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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新传-第1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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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蒋经国登峰造极继位大典盛况不再1978年5月，蒋经国经过一番精心策划，乔装打扮，在一片鼓噪声中，登上了“总统”宝座。
然而，大器晚成，未免盛况不再。几乎从他当“副部长”那天起，过去隆中高卧的日子，一去不复还矣。就职“总统”那天，各国道贺的使节，少到不足20人，且都是无足轻重的中南美小国，场面凄凉，由此可见一斑。台北希望卡特政府能派位特使，为这位“总统”打打气，因为美国毕竟是国民党政府最重要的支柱。但白宫装糊涂，使台湾感到很难堪。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断基，竟于台北盛典当天，飞往北京。
在北京，布热津斯基保证，“卡特总统决心和你们一起克服达成关系正常化路上的残余障碍。”看来台北和华盛顿的外交关系，已经日暮途穷，就算诸葛亮再世，都无法挽回了。蒋经国接获来自华盛顿的报告，仿佛若无其事，总觉得是危言耸听。
靠做翻译起家的国民党政权驻美大使沈剑虹，也乐观得很。根据一位记者的报道，他完全错误估计了形势：美国方面并未认真的以这三个条件，作为中共所提与美国建交的三条件的“反建议”。中共的三个条件是——美国和中华民国断交、废除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走所有的美军人员及设施。相反的，美国所提出的条件只是卡特通知中共的一种方式，后者不必真正作任何让步。
另外一个，他持以乐观的理由，是美国国会将“出面制衡”。特别是7月25日参院以94对0票，通过的“杜尔——史东修正案”。该案表明，“在任何拟议政策改变将影响到中美共同防御条约效力的持续时”，国会有事先获得咨商之权。
该案规定：（1）鉴于东南亚持续安全稳定关系到美国的重大战略利益。
（2）鉴于美国及中华民国在1954年订定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下已有24年的联盟关系。
（3）鉴于中华民国在这24年中，忠实及持续的履行该条约的职责及义务。
（4）鉴于国会有责任在美国签署条约时，给予劝告及同意。
这位大使先生，显然对美国国会的作用，法律程序，一知半解。殊不知，这个两院（众院后来也通过了）的修正案，对总统并不没有拘束力。
正当华盛顿与中共领导人频频接触之际，沈剑虹非但没有听到半点风声，且应高华德参议员之约，带着太太到美国西南部的“太阳带”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去享受阳光的温煦和高尔夫球去了。
沈剑虹这样逍遥，据他承认，是根据下列理由：（1）当时美国国去期中选举才过不久，卡特政府需要时间来处理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一般认为，这毕竟是一项较为优先的问题。
（2）由于国际安全援助法的修正案已生效，卡特在废除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之前，似乎不可能不与国会领袖磋商，而如果这种磋商一开始，我们即会听到风声。
（3）当时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戴维营和谈陷于僵局，美国国务卿万斯正忙着在国外奔波，至少在1979年年初之前，他没有多少时间参加讨论中国问题。
