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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新传-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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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18日，蒋介石下手令，以“勾结共党，阴谋叛乱”的罪名，将陈仪杀害于台北马场町刑场。
陈仪（1883—1950），曾名毅（清末，溥仪当皇帝期间，为避讳，曾用此名），字公侠，后改字公洽，自号退素，浙江绍兴人。他的一生错综复杂，是中国近代政治风云变幻中的一个悲剧性人物。
陈仪1883年5月3日出生于浙江绍兴的一个商人家庭。父亲陈静齐经营钱庄，家境颇富。陈仪幼年随教私塾的叔父到杭州读书。十几岁时，父母将其召回，让他改学经商，进绍兴怡丰钱庄当学徒。满师后，又赴杭州求学，入求是学堂（浙江大学的前身）。1902年，考上官费留学生，赴日进入士官学校第5期炮兵科学习。1907年毕业回国，在杭州陆军小学任教员，后升监督（校长）。辛亥革命后，曾任浙江都督府军政司司长。1914年，应召到北京任政事堂统率办事处参议。1917年，再次赴日进陆军大学深造，是中国留日陆大第一期毕业生。1920年回国后，在上海经营实业和商务，与友人合资兴办裕华垦殖公司和丝绸商业银行等。1924年，军阀孙传芳任命他为浙江第1师师长。次年，参加五省联军与奉系作战有功，被任命为徐州总司令。1926年10月，担任浙江省省长。不久，由于和南方革命军秘密接触事泄，被孙传芳羁押，后经友人说情脱险。
1928年，陈仪由南京国民政府委派赴欧洲考察半年，重点参观德国的工厂。回国后，于1929年4月出任军政部兵工署署长。次月，即升任军政部常务次长。1934年，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在闽主政期间，推行“统制经济”，搞粮食“公沽”（即专卖），结果，米商趁机囤积居奇，官吏从中渔利，百姓叫苦不迭，受到回国考察的著名侨领陈嘉庚的极力攻击。1941年，任行政院秘书长，由于和副院长孔祥熙不和，1942年改任考核委员会上任委员。1943年，兼任代理陆军大学校长。1945年，出任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后任浙江省主席。
蒋介石在台湾“复职”后为何要拿陈仪开刀，有权发言的知情者说法不一。归纳起来，有三条：一是蒋介石为解脱“2·28”事件的罪责，树立民主形象，借陈仪之头以解民愤；二是蒋介石为发泄第三次下野的积愤；三是因策反汤恩伯被毛人凤借蒋介石之刀杀之。
陈仪只是代罪羔羊持第一种观点的是现年74岁，自称曾任陈仪侍卫、后任陈仪机要秘书的舒桃（本名舒元孝），1995年2月28日，在李登辉代表台湾当局为“2·28”事件正式向受难家属道歉后，当天下午，舒桃立即召开记者会，宣称目睹官方处理整个事件的过程，并亲眼看过蒋介石发给陈仪指示其“格杀勿论，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人”的电文，重申陈仪只是蒋介石下令杀人的“代罪羔羊”，并将于近期联系陈仪移居海外的后代，希望共同为“老长官”进行平反。
1945年，台湾光复，陈仪出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当时台湾实行的行政长官公署制与内地各省实行的省政府制有很大的不同，台湾省行政具有比内地省政府主席更大更集中的权力。这种特殊的行政体制是由陈仪和当时在大陆的一些台籍人士设计的。他们认为，当时大陆各省所实行的省政府制事权分散，牵制太多，不能充分发挥行政效能，只有集中权力，才能增加办事的效率。为了照顾台湾特殊的社会环境，国民党政府也同意了这种特殊的省制。可是，这种制度在台湾的实行，却引起了台湾民众极大的反感。他们感到，行政长官公署制是日本总督制的复活，是一种独裁、zhuanzhi的制度，在台湾实行这种制度，是一种对台湾与内地有别的不平等待遇。这种心理上的抵触，可以说是后来造成“2。28”事件的原因之一。
