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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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超，福建人，原为军统局福建负责人，抗战开始，组织游击队，只表孝忠于蒋介石和戴笠，目无地方长官。陈仪心腹省会警察局长李进德对其尤为深恶，怂恿陈仪除张。陈求治心切，费尽心力，平定了有小四川之称的福建各股民军，自不容张超再组织地方武力。陈自命公正廉明，不畏权贵，以迅雷手段秘密电蒋，请准将张超就地正法，才伏下本身日后杀身之祸。

毛森认为，依毛人凤当时的语气看来，他在受托飞溪口向蒋介石报告时，可能当做大功一件，而并未向蒋提出汤所要求“保全陈仪生命”的条件，致陈死后，使汤恩伯蒙受“卖师求荣”的骂名。

陈仪死后，蒋始召汤恩伯。蒋似余恨未消，训汤大义灭亲，还哭什么，不得立牌位祭奠。从此汤落落寡欢。汤本有十二指肠溃疡病，据医言，情绪忧郁时，将增剧病情。汤病情日增，亲友劝其去美就医，后在日本草率动手术，死于庸医之手。

第二节吴国桢黯然挂冠当年“打虎”种下祸因朝鲜战争的爆发，虽然没有给蒋介石“反攻复国”的机会，但却使他意外得到一张“人寿保险”。台湾海峡有了美国第7舰队把守，美国又承认了蒋介石，恢复了军事和经济援助，昔日“囊中羞愧”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台湾在“资本主义阵营”中的砝码又加重了分量。一些欲与国民党台湾当局断交的国家也不断交了。

1953年元月，二次大战时曾任欧洲盟军最高统帅的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取代了蔑视蒋介石的杜鲁门。2月2日，艾森豪威尔在致国会咨文中说明：“解除台湾中立化，不再限制中华民国武装部队对大陆的行动。”于是，蒋介石又喊出“反攻大陆”的口号。不过这只是蒋介石愚弄台湾人民的“政治神话”、“诺言公债”。蒋介石的工作重点，仍是在加强内部统治方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肃清不忠于蒋介石的官员。于是，发生了轰动中外的吴国桢事件。

吴国桢，湖北建始人。1903年10月21日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其父吴经明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供职过清廷军务部。1913年，吴国桢到天津考入南开中学，与周恩来同窗。192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又放洋美国，首先在艾荷华州格林奈尔学院肄业，1926年以《中国古代政治理论》论文，获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同年归国。在人才辈出的二三十年代，可说是佼佼者。

西方教育的熏陶，对吴的个性、脾气、为人处世和人生观颇具塑造作用。这也是导致他和蒋经国冲突的主因之一。

打从吴国桢在1927年进入官场，出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特派员兼交际科长起，他的才华即显露无遗。及至1932年，国民党湖北省主席夏斗寅免去吴的财政厅长职位，转任蒋介石的侍从室秘书，吴国桢从此即成为蒋的爱将。日后虽与蒋介石闹翻，但吴氏在晚年仍承认蒋对他有“知遇之恩”。吴国桢对蒋的感怀是有其原因的，在政坛上吴始终一帆风顺：历任国民党政府汉口市长、重庆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宣部长、上海市长、台湾省政府主席。

只要稍微了解国民党高层政争的人，都知道吴国桢事件的根源是吴与蒋经国的不和，而吴蒋矛盾并非源于台湾，而是始自上海。

1948年夏间，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国民党政权不但在军事上受到严重打击，在经济上也已生命垂危。当时国统区的纸币已“失去价值尺度的机能，失去了流通手段的机能，失去了支付手段的机能，失去了贮藏手段的机能”。城市大宗买卖早用黄金美钞计算，农村普遍以粮食作价格标准，偏僻地区又已恢复银元往来，物物交换风行各处。同年7月19日，25万元的关金大钞开始问世，纸币的发行量已是战前的20万倍，物价的涨度为战前的390万倍。7月下旬，蒋介石在莫干山召集他的高级经济幕僚，频频举行会议，准备实行币改，以挽救危机。8月18日，蒋介石返回南京。

