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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新传-第1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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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退，不过短短的一份讲稿，那次花去他好久的时间，他才背诵完毕，然后疲累地躺下去，闭目沉思。
蒋孝勇担心他没办法和过去那佯，把讲稿很流利地在大会现场琅琅上口，所以，特地在那年的“行宪”纪念日大会会场，作了一些特殊的布置，例如，把蒋经国要上去讲话那张讲台上面，制作了一个呈弧形的板子，这块板子主要是为了可以放置蒋经国的那份大字讲稿用的。（奇*书*网*。*整*理*提*供）“蒋孝勇”是为了防止蒋经国一旦忘了稿子内文时，还可以看看稿子内文，一边提醒他。
蒋孝勇的巧思的确发挥了功用，那次的“行宪”纪念日发生民进党籍国大代表举抗议布条闹场事件，民进党人在台下高声呼喊口号，可是，在会场上方的主席会上，蒋经国根本不知道台下在吵嚷些什么，至于台下民进党人举的布条，因为蒋经国极为衰退的视力，他也看不见台下的详情，加上他是忍着身体的巨痛去的，在他发表完简短的致词，侍卫人员担心他体力无法负荷，便匆匆推着他的轮椅扬长而去。随从人员都认为，蒋经国那次并没有发觉台下有任何异样。
有人说，二个星期后，蒋经国突然过世，他可说被民进党气死的，这个说法是有些牵强附会的。
死于七海官邸1987年八九月间，医官程寿山为蒋经国量血压，量完不禁吓了一大跳，乖乖，蒋经国的血压居然只有正常人指数的一半，这还了得，得马上处理，他立刻向召集人报告，然后连忙把他送往“荣总”急救。
蒋经国进入“荣总”五号总统病房，医生作了初步检查，决定立刻为他作紧急输血处理，紧急输血输了500cc，才把情况稳住。
这次的住院，经过院方的详细检查，发现蒋经国大部份的内脏功能都已经明显衰退，而且有严重坏死的倾向，这对一个糖尿病的病患来说，无异是一个最不好的警讯，等于宣布离死期不远，当时，这个讯息除了蒋孝勇及医生以外，没有任何人知道。
然而，蒋经国的车队还是“早出晚归”，就是早上开出官邸，晚上再开回官邸，其实车里根本是空的，蒋经国人还在医院里面。
1988年的元旦前后，“荣总”检验人员大概每隔二三天就来为蒋经国抽一次血检验，而且更严重的是，检验师居然找不到蒋经国的血管。
服侍蒋经国多年，侍卫们对他的心理起伏周期，可说了若指掌。通常他在每个礼拜二晚上开始，就有心情烦躁，举止不安的情况。照往例，他的秘书王家骅每个礼拜三早上，会比平日稍稍早一点抵达官邸，向他请示一些事情，这时，蒋经国也会告诉他，今天到底会不会去主持中常会，除非是身体实在支撑不过，否则，蒋经国即使是硬撑也要去党部主持中常会的。
所以，从礼拜二晚上开始，蒋经国就开始显得十分焦躁不安，没有人知道他在烦躁些什么事情，也没有人帮得上忙。照料他吃饭，也是没有什么胃口，喂他吃的话，他总是兴趣缺缺，有时候火气上来了，或者身上的病痛难忍，他就用力拍床，但是，大概他怕惊扰到蒋方良，闹了一会儿，就平静下来了。
元月12日那晚，和平常任何一个礼拜二的晚上一样，蒋经国仍旧是烦躁不安，从他的表情可以断定，这个夜晚对蒋经国来说，又是一个漫漫长夜，可是，工作人员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蒋经国最后的一夜，七海官邸的窗外一片凄寒，在他黝暗的房间里，工作人员看着这位“元首”，在和他的生命作最后的挣扎，除了隔壁房间和他一样是有病之躯的老伴，他的四周没有任何一个亲人，儿女除了一个蒋孝勇在台湾经常来官邸，其他的不是生病就是外放国外，或是远嫁异域，在他这样年纪的国人当中，大部份都已经在享受天伦之乐，为什么他却过得那样孤独？