（4）当时美国国会国为将届圣诞及新年假期而体会，大多数参众议员都已离开华府，除非发生“全国性紧急情况”，卡特不致破坏少数主要国会议员的假期，把他们召回华府磋商——而和中共“关系正常化”问题的研究不能视为“全国性紧急情况”。
（5）卡特不是说过他是二度诞生的基督徒吗？他对这段接近圣诞的“人世和平及万民亲善”期间，毕竟应该给予若干尊重吧！
如同1971年台湾“退”出联大，沈剑虹在康涅狄格州一家旅馆高枕无忧。这次的大局突转，作为驻在国的大使，照样耳目昏花。
最感到难堪的，自推蒋经国，事先一无消息，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晴天霹雳。
一声晴天霹雳12月15日，台北时间已近午夜，美国驻台大使，奉命有紧急事宜，会见蒋经国。时钟指向2时30分，蒋正在梦乡，但事非得已，秘书宋楚瑜，焉敢怠慢，前往官邸，把蒋经国请起来，蒋穿着睡衣，两眼惺忪，听完安克志的报告，当场表示强烈抗议蒋闻讯后的表情．我们可用常识推断，迟早要发生的事，终于来临，他感到惊措．愤怒不已，可能再未就寝。5个小时后，召开“中常会”的紧急会议，下令三军戒备，准备人心的安抚。10点正，发表声明一纸，兹摘其部分。抄录如下：数年来美国政府曾一再重申其对中华民国维持外交关系，并信守条约承诺之保证。而今竟背信毁约，此后自将难以取信于任何自由国家。
现美国对借恐怖镇压以维持其存在之共匪伪政权异以外交承认，实有悖于其宣称维护人权加强民主力量以抵抗极蚊zhuanzhi之宗旨。此举无异剥夺中国大陆上亿了被共匪奴役之民众早日重获自由之希望。无论自任何角度而言。美国此一行动不啻为人类自由及民主制度之一大挫折，且必深为世界各地爱好自由民主的人民所谴责。
无论国际情势如何发展，中华民国以一主权国家，当秉承光荣之传统。
团结海内外军民同胞，继续致力于社会、经济及政治等各方面之改进，忠于国家目标，及所负之国际责任，吾人对国家前途具有充分之信心。
先总统蒋公子遗训中谆谆召示我全国同胞庄敬自强，以完成复国建国之大业。中华民国政府及人民有决心亦有信心，尽其在我，与其它各民主国家之人民共同努力，以对抗共党暴政及其侵略政策，今后自当更加沉着镇定，积极努力，并呼吁全国同胞与政府通力合作，一心一德，团结奋斗，共渡此一难关。中华民国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绝不与共匪伪政权谈判，绝不与共产主义妥协，亦绝不放弃光复大陆拯救同胞之神圣使命，此项立场绝不变更。“官方”此一声明，一石二鸟。一面指责美国背信，一面重申过去的“三不”立场。台北把美国此举，形容为“最沉重的打击”。1949至1950年，杜鲁门政府曾设想把台湾当局一笔勾销，如果没有朝鲜战争发生，“中华民国”早成为历史上的名词。将近30年，台湾一直在华盛顿的扶植下，保住联大代表团，和世界一些国家维持外交关系，现在美国抽腿，50年代的彷徨迷惘，再度降临。
台湾当局一直认为美国是忠实的盟友，如今一百八十度的突变，观念上、情绪上，一时自无法适应。仇美反美的气氛，因而达到顶点。
绝交使台北产生危险意识。尽管协防条约还有一年的效力，但国民党当局忧虑未来的地位。美国断交，其它小国跟进，台北将陷于孤立地位。
缠绵病榻的强人从大陆时期到台湾时期，蒋经国的职务随着蒋介石的交棒而更替。但，无论如何，他是台湾近40年来实际的支配者，这个事实是不容质疑的。蒋介石在世的时候，他是幕后强人，蒋介石过世以后，他成了台面上真正的强人。这个凡事必要躬亲的强人，在透支了本身40年的精力后，终于缠绵于病榻。自1973年后，蒋经国的身体已经出现了明显退化的现象。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的糖尿病让他的体力大量虚耗。有糖尿病的人通常身体非常容易疲劳，动不动就想睡觉。所以蒋经国没有像他父亲那样的日常休闲活动，他的家居生活，相当单调。因而，到外地去视察，就成了他日常生活中，惟一称得上“不是运动的运动”。
在七海官邸，最常看到他的地方就是床上，他几乎是下班回来就是换上睡衣，然后躺在床上休息，顶多看看电视新闻，算是娱乐节目。
