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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新传-第1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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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种种交流等其它问题都无从谈起。”
坐在两边的翻译曹桂生和韦东，跟着大使，逐字逐句地进行翻译，他们以精细的技巧翻译，不但译得十分准确，而且译出语气，使大使滔滔不断的说话，变得像直接在讲英语一样。
“事情总是有主有次。”黄镇压低了声音说，低得差点听不出。他能够从大声疾呼一下子转入到低声细语是能吓唬人的。
于是桌子周围的人都静下来。
“我可以向基辛格博士转达你们的意思，”沃尔特斯没有争吵，但带点警觉的口气说，“并不需要我们在此决定什么，重要的是传递。”
“是这样，”黄镇指了指房间里准备的茅台酒和小吃，微微一笑，“到我们解决次要问题并可以自我作主的时候了。”
黄镇给沃尔特斯斟了茅台，但沃尔特斯摆摆手：“我还得开车回去，不愿意因醉酒开车而被拘留。”
黄镇让沃尔特斯吃蜜枣，但沃尔特斯拿起一块杏脯。黄镇问道：“你是否陪同基辛格博士一起访华？”
沃尔特斯摇摇头：“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消息。”
“我已向中国政府谈过你的情况，你为打开这关闭了25年之久的中美关系大门出过力。”
“我很希望博士带我一起去中国访问，可是他决定不这样做。”
“我喜欢同基辛格博士交谈，博士谈话很坦率，开门见山，而且很幽默，他是否曾在军队服役？”
“是的。”
“是什么军衔？”
沃尔特斯思索了一下，把基辛格在二次大战时最后的军衔告诉黄镇：“他是上尉。”
“哦，”黄镇说道：“这么说他得向我们两人敬礼■，我们都是将军呀。”“是啊，”沃尔特斯故作遗憾，耸了耸肩膀，“大使先生，或许他仍然会向您敬礼。可惜他不会再向我敬礼了。”“为什么？”黄镇询问着。
“在美国，军人在政治上没有地位，不能竞选公职，而且在参加政治集会时不能穿军服。还有一条法律规定，在最近十几年内曾在军界供职的人不能当国防部长。这是不合理，也是不公平的。”
黄镇又问：“美国陆军军官在什么年龄退休？”
沃尔特斯答道：“作为少将，我将在58岁退休，如果我被提升为中将，就能服役到59岁。”
黄镇摸了一下斑白的头发，仰靠在沙发上，感叹道：“我在你们国家就该退休了。”又问道，“你退休后是否还给配备汽车和司机？”
“不配备了。不过我能领取一笔数额不小的退休金，这样我就能过十分舒适的生活，但不会给我配汽车和司机了。”
黄镇笑了：“可是我们国家就会给我配备。”
沃尔特斯也笑了：“对呀，大使先生，我认为正是贵国绝对平等主义社会的一大好处啊。”
黄镇大笑起来，用手拍拍沃尔特斯的背，“你们美国人真幽默！”
9月22日，沃尔特斯接到一秘曹桂生的电话，说有事商量。他把汽车停在五六个街区以外的地方，然后再向大使官邸走去。他不时用小镜子照照，或回转身来看看后面有没有人跟踪。他会见了黄镇大使，进一步交换了有关基辛格的飞机和上海虹桥机场指挥塔进行通讯联络所用频率的问题。不知怎么谈起有关语言问题，沃尔特斯为不会讲汉语感到遗憾，黄镇也为不会讲英语而懊丧。彼此探询了各自会讲的语言后，终于找到了一种彼此都懂的语言，那就是俄语。于是他们试着用俄语交谈了几句，可不一会儿，两人就对着眨眼，彼此都听不懂各带自己乡音的俄语。
那一晚，黄镇兴致极高，举起茅台酒，硬和沃尔特斯干了一杯。他脸上放光，连说带比划，终于使沃尔特斯听懂了这句俄语。
“永远也不会有人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黎的大使和美国驻法国武官会在一起用俄语交谈！”
沃尔特斯告别时，已是深夜。黄镇亲热地把手臂搭在沃尔特斯肩上，一直送到门口。沃尔特斯则提心吊胆，四处张望，他怕他的访问会被苏联人、甚至中央情报局或联邦调查局嗅出味道，幸好，外界一无所知。
