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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新传-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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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蒋介石通过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宣布：“1946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7月5日，民主同盟秘书长梁漱溟、宣传部长罗隆基向国民党代表团提出严重抗议，指出：国民大会的召开日期，应该由改组后的联合政府或各党派协商决定，国民党一党政府宣布召开国大的日期是非法的，无效的。7日，周恩来致函政协代表及蒋介石，声明国民党片面决定11月12日召开国大，完全违反协商精神，中共坚决反对，不受任何片面决定之约束。从此，蒋介石对召开国民大会和改组政府就另有打算了，那就是召开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国民大会，组织没有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要达到这一目的，就要孤立共产党，拆散共产党与民主同盟的政治联盟。
民主同盟是1941年3月成立的，发起人中有：国社党的张君劢，青年党的左舜生，第三党（后来的农工民主党）的章伯钧，职业教育派的黄炎培，乡村建设派的梁漱溟，后来救国会的沈钧儒也参加进来，因为是由6个政治团体组成的，所以开始叫民主政团同盟。是年冬推举德高望重的张澜（字表方）为主席。1944年去掉“政团”二字，改称民主同盟。这支政治力量在各大城市，在知识界，有广泛的影响。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斗争中，以中间派自居，主张走所谓第三条路线。由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和独裁统治，以及周恩来的成功的统战工作，民盟逐渐左倾，同共产党站在一起为和平、民主、统一而斗争。
对民主同盟，蒋介石采取了拉与打两手。
马歇尔于3月11日回国述职，4月27日返华后，失掉了前期公正中立的立场，采取了支蒋压共的方针，在东北问题上，只要共产党让步，继续用美国军舰帮助蒋介石往东北运兵。7月9日，马歇尔受蒋介石委托，约罗隆基谈话，对罗说：“你们既是中间派，为什么又同共产党联盟呢？假使民盟以独立自主的行动参加政府，名额问题倒容易解决，我也容易帮你们说话些。”进行露骨的分化挑拨。
所谓“名额问题”指的是国民政府委员40个名额的分配问题。政协会议决定把国民政府委员会由一个俸养“党国元老”的闲散机关变成行使国家实际政权的“最高国务机关”。共产党作了重大让步，承认国民党的大党地位，同意国民党占40名委员的二分之一。其余20名由在野党派和社会贤达分配。为了限制国民党一党独裁，王若飞和罗隆基在表决法中争得了这样一条规定：“国民政府所讨论之议案，其性质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者，须有出席委员三分之二之赞成始得议决定某一议案”。为了有把握控制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蒋介石把青年党收买了。分配其余20名委员时，青年党领袖左舜生提出，青年党的名额要与民盟相等。然后邵力子出面提出“8、4、4、4”方案，即共产党8个委员，民盟4个委员，青年党4个委员，社会贤达4个委员。共产党提出要10个名额，民盟提出要6个名额，青年党也要6个名额3者加起来已超过了定额，还没有社会贤达的名额，几方争执不下，成为僵局。3月中旬的一天，周恩来来到民盟总部，对张澜等民盟领导人说：“在国府委员的20名席位中，共产党同民主同盟共同联合要求14名，即超过总额三分之一强。