第二天，明令公布币改内容，归纳起来，不外下列四大项目：（1）自8月19日起，以金圆为本位币，十足准备发行金圆券，限期（10月20日前）收兑已发行的法币及东北流通券。

（2）限期收兑人民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币与外汇，于9月30日前（其后又将限期延至10月31日）兑换金圆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持有者严办。（3）限期登记本国人民存放外国的外汇资产，违者制裁。

（4）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及国际开支。

南京不惜孤注一掷的决心，从8月20日《中央日报》的一篇社论可以看出。文章说：社会改革，就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抑制少数人的特权。我们切盼政府以坚毅的努力，制止少数人以过去借国库发行，以为囤积来博取暴利的手段，向金圆券头上打算，要知道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

蒋介石把这个割盲肠的重任交给蒋经国，任上海经济督导员。而蒋经国自己也颇具自信，咸以“认真实行”，即能“扑灭奸商污吏，肃清腐恶势力，贯彻新经济政策。”他调来了“戡建大队”，向渔管处借调一部分旧人马，在上海中央银行内，设室办公，杀气腾腾地打起“老虎”来了。

然而上海的财阀和“教父”，以及国民党的官僚集团，都不愿意和太子合作，要是蒋经国成功了，他们的利益就会受到侵害。

当时任国民党上海市市长的吴国桢，曾与蒋经国发生正面的冲突。吴除不大同意蒋太子的作法以外，市长权力被架空也使他颇为不悦。

从经济的观点出发，吴认为用高压的政治手段，无法解决经济问题。蒋经国不信邪，坚持“一路哭不如一家哭”的信念，只要施行铁腕，全面打击投机商人，争取上海市民的通力合作，通货膨胀，是可以遏止的。他是根据30年代斯大林新经济政策成功的先例。吴却亲自赴京，向蒋介石力谏，剖陈利弊。

蒋经国上任不到三个星期，上海市社会局长吴开先，公开和太子冷战，上海的官僚势力，组成联合阵线，和蒋经国对抗。

紧接着又出现一个“扬子案”，把蒋经国到上海的一个多月声威，全部输光，上海居民把蒋经国的政治口号“打老虎”，改成了“只拍苍蝇，不打老虎。”

“扬子案”的主角是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由于他的“扬子公司”在上海经济管制时，犯了最大违禁事件，蒋经国下令将其逮捕。据当时印度驻华大使潘迪华回忆，当“扬子公司”被查封的当晚，南京官邸正在宴客，杯盘交错之际，上海突来一紧急电话，宋美龄接完电话之后，神色至为不安，乃先离席。翌晨（10月1日），宋美龄即自南京乘专机到上海，将孔令侃“带走”。事实证明，吴国桢这位普林斯顿训练出来的政治能手，的确比蒋经国成熟、高明。“扬子案”后，蒋经国落荒而走。但蒋经国却把这笔帐记到吴的头上，认为是吴扯了自己后腿，才有那样的结局。

水火难容1949年12月15日，尚未复“总统”职的蒋介石以台湾最高行政长官的身份，任命吴国桢为台湾省主席，对此，吴大惑不解。因为陈诚掌管台湾省主席大印不足一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而台湾是国民党集团剩下的唯一统治区，当时随蒋赴台的高官如云，这一要职应该与己无缘。想到不久前陈诚曾邀他出任省主席秘书长一职被他婉拒之事，吴在蒋介石告知他将要做此人事调整时对蒋说：“陈诚将军不是做得很好吗？最好由俞大维担任”。

蒋介石做此人事安排，颇费心机。他毫不隐讳地对吴说：“你很恰当，我要你今后全力争取美援。”

同且13日，台《中央日报》刊出了“台湾与美援”的社论，指出：“我们的历经图治，彻底改革，就是我们争取援助之最有效、最有力的方法”。由于一切改革的目标是以美援为中心，故有“民主先生”之称的吴国桢，当然成为台湾省主席的“最佳”入选。

