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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新传-第1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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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那时，林彪还在台上。9月初，乔冠华病愈出院。“九·一三”那天，周恩来将乔冠华与《人民日报》社崔奇找去准备写关于“九·一三”事件的声明。乔冠华首先想到了为林彪迫害得最苦的陈毅，他特地到301医院，面露喜色地悄声告诉陈毅：“老总，你不是讲‘好有好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么？我今天特地来告诉你，报应到了！到了！因为有纪律，我还不能明说。先让你高兴高兴！”
陈毅盯着乔冠华。从乔冠华脸上流露出的从来未有过的喜悦神态，陈老总猜出了五、六成，惊喜地问：“真的么？”
乔冠华只是笑说：“我只能让你高兴，我还不能回答。”
陈毅受到乔冠华情绪的感染，也笑得很开心。
过了几天，中央将“九·一三”事件正式通知了陈毅。乔冠华又特地赶到医院，将那首改唐人诗的新“塞上曲”“月黑雁飞高，林彪夜循逃。。”吟给陈老总听。陈老总听罢，连声叹绝，两人相对放声大笑。以致使不知内幕的值班hushi感到惑然。
在陈毅的家宴上，张茜为即将飞赴纽约的乔冠华开了茅台，当时已遭癌细胞深深地侵蚀肌体的陈毅遵医嘱不能饮酒，为了庆贺进入联大与林彪倒台两大胜利，陈毅还是和乔冠华频频干杯。
中国代表团走进沸腾的联合国会场11月11日中午中国代表团一行50多人在乔冠华团长、黄华副团长的率领下，乘飞机到达纽约。这是众多友好国家的代表、美国友人、爱国华侨翘盼已久的一天。机场上早就等待着欢迎的人群，其中有23个提案国和所有友好国家的代表，有联合国秘书处的官员和纽约市长的代表，有华侨、华人代表，还有400多名驻纽约的各国记者，他们聚集在专门架设的台架上，摄影机不停地在响着，照着。
下飞机后，代表团正、副团长向前来欢迎的人们一一握手，表示感谢。
团长乔冠华在机场发表了讲话。他谈到：我国代表团将同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的代表一道，“为维护国际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而共同努力”。他也向美国人民表示了良好的祝愿，“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我们愿借此机会，向纽约市各界人民和美国人民表示良好的祝愿。”他的讲话虽简短，却立刻引起了热烈的鼓掌和极好的反响。人们认为，这反映了中国代表团的“积极态度”、“温和调子”，认为中国人“和蔼可亲”。
在代表团从机场到旅馆的途中，有大批记者和群众尾随，也有人驾车跑在前面向代表团欢迎招手。在旅馆，华侨各界送来的大批花篮已摆满走廊。代表团将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交给旅馆经理，请他挂在旅馆大门口。马路对面马上挤满了观看五星红旗升起的人群。
代表团听说，在更早些时候，也就是当天清晨，就有几百名爱国华侨、华人举着毛泽东主席的像和五星红旗，打着写有“热烈欢迎我们祖国的代表”的横幅标语，聚集到机场欢迎代表团。他们不光来自纽约，有的是特地从其他城市赶来的；其中有老人，也有儿童，也有一些美国友好人士的代表。美方出动100多名警察，借口“安全问题”不让他们同代表团接近。先遣小组知道这情况后，即刻来到机场警察指挥处，强烈反对他们的这种措施。经过交涉，才做出了妥当的安排：中国代表团离开机场时在华侨的队伍面前经过。这样，既适当满足了华侨渴望想见祖国亲人的心情，也让代表团有机会向侨胞们招手致谢。
代表团到达后立即开始紧张的工作。正、副团长拜会了正在医院养病的秘书长吴丹，向他递交了出席联大的代表证书；拜会了本届联大主席、印尼代表马利克，以及23个提案国的许多代表。乔冠华对马利克坦率地表示：中国代表团对联合国当前的情况还不十分熟悉，因此还不能立即像大家所期望的那样积极活动。这种审慎立场和谦虚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1年11月15日，是联合国历史上又一个大有意义的日子。
