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第1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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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孝慈答：有，我只能说是蒋家“很亲的亲人”告诉我这件事，我听了很感慨，但是我知道我父亲和母亲之间感情是“很真的感情”，我记得第一次见到父亲的时候，心中感觉非常温暖，那就是天生的父子之情。

记者问：你们兄弟是在何时才确知自己的身世？是否如外传在18岁时由王升告知？

章孝慈答：那是在念大学的时候，当时王升先生也不是讲得那么清楚，应该说是“暗示性”的；其实我和孝严已陆陆续续从长辈、亲友、甚至是同学的家长已多少得知一些。

接着章孝慈讲述了自己小时候在“没有母亲、没有父亲”的环境成长的过程，他说：外婆实在是很爱护我们两个人，照顾得无微不至，舅舅也取代了“父亲”的角色；但是长大后，总是感觉为什么我没有父亲、母亲，从来就没有叫过“爸爸”、“妈妈”？这是很大的遗憾！

所以，懂事的时候，我就问外婆、舅舅，为什么我没有父亲、母亲？他们就用各种方法掩饰，或是要我们别问这件事。

如果我在外听说人家讲我的父亲是谁，回去告诉外婆，她就会说：“没这回事，不要听别人胡说八道。”当然我现在可以理解外婆是“用心良苦”。章孝慈透露，在外婆去世之前，有一次章孝严去参加暑期活动还没有回家，外婆告诉他等孝严回来她要告诉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事”，但是等孝严回来，她又不说了，而在高三暑假，外婆就去世了。章孝慈说：后来我才明白在外婆生前，她曾经很慎重地考虑过，要将我们兄弟的身世说出来，长大我们才懂，她不愿我们在内心产生“不满或不平”的情绪，甚至产生虚矫二气，不好好念书。她的用心就是让我们认定“自己是平凡的人。”章孝慈还透露他们这一对双胞胎兄弟，实际出生年月日是1942年农历正月17日，但章孝严身份证是报的1941年5月21日生，章孝慈则是报1942年1月24日，而“父母栏”的名字则填的大舅章浩若和舅母纪琛的名字。为了怕别人知道双胞胎在这一家，还特地把舅舅的一对女儿报成“双胞胎”，来引开别人的注意力。

章孝慈认为，这是当时外婆和舅舅商量过的做法，所以章孝严曾对他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们两个人的身份证除了性别是对的，其它全部是错的。

记者最后提问：你是否好奇去想了解自己的母亲是个什么样的人？

章孝慈激动的回答：对！对！我问过外婆，她说我母亲非常聪明、非常漂亮、很会演讲，很有人缘，而且文章写得很好，字也写得很好。

章孝慈桂林祭妇母墓9月5日，桂林下着大雨，台湾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在大雨滂沱中，涕泪纵横地完成他为亡母一尽孝思的心愿，而章亚若50年的荒家也终于由其子亲自敬上一柱香。

连续干旱近两个月的桂林，在章孝慈抵达时开始下了大雨，上午10点20分，章孝慈抵达七星区凤凰岭他母亲章亚若的墓地。

章孝慈的亲友们，包括曾在桂林照顾章亚若的大姊章懋兰的子女刘守元、刘守升、刘守邦、刘守桂、刘守昆等人，章亚若二姊章懋桃的儿子陶天锡（由四妹章亚梅抚养成长），以及章亚若的兄长章浩若的么女李忠洁（毛毛，此一小名是为纪念大毛、小毛即孝严、孝慈两位表哥而取），都齐聚墓前。

刘守元表示，这次他们齐聚桂林主要有三个目的；第一、他母亲章懋兰生前一直记挂着三姨（章亚若）的墓和早已失散的一对双生子，这次终于能够晤面，现在章家人就只有小舅子章浣若（现居台北）始终没能联络上，因此这次也要向章孝慈问问舅舅的情况，并带点东西给他；第二、为三姨扫墓，这次“小毛”（章孝慈）能前来，意义特别不同；第三、利用这次机会尽可能让章家亲友再聚一聚，海峡相隔，此后再相聚不知何时。

刘守桂也说，章懋兰生前一直记挂章亚若的墓地，早在1966年“大串连”时，母亲就要守元、守昆、守桂三个人藉串连到桂林的机会找寻墓地，当时已找到了凤凰岭一带，却没寻获墓地，碍于当时的政治情势也没敢间当地人。1985年确定章亚若墓地后，守桂等兄弟年年都来墓地祭拜。