但是，不管公务再繁忙，他从不把公事带回官邸。在七海官邸照顾蒋经国的日常生活的侍卫们，从来没见过他在官邸动笔处理过什么公事，或谈公务。在礼拜天，他偶尔会找三位秘书长，也就是总统府秘书长、国家安全秘书长、中央党部秘书长三个人，到官邸向他报告一些比较特殊的事情，前“总统”严家淦，在自己病倒前曾于礼拜天来过一次官邸。
像宋时选，宋楚瑜、郝柏村、汪道渊、蒋彦士、李焕及沈昌焕等人都是经常来官邸向他报告公务的人，但是，他们来官邸无非是因有很重要的事情，否则，蒋经国是不会让他们来。
糖尿病病史蒋经国大概早在60年代前后，就发现自己有糖尿病这种疾病，主要是遗传自他的生母毛夫人。
蒋介石卧病后期，蒋经国照例每天早晨都要到土林官邸探望父亲的病情。他到士林官邸时，总是由士林官邸的hushi小姐，先为他在耳垂上抽血检验血糖含量，再为他按血中的血糖比例施打胰岛素，打完胰岛素，蒋经国才在土林官邸吃早餐，然后再去上班。
那时，他是每天打一剂胰岛素，从不间断。而且基于孝文血糖过低而昏迷，导致卧病的悲剧，蒋家对蒋经国的糖尿病非常重视，为了监控蒋经国的血糖，荣民总医院特别派了2位医生，24小时轮流，随时为蒋经国检查血糖，只要发现他的血糖含量超过正常值，就立刻给他打胰岛素，希望把他的体内血糖控制在正常的120个血糖单位之间。
80年代，蒋经国的糖尿病有严重恶化的倾向，主要的原因仍是出在他不知节制饮食，完全无视于医生开出来的饮食禁忌，毫无忌惮的吃各种他喜爱的点心、餐点，尤其在外视察的时候要肚子饿了，看到路边摊有什么东西好吃，他就去吃，根本不管它什么血糖不血糖。
80年代中期，医生为了压制蒋经国日渐攀升的血糖指数，只有将原来每天施打一次的胰岛素，改为一天施打2次，也就是每日早晚餐前打一针胰岛素。
蒋经国这时还是不能适当地节制饮食，然而医生们已经开始为他病况前景感到优虑，因为这显然是一个关键时刻，如果蒋经国在这个时期能够全力和医生配合的话，还是有可能把血糖控制在相当的指数以下，不致过于恶化，然而蒋经国仍旧是依然故我，医生除了摇头叹息，就只有坐视情况的发展。好几次，他因自己吃的点心是用代糖制作而无法入口，要侍卫们拿冰淇淋给他吃，侍卫们当然清楚冰淇淋是高糖分食品，不敢随便给他吃，便去向医生请示，谁知道医生也是耸耸肩，说：“他要吃就给他吃吧！那有什么办法呢？等吃了血糖升高了，再来打胰岛素吧！”医生明知道吃冰淇淋肯定是会提高他的体内血糖单位的，可是因为已经有过几次挨骂的经验，又有谁敢去阻拦他呢？只有任其吃个够了。
蒋经国有一句给医生的名言是：“我的病由你们负责控制，我吃东西则由我自己负责！”他讲得那么强硬，又有谁敢樱其锋？
不改其口腹之欲，所以也只有拚命施打胰岛素，尽量控制他的血糖，当时，他打针的部位，已经由手臂转移到腹部，原因就是他的手臂已经到处是针孔，可说是已经没有地方可打针了，所以只有把注射的部位，移到全身面积最大的腹部，而时常要验血的耳垂，也有一段时间因为不断抽血，到末了都已经出现干瘪的现象，连血都没处可抽了。
血糖的骤然上升，让蒋经国的眼睛产生了极为微妙的变化，最严重的一次，就是他的左眼水晶体突然因为旁边的新生血管大量破裂，流出的血流使得水晶体不能发挥透视光线的功能，他左眼的视力也因而完全丧失，后来，医生为了控制眼睛内部不再发炎，只有给他吃最有效的类固醇，也就是俗称的美国仙丹，尽管消炎的功效发挥了，可是，他的内脏却因为大量服用类固醇，健康状况开始极度恶化，并且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糖尿病毕竟是一种急不得的慢性病，必须善加调养，并且和医生的意见配合，方有控制的希望：因为糖尿病影响到神经系统，晚期蒋经国的双脚有麻痹的现象，医生特别建议他，除了内服药物之外，还应作一些物理治疗的按摩，所以，“荣总”最早曾经派了一位hushi小姐，每天按时来七海官邸为他作按摩治疗，蒋经国对那位hushi作的病理按摩十分满意，可是不久后，那位hushi出国去了，“荣总”派了另外一位hushi来给他作按摩，他大概觉得那一位不如原先的小姐作的好，过了一段时间，他就主动喊停，不想再作按摩。以“元首”之奠，他不愿意老是坐轮椅，这有损他的形象。他一直希望脚部麻痹能够早日复元，可是，西医好像没有什么明显的功效，他听从汪道渊介绍，说台北市南昌街有一位中医师很权威，立即将他请到“总统府”，大夫开了不少中药。可是吃后糖尿病还是一点起色都没有。