上午10时，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出现在联合国会议大厅。热烈欢迎的气氛顿时弥漫整个会场，形成本届大会的又一（禁止）。许多代表拥上前来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批代表握手，并且纷纷报名要求在会上致欢迎词。由于发言者十分踊跃，大大超过预定人数，原定半天就结束的大会，在中午稍事休息后，下午继续开下去，一直开到傍晚6时40分，先后历时6小时，破当年联合国大会的纪录。
当天，致欢迎词的共有57个国家的代表。有的代表由于时间不允许，还做了书面发言。他们的发言都热情洋溢，气势宏大，深为感人。他们用美好的语言盛赞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指出多年来把拥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和从百年屈辱中站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是最不公正的行为。他们说，现在联合国终于纠正了这一严重错误，正义的立场终于胜利。一、两个国家随心所欲地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各国的霸道行为，终究是行不通的。他们强调，中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使联合国遵循的普遍性原则得到体现，使联合国宪章得以维护，使这个组织“恢复了活力”，“恢复了威信”，增加了它“缔造和平的力量”，也使大家增强了信心。
会上，一些非洲国家的代表还就美国报刊指责他们10月25日在会场内外快乐欢笑和舞蹈进行了理直气壮的反驳。坦桑尼亚代表萨利姆指出：这些都是非洲国家以“恰当的方法自发地表示出他们的满意心情”，谁也无权限制；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主权国家，“我们绝不会为我们的快活表示什么歉意，因为这是一个早就该取得的胜利，这是联合国的胜利，也是世界人民的胜利”。他们的发言向世界宣告，中小国家也在联合国讲坛上敢于扬眉吐气了。乔冠华团长登上讲台。他发表讲话，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他希望联合国宪章的精神能够得到真正的贯彻。他再次宣布中国将同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为维护各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共同奋斗，他讲话后，会场上掌声经久不息。许多国家的代表再次来到中国代表团座席前，亲切握手祝贺。这篇讲话，被共同社记者认为是“不折不扣地在联合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演说之一”，其反响波及全世界。
布什代表美国欢迎中国美国政府多年来一直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已成定局，且是大势所趋，加上中美关系此时开始解冻，尼克松也即将访华，于是，美国人采取了现实的态度，必须和中国代表接触。
但是，这第一次接触怎样开头呢？
在中国代表团出席大会的前一天晚上，联合国礼宾司司长科尔莱向中国代表团透露，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乔治·布什（上届美国总统）很愿同乔冠华团长在会前先见一面。科尔莱同时具体安排了中国代表团第二天早晨进入大会会议厅的路线。中国代表团很快发觉了其中有文章。当11月15日上午中国代表在科尔莱陪同下按既定路线走向大会会议厅时，布什果然也在会议厅门外的走廊上与人“随意聊天”。科尔莱随即将布什介绍给乔冠华。两国代表握了手。这件经过巧妙安排的会见立即在会场内外传为趣闻。就在这次大会上，布什以东道国身份发表了简短讲话，欢迎中国代表。他说，中国代表来到后，“联合国将更能反映世界当前的现实情况”，说包括美国在内，大家都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的历史时刻来到了。”