10时30分，墓前一切祭拜的牲果都已布置妥当，孝严、孝慈两家的全家福照片也被安置墓前。10时40分，章孝慈步出座车，还没走到墓前，即难遏止激动的情绪，以白手绢掩面悲泣，步履艰难。由于雨势相当大，虽有当地政府派人为他撑伞，但不多时，章孝慈仍浑身湿透，脸上尽是雨水泪水。10时45分，家祭仪式开始，章孝慈在墓前跪立，上香、献果、晋爵，随后自西装口袋拿出亲笔书写的祭母文诵读，数度泣不成声，围拢在旁的亲友们也个个痛哭失声。11时25分，整个仪式结束，章孝慈在墓前焚烧自台湾带来的金元宝、金箔、银箔，但因雨势太大，两个香炉中章孝慈烧的那盆虽勉强可以燃火，但也一再被雨浇熄。

家祭仪式过后，章孝慈已基本稳定情绪，在大雨中环视一周，观察地形，也看看修墓工程的情况，他特别向桂林市文物工作队队长赵平致谢，对章亚若墓地能在急迫情况下修缮完成，深感安慰。赵平说明，当地农民都知道过去这里曾葬有“蒋委员长的媳妇”，所以找寻起来不算困难。

陶天锡也在大家情绪平复后，带着妻子及8岁的孙子和章孝慈正式面对面致意，他慨然表示：“40多年了，终于能见到你。”而章孝慈也与他的孙子合影留念。

11时40分，章孝慈与章家亲友在大雨中驱车离去。

章孝严这次没有来。9月5日上午，在章孝慈桂林祭母的同时，远在台北的章孝严同其太太和子女也坐在章亚若的照片前，一直静坐了一个多小时，焚香祭拜。这是他们兄弟有一份来自心中的自然亲情，这次不能和弟弟结伴到桂林祭扫母墓，感到很遗憾。

当日晚间，章孝严在台北从电视上看到了弟弟泪洒母亲墓前时的情景，他心里很激动。期望自己有一天也到桂林祭扫母墓。据台湾《中国时报》说，这次章孝慈是以一位学者的单纯身份到大陆扫墓，也有人建议章孝严可以考虑向当局申请到桂林扫墓，但是章孝严认为目前因有政务官身份在身，不能突破当局的现行政策的规定，以免落人口实。

章孝慈此次大陆行，将可能再度使章氏兄弟的身世乃至母亲章亚若的死因成为热门话题。章孝严说，他们是抱平常心境来看待的。

章孝严说，母亲的死因至今仍有很多的传说，在他和弟弟年轻时，曾听外婆提起，但是也不是很清楚。外婆在他们问起母亲时，曾说过母亲是病故，然而他们感到母亲的死因好像不是那么简单，尤其外婆也有过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表现令他们印象深刻。他说，不过当然也不能排除是病故。

章孝慈这趟“寻根之旅”，从酝酿到成行，费了将近10年。

1942年，章亚若在桂林谜一般地猝逝，章孝严、章孝慈兄弟年仅半岁。

半个世纪之后，才在1984年由章家亲友寻获当年仓猝安葬之处，并间接透过管道，将资料、图片转送给章孝严、章孝慈兄弟，探询修墓的可能。1988年蒋经国过世。两岸情势变缓，章孝严、章孝慈遂在1989年透过朋友为母亲修墓，并带回墓地前一撮土，安置在章孝慈的书房。

此次行前，章孝慈在台北每与媒体记者谈及此事，都难掩其刻意压抑但仍不时流露的神伤。对其亲生父母蒋经国与章亚若这段半世纪以来神秘的，甚至混杂着政治敏感的恋情，虽然谅解，却也饱含辛酸。

台湾媒体曾作报道，有一次，章孝慈曾与友人私下感慨：“庶出之子，算什么‘蒋家第三代’！”然而世事灰飞烟灭，当“蒋家”已走入历史，“章家”也才有可能逐渐“淡入”，章孝严以超乎想像地健康态度面对个人身世，他总是说：“这个时代，还讲究什么家族，只需个人努力，姓氏并不重要。”而章孝慈也说：“中国人说，父是天、母是地。没有人会怨恨天地的。”这份释怀，也只能在他们年过半百之后才能表白。对章孝严兄弟而言，生父经国先生诚如天般，虽日日可见却是无法触及；生母章亚若却是根本的一片空白。他们对生母的印象，只能从祖母含混暧昧的叙说、外界的报道来建筑轮廓。