陈仪本想用特殊的制度为台湾的民众多做一些事情，实际上有些也确实做到了。例如，他与财政部力争，维持了台湾金融、货币的特殊化，使当时中国大陆的恶性通货膨胀不能直接冲击台湾，多少保障了一些台湾人民的利益。可是，他主持下的台湾省政，在当时全国普遍存在的政治腐败、经济调蔽的客观大环境中，毕竟不能成为沙漠中的绿洲、汪洋中的孤岛。
当时岛内官吏贪污腐败、军警横行的现象，可说与大陆的状况并无二致。加上陈仪在台湾推行经济统制政策，给台湾人民带来了种种的不便和苦难，以及台湾籍人士参政机会较少等原因，台湾民众中普遍存在着一种对省政不满的情绪。当时，台湾各界对省政的批评，与当年陈嘉庚对陈仪主持下闽政的批评颇有相似之处。作为行政长官，陈仪对“2·28”事件之前台湾省政方面的种种缺失，自然难辞其咎。
台湾民众的不满，经缉烟血案为导火线引发了“2·28”事件。由于国民党军警的残酷镇压，“2·28”事件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流血惨案。那么，谁该负出兵镇压的主要责任呢？过去，因为陈仪是台湾的军政主管，一般都把责任算在他的头上。包括台湾1994年出版的《2·28事件研究报告》中也认为，陈仪“事起之初亦希图以政治手段，化解危机，但事态的发展已非其所能控制，乃转而要求中央加派重兵镇压，大军抵台后，他身为台湾最高军政长官，却未能有效约束军警人员依法执行绥靖任务，以致。。扩大了事件追究之打击面。”根据这种说法，很显然，陈仪应当负主要的责任。可是，这种说法未必公允。单仅凭目前已公布的史料就可以说明，陈仪未必应当负主要的责任。
事件发生之初，陈仪电请蒋介石派整编21师的一个加强团回台归建，而当时中统局则向蒋介石建议加派劲旅3个师赴台镇压。当陈仪认为台湾事态还不是很严重的时候，宪兵团长张慕陶认为，台湾局势己演变到“叛国夺权的阶段”，因此他指责陈仪“似尚未深悉事态之严重，犹粉饰太平”。当3月6日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首先出兵镇压民众之后，还受到了陈仪的指责：“台湾问题应由政治途径解决，闻高雄连日多事，该司令轻举妄动，应负此次肇事之全责，着自电到2日起，全部撤兵回营，听候善后解决。”事后，彭孟缉被认为“功绩甚大”，得到了一再的升迁，而陈仪则被认为措施无力，兔去职务，黯然离台。对于军统、中统在“2·28”事件中的滥捕、滥杀，陈仪也曾痛心地说：“他们事先不请求，事后还要求补办手续，真是无法无天。”由此可以看出，虽然陈仪名义上是台湾的最高军政长官，但当时军、警、特各成系统，实际上他根本无法控制全面的局势，可以控制全面局势的是陈仪背后的蒋介石。那种把主要责任归咎于陈仪，而替蒋介石开脱责任的做法，显然并不公平。
舒桃自述，当年经台北市长黄朝琴推介，跟随陈仪专责私函密件收发，陈仪称其为“小四川”。1947年3月1日早上，当时参谋长柯远芬见大批群众包围长官公署，且情绪节节升高，即来面见陈仪，要求动武；陈仪见事态严重，立刻发电向南京蒋介石请示。大约下午6点左右，南京发来密电，陈仪打开一看，脸变得铁青，不说话，随后指示舒送交柯远芬。舒心生疑虑，在送件途中打开密电一看，但见大字“格杀勿论”，下接小字“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人”的令谕。
3月19日事件过后，白崇禧来台要陈仪回大陆避风头，但陈仪表示下令的人并不是他，他没有必要回大陆。然而，1948年5月蒋介石却藉浙江省主席职位空缺，遣调陈仪回大陆。
舒桃的说法，对向来被认为应为“2·28”事件负责的陈仪而言，明显是为其翻案。另外舒桃也对当局提出几点质疑：1。2月27、28，3月2日皆有南京电文，为何3月1日关键时刻却没有？2。陈仪当年以通匪叛乱罪名被枪杀，其实只是国府为退守台湾，安抚民心的“代罪羔羊”。