末几，又有人向蒋经国献策，说脚不好的话，吃鹿筋有效，于是，一些人就去各处张罗许多鹿筋，他们的理论是中国传统的那一套，就是吃什么补什么，等各种的鹿筋买回官邸，再根据偏方，把鹿筋炖得烂烂的，里面什么调味料也没放，只加代糖。就这样把一碗碗那种粘呼呼的鹿筋，吃进肚里，蒋经国吃的时候，眉头紧锁，显然鹿筋的味道不是太好。
也不知道吃了多少鹿筋，不但毫无功效，反而情况更糟糕、后来再也不敢服用中药。蒋经国只好还是继续相信正统医生的处方，每天大把大把地吃药。
截肢之说蒋经国晚年，由于台湾的各种地下地上刊物，已经有如雨后春笋，这样发达的媒体传播，关于蒋经国生病的一些小道消息也特别多，可是，这里面有一大半是外界以讹传讹、扩大渲染的不实报导。
说蒋经国的某只脚已经“锯掉”的消息，便是一个典型的错误讯息。
当然，这个传闻。主要和他坐轮椅出入各种公开场合有关，而且，一直到他死后，因为他的遗体躺在棺木内，还有一床棉被覆盖在他的下半身，所以更引人疑惑，到底蒋经国晚年有没有因为脚部组织坏死，而被迫锯断一只或是二只脚？或者另有文章？
究竟蒋经国晚年有没有锯脚，始终跟在他身边的侍卫，自然是最清楚了。侍卫翁元日后说：“其实答案非常简单，就是没有。”
既然如此，蒋经国晚年为什么要乘坐轮椅呢？
这也和他的身体神经病变有关，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造成了他的脚部神经组织麻痹，所以，蒋经国晚年始终抱怨为什么觉得脚一点力气都没有。尽管医生曾经规劝他作各种复健工作，例如按摩，可是，蒋经国并没有恒心做下去，加上他自己天生就是一个不喜欢运动的人，一回家就往床上躺，没有机会让腿部多活动，所以，晚年他的下半身肌肉，萎缩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他的上身相当肥胖，大约有70公斤的体重，走起路来他总是喊累，医生也没有更好的良策，只有让他坐轮椅。
最严重的问题，是他的皮肤，尤其是脚部皮肤，可说是到了几乎没有什么感觉的程度。
最明显的一次，是在一年冬天，侍卫副官怕他着凉，在他晚上睡觉时，不但注意他的棉被有没有盖好，还特别为他准备了一只热水暖袋，放在他最怕冷的脚下。
没想到，有一次，大概是某位副官加的热水比较热，就一直这样“烫”
到天亮？
第二天一看，不得了！蒋经国的左脚脚后跟硬是烫出了一个大水泡，面积相当大，医生接到这个消息相当紧张，因为有糖尿病的人，身上即使是一点小伤口，复元都要经过好长的一段时间，更遑论是这么一大块水泡，而且最糟糕的是那块已经快被烫熟的皮肤，正是他的脚跟部位，不但对他穿鞋走路是有绝对的影响，要复元可能更需一段长时间。
为了让他可以穿鞋走路，蒋孝勇想出一个绝妙办法，特地把他的皮鞋的后跟剪破了一个口子，缝上一条宽松紧带，让皮鞋和脚后跟不会直接碰触到他受烫伤的部位。
那次的烫伤事件，整整作了一二个月的治疗，终于痊愈，这大概是蒋经国卧病期间，一次最明显的“意外”事件。
洗澡不再用肥皂蒋经国从1982年以后，因为开刀的关系，自己洗澡很不方便，便由贴身副官协助他洗澡，通常是由两个人把他抱进浴室，再由一个副官进去浴室服侍，另一个人为他擦背，最早他还不接受这样的服务，后来因为自己体力实在不行，只有假手他们完成洗澡动作，随着他的体力日渐衰弱，他的洗澡动作也全部委由副官全程处理。
由于晚年蒋经国的皮肤相当脆弱，比一般人来得干燥，而且经常会像蛇蜕变一样，皮一片一片脱落，所以，医生特别交代，要他尽量少洗澡，以免刺激皮肤，医生给他的洗澡间隔是每三四天洗一次澡，而且还怕他皮肤的油脂消失，会对身体不利，所以，医生再三告诫，洗澡和洗脸的时候，都不要再用肥皂。
然而，因为不用肥皂洗澡，怕没有消毒功能，医生建议在洗澡水里，不妨放些“沙威隆”，可以取代肥皂，又有人从外面打听到一个秘方，在洗澡水里加些JOHNSON牌子的婴儿油，搅和在一起，稀释于一满浴缸的温水，再以泡浴的方式洗澡。