为了章孝慈扫墓，“章家”人在四散分离半个世纪之后首度有代表性地团聚。章家亲友陆续抵达桂林的有30余人。遗憾的是对章亚若及章孝严、章孝慈照顾出力最多的章亚若之妹章亚梅已于两年前过世，未能一偿她生前再见孝严、孝慈两兄弟的心愿。只有由章亚梅的继子陶天锡（其生母为章亚梅的二姊章懋桃）前来团聚，而陶天锡也出席了桂林各界招待章孝慈的晚宴。至于其他亲友方面，章亚若大姊章懋兰一家，包括其长子刘守元、刘守升、刘守桂等人均来到了桂林；章亚若长兄章浩著一家则由么女（毛毛）李忠洁代表前来。

在众多亲友中，与章孝慈兄弟关系密切的莫过于同母异父的哥哥唐远波。而唐远波已过世的弟弟唐远辉，则有子女前来。

为了准备这次扫墓，章孝慈行前在台北还特地走访了葬仪社，询问祭拜的相关事宜。在台北章孝慈亲手书写了一篇祭母文，追溯过去50年的生活，自陈“人等视我，身份殊奇；我俩自视，常人无疑”，然而“人逢佳季，团圆可期；唯我兄弟，益感伤悲。我有手足，犹堪扶支；黄泉我母，存问凭谁”，此中悲怀不言可喻。

就在章孝慈祭拜过生母章亚若墓地后，章亚若生前的婚生子唐远波带着自己以及弟弟的子女，也在下午3时抵达章亚若墓地。唐远波情绪相当激动地卧倒墓前，手抚墓碑叫喊：“阿姆，好阿姆！”

这个“阿姆”的称谓，在唐远波十几岁即章亚若生前在赣州工作时，曾被要求改称为“三姨”，抚碑痛哭高喊的唐远波，却再也唤不回自己的母亲。唐远波一再跪倒墓前，顿足叩首，头撞墓碑，几个章家后辈相当紧张，担心身体不太健康的唐远波承受不了这样沉重的心绪起伏，劝慰他：“能看到坟墓修好，这是一件好事哦！”唐远波悲泣地说：“好什么，活着才好。”作为章亚若亲生子女，不能为自己的母亲立碑，诚是悲痛；而章亚若追求独立女性生活的选择，仍不能为自己争得世俗中一个适当的名份，也是一种悲哀。

据了解，本来章孝慈的行程想安排与这位同母异父的哥哥唐远波见面的，但因章孝慈的犹豫、唐远波的激动、记者的包围，使得会面的机会渐微，已与到达桂林的亲友见面的章孝慈不讳言对与这位“兄长”见面的事“仍在考虑”，他说：“避免尴尬吧。”

章孝慈在上午扫墓后，下午即前往丽狮路当年章亚若的住所，由于这一带已改为军营，章孝慈仅下车约略观望一会，即转往他与兄长章孝严的出生地，现今第二人民医院。他一路走一路告诉身旁的人员，这是他的出生地，也是母亲过世的地方。稍后，又前往桂林橡胶工技院培训中心招待所与桂昌宗见面。桂是当年章亚若死时唯一守候在她身旁的友人。谈到丽狮路旧居，桂昌宗表示，当年他为章亚若立碑，下款即是用“儿丽狮立”；孝慈兄弟俩出生时，他拍电报到赣州给蒋经国，亦以简单的暗语“丽狮到”来表达。9月5日晚间，章孝慈在桂山酒店设宴热情招待“章家”诸亲友。从大陆各地赶来相会的章家人除了带来各种礼品，也将他们收藏多年的章亚若的用品：一只奥国制皮夹（蒋经国赠送给章亚若的），一面粉盒小圆镜及一帧章亚若旧照片转交给章孝慈。

章孝慈表示，这一天完成了多年潜藏在心底的心愿，实在深具意义，而且也有一种非常落实的感受，过去对母亲的怀念是抽象的，现在则是具体的，特别是上午走到墓前，真像是走回到母亲的身边。他感慨地说：他回台湾见到哥哥章孝严要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希望尽早有一天我能陪你再回桂林扫墓。”章家人也回忆过去长辈口中的“大毛”、“小毛”，异口同声说：“小毛从小就比大毛更顽皮。”大家对章亚若之墓在荒废多年后能修缮完成，均表安慰。

章孝慈同其母亲的友人桂昌宗相谈时，问到母亲的死因。桂昌宗对于这个谜直截了当地说：“确定章亚苦是被谋害的”。

桂昌宗当年跟在蒋经国身边，因为其妹桂辉与章亚若是好友的关系，他也与章亚若建立相当深厚的友谊。并一直受蒋经国之托照顾章亚若母子。由于章亚若死时只有他在身边，因此他一度被传为是杀害章亚若的凶手。章亚若大姊章懋兰就作过如是想，而章懋兰的子女因此也对桂昌宗有些意见，章亚梅后来也一直不与桂昌宗联系。桂昌宗说：“我杀害亚若干嘛？”