这样，第一，我们对于蒋介石任意修改施政纲领的行为，有了否决权的保证；第二，使青年党硬要同民盟席位相等的要求无所借口；14名之外，尚有6名足够青年党同社会贤达分配。至于这14名代表名额怎样分配，那是我们共产党同民盟双方自己内部的问题。民盟是个许多单位合组而成的集体政团，你们数目少了不好分配，将会影响团结，在目前政治斗争中，民盟团结要紧。在这14个席位中，民盟自己可以斟酌，你们要几个都可以商量。你们要6席，共产党就8席；你们要7席，我们双方就各半；你们要8席，我们就6席。你们大胆提出来，丝毫不要客气，我们共产党没有问题。总之，民盟团结要紧。”
这一席话，使在座的民盟领导深受感动。民盟两党三派加上无党派盟员这一单位，按国民党给的4个名额是很难分配而不影响团结的。张澜喜笑颜开，认为共产党真正帮助了民盟的团结。
4月8日，王若飞、秦邦宪、邓发和刚出狱的叶挺等乘飞机返延安，过山西黑茶山上空时失事，全部遇难。
马歇尔找罗隆基，鼓动民盟甩掉共产党单独参加政府，名额问题他帮助说话，就是要否定那个控制否决权的14名。罗隆基说：“没有这三分之一的保证，共产党是不会来参加政府的。没有共产党参加的政府，是解决不了今天中国的问题的。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民盟同共产党合作，正是民盟为争取国家的和平、民主、统一所作的贡献。”
就在这次谈话后的第4天，即7月11日夜，民盟中委李公朴在昆明被暗杀。7月15日，民盟中委闻一多又在昆明被暗杀。这是对罗隆基和民盟其他领导人的警告：要么为蒋捧场进政府做官走飞黄腾达的道路，要么跟着共产党与政府作对，走李、闻的道路。
8月初，马歇尔在牯岭与蒋密谋后下山，又约见罗隆基，提出13席的方案，即：国府委员中共产党占8席，民盟占4席，允许共产党提名社会贤达一席。马说蒋已经让步了，希望民盟劝中共接受。
罗隆基说：“问题的症结不在国府委员13席或14席的问题，而是在蒋介石有没有改组政府的诚意。13席14席之争不过是蒋介石故意刁难，拿来做拒绝改组政府的借口的。倘若蒋介石真有诚意，假使我是蒋的顾问，那么，我就劝他给民盟同共产党15席或16席，即在民盟同共产党要求的数目上添上两三席。”
马歇尔诧异地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共产党同民盟要委员三分之一强，要的是一种否决权，蒋不愿受这个束缚，所以不肯给你们14席。”
罗隆基说：“你看了政协决议关于这个问题的条文没有？假使蒋介石存心要修改施政纲领，这个14席，即三分之一强是束缚不了他的。国民党的宪法专家王世杰在政协协议的条文中早已打好了埋伏了。”
马歇尔不懂。
罗隆基让记录员找来一份政协协议英文稿，指着说：“在三分之一的否决权后面，还有这样一段文字‘如其内容是否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发生疑义时，由出席委员过半数解释之。’尊敬的特使先生，有了这样一个条文，蒋介石要想修改施政纲领，还怕不能为所欲为吗？国民党已有国府委员20席，加上青年党和听蒋指使的社会贤达，他任何时候都稳稳地掌握着多数。明明是修改施政纲领的议案，要三分之二多数方能通过，但国民党掌握的过半多数肯定这不是修改施政纲领的议案，我们同共产党的三分之一强的否决权就起不了作用了。”
马歇尔恍然大悟，随即又问：“那么共产党同民盟又为什么坚持要14席呢？”
罗隆基说：“这是对蒋是否有尊重施政纲领的诚意的一个考验，也就是是否尊重我们这些在野党派的一个考验。民盟同共产党合作，不单在这个三分之一强的问题上，在联合政府成立后民盟将同共产党长期合作，共同奋斗，以制止蒋介石的zhuanzhi独裁。”
马歇尔说：“我感谢罗先生的坦诚。可否民盟先参加政府，由新的政府设法停战，以后再请共产党来参加政府。假使民盟同意这样做，我可以向蒋建议增加民盟的委员名额。”
这次谈话的要害，罗隆基听懂了，依然是拆散民盟同共产党团结合作的阴谋。
罗隆基说：“共产党不参加政府，中国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内战不停止，共产党是不会参加政府的，民盟也是不会参加政府的。这一点是半年多以来民盟一贯坚持的一个大原则，这不是我个人可以变动的，也不是任何民盟领导人可以变动的。”