第九节蒋介石再叹“反攻”无望蒋介石后悔不敢建立内线1971年9月13日，林彪仓皇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时年65岁。蛰居台湾而梦想反攻大陆的蒋介石，此时已年届84岁。得知林彪折戟沉沙，禁不住老泪纵横。蒋介石之所以悲枪泪涌，并非留恋自己与林彪的师生情，而是另有隐衷——正当林彪在文革中出尽风头，大红大紫时，偏居台湾的蒋介石在国民党一次中常委会议上就直截了当地说：“我不相信林彪这个人会忠于毛泽东。”会后，蒋介石的秘书陶希圣（陶系黄冈人，与林彪是小同乡）问及此事，蒋说：“你查一查1945年的档案就知道了。”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林彪曾受命前往重庆，面见蒋介石，为毛泽东主席与蒋的谈判打前站。林彪见了蒋，显得毕恭毕敬，一口一声地称“校长”。蒋说：“你们共产党还让这样称呼吗？”林彪谨慎地答道：“我尽管在共产党内，将来校长一定晓得我能为国家做什么事。”当着蒋介石的面，林彪不敢长谈，他表示有一些“意见”想通过蒋的心腹详谈，然后转达给蒋。蒋即传唤军统局副局长郑介民（郑也是黄埔生），当着郑的面说：“林彪同学有些事情要与你充分交换意见。”郑介民即与林彪在嘉陵江畔的一家小饭馆吃了一顿饭，作了几个小时的长谈。随后，郑介民向蒋递交了一份很长的报告。60年代陶希圣查阅过的这份郑介民所写的长报告，至今仍保存在台湾阳明书屋（该书屋专门保藏蒋生前的档案文献资料）。
60年代蒋介石断言林彪不会忠于毛泽东，是基于抗战时林彪在他面前的直言不讳，而且蒋手里头也确实掌握了一份有关林彪所述意见的长篇报告。林彪死后，蒋介石很难过，几次对秘书陶希圣提起“可惜当初不相信林彪而不敢建立这条内线”。
此后，国际上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使蒋介石再次感到“反攻”大陆实在是遥不可及了。
激动人心的时刻1971年10月25日晚，加拿大首都渥太华。
罗马尼亚驻加拿大使馆官邸灯火通明，觥筹交错。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黄华正在这里作客。
晚餐过后，好客的主人留下中国客人边喝咖啡边聊天。此刻正在进行的联合国大会自然成为宾主讨论的中心话题，他们就大会能否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大席位和一切合法权利提案各叙己见。
突然，主人16岁的女儿从二楼匆匆而下，大声喊着：“通过啦！中国的席位得了三分之二还多的票数！”
主人急忙请黄华一行到二楼收看电视。大家迫不及待地来到电视机前，只见荧屏上正播放联大大会厅的场景：大厅里灯火辉煌，会场情绪沸腾，大多数代表激动地站了起来，对刚被通过的联合国大会第2758（26）号决议报以热烈的掌声。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高喊：“我们胜利了！”“中国万岁！”他们互相祝贺、握手、拥抱，来自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一些代表甚至高兴地舞蹈起来。。随着镜头的转动，荧屏上出现了另一种场面：蒋台代表垂头丧气，结结巴巴用英语争辩了几句后，狼狈而去。。看到这里，黄华大使内心激动不已。中国多年来奋斗的外交目标又有了重大的突破。客人们在接受了主人的祝贺后连忙赶回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大家又围在一起收看电视台重播的这一震动全世界的新闻。在距离伟大祖国万里之遥的使馆，这一夜成了大家难忘的时光。
美国总统尼克松今天极为颓丧、恼怒。联大表决的时候，尼克松坐在白宫书房的沙发上看电视。他神情专注地直盯着电视机，有个不知趣的工作人员要进来请示工作被他挥手示意赶了出去。电视机播出联合国宽敞的、蓝色和金黄色的大厅里挤满了代表和观众。大厅里气氛紧张，十分安静。当电动记数牌上的灯光表明美国的提案被击败，阿尔巴尼亚的提案获得通过时，尼克松气得脑门筋都鼓了起来，下颏扭得更歪。他粗暴地敲了一下沙发扶手，跳起来，跑过去，将电视机关了。刚才被赶出去的那人走了进来。尼克松十分恼火地对他吼道：“太不像话！太失礼了！我感到十分震惊！在一个国际讲坛上的表现如此恶劣，它可能非常严重地损害美国对联合国的支持。。”与此同时，地球的另一端，中国首都北京。