王家骅一大早就来了，蒋经国这天的精神很不好但并无异常状况，但从神情来看便知道没睡好的样子，他和王家骅讲了几句话，就叫王家骅先走，去中央党部叫今天的轮值中常委再代表他主持中常会，王家骅走了以后，蒋经国说他感觉胃不舒服，通常，如果不是他的身体不适到极点，是会尽量参加中常会的。
这天早上他粒米未进，不停地上下床，在轮椅和床铺之间徘徊，他的情绪比往常更为浮躁，侍卫副官只有不停地抱他上床下床，整个上午似乎都在忙着同样的动作。
他说过感觉胃不舒服之后，侍卫很快就向医官反映，那天，官哪里面恰巧只有姜必宁医师，姜必宁是来官邸看蒋方良的心脏病，蒋方良心脏病还在休养当中，听完反映，姜必宁问蒋经国哪里不舒服，蒋经国就说肠胃，可是，医生就是讲求专业，不是自己专业的科别，只能作初步的诊治，所以他在作完初步诊查之后，就去联络负责蒋经国肠胃科的罗光瑞医师，谁知道偏偏不凑巧，那天一大早罗光瑞去外地洽公去了，要下午才能赶回来，姜必宁听了十分紧张，后来好不容易联络上了，罗光瑞表示立刻赶回台北。
这时，蒋经国已经忍不住身体的痛苦，告诉一旁当班的翁元：“你们找人想想办法，我实在痛苦得不得了啊！我全身都不舒服啊！”这时已经是9点多钟的事情，他的表情有些扭曲，翁知道，如果不是很难过的话，他是不会这样说的。
翁无奈何地一旁安慰：“报告教育长，姜医官已经去联络罗光瑞罗大夫，他马上就会回来为你治疗，你请保重，一定要好好保重。”
除了这样安慰他以外，翁元根本没有别的办法。
他还是不安地在床铺上翻来覆去，十分痛苦的样子。
到了11点多的样子，蒋孝勇到父亲房间探望他。之后，他告诉侍卫们说，要到士林官邸和老夫人吃饭，便离开蒋经国的房间，出门去了。
蒋孝勇走了不久，蒋经国身体还是不舒服。但是还算平静，他突然问翁元：“咦？孝文呢？”翁答道：“报告教育长，他在外面餐厅进餐”他又问：“那孝武呢？”翁说：“孝武先生现在在新加坡工作。”
蒋经国只轻轻哦了一声，就又半躺卧在床铺上。翁直觉到，他好像有什么事情想讲，可是又像是欲言又止，他的头半垂着，好像陷入一种深思之中，久久不能自拔。翁元突然觉得这位曾经在台湾叱咤风云一世的人物，此刻是多么的寂寞苍凉。
大约11点40余分，蒋经国原本作势欲呕的动作，这次竟然真的吐了，他大口大口吐了一床，翁元定睛一看，他居然吐的全是血，只见一口接一口的血——一种完全是暗红色、甚至等于是猪肝色的那种血，汩汩地从他口鼻中不断喷发出来。他立即向医官报告，医生也见事态严重，立即去联络医院麻醉科李主任来七海官邸紧急支援，所有的医生、原先服侍蒋方良的hushi。。都开始过来帮忙处理，可是只有一个人还被蒙在鼓里，那就是蒋方良，大家刻意不让她知道，怕她经不起刺激，可是，就算大部份的人都动员了，那又能奈何？毕竟，没有一个人可以和天命抗衡。他已经虚弱到没有一点力气讲一句话，有人和蒋孝勇联络上，请他立即赶回七海，蒋经国虽然是一息尚存，但可以感受到，死神正在他的身旁仁立，而且是近在咫尺的距离，甚至是可以听见心跳的距离。
翁元刚刚将他脸上和棉被的血渍处理干净，医生忙着急救用药，hushi小姐也过来帮忙，大家都以为情况大概已经稍稍稳定下来，可是准晓得，大概12点05分左右，蒋经国又开始第二次吐血，这次的血和刚刚吐的血一样，也是暗红色的。又是一阵惊骇和忙乱，可是，他吐完之后，头一歪，眼一闭，就倒在床上，再也没有一丝动静，大家安静地望着他安详的面容，病床边那只心电图还在显示他的心搏，医生说道，“那是他心律调整器的声音。”当然，他们还是要尽人事听天命地做一些抢救工作，可是，医生们心里有数，要从上帝手上截下蒋经国这条人命，机率是近乎零。
蒋经国便这样没留下一句遗言，憾然离开人间。
蒋孝勇回到七海官邸，他的父亲已经气绝多时，他立刻通知其他的亲属，而侍卫人员则透过行政系统，向上面报告，并且报告李登辉“副总统”及其他官员。直到下午3点多，其他政要陆续赶到七海，待李登辉来到官邸，医生才放弃抢救。
这时，蒋方良的房间传来阵阵的辍泣声。