对过去这一段往事，桂昌宗并不讳言：“亚若的死一直是我心中沉重的负担与束缚，真是一个谜，到底怎么回事？”他说，最近几年陆续公开的资料与文章有正确的，也有谬误和歪曲的，确定章亚若是被谋害的，把谜解开，让他多年心灵的束缚为之解脱。至于涉案人的层次，他则讲了一段话：“章亚若死时情况都报告给蒋先生（经国），他既未有过问，也没有追究。当时了解情形，或在周围的人都被调开，由蒋先生介绍到别的地方。也是蒋先生的安排，由王制刚接手，尽速安排章亚若的母亲与两个双生子到万安。”他叹口气说：“唉！故事长得很，讲也讲不完。

桂昌宗过去曾经写信给章孝严、孝慈兄弟，叙述章亚若死时的经过，由于外界曾有以“桂辉”（桂昌宗妹妹）名义发表的文章，说章亚若还留有遗嘱，章孝严曾以电话和桂辉联系，希望知道章亚若的遗言，而桂辉电话都不敢接；章要约她到香港面谈也被拒绝。章孝慈当面询及此事，桂昌宗表示：“那文章根本是假的，亚若死前连话都来不及说，哪可能有遗嘱。”

章孝慈单刀直入问他：“我母亲过世时你在吗？”桂昌宗表示：“我在，就是我一个。”他并叙述当时情况是，他在接到电话说章亚若不太舒服，即赶往医院，当时他坐在病床边的沙发上，和章亚若谈了半小时之久，章亚若神色很正常，看不出生病的样子。一会儿，hushi推着药车进来，医生也要为章亚若注射针剂，当时章亚若伸出右手找血管，还因为血管太细，连戳了好几次都没成，痛得章亚若直叫，改打左手，大费周章地把床拉出墙边，以便注射，这一次注射成功，未料10分钟不到，章亚若就只叫了两句：“不好了，我眼睛发黑！”就不再讲话。

坐在一旁的章孝慈听到此处整个脸色涨红。桂昌宗又说，医生叫去买冰块急救。20分钟不到，他买完冰块回来，病房已挤满了人，他连挤都挤不进去，只能搬张凳子在门口探头张望。没多久，医生拿着病危通知单给他，病危原因是“血中毒”，桂昌宗问他怎么回事，医生只说了一句话：“不知道，还没化验”，就走了。

以后，桂昌宗就受命为章亚若安排后事，他说在挖墓地时非常奇怪地一路挖到大石板，他心急如焚，不多时，竟挖出一个洞穴，而且恰好四方方地可以安置棺木，洞穴中还发现一个鹅蛋般大小的“土蛋”，他当时也默祷好友有幸能躺在这个天然的石窟之中。虽然亲手埋了章亚若，他也不讳言，现在他也找不到墓地了，甚至新修好的墓也还没去过。章孝慈问他：“你也找不到地点？”桂昌宗摇摇头。章孝慈又说，在凤凰岭那儿。桂昌宗凝神后表示，那是对了，当时他们是叫“凤凰山”。

桂昌宗并以“女男人”、“女强人”来形容章亚若。他说章亚若是旧式婚姻的受害者，但非常坚毅地追求新的生活，她和蒋经国的感情也经过相当考验，很不简单。对一手抚养孝严、孝慈长大的外婆周锦华，他也表示：“你外婆是最善良的女性。”抗战时期，流亡学生进出章家，都被周锦华视为自己孩子般的招呼。

他也谈了两桩有趣的小事。他说章孝严、孝慈兄弟出生后，家里为他们请了无数个保姆，每个奶妈都很好，可是兄弟俩一吃，不到三两天就没奶了，不得已只有遍寻美援的“克宁奶粉”来喂。听了桂昌宗回忆这段往事时，章孝慈略显尴尬表示：“那表示咱们食量大。”桂昌宗又说：“桂林的奶粉都被你们吃完了，我买奶粉买到赣州啦！”

桂昌宗又说两兄弟脚掌上有特殊的“龟纹”。这时章孝慈又是一阵脸红说：“我们的脚纹是密了一点。”

桂昌宗与章孝慈的会面，是第一次让章孝慈从长辈口中亲耳听到有关母亲的一切。

章亚若墓地的寻获及重建，也有一段故事。受托整建墓园的桂林市文物工作队队长赵平说，寻墓行动，是偶然听到农民谈起凤凰岭下有一个“蒋委员长媳妇”的墓而起。他听说，章亚若墓原是有墓碑的，只不过1950年被附近几个工作队搬去盖水沟了。