新华社的编辑们认真地收看着一条条外电，跟踪着联大会议的情况。大家在紧张、期待中度过了分分秒秒。奇迹出现了，北京时间上午时分，世界各大通讯社几乎在同一时候发出快讯：联合国1971年10月25日夜以压倒多数的票数通过了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利的23国提案，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被视作真正代表人民的新生力量正式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了。。编辑部沸腾了：人们忘了一夜的劳顿，迅速地把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泽成中文，通过电波传向祖国的四面八方。
事隔多年，当笔者向一位当时的值班编辑谈起此事时，他无不幸福地说：“读着那些消息，我心情不知有多么激动，多么兴奋。”
是啊，做为一个中国人，做为一名知识分子，做为一名首先获悉这一令炎黄子孙自豪的消息，他怎么能不为之兴奋和欢呼呢！
众所周知，中国原是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蒋介石的统治后，新生的、真正代表亿万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要取代蒋介石集团窃取的联合国席位，但是，由于美国等一些国家从中阻挠，使蒋台政权代表仍然霸占联大的席位。人民共和国为了赢得国际的支持，为了代表中国人民的意志在世界大舞台上发挥应有的作用，作出了外交上的积极努力。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到1971年获得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整整22个寒来春往，新中国走过了一条艰难而又崎岖的外交历程，一段令人回味无穷的风景线。
周恩来和基辛格开了一个玩笑“博士，欢迎你很快回来共享会谈的愉快。”
周恩来的脸上充盈着笑，当他把第二次访华的基辛格一行送至钓鱼台的楼门口，用英语向他告别。
被称誉为世界超级谈判大师的基辛格对于周恩来的谈判方式感到震惊，也十分钦佩。他曾代表美国经历了多次谈判，其中包括苏联人、越南人，但没有碰到过眼前这样的对手。周恩来在确定一种合理解决问题的观点后，一步就跨到那里，然后坚持立场不变。这样做，一开始就接触问题实质，显出了谈判者的真诚。基辛格在日后写的回忆录中透露：只要有可能，我在后来同别人进行的一些谈判中总是尽量采用这种办法——有人把这种办法斥之为“先发制人的让步”。事实上，尽管开头的让步似乎大一些，但与那种“色拉米”香肠式的办法相比，几乎可以肯定，总的让步还是比较小的。这种一步跨到一个合理立场的战略明确无误地摆出了无可改变的立场；这样做更容易维护自己的立场，而那种旷日持久、零敲碎打的细小步伐所积累起来的效果却是不容易维护的，在那样的过程中总是会掩盖问题的实质。
这一天4点多钟，天还没全亮，中美双方又继续在钓鱼台里讨论公报，修饰文字了。这就是以后震惊世界的上海公报。两方在基辛格上机之前又对文本进行讨论。将近9点钟的时候，秘书将刚刚得到的联大通过接纳中国的消息，悄悄地告诉了周恩来。
如果说周恩来用英语向基辛格告别是一种喜悦的流露，那么乔冠华与基辛格的这段对话就可具玩味了。
“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大我国能恢复席位么？”在由钓鱼台驶往机场的红旗轿车内，乔冠华问，“我得到消息，现在这个时候，联大正在对恢复我国席位进行表决。”
基辛洛不假思索地一笑，说：“我估计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大。”
乔冠华狡黠地眨了眨眼：“你估计我们什么时候能进去？”
基辛格扶了一下眼镜：“估计明年还差不多。待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后，你们就能进去了。”
乔冠华仰脸哈哈大笑，笑声十分豪爽：“我看不见得吧？”
就在刚才基辛格快要离开钓鱼台的时候，周恩来瞅空低声告诉乔冠华，联大表决结果已经传来，赞成接纳中国、驱逐台湾的阿尔巴尼亚等国提案已经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表决结果是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周总理为了不使基辛格难堪，没有将这个消息告诉他。