3。当年陈仪随员11人生死不明，请政府公布处理过程。
至于舒本人在陈仪被“引诱”回大陆之际，觉得事有蹊跷，第二天就易名舒生辰，只身逃到上海。1949年回台开办《民族精神》半月刊，撰文刊登“2·28”事件文章，1959年为警备总部所捕，关了3年。1962年底，移居越南，并与当地钢铁大王邓文成之女邓氏雪结婚，进出越南上流社会，是当时台湾在越南的大侨领。1970年11月在越南侨界的餐会上，被刚调迁来越南任军事代表团团长的柯远芬认出，第二天即被秘密逮捕，囚禁大使馆两天，然后以专机将其遣送回台，又关了3年；被释放后，即以越南难民身分前往美国，1990年返台后，则发行《民族精神日报》，一年后因亏损而停刊。这几年来，为替陈仪平反，舒桃不断透过各种管道，寻机佐证自己的说法，他表示愿与现居美国的柯远芬当面对质，澄清事由，并要求政府立即公开当年3月1日的电文。
他也透过一位现居三重的许森标牧师，找到位居台北县五股乡孝义路陈仪的坟墓，并打听到移居几内亚陈仪侄孙陈春茂，而陈仪的两个亲生女儿（小名为阿蕊，阿玲）现在则定居多米尼加。另外据舒桃透露：现住台北市人称“八爷”的陈仪小弟，担任太平产物保险公司总顾问，舒桃曾去找过他，希望他能出面为陈仪翻案，由于其年事已高，生活无虑而不愿出面。舒桃表示：近期将设法与他们再取得联系，并成立“追究2·28真相联谊会”，共同“追惩元凶”。
根据舒桃的推论，人们想到，蒋介石再次上台后，为了杀人灭口或借头泄愤，所以首先拿陈仪开刀。
泄积愤陈仪遭殃持第二种观点的是李宗仁，他在观察有年后，写了下面的话：蒋氏每次下野总要杀一二要员以泄其胸中的积愤。民国十六年八月，遭难者为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和第十四军军长赖世璜，这次却为邓演达。民国三十八年下野时，遭殃的则为陈仪。
1948年12月，淮海战役已近尾声，国民党军败局已定，蒋介石迫于各种压力准备下野，由李宗仁出面和共产党和谈，陈仪披肝沥胆，上书蒋：“当前之势已是敌强我弱，只可言和、不可言战矣。”当局者在下决心破釜沉舟的时刻，最不愿听到不同的声音，蒋想的当是：“要死也一块死”，对陈已经不满了。
1949年1月21日，蒋宣布下野，偕蒋经国乘飞机由南京经杭州回奉化。迎来送往是地方官的头等大事，陈仪乃以省主席身份在西湖“楼外楼”设宴接见。贵客中除蒋氏父子外，还有俞济时、陈诚、汤恩伯等人。席间，蒋满腹惆怅，连“西湖醋鱼”也不能下箸。陈仪也是一片爱心，劝道：“要拿得起，放得下！”
真正会做官的人，那第一等本事便是用心揣摩上司的“思想动态”，像王熙凤侍候贾母那样，投其所好，拣中听的说，少而精。安禄山就有这种本事。传说，唐明皇有次戏问安节度使：“你肚子那么大，里面装了些什么？”安马上伏地回答：“满肚子都是赤胆忠心！”唐天子笑得合不拢嘴。
蒋是不想真心“放下”（下野）的，一听此言，连饭也不吃了。随即驱车而去，连“断桥残雪”也不屑一顾，当夜宿于览桥空军学校“天健北楼”。2月间，汤恩伯告密，蒋也不同李宗仁商量，便免去陈仪的浙江省主席职务。蒋经国在1949年3月21日日记上写有：李宗仁本日复飞桂林，陈仪移交浙江省政府主席。
彼因通匪有据，到沪后即被看管。
3月，国防部保密局毛人凤将陈押送台湾。
劝降汤恩伯内幕持第三种观点的是当时任汤恩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
第二处长毛森（军统）。
1948年6月，陈仪出任浙江省主席。当时，正是国共抗争激烈、乾坤剧变的季节，这位饱经沧桑，年过古稀的官场老翁太疲劳了，不忍再见生灵涂炭，有意且息兵刀。中共研究了他的思想动态，派人与之联系，希望通过他劝说汤恩伯在宁沪一带宣布起义。
