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第31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10月28日，刘伯承下令对被围之敌发起总攻。令第1、第2纵队和冀南、冀鲁豫军区部队、太行军区两个支队为北集团，狠打第40军；第3纵队直插敌30军与新8军之间。此时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8军军长高树勋派王定地到刘伯承司令部接洽，投入中共阵营，对困斗之敌产生极大的震憾瓦解作用。战至30日，第40军106师大部被歼，第30军遭到重大打击。

10月31日，残敌向南突围，被全歼于临漳、磁县间的旗杆樟、辛庄、马营地域。

邯郸战役（亦称平汉战役）除高树勋率部万余人起义外，共毙伤敌3000余人，俘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40军军长马法五以下17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物资。

与此同时，聂荣臻、贺龙所部发起平缓战役，打退傅作义集团对张家口的进犯；陈毅所部，发起津捕战役，控制了徐州至济南段，截断了李品仙部沿津浦路的进攻。邯郸战役、平绥战役和津捕战役，迟滞了蒋介石从陆上运兵到平、津、张建立基地，抢占东北和热河的计划。

马歇尔再赋使命解放区军民的胜利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反内战运动的高涨。1945年11月19日，重庆各界成立了反对内战联合。25日，昆明举行了盛大的反内战集会，由于国民党反动军警的横暴干涉，激起了昆明数万学生的总罢课。至12月1日，便发生了举世轰动的“12·1”惨案。接着，全国各地都爆发了为援助昆明学生的游行示威，一个以学生运动为主的反内战运动，一时席卷了整个国民党统治区。

1945年11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免去了公开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赫尔利驻华大使职务，12月15日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呼吁“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其他意见不同的武装部队之间应协商停止敌对行动”，并派马歇尔为总统特使赴华调处。

1945年，在圣诞节前夕，马歇尔前往中国。美国驻华外交官文森特和他10岁的儿子为他送行。当飞机滑行之后，文森特说，“孩子，那一位是世上最了不起的人。他是去设法统一中国的。”文森特认为，马歇尔个人的名誉是无可非议的。他不想炫耀自己。若干年前在中国时，他的妻子曾问他，是否可以把他们在中国的经历记述下来公开发表。他同意她这样做，但是，先要把赞扬他的那些话全都删掉。

驻在昆明的美国总领事斯普劳斯正准备在圣诞节，设宴招待在那里的20来位美国人，突然接到通知，要他火速赶到重庆，听候马歇尔的调遣。斯普劳斯本以为过3个星期就能回到他的岗位上，谁知却为马歇尔工作了将近1年。

当时，谁都认为，马歇尔成就大业的希望不大。有人说，美国国务院中那些“丢掉中国的人”要他向蒋介石提出的要求太多了，他们分明知道这位委员长是不可能接受这些要求的。事实上，马歇尔接受的指示，是国务院和五角大楼拟订的各种建议的汇总，而这两个机构的建议则大同小异。它们都认为，只有在中国建立统一的政府之后，美国才能进一步提供援助，而这样一个条件，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不会特别愿意接受。

马歇尔想使所有中国人都重视他的使命，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很多高级军官闲着无事，可以陪同他赴任。这些鼎鼎大名的人物到中国去，这件事本身，就会使他的工作显得更重要。他把这些人安置在北京阶和医学院住下。

马歇尔在国共之间进行的调停，起初确实显得很顺利。

1946年1月5日，双方达成了《停止国内军年冲突》的协议，1月10日正式公布。国共双方依据协议下达停战令，规定从1946年1月13日起双方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国民政府代表张群、中共代表周恩来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组成军事3人小组，并在北平建立由三方代表郑介民、叶剑英、罗伯逊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以监督停战，调解冲突。1月10日，由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召开，并于1月31日一致通过了《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案》，和平又出现了一线转机。

政协会议能够开成，与马歇尔使华有很大关系。马歇尔是个中国通，1923年至1926年曾在美军驻天津的步兵第15团服役3年。二战期间任美国陆军参谋长，有国际声望。所以，杜鲁门总统选中马歇尔作为总统特使。1945年12月15日杜鲁门给马歇尔的信规定了特使的基本任务是：“努力说服中国政府，召开一个包括主要党派有代表所组成的全国会议，以获致中国的统一，同时实行停战，特别是在华北要实行停战。”杜鲁门要马歇尔”以最坦白的态度和蒋介石及其他中国领袖谈话。尤其是涉及中国在经济方面希望得到贷款与技术援助，以及在军事方面的援助时（我的意思是已经提出了美国军事顾问团，我在原则上已经同意），你可以表明：一个不统一的和为内战所分裂的中国，事实上不能被认为是适当的地区，按既定方针而得到美国的援助。”在此之前杜鲁门答应了给蒋介石政府20亿美元的贷款。他把这个胡罗卜给了马歇尔。蒋介石如听招呼就给，不听招呼就不给。杜鲁门接受了罗斯福和蒋介石打交道的教训，对付这位曾和史迪威闹翻过的东方君主光有措词严厉的电报是不行的。