机场上，我方人员在叶剑英的带领下给基辛格送行，他们从眉宇、神态都露出了异样的喜悦。自信的客人还以为中国人今天特别高兴是因为公报文本的构架已经基本上定了下来，大概中国人因为公报基本上采用了中国提出的方案才显得特别高兴吧！
基辛格的飞机启动了，很快驶向跑道。望着腾空而起的飞机，叶剑英抑制不住兴奋说开了：“基辛格上飞机得知了联大的消息，不知道他作何感想？！”
果不其然，基辛格乘坐的“空军一号”专机刚刚从北京起飞，电讯员就给他送来了电讯稿。基辛格一看，大为惊讶，将电讯稿递给助手们传看。电讯稿上打着：联大刚才已以76票对35票通过接纳中国，并驱逐台湾。
基辛格双手捧着头，好一会才抬起头来，表情复杂地说：“我说过，光是中美接近就会使国际形势产生革命性的变化——连我自己对此也认识不足。”
基辛格说罢，苦笑了一下。
洛德望着舷窗外的云海，慨叹着：“周恩来太厉害了！让我们否定了自己的方案，接受了他们的方案，而且高高兴兴，心悦诚服。。”
基辛格想不到他担心的事到来得这么快！他的心茫然地往下坠着，显得格外沉重。刚才离开钓鱼台时的欣喜心情已消失殆尽，变得有点苦涩。阿尔巴尼亚提案以压倒多数通过了。美国政府花了很大的力量去制订和提倡的双重代表权和把安理会席位给北京的提案，已经没有得到表决的机会。美国从来没有这么惨重地失败过。这要怪谁呢？一批和美国友好的国家一方面不愿同美国对立，另一方面讨好强大的中国又对他们有利。当美国对北京采取敌对态度的时候，他们害怕投票赞成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受到惩罚。现在我们自己要跟中国和解，他们就不再怕美国的惩罚了。基辛格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在思索着。
电讯员又送来电讯稿，白宫要他在回国途中在阿拉斯加停留，以免在联合国表决的这一天回到华盛顿。基辛格立刻就品味出这份电讯的含义：实际上是说他的北京之行要对美国在联大的失败负责。他回想起上个月即将公布
第二次北京之行前夕，罗杰斯和他的争论。毫无疑问，他判断得出，这一定是罗杰斯施加了压力，白宫才叫他在阿拉斯加停留的。
停就停吧。秋未的阿拉斯加已经十分寒冷。基辛格及其助手们心情都十分颓丧。一个个都沉默着。
基辛格一行从阿拉斯加飞回华盛顿，降落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一个偏僻的角落。天低云暗，机场上冷冷清清，没有记者，没有摄影师，只有个别工作人员来迎接。跟三个多月之前，基辛格第一次赴北京归来相比，那次总统亲自热烈地在圣克利门蒂西部白宫的机场迎接；这次就显得太冷落了。基辛格乘坐的“空军一号”飞机抵达以后，这一行人本来还怀有几分英雄载誉归来的情绪，一下飞机，就被一股莫名其妙的冷风刮走了。基辛格还联想到，“七·一五”公告以后，自己名声大震，声望日高，已经有种种迹象表明，总统对此显示出不安，有一家报纸还瞎凑热闹，说基辛格的名望已经超过了总统，这无异于给本来已经不安与恼火的总统火上加油。
走下舷梯后，扑面的冷风使洛德伸手把外衣的领口紧了紧。霍尔德里奇则脸色阴沉地对基辛格说：“看来，他们将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美国的失败归罪于我们去北京的访问。”
基辛格嘴角泛出一丝苦涩的笑。他继而又想，北京取得联合国的席位，这到底是不可逆转的历史的决定，只不过比预料来得早一些罢了。中国的哲学中就说过有所得必有所失的哲理，打开了神秘的中国之门已经是难能可贵的成功了。他想，尽管尼克松可能脾气乖戾、气量狭小，他也不致于拿即将到手的胜利或者他的外交政策的关键因素来冒风险的。
组团去纽约这次联大表决结果，也是出乎我国领导人意料之外。他们也估计在一年或两年之后才能恢复在联大的席位，所以还没有一点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10月24日，基辛格在会谈中问及周恩来对美国“双重代表权”提案的观点时，周恩来说：“对中国来说，台湾的地位比联合国的资格重要得多。中国不会按照‘双重代表权’的方案进入联合国。中国人有的是耐心，还可以继续等待。”