内舆论莫衷一是1988年1月13日晚，台湾“行政院长”俞国华宣布蒋经国于当日下午3时50分病逝。终年77岁。
主治医师台湾荣民总医院副院长姜必宁，这样报告了蒋经国病逝的经过：总统于今日上午7时30分起床时突感身体不适，并有轻度恶心呕吐现象。经医师检查，血压为110／70毫米汞柱，脉搏每分钟70次，体温36摄氏度。由于未进早餐，随即以静脉点滴注射补充营养。不幸于下午1时55分，突发大量吐血，迅即引发休克及心脏呼吸衰竭，随经立即召集医疗小组以人工心肺复苏术挽救无效，延至3时50分心跳停止，瞳孔散大，而告崩逝。当天晚上，国民党中常委召开紧急会议。俞国华在会上说，蒋经国在1月5日已写好了遗嘱，表示要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继续实行民主宪政，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在会上全体委员一致通过根据“宪法”程序由李登辉接任“代总统”。“中常委”紧急会议在晚上8：45分散会之后，“中常委”到“总统府”，李登辉宣誓就任“代理总统”。接着是“行政院”宣布从14日起，“举国哀悼”30天，军方同时命令：“全军从1月13日晚上8点开始取消假日和休假以加强戒备”。
1月30日，台北举行蒋经国丧礼，“总统”李登辉主持仪式，国民党中央考核纪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马鹤凌，在大殓时宣读祭文，全文如下：维中华民国77年1月30日，总统李登辉敬率治丧大员，谨以至诚，恭祭于蒋故总统经国先生之灵前曰：呜呼！自古名士之诞生也，以大任之将降其身，天必厄之以横逆，增益其所不能。然后历百艰而不惧，处极因而终亨。维公之少也，夙受教于严父；旋远学于俄京。羁栖北国越十有二载，吞旃啮雪，曾不鼻乎子卿。壮岁遄归，牧民南赣，犹复布衣践■，粝食而藜羹。清慎勤能，郡以大治，而民仰之若神明，洎夫大盗移国，枢府播越台澎。随侍领袖，再造成平。建立中兴基地，以振复国先声。于时生民困瘁，实惨淡以经营。初裕农以足食；并饬旅以精兵。战则躬冒矢石，鼓舞先登；暇则教之树艺，娴习工程。俾进可以战，而宁可以生。旋复号召青年，树之以信仰、结之以精诚。揭救国之大■、招才俊以弓旌。集思殚力，道与魔争。且复以其暇豫，穷峻岭、济沧溟、宿僻壤、履危坑、访渔牧，劝衣耕、恤孤寒、友编氓。其求民之隐，急民之急，每旦发而宵征。及其总庶政，秉国钧，乃力克万难，从事10项建设，毕大功于一举，使百堵而皆兴。于是家饶户给，府充库盈。崇楼蔽野，肩车接衡。稽之前史，我国家之富强康乐如今日者，实千古所未曾。此非可以幸致，盖出于毕生之淬殇，及所得于过庭。其任劳怨也，能忍人之所不能忍；其赴事功也，敢行人之所不敢行。呕心沥血者垂40载，其所树立，实来哲之典型。今国基丕固，民智日升。遂乃去闲驰禁，顺应舆情。朝野日隆其诓诵；国际亦誉其开明。其公忠体国之苦心，终已大信于天下，■然有若日星。方将奋其智虑，涤瑕荡秽，揽辔澄清。讵复国之在望，竟弃众而遐升。呜呼！公之一生，忧患备更。泽流斯土，明德惟馨；崇功伟烈，永垂丹青；而前瞻远略，则后死者所宜服膺。敢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精诚团结，推进民主宪政，以促统一大业之完成。用副全民之望，报慰在天之灵。哀哉！尚飨！
当局评价，恭维有余，岛内舆论莫衷一是。台湾《民众日报》2月2日刊登署名邱垂亮评价文章，摘要如下：无疑地，蒋经国先生一定是一位有褒有贬极端争议性的政治人物。现在要为他盖棺论定，当然言之过早。不过，若要勉为其难，先下一个大而化之的评断，很多人大概去同意，他最大的历史贡献主要有二：一是70年代，他领导台湾的科技普英，推展十大经济建设，迅速创造经济发展奇迹。台湾经济成长率近20年来，每年平均都在10％左右；国民平均所得，每年由60年代的五六百美金，到80年代的五六千元美金。