马歇尔于1945年12月11日到了重庆。会见了在重庆的蒋介石和他的夫人宋美龄。全面阐述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和他这次来华的使命。特使最后有礼貌的说：“假如蒋委员长未做出合理的让步，使取得政治统一的努力都归于破灭，而美国又放弃对蒋委员长的继续支持，那么接着将发生这样的悲剧性后果：一个分裂的中国；俄国可能再度在满洲取得权力；其结果就会使我们太平洋战争的主要目的归于失败或遭到损失。”

不看佛面看金面。蒋介石表示遵从杜鲁门总统的意见。下达了停战令并答应亲自主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1月10日上午10时，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开幕。

各党派代表38人参加。

国民党8人：孙科、吴铁城、陈布雷、陈立夫、张厉生、王世杰、邵力子、张群。

共产党7人：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秦邦宪、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

民主同盟9人：张澜、罗隆基、张君劢、张东荪、沈钧儒、张申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

青年党5人：曾琦、陈启天、杨永浚、余家菊、常乃德。

无党派人士9人：莫德惠、邵从恩、王云五、傅斯年、胡霖、郭沫若、钱永铭、缪云台、李烛尘。

秘书长：雷震（国民党）、齐燕铭（共产党）、蒋匀田（民主同盟）、萧智（青年党）。

会外专家10人：吴尚膺、林彬、戴修骏、史尚宽、楼桐荪、吴经熊、周贤、李中襄、钱端升、周炳琳。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主席亲自主持开幕式。他在讲话中作了保障人民自由的四项诺言：人民之自由：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司法与警察以外机关，不得拘捕、审讯及处罚人民。

政党之合法地位：各政党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并得在法律范围之内，公开活动。

普选：各地积极推行地方自治，依法进行自下而上之普选。

政治犯：政治犯除汉奸及确有危害民国之行为者外，分别予以释放。

政协会议开了20天。1月31日通过了《政府改组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和《宪法草案》五项议案。蒋介石致闭幕词，对于各项协议，这位国民政府主席表示完全拥护。他说：“今后中正无论在朝在野，均必本着公民应尽的责任，忠实地坚决地遵守本会议一切的决议，确保和平团结的一贯精诚，督促我们国家走上统一民主的光明大道，以期报答为革命抗战牺牲的先烈，完成国父缔造民国未竟的事功。”

政协会议期间，中国共产党是作了许多让步的。周恩来在会后答记者时对这些让步作以如下概括：“例如通过的纲领（按：和平建国纲领）和中共的原提案有颇多的出入；在军队国家化上、终止了18年来的武装斗争，改变了军队的制度；在改组政府上，我们放弃了我们根据边区经验所提的三三制，即最大的党不得超过三分之一，而同意国民党可在国府委员中占二分之一，在行政院中占大多数；在民主宪草的原则上，我们接受英美式的初期民主，例如解散国会制度；最后在国大问题上，我们做了大让步，我们容许始终为人民所反对的10年前代表的继续存在。”

中共能够让步，与斯大林的影响有关。关于在政协会议采取什么样的策略，中共对斯大林有所请教。1月17日，苏联大使向周恩来转达苏共中央和斯大林本人的意见：“由于情况不了解不能提具体意见，但中共不应想苏维埃化，应决心停止内战，并取得蒋同意进行民主化。中共如再不停战，美国军队和空军会压下来，要对美国有足够的估计。”周恩来及时把这一信息电告延安的毛泽东。

对于政协的各项协议，中共是真准备实行的。政协会议闭幕后的第一天，即1946年2月1日，延安中共中央对各中央局、各区党委、各纵队，发了一个《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这个文件是刘少奇起草的，其要点是：（一）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经激烈争论之后，已获得重大结果。决定改组政府，并通过施政纲领，宪草原则，又决定召开立宪国民大会，整编全国军队，实行军党分立，军民分治，以政治军及议会制、内阁制，地方自治、民选省长等项原则。由于这些决议的成立及其实施，国民党一党独裁制度即开始破坏，在全国范围年开始了国家民主化，这就将巩固国内和平，使我们党及我党所创立的军队和解放区走上合法化。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一次伟大的胜利。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的民主建设的阶段。