一星期后的11月23日，当中国常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黄华第一次出席安理会会议时，又出现了同联合国大会上一样的极为热烈的欢迎场面。安理会成员国的代表们一个接一个地致欢迎词，热切期望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更加发挥她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
经过22年崎岖的外交历程，中国人民的合法权益终于被恢复和承认，新中国从北京走向纽约，走向世界，以其固有的丰采展现在国际舞台上。
第十节“老朋友”的保证周书楷发出“警讯”
在微妙的中美外交“小步舞”刚起步的时候，台湾就十分敏感地察觉到此事对自己的不妙。但真正准确判断出美国在旋转中要与自己拉开距离，是尼克松下令第七舰队停止巡逻台湾海峡，他的借口是美国经济困难。这对台湾当局来说等于是一个晴天霹雳。1970年7月15日，台湾“驻美大使”沈剑虹得悉这条消息后，震惊得几分钟内说不出话来。后来他说：“我简直不相信我的耳朵”。他受台湾当局命令，立即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强烈抗议”。翌日上午，台湾“外交次长”杨西昆匆忙约见美国“大使”马康卫，指责尼克松的举动是“最不友好的行为”。但尼克松并不为之所动摇。
基辛格访华，使台湾当局倍感自己已面临冒险或毁灭情势，唯有以冒险以求生存，决不可坐待毁灭。当务之急，是阻止尼克松访华。于是，“外交部长”周书楷公开叫嚷：“如果魔鬼能救我的国家，我也会与魔鬼握手。”联苏举措，呼之欲出。
对台湾当局发出的这种警讯，华盛顿当权者当然不能等闲视之，台湾毕竟是美国的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美国政府决定采取相应的措施，对台湾进行安抚。1971年8月14日，美国众议院议长艾伯特赴台北，转告尼克松关于美国不会抛弃“老朋友”的保证。10月，尼克松又派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里根作为私人代表再赴台北，向蒋介石转交美国总统信件，重申美国“完全烙守”同台湾缔结的条约。特别是1972年1月，美国国务院公开宣称美、台“所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无限有效”。这是给台湾当局吃了定心丸。
1972年2月16日，基辛格在尼克松启程访华前约见沈剑虹谈话，基辛格说：“希望台湾不要对尼克松访问发表任何官方评论，华盛顿和台北不要恶言相向，台、美之间关系不会因尼克松踏上中国大陆而有所改变。”
尼克松率先与周恩来握手2月21日，北京的气候同美国一样阴冷。当尼克松乘坐的“76精神号”专机飞越太平洋出现在人民共和国首都上空时，正巧太阳冲出了厚积的云层照射到大地上。尼克松从舷窗向外眺望，田野是一片灰黄，小村镇就像他看过的图画里中世纪的村镇一样。
上午11时10分，尼克松总统的副机到京，美国人做事相当认真，元月3日，总统国家安全副助理黑格就带了一个庞大的先遣技术小组到北京。他们在首都机场建立起一个电视转播台，并进行其它准备工作。先遣组为总统座机确定将要滑行的路线、停放的位置。机门朝哪个方向打开？总统从哪个点下飞机？舷梯放在哪个角度？这一切，都用皮尺量好，然后划上标志，固定下来。就连飞机的前轮将停在哪块地板上，主轮压在哪个点上，都测量后做上记号。
间隔20分钟以后，总统专机平稳地停定在候机楼前。舱门开了，穿大衣的尼克松与其穿红大衣的夫人帕特两人走出舱门。出乎这位美国总统的意料，机场的欢迎是冷调子的，没有欢呼雀跃的群众，没有迎接国家元首的红地毯，没有礼炮。只有一面美国国旗，和一面五星红旗并排在机场上空飘扬。由于当时中美尚未建交，中国只能以附合这种情况的礼遇接待这位第一次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周恩来站在舷梯脚前，在寒风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也掩盖不住他的瘦弱。紧随他身后的是李先念、叶剑英等领导人和包括各界代表的百余人，没有外国驻华使节。
当尼克松下到舷梯快一半时，周恩来带头开始鼓掌。尼克松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报。
当尼克松走完梯级，离地面还有三、四级台阶时，便经微笑着伸出他的手，周恩来那只手也伸了出来。俩人紧紧地握着手，轻轻地摇晃着，足足有一分多钟。周恩来说：“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呵。”
