整个事情是周恩来的代表作。跟中国人的所有举动一样，它有许多层意义；描画得光彩夺目的表面是最不重要的部分。对这些美国青年的邀请的最明显的意义是：它像征着中国已承担了和美国改善关系的义务；而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它保证——比通过任何渠道发出的外交信息都更有份量——现在肯定将被邀请的使节将来踏上的是友好国家的国土。”“由于这些选手不可能代表某一种政治倾向，这做法更加具有吸引力。这样中国就可以在根本不可能刺激美国评论界的情况下表明它的真意。”被称“乒乓外交”的这段历史，充分展现出了周恩来外交艺术的智慧与才华，被誉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第六节钓鱼台神秘来客尼克松派遣基辛格秘密访华1971年7月9日下午1时许，一队轿车由木挥地向北转驰三里河路，再向西缓缓驶进一个并不十分起眼的园门，车队在一座楼前陆续停下，年轻的服务员，笑容可掬地接待了一位神秘客人。数天之后，当这位客人离开了北京，在世界舆论的一片喧哗声中，他们才知道这位客人叫基辛格。
基辛格，曾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时任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在他受尼克松聘用以前，与尼克松素无瓜葛，甚至反对过尼克松。到白宫以后，他以自己充沛的精力和过人的才华，纵横捭阖，横议朝政，很快成了美国第二号炙手可热的人物。他这次秘密来华，是为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正式访问作准备的。
周恩来派出按应人员按照事先计划，基辛格这次试探性的访问，要绕道巴基斯坦，乘坐巴航的飞机悄悄进入北京。
1971年7月7日晚，充满伊斯兰风格的巴基斯坦总统府宴会厅金碧辉煌。
叶海亚总统正在这里设宴招待中国客人，执行接待基辛格的秘密任务的我国外交部代表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唐龙彬和执行领航任务的领队徐柏龄、领航员刘志义、随机报务员王今亮和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应邀出席宴会。巴基斯坦出席作陪的有陆军参谋长哈莱德将军、外交秘书舒尔坦，以及国务秘书、安全委员会主席等军政要员。
宴会上，叶海亚总统高度赞扬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为发展中美关系所表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的伟大气魄。叶海亚总统是中国人的朋友，也是美国人的朋友，他为自己能得到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信任，为发展中美两国友好关系而传递信息、安排会晤感到荣耀。
这段时间，在叶海亚的亲自安排下，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被特别允许自由出入总统府。张彤将中国领导人的信件直接转给叶海亚总统。叶海亚亲自记下要点，然后放进总统专用信封，经双层密封后由信使携往美国，交给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希拉里。希拉里无权启封，必须亲自当面交给尼克松或基辛格。
当不久前确定了基辛格将由伊斯兰堡秘密飞往北京后，叶海亚又亲自安排、亲自过问具体计划，指定由外交国务秘书（相当于外交部长）舒尔坦·汗具体负责。计划之中的每一个细节，叶海亚都要过问与推敲。叶海亚不但提供了巴航的波音707专机供秘密飞行使用，还委派他所信任的专用的飞机驾驶员来驾驶。
7月3日，周恩来派出中国的伊尔18型专机将徐柏龄、刘志义和王令亮三人秘密送到巴基斯坦首都拉瓦尔品第。为了不引起外界猜疑，那架专机立即飞回北京。徐柏龄等三人在戒备森严的军用停机坪下了飞机。巴方已经做好准备，未经任何检查手续，便在恰克拉拉基地司令陪同下，乘坐中国驻巴大使的汽车直接驶往中国大使馆。7月4日，中国领航小组同巴方飞行员在中国大使馆晤面，周密地研究了试航计划。中方人员详细地向巴航飞行员介绍了飞行航线，导航设备和机场情况。7月6日，巴航派出一架波音707专机，由巴航飞行员驾驶试航北京，在中方人员领航下安全地在北京南苑军用飞机场降落。
这时，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安排，外交部的代表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唐龙彬4人已经在南苑机场等候。飞机加油后，立即飞回拉瓦尔品第，顺利地完成了试航任务。
宴会间，当叶海亚总统得知徐柏龄曾经多次为周恩来总理驾过专机时，风趣地说：“倘若周总理访问欧洲途经巴基斯坦，我们一定热情邀请他来巴基斯坦访问。他要是不来，我就命令所有歼击机起飞拦截，将周总理座机迫降在伊斯兰堡。你可以报告周总理，我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巴基斯坦人民想念他。”
这个军人出身的总统，以他特有的方式表达了他对周恩来总理的热爱与倾慕。
当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的消息正式公布以后，不少西方报刊说叶海亚总统通过安排基辛格秘密访华而得到了多少好处，这纯属揣测与编造。叶海亚亲自安排了这次现代外交史上最有名的遁身术，为这个复杂而冒险的计划绞尽了脑汁，却并没有对中国或美国要求任何报答。
博士“病”倒伊斯兰堡一架波音707飞机在太平洋上空飞行。
机舱里挤满了各种电子设备。一眼就看出，这不是客机，是一架军用战术指挥飞机。座椅并不舒服。基辛格带的随行人员有助手温斯顿·洛德，年纪轻，笔头快，博学多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中国问题专家约翰·霍尔德里奇，职业外交官，会讲中国话，曾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和东南亚其他地方工作过；亚洲问题专家理查德·斯迈泽，公认是国务院主要的日本问题专家；还有特工人员约翰·雷迪和加里·麦克劳德。
长得块头很大的霍尔德里奇挤在机舱里很不舒服，不满地抱怨：“窝囊！怎么坐这样的一架破飞机。哪像代表美国去执行使命，倒像是去丛林里空投间谍。”
斯迈泽都哝：“就是这架飞机，还是好不容易从战术空军司令部调来的。”“国务院的家伙对我们就是看不顺眼，”洛德也在慨叹，“总统要了两架飞机去圣克利门蒂，这无可非议。阿格纽要一架飞机去非洲闲逛。莱尔德不早不晚也在这时要飞机去视察防务基辛格幽默地插话：“这是上帝考验我们，让我们坐很不重要的飞机，去作很重要的旅行。”
在整个行程中，基辛格都与华盛顿保持着机密的电讯往来。为了迷惑人，基辛格化名“首长”，把中国人叫“主人”。
基辛格在巴基斯坦停留与转飞北京的安排，都是通过中央情报局的保密电讯由美驻巴大使法兰跟叶海亚总统精心策划的。
为了使基辛格在巴基斯坦摆脱到处会遇到的高级官员礼节性的拜访，将由叶海亚表面上邀请基辛格到一个山间别墅进行秘密会谈。可是这样做，基辛格在巴基斯坦的停留时间就不得不定为72小时。而按照公布的行程表，基辛格在巴基斯坦只停留48小时，大致相当于他在印度的停留时间。当时，东巴基斯坦正发生战乱，大批孟加拉难民涌入印度。按国际惯例，在巴基斯坦比在印度多逗留一天就会被理解为偏袒巴基斯坦，从而引起新德里，引起美国官方机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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