（二）此次重庆重大协议之所以获得，是由于三国莫斯科会议的决定及对中国实行干涉（以马歇尔为代表），我们党的强大存在与4个月来的坚决自卫斗争，以及全国人民坚决反对内战与反对一党独裁和国民党内部的困难，使得蒋介石国民党不得不开始放弃其一党独栽，并开始实行国家民主化。。。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

（三）我党即将参加政府，各党派亦将到解放区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以至参加解放区政权，我们的军队即将整编为正式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于军队的直接领导（在几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指令，我党与军队的关系，将依照国民党与其军队的关系。。。我党所创立的军队，在今天只有来取这种形式才能取得合法地位，被国内各党派及各国政府所承认而保存起来，并且换得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与国家的民主化，换得国民党军队脱离国民党所有，个人私有与派系所有。

（四）除开个别地方国民党依然可能向我进行武装袭击，我应严加警戒外，武装斗争是一般停止了。为了保证国内和平，各地应利用目前时机大练兵三个月，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万一被破坏，并须在此期间准备整编军队及精兵简政。

（五）因此必须指出党内目前主要危险倾向是一部分同志中的狭隘的关门主义，由于国民党的反对政策及十八年的国共尖锐斗争，党内党外均有许多人不相信内战真能停止，和平真能实现，不相信蒋介石国民党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实行民主改革，并能继续与我党合作建国，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因而采取怀疑态度，对于许多工作不愿实行认真的转变，不愿用心学习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形式。因此各地党委应详细解释目前的新形势与新任务，很好的克服这些偏向。

这个文件代表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袖集团对当时形势的共识。

2月6日，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政协协议研究参加政府名单，决定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刘少奇、范明枢（解放区山东省临时参议会议长）、张闻天参加国府委员会，以便将来将指导中心移到外边。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参加行政院，力争周恩来任副院长。并批准了中共出席宪草审议委员会的名单。

2月25日，中共中央授权周恩来同张治中、马歇尔签署《关于军队整编及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规定到年底全国陆军应为108个师，每师人数不得超过14000人，其中中共部队编成18个师，占军队总数的六分之一。在1946年8月以前，政府军应更缩编为50个师，中共军应更缩编为10个师，合计60个师。

3月4日，3人小组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到延安。毛泽东对马歇尔表示：“东北问题内政和外交应分开，外交目前应由政府与苏联直接商办。内政应停止冲突后整军，改组政委会及省政府，实行民选县长。”张治中说：“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就应该搬到南京去，您亦应该住到南京去，延安这地方，我不会有第四次来的机会了。”毛泽东愉快地答道：“是的，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安，开会就到南京。”毛泽东和张治中对国共合作前景的乐观态度都是真诚的。

国民党坚持独裁在共产党人作了重大让步，准备履行政协协议和裁军协定的时候，国民党内部吵翻了天。3月1日至3月17日，国民党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

第一天，蒋介石以总裁身份致开幕词。

第二大，吴铁城作党务报告。下午检讨党务报告时，CC分子谷正纲在会上大喊：“救国必先救党，应以革命精神，反对反gemin势力。”有人指名道姓，要求开除冯玉祥、邵子力、王世杰、张群诸人的党籍，后3人都是与中共和谈的代表，右派指责他们“对党不忠心”，“将统治权交给多党政府”，“对其他政党太妥协了”。中央社发消息对于此种攻击大事赞扬，称之为“热烈情绪为历届大会所罕见。”

3日，军政部次长林蔚代陈诚作军事复员报告，对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军事3人小组签署的《军队整编基本方案》只字未提，但在报告复员数字和保留军队数字时，完全推翻3人小组的方案。按3人小组方案，国民党军队至年底应保留150万人，林蔚报告是保留347万；至1946年8月，三人小组方案国民党部队应减至84万人，林蔚报告是减至280万人。黄埔系军人坚决反对裁军。北平《益世报》3月10日称，以何应钦为首在南京组织了一个“抗战军人大同盟”，提出四项主张：一、反对政协会议；二、武力接收东北；三、反对裁兵；四、继续剿匪。

5日下午至6日上午，在讨论王世杰的外交报告时，反苏声浪甚高，白崇禧等发言主张对苏联“诉诸武力”。七、八日全会讨论孙科之政治协商会议报告，内战叫嚣达于（禁止）。有人竟说接受政协决议是“党国自杀”。不断咆哮：“宪法修正原则必须纠正”，“中国应采用五院制、总统制”、“不应以种种问题束缚领袖”。蒋介石的态度是：“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经过顽固派一番补救，好比行家里手在棋盘上移动几个重要的“子”，代议制、内阁制的民主政体的格局就变成了一党专政、领袖独裁的格局。