说到此处，新上任的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排闼而入。罗隆基把刚说的话又复述一遍。司徒雷登点头叹气，表示遗憾。
1947年1月7日马歇尔结束了在华使命回到美国。在一项对中国时局的声明中他说：“政治协商会议一年前达成的协议是一部开明的向前看的宪章，当时曾为中国提供了和平与重建的基础。但是，国民党内的顽固集团只热衷于保持他们自己对中国的封建统治，显然并不真心想要把那些决议付诸实施。虽然我是作为一个军人在说话，我也必须在这里谴责压倒一切的军方势力。他们的统治作用加深了中国行政管理的软弱性。”
第二节孔祥熙长袖善舞大难将临先自飞人民解放战争的头一年，解放军歼灭了蒋军的大量有生力量，使国共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国民党兵力不足、后方空虚、人民反对这三个弱点充分暴露，蒋军的重点进攻已处于强弩之末。因此，中共中央及时决定，举行全国性的反攻，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在外线大量歼敌，从根本上扭转全国的战局。
1947年6月30日夜，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人，乘蒋军在陕北、山东两翼拉长，腹心暴露之际，从鲁西南张秋镇到临濮集之间，一举突破黄河天险，趁势发起鲁西南战役，歼敌56000余人，揭开了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迫使蒋介石从山东、陕北调兵回援，打乱了蒋的战略部署。接着，刘邓大军越过陇海路，向南实行无后方的千里跃进，8月底到达大别山地区，经略中原，从而在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插进了一把利刃。美国驻华大使惊呼中国发生了“六卅事件”。美国总统急派魏德迈来华“调查”。当涉及到经济事项时，美国人大骂中国政府的贪污腐败，特别提出中国要人的子女有170多人，在战争期间，逃避兵役，在美国过着寓公生活，其中点了孔祥熙的子女和孔手下红人徐堪的儿子。
同年秋，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奉命进行调查工作结束，向蒋介石提交一份15000字的报告，指告某些特权的公司集团花费外汇和物资，“其目的不是进口重建材料”，这个特权公司集团包括孔家的扬子开发公司。
面对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残局和反对派的步步紧逼，孔祥熙觉得大难将临，该远走高飞了。临行前，他和妻子宋霭龄在上海短暂逗留，清理他们的股份，把能够转移的财产全部转移到香港或国外。接着，他们重访了山西太谷的孔家，处理了房地产，关闭了官邸。1947年7月间，孔祥熙处理完在国内的股份和房地产后，向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递交一份外交护照，并附亲笔信一封，要求延长该护照的使用时间。
这张护照是1944年签发的，当年出国赴美的名义是国府委员兼行政院副院长，任务是考察中国银行国外业务与洽谈美对华救济事项（孔同时是中国银行的董事长）。而现在，孔既非行政院副院长，又不是国府委员。外交部官员十分为难。不同意，有碍于孔的颜面，尽管他已经下台，然潜力亦殊不可侮：同意，则与规定不相符。考虑再三，决定以孔氏为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名义另办一张“官员护照”（较外交护照低一级），可承办人指出，中国银行仅能算国营事业，董事长不能算作正式的政府官吏。
正欲再想办法，蒋夫人宋美龄亲自打了一个电话催办。外交部官员因奉此意，灵机一动，给孔祥熙一个外交部顾问的名义，乃填发外交护照。
经过上述的曲折，虽有点委曲这位前行政院长，但外交护照，总算到手。然后，孔祥熙通知亲友，他要带霭龄去美国，因为她“身体欠安”，必须住在挨近纽约医疗中心的地方。