毛森日后的回忆资料（《台湾传记文学》52卷4期《陈仪迫汤投共始未》），承认这个案件是他所主办的。他认为汤恩伯拒不接受陈仪起义的劝告，并向蒋介石告密，这固然是事实，但汤恩伯用心良苦，并不想杀害陈仪，最终导致陈仪杀身之祸的是（军统局长）毛人凤。以下是毛森撰述当时经过的情节，虽属反面史料，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抗战胜利时，毛森奉调汤恩伯部工作，汤发现毛的为人与工作能力，委以重任，对毛推心置腹，相遇恨晚，无论大小公私，都和他商谈，彼此间已无任何隐私。1949年初，东南吃紧，毛森临危受命，接任上海市警察局长。有一天汤私下告诉毛陈仪迫其投共，毛非常惊讶，他问汤有无告诉过别人，汤说：绝对没有，只告诉你一人而已。毛续问他，打算怎么办？他要求把陈仪迁住毛森家，不准其自由行动。毛说，“陈是封疆大吏，亲友甚多，他要出去访友，或友来访他，或打电话，怎能阻止，一旦被人知道我把他幽禁家中，我怎么应付？且我家生活设备极简陋，无法招待大员。”毛森一口拒绝。当时毛森对汤的想法，还有点怀疑，因他俩亲如父子，无话不谈，汤可能因言语冲突，对陈说了一时气话。汤：“绝非气话，陈的思想早已变了，他自台湾铩羽归来，即促我去北方率领13军独立（汤的基本部队，似驻热河，由石觉统率）。那时我认其是牢骚气话，我和林蔚商量，推荐他出任浙江主席。我们对蒋公说，陈是政治大才，热忱工作，今赋闲无聊，如委其主浙，必能为家乡做一番大事。蒋果任陈为浙江省主席，陈在主浙之初，因忙于工作，较少晤谈，不久他又要我准备和谈，停止军事行动，我才认定他的思想确实变了，恐其闹出大事来，我私下对蒋说，陈已年老，恐难应付大动乱，并推荐驻浙军长周岩接任主席，蒋一一照准。我把陈接来上海为他夫妇安排住所，照顾其生活，原意可以朝夕承欢，让其韬光养晦，安定快乐，享享清福，不料他火气更大，骂我不识时务，大势已去，还作无望的挣扎，我实无法对付。”
毛说：“他年将古稀，投共之后，难道还会给他比省主席更大的官吗？”汤说：“这个老糊涂竟明对我说，并非为自己打算，是为我向中共找条出路，再提拔我一次。我向他表白，我是军人，追随蒋公几十年，决不能弃他投共。他骂我没有头脑，不识时务，不为国家人民保留元气。每次见面，总是将我痛骂，无法向他解释。”
其实，毛森与陈仪的关系也极密切，他主闽时代，毛任省会警察局特警组主任，帮他做了许多大事，所以陈对他推心置腹，抗战开始，毛奉调北上，离开了陈。其后陈仪接任浙江省主席，尚未与毛晤面，即发表毛兼浙江警察保安处处长（指前浙江省保安司令部警保处长）。
陈仪个性刚愎自用，但学识颇深，他是日本陆军大学就学时以第一名毕业，被誉为卓越的兵学家，其见解亦甚独特，与众不同。。当时毛森曾对汤说：“你不要接受策动，不理他算了，他光棍一个，让他去投共好了。”汤气呼呼地说：“他不断打电话叫我去见他，一见面就骂我不识时务，不识抬举，要我派架飞机送他去共区，我实在受不了。”毛森看出汤、陈争吵已濒决裂，汤已不愿再见陈仪，毛又不愿接陈去自己家居住，实无法处置。
汤命毛即在陈寓软禁陈仪，不准他自由行动，禁止会客，但可陪其上澡堂、理发、购物、上街散散步，他发脾气时，只好逆来顺受，毛乃率领刑事处长郑庭显及干警多人，亲去虹口谒陈仪，进入陈寓后，毛手下即令陈之副官交出佩枪，陈之副官初想抗拒，见毛森在场，即听命缴枪，毛向女佣表达拜望陈主席，陈即下楼接见，毛森对陈仪说：“时局不宁，我奉令派人保护你。。”陈仪当然明自己被监视了，默然颔首。毛即指派陈浩泰、甘觉两组长，日夜轮流监护，然后恭恭敬敬向陈鞠躬辞退。
日后有人说毛森当时领人在陈寓翻箱倒柜进行搜查。毛森否定说：陈是廉洁官员，无身外财物，住的是汤寓，食用的全是汤所供应，迫汤投共的信件已铁证如山，还搜查什么呢？
毛森与丁名捕在蒲石路汤公馆见过面，汤介绍说，丁是陈主席的外甥，系陈介绍来沪担任汤的秘书；以后似又见过，但所见的是丁或另一人胡帮宪。汤私告毛，丁、胡是共方人员。并说：陈仪思想转变，也受其秘书沈仲九的影响。要毛森设法阻断陈与丁、胡及沈等的来往，说只是怕他们继续打扰陈仪，并无对丁、胡追踪逮捕之意。
毛森认为自己办理陈案与办理一般“刑事”、“政治”案件完全不同，绝未追究“余犯”、“同谋”、“图谋”。因陈已明迫汤投共，公然手谕“应做纲要”，还有什么可以追究呢？至于丁名捕、胡帮宪（现名允恭）只是连络人员，陈要汤委其任秘书，只是便于秘密连络及刺探军情，主犯既不能法办，自无法只办其传言人。毛森还怕因汤不听陈命，对方为了逼上梁山，故意泄漏风声汤通中共，以打击人心士气，使汤无地自容，故才决定采取行动，将陈软禁。