政协《关于宪草问题的协议》规定：立法院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之，其职权相当于各民主国家之议会。

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之，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

如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但同一行政院长不得再提请解散立法院。

总统经行政院决议，得依法发布紧急命令，但须于一个月内报告立法院。这里的要害是相当于议会的立法院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有权决定相当于总理的行政院长的任免，行政院要对立法院负责。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坚决反对这一条，作出决议：“立法院对行政院不应有同意权及不信任权，行政院亦不应有提请解散立法院之权。”坚持1936年5月5日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即“五五宪草”。根据“五五宪草”制定的《国民政府组织法》

第15条规定：“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副院长，由国民政府主席于国民政府委员中提请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之，国民政府主席对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五院院长对国民政府主席负责。”在这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的每个委员，按照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决定，又必须宣誓“誓以至诚服从总裁命令，如有违背誓言，愿受本党最严厉之处分。”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所要坚持的“国家根本dafa”，就是这样一个领袖至上的独裁体系：全国人民都要“依法律”服从国民政府，国民政府要服从主席蒋介石，主席蒋介石要服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每个委员又都要“誓以至诚服从总裁”蒋介石。蒋介石主持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对“五五宪草”的修正案，蒋介石又主持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推翻了对“五五宪草”的修正。《新华日报》1946年3月19日社论《出尔反尔》指出：“实质上，国民党内反动派所反对的代议制民主政府，是多党内阁制，是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和制衡；他们所主张的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连不同意权和不信任权也没有的集权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是一党独裁个人独裁的政治。”

3月17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闭幕。会议发表宣言，推翻政协会议关于宪法原则的协议，而且一字不提国民党将执行整军方案。

3月18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国民党二中全会是坚决反对国家民主化的，他们必然坚持要修改宪草原则，国大代表名额他们又擅自增加，我与民盟在国大保持否决将不可能，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决不能参加国大参加政府。此点望你们即与民盟人士商量，并在适当时机告知国民党。”

同日，中共中央又向全党全军发出了《中央关于蒋介石反gemin方针不会改变，我们必须坚持斗争的指示》，提出“我们反对分裂、内战，但我们不怕分裂，不怕内战，我们在精神上必须有这些准备，才能使我们在一切问题上立于主动地位。”

从此，毛泽东看透了蒋介石，再不提“和平民主新阶段”，虽仍不放弃“和平”的旗帜，只是作为揭露对手内战部署的策略运用，专心致志地转入对长期战争的运筹谋划了。

谁破坏了政协决议？谁破坏抗战胜利后中国这个唯一的化干戈为玉帛的转机？国民党和蒋介石本人。这是《马歇尔使华报告书》得出来的客观结论。马歇尔说：“在1月、2月和3月初这一段时期内，在达成了有关停战、成立联合政府和整编军队的协定的时候，没有理由怀疑共产党的诚意。”“对履行政协决议唯一的反对来自一些国民党内重要而有势力的人物，这似乎是无疑议的。但共产党和民主同盟（在较小的程度上）坚持说，蒋委员长本人就居于通过一部独裁主义宪法的运动的幕后，他希望建立一个装璜门面的联合政府，以影响美国舆论，以此为他获得美国财政经济援助铺平道路。”早在1945年9月20日蒋介石给各战区司令长官的一封密电说：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空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支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好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由此观之，蒋介石邀毛泽东谈判，请马歇尔调处，停战令，整军方案，政协会议等等，都是为了争取时间，抢运军队，造成军事上的有利态势，准备发动内战，1946年1月13日停战令禁止中国境内一切军队调动。但从1月13日至5月8日，国民党军队的调动达35个军、99个师，兵力达100万人以上。按照蒋全面进攻解放区的部署，各部队都占领前进出发阵地，或已经发动了进攻。

6月23日，上海5万人示威游行，送马叙伦（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常务理事，中国民主促进会领导人）、蒉廷芳（扬子江拖驳公司总经理，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蒋介石拜把兄弟）、盛丕华（上元企业公司董事，开美药厂董事长）、包达三（雷石化学公司董事长，信义地产公司总经理）等10人代表团到南京向蒋介石呼吁和平。代表团抵达南京下关火车站，被国民党特务殴打，是谓闻名全国的下关惨案。

半年前蒋介石曾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讲话中许下的四项诺言，其中第一项就是保护人民之自由，对这样一个和平请愿代表团都不能容，使他在国民中进一步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