赵平说，章亚若墓原来的碑文，说词不一。曾于1942年协助埋葬章亚若的前广西省会警察训练所教育长苏乐民的记忆是，原立的青石碑文为“章亚若女士之墓”；但章亚若生前密友桂辉则说，原立碑文应系“先母章太夫人亚若之墓”，并署名“儿丽狮立”。（按丽儿、狮儿也是孝严、孝慈的乳名）。关于寻墓的过程，赵平回忆说，1984年，文物工作队奉命将寻访章亚若墓作为文物普查的重点，他们找到当年参与安葬章亚若的李克工老先生。李克工是墓地附近的前广西省会警察训练所第二期学员，在每周例行“搞卫生”

时，常被派去打扫“蒋太太”的墓，所以对地形印象深刻。后来还是桂辉依地形认出荒草中的坟墓，地点与李克工所指相同。

9月7日一早，章孝慈再度到凤凰岭下，祭拜母墓，徘徊良久，依依难舍。他表示将再斥资整修墓园；而为了纪念母亲，他和孝严都不会恢复蒋姓。他们兄弟对父母的追恩和怀念，是永远下会改变的。当晚章孝慈一行转道香港返回台北。

章孝慈在北京病倒之后1994年11月14日10时30分，平平静静的北京友谊宾馆院内骤然响起一阵警笛声，一辆标有“中日友好医院”字样的救护车急速冲出宾馆大门，向东驶去。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立即传到了国台办、海协会和卫生部等单位，台湾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突发脑干出血，生命危急！

章孝慈是应北京大学之邀来大陆作学术访问的，按预定行程，他将在北大作一次学术报告并出席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成立大会。这是他第二次来北京。

与上次相比，由于不受记者围追堵截之苦，蒋孝慈显得轻松愉快。13日凌晨，章孝慈和东吴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程家瑞夫妇抵达北京；13日下午，章孝慈前往香山碧云寺拜谒孙中山先生衣冠军；晚上，北京大学吴树青校长、罗豪才副校长在五洲大酒店宴请章孝慈和程教授夫妇。章孝慈一派儒雅的学者气质，平素烟酒不沾，晚宴上虽然以饮料代酒，但宾主交谈甚欢，气氛十分融洽。

晚上8时30分左右，章、程回到下榻的友谊宾馆。去年他们二人来京时就住在这家宾馆。据程家瑞后来推测，章孝慈回房间不久就上床安歇，时间大约在晚上9时。

14日7时30分，程家瑞按事先约定打电话给章孝慈，电话无人应接；到门外按电铃，仍然没人回答。程深感蹊跷，叫来宾馆人员撬开反锁着的房门，房间里的情形令他们大吃一惊：章孝慈仰卧床上，已经完全昏迷，全身抽搐，嘴角还有呕吐物。

北京市急救中心和海淀医院的医护人员立即应召赶往宾馆。经检查，章血压高达100到150毫米汞柱，意识不清，观测瞳孔不等大，对光反应消失，救护人员为章孝慈注射甘露醇降压。

9时20分，得悉章孝慈病讯的北大校长办公室打电话要求中日友好医院抢救章孝慈。有着多次抢救特殊患者经验的中日友好医院立即启动紧急抢救程序，成立了治疗抢救小组和指挥中心。中日友好医院院长陈绍武教授正在韩国访问，两位副院长分别担任这两个临时机构的负责人。

由于脑出血患者不宜移动，在就地治疗近两小时后，章孝慈11时左右才被护送到中日友好医院。以CT检查，章脑干部位出血约10毫升，生命非常危急！11时30分，章孝慈住进医院重证监护室，这里有先进的医护设备，病人很快就插上了呼吸机帮助呼吸。

12时左右，北京、天坛、协和等医院的知名脑外科、神经内科和心血管科大夫齐聚中日友好医院为章孝慈会诊。会诊的结论是明确的：患者因高血压引起脑干出血，由于脑干是生命中枢所在部位，病人生存的希望微乎其微。经专家的会商确定，当前的治疗方向应当是：1、防止继续出血；2、尽可能减少脑水肿；3、保护重要脏器功能。

章孝慈的病情引起大陆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台办主任王兆国、海协会副会长唐树备、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分别在14日下午和15日早上来医院探视。他们作出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抢救章孝慈，必要时可以通过卫生部召集全国一流医生协助治疗。

台湾多家报纸第二天均在显著位置报道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在北京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