其时南京政府系由李宗仁代理总统，蒋介石退居奉化，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暗中指挥各地军政长官行事。汤之本性对蒋尽忠，对陈纯孝，到了忠孝不能两全时，把他难倒了。几经考虑，认为兹事体大，不能私了，他身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不能去奉化请示，毛森建议派其心腹陈大庆或石觉为代表。汤说：“陈是淞沪警备司令，石是上海防卫司令，都有重要公职，且不知全案经过，不适宜去。”他最后问毛森能否走得开？毛说，“现在币值狂跌，物价飞涨，治安混乱，时刻准备应变。。”这时毛森忽然想起了毛人凤——李宗仁代总统时询中共要求，撤去毛人凤军统局长职务及该局外勤工作，改派徐志道为局长，毛人凤为人谨慎服从，颇得蒋介石器重，故蒋仍指派其担任“黑”局长，闲住上海。于是毛森建议由毛人凤代表去奉化请示，汤认为恰当，立刻同意。
毛森偕毛人凤去见汤恩伯，汤即面告毛人凤关于陈仪要其投共经过，并将陈给他的信件一并给毛（编者按：即陈仪促汤起义亲笔信件，内容是促汤释放政治犯，停止修建工事，保护一切公家财物，改编部队，迎接解放等条文），转递蒋介石。汤的唯一要求，是保全陈仪一命，由其奉养天年。并口头表示对蒋决尽忠到底，不屈从李宗仁命令，尽力装运物资去台湾，坚决反共作战到底云云。
汤派专机送毛人风去奉化后，毛很快就回到上海。毛说，蒋介石听了报告后，嘱善待陈仪，好好看护他，一切照他们的意见办理。汤再问起，蒋有无答允保全陈的生命。毛说：“当然没有问题。”从此，汤也放心了。
陈仪的一生是有抱负的，他廉洁、勤俭、不谋私利，凡是认识他的人，有口皆碑。对于国家建设和社会变革的追求，他又十分地痴心和执着。然而，在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下，不仅他的抱负不能实现，而且，一生辛劳，四处碰壁。他在晚年写下了两首七言绝句：事业平生悲剧多，循环历史究如何？
痴心爱国浑忘老，爱到痴心即是魔。
治生敢曰太无方，病在偏怜晚节香。
廿载服官无息日，一朝罢去便饥荒。
这两首诗正是他一生最好的写照。
他一手培养起来的汤恩伯出卖了他，这是他始料不及的。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时（指1949年4月下旬），陈仪被送去台湾，幽禁基隆要塞司令部。此后，蒋介石曾表示，如果陈仪认错，写一张悔过书，就可以恢复他的自由。可是，陈仪却表示：“我有何错，我无错可认。我已年过半百，死得了，悔过书我不能写。”
国民党官员去台后，汤恩伯很是怀念陈仪，其本人不便去探望，特派陈大庆携带日用品去请安，大家以为就这样了。陈可享天年了。不料1950年6月间，因时局关系，蒋介石突然下令要审判陈仪，汤恩伯知情不妙，往求见蒋，传话者转示，蒋已去台中。汤四处求人营救，大家都摇头无能为力，拜请当年在沪共患难的谷正纲、雷震、方治及上海市长陈良等人转救缓颊。雷震说，老头子为了杀人立威；谷等认为蒋要用陈仪的头颅镇压人心；陈良认为陈牺牲定了。汤又请毛人凤求蒋遵守“诺言”饶陈一命，毛特来汤府复命说，“天威难测，我已恳求过了，没有用。”
辞出后，毛森在送毛人凤回家路上，埋怨他：“你做事没有肩胛、不负责任，当时汤讲好的，唯一的要求是要‘保全陈仪一命’，蒋既曾允诺，你应据理力争才是。”毛人凤被责怪之后，却耸耸肩说：“你忘了吗？陈仪是杀军统局福建负责人张超的仇人，我还会救他吗？”
张超，福建人，原为军统局福建负责人，抗战开始，组织游击队，只表孝忠于蒋介石和戴笠，目无地方长官。陈仪心腹省会警察局长李进德对其尤为深恶，怂恿陈仪除张。陈求治心切，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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