8月间，带着家小，溜到了南美。
到了南美，孔祥熙立刻就买了一块咖啡园。这块土地，足有25英方里的面积，用汽车环绕一周，非三小时不能走毕全程。孔氏本人便住在咖啡园里的一所华丽别墅，闭门幽居，绝少外出，雇有男女侍仆十余人，追随左右，听候差遣。其后孔氏离开南美，来到纽约，那时适值解放战争后期，有许多做过他部下的要员大吏都相继逃到美国去，他为了安插他们，特在纽约开了一家银行，自任董事长。是时他在纽约分行设了一个私人办公厅，每天规定时间，接见来宾，逢客必见，已毋复当年豪气矣。
尽管是流亡者，美国的新闻工作者仍对他们感兴趣。1949年3月，《纽约新闻》刊登了一份孔家财产清单。该文开始即说：“天文样的数字，恐怕连孔自己也未必完全记得清楚了。”所以，该文作者自认：“这里的材料也还是不完全的调查。”
据该文作者“调查”所得，孔所独有及大部分占有的事业，计有：银行6家，公司商号20家，新闻报纸3家，地产在山西、上海、香港及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均有大批。
他所经营的事业可说种类繁多，范围广大。在银行方面，他曾直接支配中国、中央及农业三行，以及后起的中信局，他有独资的裕华银行，还有他大量投资的福钰银行及谦泰裕银行。
至于他的公司商号方面，最大的是每家都有一个“广”字冠首的连锁性的百货公司，如重庆的“广茂兴”等。在抗战时的重庆，他经营的公司真不少，有“祥记公司”，“庆记纱号”，“强华公司”，“大元公司”，“华盛贸易公司”等。“祥记公司”是做运输生意的，单是自备汽车就有三十多辆，当时往来于西南各省，生意做得极大。“广记纱号”则是当时大后方最大的棉纱字号，其力量与官办的“福牛号”居于伯仲之间，而“福牛号”事实上亦是在他控制之下的。“强华”是做进出口贸易的。“大元”是故五金材料的，而“华盛”则是以制造纸烟及采办烟叶为主之“华福烟草公司”为重心的一大规模的贸易公司。
孔的经营，本来还偏重于国内，后来由于他的幕下吸收了不少的留学生，才说动了他而使他把他的大量资财，扩充到许多新式的工业方面去。我们所知道的，有中国兴业公司、中国制药厂、三才牛煤矿公司、裕华纱厂、华福烟草公司（在抗战时期，该公司出品的华福牌香姻是大后方所出产的最高等香烟。）、贵州企业公司、湖南实业公司以及中国机械厂、农村水利公司等等，表面上虽用别人出面经营，但事实上则无一不为孔的投资而且孔所直接控制。
到了抗战胜利以后，孔又接受了他的智囊团的献计，而把他分布在后方各地的资财，集中搬运到东南各地尤其是上海来。由于他对于美国向来存在的关系，他的兴趣似乎更多发生在美国工业出品的买办式的经营上。于是，以他的儿子为中心，他就在上海组织了规模宏大的扬子企业公司和嘉陵企业公司，扬子公司无疑是中国最大的一家联系着美国商业的进出口贸易公司，单看它跟美国16家最大工厂（包括“西雷公司”等）所订立的“在华总经售”的合同，便可以明了它的力量之强大，事实上，孔几乎垄断了美国高贵货物在中国的市场，而且有许多东西如：高贵的汽车及各种奢侈品，不是他也无法进口，而他又是什么都要做的，例如建筑材料，化学原料，乃至尼龙丝袜，自来水笔之类。
孔对于新闻文化事业的兴趣不知自何而来，他开过一家大时代书局，办过几种有关财政的杂志，并且在沪港等地办过几家报纸和通讯社，现在上海的《时事新报》、《大晚报》和《西文大陆报》，就都是孔的产业。
现在，随着中国的政治形势的变化，孔的资金看来又要举行一次大搬家，无论如何，纽约的华尔街上的扬子公司驻美办事处的写字间里的活动，是没有停顿过的，上海即使有问题，华南乃至南洋各地还自有一片财源茂盛的好市场啊。
大洋彼岸的孔家财产清单，引起中国同行的反响，《星光日报》于3月18日醒目登出《孔样熙拥有多少财产》一文，进一步指出：如果将孔氏与其他“豪门资本”比较起来，孔氏的“土财主”气味，是较为浓厚的。事实上孔氏是以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起家的，志诚信票号则是属于封建性质典型的金融组织，天津时代的祥记亦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商业资本，在山西孔拥有广漠的土地，在上海也有巨大的地产，大连路272号房屋的地皮，就曾被误为乱产，经破产处理局标卖过，结果他出了2亿美元才告收回。在南美的亚马逊河两岸，孔亦有大量的土地。不过孔这种封建性，并不是绝对的唯一的，发展下来，也就带上了买办性的色彩了。天津时代的祥记，不是在经营大规模的颜料、布匹与煤油生意吗？颜料与煤油主要是从外国输入的，就是布匹又何尝完全出自本国？