尼克松日后回忆：“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待尼克松和周恩来的历史性握手圆满结束，随着通讯卫星向全世界实况播出，这时，罗杰斯、基辛格、霍尔德曼等代表团成员，才获准涌出机舱，走下舷梯。
原来，特别重视电视的神奇作用的尼克松已经下令对电视转播作了精心的计划安排。中美两国隔着太平洋遥遥相望，在时差上，中国的北京时间比华盛顿时间早13个小时。中国每天上午的活动可以在晚上电视的黄金时间传到美国，晚上的活动又可以在早晨的电视上作实况转播。因而，尼克松特意安排他到达北京的时间是21日上午11点30分，也即是美国东部标准时间星期日晚上10点30分，正是电视观众最多的时刻。
为了突出美国总统到达北京这一历史性镜头，尼克松和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早已决定：当电视摄像机拍摄尼克松走下舷梯第一次和周恩来见面与握手时，镜头里美方应该只有总统单独一个人。他要纠正传闻中1954年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的失礼行为；此时，不能有其他美国人在电视镜头中出现而分散观众的注意力。就连罗杰斯和基辛格这样的人物，也被告知要留在飞机上，直到总统与周恩来握手结束。但是，霍尔德曼还是不放心，还特别委派一名强壮高大的副官待总统一走出机舱就挡住飞机的通道。于是，当尼克松走下舷梯时，身后不再有人跟随出来，不像往常国家首脑来访时常见的，代表团成员及随员们会尾随着元首沿舷梯鱼贯而下。长长的舷梯只有尼克松与夫人两人迈步走下来，仿佛偌大的“76精神号”专机只载着他们俩人。尼克松被介绍给所有中国官员，然后站在周恩来的左边，这时军乐队演奏两国国歌。
周恩来陪同尼克松检阅仪仗队。仪仗队的士兵一个个身材高大健壮，衣着笔挺，精神抖擞。周恩来和尼克松在长长的威武的队列并踏着节奏鲜明的步伐走过时，每个士兵都神态昂扬地微微转动着头，行着注目礼，使人觉得庄严、肃穆、兴奋。
周恩来和尼克松同乘一辆防弹红旗高级轿车进城。当车队驶至长安大街时，尼克松心里还满以为真正的欢迎仪式可能在天安门广场等待着举行。尼克松在白宫作访华准备时，观看过天安门前人山人海向毛泽东欢呼的纪录片镜头，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他在飞机上曾经想过，要是他受到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的欢迎，那么，盛况将不亚于他在贝尔格莱德和布加勒斯特受到的接待。可是，车队通过天安门广场时，广阔的广场空无一人，据说许多行人被挡在横街小巷里。尼克松的希望落了空。他的心情有点黯然。他注意到连大街也是空的。
这时，周恩来一一将天安门广场的主要建筑指给尼克松看：“这是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在这里会见群众。那是人民大会堂，人民代表开会的地方。。”
尼克松“哦、哦”应着，看着窗外。他是觉得有点冷淡；但是，外表没有明显地流露出他内心的感觉。
尼克松住入18号楼汽车很快驰入钓鱼台国宾馆。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在尼克松与基辛格及白宫来的工作人员下榻的18号楼等候。
18号楼被人戏称为“元首楼”。它是一座二层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建筑物，建筑面积约4000平方米，楼身洁白，飞檐绿瓦，门前悬挂着盏盏大红纱灯，有一种非凡的气派。
元首楼一楼有一处328平方米、布置精美的室内花园，厅内铺着绒毯般的塑料草坪。花园的东南、西北角分布着造型优美又形态各异的山石和水池，水池中喷泉飞花，金鱼攒动。池边围种着四季花木有山茶、棕竹、散尾葵、兰草、杜鹃、梅花、玉兰、芭蕉等。由于这里无论是那个季节都显得妩媚可爱，生气勃勃，所以被称为“四季厅”。
步入宾馆后，大家在会客厅摆成大圆圈的沙发上就坐，周恩来在叶剑英、姬鹏飞、乔冠华等官员的陪同下，一一招呼了美国代表团的每一个成员，他在寒暄中还经常开几个玩笑，显出自信与轻松。让尼克松第一次亲自领略了周恩来的风度。
午宴结束后，尼克松一行人各自回住房去盥洗。
罗杰斯和国务院的人员住在不远处的一幢稍小的6号楼，基辛格前两次来访时在这幢楼里住过。
从住处的安排上能体察出周恩来很熟悉美国的国情，知道美国行政机构内部奇怪的相互制约和平衡。