这一天，副官们先把浴缸的温水放满，再按指示，把沙威隆和婴儿油徐徐加在浴缸里，然后把蒋经国从床上抱到浴缸。在帮蒋洗澡的时候副官们还不觉得有什么危险，直到洗完要将蒋从浴缸里抱起来的时候，才晓得这是一件多么危险的工作。依惯常的洗澡过程，在浴缸里洗了一会儿后，副官帮他抹擦全身，要等他说“好”，也就是他感到舒服时候，副官再帮他抹擦背部，他很喜欢副官为他擦背，所以要等到他说满意了，才可以停止。
在这个抹背、擦背过程中，正是副官最感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紧张万分的时刻，因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身体完全靠他们两人一前一后的撑持，婴儿油是一种油腻的东西，而他身上又是沾满了婴儿油，如果他们稍一失手，蒋经国很有可能就滑倒在浴缸内造成无可弥补的伤害。
中常会并发症所谓中常会并发症，其实就是蒋经国内脏和心理因素综合发生的一种全身敏感症状。它和蒋经国长年服用类固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类固醇最初服用的目的，是针对他的眼睛的问题，后来，他经常发生食道过敏的情况，经常会有想呕吐的感觉，就是吃类固醇的原因。
说也奇怪，蒋经国每次食道发生过敏病症，几乎都是在礼拜三。原来，蒋经国对国民党中常会原本就非常介意，认为这是他掌握党的权力的一个重要媒介。每逢中常会，他总要藉机在会上发表一些重要的政策性宣示，所以，对会前准备工作，十分重视，把它当作一件最重要的工作看待。
大概是他太重视礼拜三的这个会议，身体反应也相应强烈，所以每逢礼拜三，他的食道敏感的老毛病，一定会准时发作，这个毛病发作的时候，蒋经国一面流鼻涕，一面恶心呕吐，这时，他只有再服用类固醇药丸来缓和肠胃的极度不适。有时，他实在难过极了，以为肠胃有什么问题，请肠胃科的医生来检视，看看到底有没有毛病，可是等医生来作听诊，又一切正常。身体恶劣到实在不允许出门时，他只好请轮值的中常委，代理他主持会议；有时候，他觉得已经有几次没去主持会议的纪录，再不去的话，外面又是如何看待他的连续缺席，这会不会导致外界有政局不稳的忧虑呢？他真是考虑再三，最后咬着牙，硬是撑着病体，坐轮椅到中央党部开会，可是，会议开着开着，他的体力有时会撑不下去。
有位在中央党部工作的人员，有一次问蒋经国身边的侍卫：“你看主席是怎么回事？头歪一边，而且眼睛都闭起来了，他到底有没有在听开会的发言？”
然而，蒋经国还是忍着锥心之痛，继续出席中常会，一直到他死的那一天，他还是念念不忘要去开中常会。
病床上背演讲稿如果听过蒋经国演讲的人，一定对他长江大河似的口才大加赞许。可是，他们那里晓得，他是完全靠背诵讲稿才会如此滔滔不绝的。
蒋经国演讲向来是不看稿子的，多半是他在要演讲的一个礼拜前，就开始在家里先把要讲演的稿子，背得滚瓜烂熟，然后等到临场时，再很灵活地使用背诵在脑海里的稿子，好像是和一个老朋友说话似的，行云流水，很流利他讲出来，再配合他演讲时的丰富表情和演讲时的抑扬顿挫，就成为一篇十分生动的演讲稿。
口若悬河的讲演、略带沙哑的语音，曾经风靡多少男女老少，这便是蒋经国独特的演讲风格。
晚年，他躺在床上，没事的时候，就在背演讲稿，一次不熟再背诵第二次，第二次不行，再第三次，这样反复背诵，到真正称得上滚瓜烂熟为止。
1987年“行宪”纪念日前夕，他为了准备到中山堂向所有“国民大会”
代表演讲，在十分沉重的病痛中，背诵翌日要去分开发表的演讲内文。当时，他的视力已经十分衰弱，为此，他的秘书王家骅特地要人写一份特制的演讲稿，专供蒋经国阅读之用，这个特制的讲稿，上面的每一个字体都极大，因为，只有如此，蒋经国极度退化的视力才可以勉强看得见。
那次，副官翁元和王家晔各自拉住那张讲稿的一端，蒋经国就躺在床上，看着那份由他们举着的讲稿，吃力地背诵着。毕竟，当时他的记忆力已明显衰退，不过短短的一份讲稿，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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