第二，更重要是70年代初，他主掌台湾政局之后，开始一步一步进行政治改革，推展民主政治，在权力分配本上化、领导阶层年轻化、现代科技官僚化、政党政治民主正常化、人民政治参与多元普及化等各方面，都有基础性的建树和弥足珍贵的发展。
可惜，1977年爆发了暴力的“中坜事件”，蒋经国先生的民主政治革新运动开始受到保守势力的压抑和抵制。蒋先生的身体也开始每况愈下。1979年爆发了更为血腥暴乱的“高雄事件”。1980年的“美丽岛”大审，判决了大批党外菁英长期的牢狱之罪，其间又发生了个人发指痛绝的“林义雄母女暴杀事件”。1981年陈文成教授惨死台湾大学校园。两个惨杀案件至今未破。更不幸地，1984年国府情报局长派竹联邦黑社会人物去美国加州谋害美籍华人作家江南，此案震惊海内外。次年，台湾爆发了30年来最大的经济犯罪案件，“十信弊案”的经济大地震，差一点严重摧毁了蒋经国先生苦心创建的台湾经济奇迹。
毋须讳言，上列不幸事件，是蒋先生统治台湾近20年的最大政治缺憾。
它们沉痛损伤挫害了蒋先生政治革新民主现代化的雄心大志和宏伟大计。这些失误，蒋先生要负相当的政治责任的。
简言之，虽然仍有甚多的不足之处，蒋经国先生近20年来，是在台湾相当困难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建立了一个甚为稳健厚实的民主政治发展基础。另外，必须一提的是，虽然大陆探亲已经开放，但在和中共政权斗争的历史性中国统一问题上，蒋先生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基本上并没有做出任何真正突破性的发展。
第三节蒋经国与苏联妻子斯大林同意蒋经国归国蒋经国溘然长逝后，蒋家儿孙走的走死的死，不少人担心，蒋经国的苏联妻子蒋方良在连失依爱的情况下，将无法自处。
有人劝她出国散心，也有人建议她返乡探亲。不过，她的家属认为，让蒋方良回苏的提议毫无意义，甚至是一种刺伤，因为，“她已经是一个完全中国化的妇女了”。
蒋方良自从20岁离开前苏联西伯利亚乌拉山麓故乡，历经时代巨变，与多灾多难的中国共渡了半个世纪的岁月。
1933年，芬娜（蒋方良的俄文名字）刚从工人技术学校毕业，婷婷玉立，具有俄罗斯妇女独特的典雅气质，她是一位孤儿，举目无亲，毕业后，即由当地政府分配到工厂工作。
这时，芬娜结识了一位东方青年，他是一个中国人，俄国名字叫尼可拉（蒋经国），身材不高，但他眼神中独特的光芒，深深吸引着芬娜。
相识后，芬娜才知道尼可拉，这位中国青年本名是蒋经国，而且是蒋介石的长子。
芬娜怎么也看不出尼可拉有丝毫名门公子习气，而且她对尼可拉的境遇非常同情，这种情惊更逐渐衍化为相互倾慕。
那时，中国留苏学生一度多达千人，但大部分都集中在莫斯科孙逸仙大学（即莫斯科中山大学）。
蒋经国在当时留苏华籍学生圈中相当活跃，交游广阔。有一次，几位莫斯科中山大学浙江籍同学写了一封信给他，开玩笑地说，他们预备成立一个浙江同乡会，想选蒋经国当会长，希望“会长”经常接济一些钱。
前苏联是一个秘密警察遍处皆是的国家，克格勃秘密警察尤其不会放过军政学院这种敏感地点，那封浙江同学给蒋经国的信，不久就落入克格勃手中，并且辗转传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又名陈绍禹）那里。
这封信也成为蒋经国流放西伯利亚做苦工的口实，因为，前苏联严格禁止共产党以外的团体组织存在，连同乡会也在禁止之例，任何人如企图成立小团体就要背上“搞小组织”的罪名。
蒋经国于1933年被派遣至乌拉山西斯夫鲁克的乌拉重型机械厂担任技师，不久，他又擢升为工人航空学校学生募集委员会的主席和厂长。
芬娜就在这年和蒋经国相逢，并且在1935年3月于斯伐拉斯地方结婚，并生下蒋孝文（艾伦）。
新婚生活原本是甘美的，但艰难的流放岁月，却象漫漫长夜一样难熬。
1936年，蒋经国当上“工厂新闻报”总编辑不久，苏联开始新一轮的整肃异己运动，许多人遭杀戳和监禁，受这一运动波及，蒋经国也在这年12月被工厂解雇。
家庭经济重担从此落到芬娜的肩头，生活顿时拮据起来。