孔的资本，正如其他几家官僚资本一样，在活动的范围内有金融、工矿、地产。同时他的资本也如其他几家官僚资本在活动的形式上是与民间资本、国家资本、地方资本相互结合的。
因为种种复杂的关系，孔祥熙多少资产，有人推测可以供给全国人民过五年舒舒服服的日子。其实局外人是不易晓得的，上文所提的，不过是人所共知的几项事实罢了。
如此巨大财富，到底从何而来？这恐怕要由孔祥熙的身世谈起。
孔祥熙字庸之（乳名丑小子），山西太谷城西五里之程家庄人。他并非出身于什么名门望族和富家大户，而是诞生在一个败落、潦倒的穷书生家里。据说他的祖父孔庆麟曾在保定做过清朝的官吏。晚年还乡，因子女多（五子二女），日子过得较困难，仅有二十余间房和十来亩地。孔祥熙的父亲叫孔繁慈，字和亭，排行老三，是一个穷秀才，由于染上了大烟瘾，家境更为穷困，常常要靠典当家业过日子。后来，因受美国公理会传教者的宣传，戒了烟，入了教，遂为教会当差（还有一说是当教会学校教员）。孔祥熙的母亲也吸大烟，身体不好，长期患病，曾随夫入教，大约在孔祥熙六七岁时她就去世了。关于她的姓氏，多数说是姓庞，但有人说是姓李，还有人说是太谷任村贾氏（贾家是太谷一大富户）。任村贾氏之说是肯定不对的，因为任村贾氏者，实际上是孔祥熙的姑姑。由于孔母体弱多病，幼年的孔祥熙得其姑母的照顾颇多，故有此讹。另外，也有人把孔祥熙的父亲误定为孔繁杏。实际上孔繁杏是孔祥熙的五叔，曾在河北一些县做过县长，参预过张勋复辟活动，晚年靠孔祥熙资助过活，曾为孔祥熙监督过裕华银行的业务，一些人便把他误为孔父。孔祥熙全家共有四口人，父母之外，还有一个亲妹妹孔祥贞。至于他的堂兄弟就较多了，祥熙在其中排行第三。
孔祥熙出身在这样一个穷困的家庭里，其童年生活自然不曾是美妙的。
他曾经是一个苦孩子，经常和别的穷人子弟一起到灰渣坡上拣煤核，也曾尝过饥寒交迫的滋味。
长期以来，一些著作和媒介都认为孔祥熙出身于富户，说他家原来是山西的老财主。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许涤新在《官僚资本论》中说：“孔祥熙的老家是山西的志成信票号。”这是一个大误会。确实，太谷曾是清代票号业的鼎盛之区，也确实有过一家著名的“志成信”票号。不过，“志成信”的财东乃是一离太谷城南五里之沟子村的员家，和孔祥熙可说是风马牛不相及。当然，也不能说孔祥熙与“志成信”票号毫无一点瓜葛，这是因为“志成信”里有一位掌柜（后来也在店里入了股）叫孔庆丰，是孔祥熙的一房族亲（祖籍在太谷北街），按辈数排，孔祥熙应该叫他爷爷。孔祥熙为图经济上的发展，和这位有钱的爷爷家里比较亲近，往来颇多。但孔庆丰和孔祥熙毕竟不是一家。不能把孔庆丰看成孔祥熙的老人，更不能把孔祥熙与“志成信”票号拉扯在一起。
孔祥熙是太谷基督教会学校最早的学生之一。他大约在10岁时上学。学校就设在太谷南街教堂福音院里（即今太谷县委院内）。这个学校和当时的私塾大大不同，它不仅教授中国的经学，也教授西洋的天文、地理、算术等。教师则由美国传教士和中国教徒中有知识者担任。在这个学校里，孔祥熙大显奇才。他天资聪颖，学业优良，是当时学校的高材生。有些文章在谈到孔祥熙时，说他是个毫无能力的庸才，其昏庸胡涂，常出于一般想象之外。这样的评价恐怕是不够客观的。
由于学业优良，加之孔祥熙又善于奉迎讨好，故深得中西教师的宠爱。
当时主管太谷教会的美国人来浩德和夫人、华人长老刘凤池等都十分赏识他。特别是一位美国女传教士贝如意更喜欢他，曾为他画像，并于1898年出资送他到北京通州潞河书院（也是一所教会学校）学习，继续深造，为将来留美做准备。这里，顺便订正一个说法。有的材料里说孔祥熙曾充当美教士“白路女士之差役，因白路传教士回国带孔到美国留学读书”。这是根本没有的事。首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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