刚一会儿，周恩来来找基辛格。他俩在会客室刚见面，周恩来不像往常一样先开开玩笑，直接说，“毛主席想会见总统，请你也一同去。”
尽管毛泽东要会见尼克松，这是有所准备的；基辛格却没有料到安排得那么快，他内心还是很高兴，却控制住没有明显流露出来。他想到周恩来没有提到请罗杰斯国务卿一块去，他也不打算问，他想到的是自己能干的助手洛德，便问：“我能否带助手洛德去作记录？”
周恩来点头同意了，语气有点急：“主席已经请了总统，主席想很快就和总统见面。”
基辛格知道毛泽东和他所蔑视的历代皇帝一样深居简出，神秘莫测。据说，没有人能事先和他约定见面的时间，他的召见都是突如其来的。因而，基辛格马上去请尼克松。那里，尼克松正想洗一个淋浴，侥有兴趣地欣赏着卫生间。他听说当年赫鲁晓夫做为第一名客人住进了总统套间时，曾抱怨卫生间的浴池太小了。难以容下他自由的想象。细心的周恩来知道之后，马上请人重新设计，着实改造了一番，才成今天这种样式。
毛泽东驾驭整个会晤打开中美关系的决策是毛泽东主席作出的。他对尼克松的来访很重视。
尼克松刚吃完午饭，毛泽东就决定会见尼克松。
高级红旗轿车穿过西长安街，驶进有两个解放军士兵站岗的新华门，绕过红墙，经过安静无人的甬道，驶至“游泳池”。
14时40分尼克松与基辛格在周恩来的陪同下走进这个四合院，穿过一条宽过道，绕过一张乒乓球桌，进入了毛泽东的书房。
基辛格后来对毛泽东的书房作了如下的描述：。。这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下也堆着书，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摆有一张简易的木床。我们第一眼看见的是一排摆成半圆形的沙发，都有棕色的布套，犹如一个俭省的中产阶级家庭因为家具太贵、更换不起而着意加以保护一样。每两张沙发之间有一张铺着白布的V字形茶几，正好填补两张沙发扶手间的三角形空隙。毛泽东身旁的茶几上总堆着书，只剩下一个放茉莉花茶茶杯的地方。沙发的后面有两盏落地灯，圆形的灯罩大得出奇。在毛泽东座位的右前方是一个痰盂。来访者一进入房间，毛泽东就从沙发上站起来；在我最后两次见他时，他需要两个护理人员搀扶，但他总是要站起来欢迎客人的。
毛泽东站起来，微笑着望着尼克松。他虽然大病初愈，但眼光锐利，神态略带嘲讽。他说话已经有点困难，但他并不避讳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他患了支气管炎与肺气肿，经常喘息，咳嗽，吐痰，所以他的脚边摆着大痰盂。他的病是他长期大量吸烟所致。他曾经遵医嘱努力戒烟，但是戒不掉。
他朝尼克松伸出手，尼克松也朝他伸出手，两人紧紧地握手了。尼克松将左手也搭了上去握着，毛泽东也将左手搭上去握着。俩人都笑了，两个人的四只手相叠在一起握了好一会，大大超过了正常礼节的握手时间。是不是他俩都想将20多年由于相互敌视而失去的握手机会都弥补回来呢？
毛泽东也和基辛格握手，上下打量着基辛格，还用下颏点了点头，说：“哦，你就是那个有名的博士基辛格。”
基辛格笑着说：“我很高兴见到主席。”
基辛格感觉到，除了戴高乐以外，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成了凌驾整个房间的中心，而这不是靠多数国家里那种用排场使领导人显出几分威严的办法，而是因为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这个身旁有一名女hushi协助他站稳的高大魁梧的人，他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力量和权力的巨大的作用的见证。毛泽东很随便地谈起话来。他对尼克松说：“你认为我是可以同你谈哲学的人么？哲学可是个难题呀。”他开玩笑地摆了摆手，把脸转向基辛格，“对这个难题，我没有什么有意思的话可讲，可能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
当尼克松在列举一系列需要共同关注的国家和地区就国际问题谈论具体细节时，毛泽东又摆了摆手，指着周恩来说道：“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谈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去谈。我谈哲学问题。”
毛泽东接着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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