1936年秋，蒋介石突然把军委顾问处处长、负责接待联络苏联的军事顾问张冲叫来，要到苏联做一件事，但要他先同俄罗斯太太娜达分手，把她送回去。蒋给了他5万块钱，张冲把这笔钱给了娜达，把她送走。蒋介石给他的任务是把蒋经国从苏联弄回来。张冲到了苏联，找机会向斯大林提出这个要求，斯大林说：“好，答应你。但是，你们把牛兰夫妻放了。”（这等于是变相的人质交换。牛兰夫妇是第三国际秘密派到中国的。”张冲提出要先见蒋经国。斯大林同意。张冲立即密电请示重庆，蒋介石同意放牛兰夫妇。过了两天，苏联方面把蒋经国带来，张冲告诉他，他爸爸要他回去。张冲再次找到斯大林，他知道斯大林是个权谋善变的人，请他马上下命令放人。斯大林这时表现出大度，用俗话说就是人情做到底，同意蒋经国把他的苏联太太和他们在苏联所生的儿子孝文一起带走。张冲顺利地完成了这个任务。所以，蒋介石对张冲信任有加。
获悉自己一家马上就要回国，蒋经国兴奋不已。12年，整整12年酸甜苦辣的异国生涯，总算要结束了。
他欢天喜地把这个消息告诉妻子芬娜，并将深埋心中的整个憧憬都想向她倾吐。但是，芬娜听到返回中国的消息后，情绪立即复杂起来。尽管她无父无母，毕竟冰天雪地的苏联是她的根。她爱尼可拉和两个孩子，但也舍不得远离家乡。
命运是不容违拗的。1937年3月25日，蒋氏夫妇搭火车离开莫斯科。
西伯利亚大铁路沿途，对蒋经国来说，并不陌生。但是，一旁的芬娜则是相当惶恐的，火车一里一里的往东方移动，针叶树林伴着冰封大地迅速倒退，对她而言，未来是一片茫然的不可知。
从“芬娜”到“方良”
1937年4月，一艘来自海参威的苏联远洋轮船，将蒋经国夫妇载送到上海港口，夫妇俩尚未登岸，就搭上一艘有关方面安排的汽艇，直驶杭州。从登上中国的土地后不久，芬娜就不再叫做芬娜，而改用方良。
由芬娜变方良，是公公蒋中正的意思。这当中，也有一则传诵多年的轶事。
溪口的说法，是蒋中正听儿子蒋经国介绍媳妇的洋名唤做Faina，听和讲起来都拗口，就作主替她取了个与洋名字发音接近的中文名字“方娘”，并且也将只有洋名爱伦的长孙命名为孝文。
方娘叫起来，中国味道十足，再加上蒋字，就是蒋家人了。蒋经国夫妇及公婆和乡里人士，显然都非常满意这个决定。
不过，一个意外的小插曲，却使得芬娜二度更名。这一段经过有两种说法。大陆上，蒋经国的旧识部属传闻，蒋经国快快乐乐叫着太太“方娘”之名好一阵之后，被他留学苏俄的同学徐君虎取笑，说称呼太太“娘”不伦不类，就接受徐君虎的建言，把娘字左边的女拿掉，芬娜再变成了“方良”。台湾的蒋家亲近友人则怀疑这样的说法，其中一人表示，记忆中听蒋经国生前说起，是蒋经国父执辈的党内大老戴季陶先生，让蒋家把“娘”字换成“良”字的。
蒋方良接纳了这磨灭她与俄罗斯关系的名姓上的安排后，还未能成就她为公公眼中理想的媳妇。公公严格要求方良谨守中国礼教，只是方良全盘吸纳中国文化的开始。后来，她将一切与婆家民间礼俗相关的事务，奉为自己坚守的信念，碰上所有中国农历传统节日，都要依例祭拜。中年以后，蒋方良遵从礼俗的习惯，到了与中国守旧女性相一致的地步。在台湾与她相处过的蒋经国生前部属中，有人目睹蒋方良听了人讲不吉利话，立刻敲桌三下去霉气的做法。
蒋方良中国传统习惯深厚的言行，多少也受到她婆婆毛夫人的影响。毛夫人大半生吃斋念佛，也相信所有人命中注定的说法。据赣南时期为蒋经国开车做司机的毛宁邵回忆说，有一回，蒋经国夫妇计划过河到外地游玩，毛夫人不表赞成，说是过一道河对儿子不利，他命里那时过河将有凶事。
蒋经国听从母亲的话，就放弃外出的计划，由蒋方良一人散心去了。
初到溪口适应中国生活日子中，蒋经国闭门读书，蒋方良朝夕陪伴婆婆，照顾儿子爱伦，学讲宁波话之外，也恢复了往日处理家务，洗衣、购物的生活。
蒋方良生性勤劳，在溪口经常有人看到她跟佣人一起做家事，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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