送走了基辛格，周恩来稍事休息以后，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外交部党组及有关人员讨论联大问题。主要是讨论派不派人出席正在纽约召开的26届联大？国民党的代表已经带着他的三个顾问悄悄地收拾文件包离开了联大会场，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联大的席位已经空出来了，我们去不去？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已经发来电报，请我国派代表团去出席联大，我们去不去？在当时的特定情景下，“左”的阴影还笼罩在中国土地上。那里，对联合国这个机构的认识也不能不带上“左”的色彩。当时，一般人认为联合国大会是资产阶级讲坛，是受美苏两大国操纵的，认为这不是民主的讲坛，不能真正为受压迫民族与受压迫人民讲话的。当时，外交部党组织经过商量，决定不去，准备回一个电报给吴丹秘书长，感谢他的邀请，我们也很高兴，并说早就应该恢复我国在联大的合法席位；但是，中国决定目前不派代表团去参加。
当天下午，正在大会堂讨论去不去的时候。毛主席给周总理来电话，询问此事。周恩来汇报了讨论的情况，及外交部党组的意见。毛泽东明确指示：“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我国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另一个就是恢复联大席位。”
周恩来说：“我们刚才曾经考虑让熊向晖带人去摸一摸情况。”
毛泽东说：“派一个代表团去联大，让乔老爷作团长，熊向晖可以作代表或是副团长。开完了大会还可以回来。”
那时，外交部国际司由最冷清的司于一夜之间变得特别重要了。
“乔老爷”就是乔冠华。经毛泽东明确指示与点将，代表团的组团工作在高度紧张、繁忙中进行。这是中国第一次到联大向全世界亮相，组团工作由周恩来亲自主持，代表团人员都报经毛泽东主席亲自审定。还经毛主席同意，委派高梁带领一支由5人组成的先遣队去纽约打前站。当高梁率领先遣队到达美国时，引起的轰动与关注，就好像外星来客一样，西方各大报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加以报道。
乔冠华连续数夜赶写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稿。他一边喝茅台酒，一边凝思挥毫写就，最后送毛泽东、周恩来审定。乔冠华书写这篇发言稿，特别感到扬眉吐气，为之振奋。他在1951年，曾经跟伍修权一块代表中国去纽约参加联大；那是当时美国操纵的联大指责我们侵略，伍修权、乔冠华是代表中国去控诉的。这次，事隔20年，乔冠华又去联大，是以常任理事国代表团团长身分去对全世界发言的。他的声音将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声音。乔冠华离京前夕，当时还在患病的陈毅设家宴为他饯行，驻法国大使黄镇也来作陪、祝贺。陈老总为乔冠华饯行，表示他对中国外交打开了新局面的热烈祝贺和由衷的高兴。陈老总和乔冠华在外交部共事多年，尤其是“文化革命”这几年患难与共，使他俩感情笃深。
开始“文革”动乱的时候，造反派高喊“打倒陈、姬、乔”。到1971年的时候，姬鹏飞、乔冠华已经恢复了工作。陈毅受到林彪的迫害，处境还十分艰难。但是陈老总尽管身处逆境，仍然关注国际形势的新动向与中国的外交工作。林彪曾经一席剥夺了陈毅看外交部文件及新华社《参考资料》（即“大内参”）的权利，也阻挡不住陈老总对党、国家和人民的一片赤诚之心；1969年在老帅讨论国际形势的座谈会上，陈老总顶着“左”的压力，不顾个人安危，向中央提出过打开中美关系的提议。在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期间，毛泽东听有人还不准陈毅看外交部文件，指示要让陈老总看文件。当时，外交部大楼里盛传陈老总即将重新恢复外交部长的工作，这反映大家的心情：盼望陈老总能在我们外交有新起步的时候回来主持工作。
1971年7月，基辛格第一次访华时，患肠癌的陈毅与患肺结核的乔冠华都住在301医院治疗。他俩在医院里推心置腹，不仅畅谈了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也谈论了许多关于林彪的话，那时，林彪还在台上。9月初，乔冠华病愈出院。“九·一三”那天，周恩来将乔冠华与《人民日报》社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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