吴国桢任台湾省主席之职的第三个月，蒋介石宣布复“总统”之职，同时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长”。吴国桢认为：“为了他把省主席的位置让给我，他一直耿耿于怀，老是卡我，所以我向蒋先生报告，请求辞职。”蒋对吴的请辞不予批准，并对吴说：“辞修和你斗，你就和他斗，我支持你。”

受此鼓励，吴认为：“钩座惨受大陆失败之教训，已锐意改革，故敢冒死犯险，竭智尽忠，以图报效。”

吴的“尽忠”，导致了他与蒋经国的再次冲突。当时蒋经国任“国军”

政治部主任，承“参谋总长”周至柔之命，职掌三军政战工作。吴为“省政府”主席，主管地方行政，井水不犯河水，双方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尽可相安无事。但这仅是表象，江南在《蒋经国传》中说：“独裁主义式的统治，任何公诸于世的法律规章，随时可以废弃、践踏，机关与机关间的运作，并无固定的程序。蒋经国的权力，远超过其公开的职衔，明的一面，是政治部主任，救国团主任（后来成立）；暗地里，以总统府资料组的名义，操纵台湾的特务系统，特务权凌驾一切行政权。于是，吴、蒋冲突，乃成自然演变。”根据江南披露，吴蒋冲突的枢纽，则为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即今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的前身）司令一职，循例由“省主席”兼，实权操副司令之手。吴国桢一反他前任魏道明时代的习惯，凡事听令钮先铭一手包办，偶尔，要过问一下“司令部”的大事。讵料副司令彭孟缉，早投效到蒋经国麾下，听其驱使，和蒋经国互通声气。自然，就不把他的顶头上司吴放在眼里。假使换一个“主席”，如俞鸿钩、严家淦之流，持“遇事请示，凡事推事”为座右铭，蒋经国越权，乐得装聋作哑，不闻不问，好官我自为之。那么，何止冲突不会升级，连上海时代的误会，都可消弭于无形。

但吴国桢拒绝妥协，江南认为有下列原因：吴的性格使然，“士可杀而不可辱”，官可以不做，原则要遵守。这本是传统中国士大夫的一项卓越的德行，吴能舍唯唯诺诺而表现其气节，至为难得。

恃宠而骄，过分高估了蒋介石对他的信任，迨他了解蒋介石“爱权之心，胜于爱国；爱子之心，胜于爱民”时，已噬脐莫及。

缺少团队精神。吴认为蒋经国“不学无术”，其所主张及实施之办法，与‘近代民主政治，实属扞格”，而忽略“国府”的本质。民主也者，本来就为装饰门面的东西。

另有一种说法，吴“八面玲珑，十分圆滑”。一个“圆滑”的政治人物，当不至于糊涂到以自己的乌纱作孤注一掷，想必蒋经国有欺人过甚之处。枝枝节节的龃龉，大都为了金钱之争，迁台之初，台湾国民党当局除自上海搬去大量黄金白银，“国库”收入，几乎等于零。一切“中央”的开支，唯“省府”是赖。而“省府”的经济来源，无非靠岁收田赋。应付那样庞大的开支，难免捉襟见时。

吴身为主席，自有撙节开支，开拓财源的责任，遇到预算以外的额外要求，如“政治部”、“救国团”的请托，往往不客气地予以婉拒。换一个人当主席，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宁愿别处节省，对蒋经国网开一面。诚如他告诉雷震时说：“我只是采用消极行动，不发给经费，所以蒋经国恨死我了！”江南认为：“公正地说，吴意气用事的成分很大。否则不至于发展到形同水火的阶段。”

类似情况，陈诚当“行政院长”的时候，也曾发生过，也引起和蒋经国的矛盾，但没有吴蒋这么严重。

导致吴蒋严重对抗的是台湾火柴公司案，那是1950年的事。某天“省府”召开资源方面的会议，有人报告，王哲甫（台湾火柴公司总经理）被捕，承办单位即省保安司令部。会后，吴召见“副司令”彭孟缉，查明原委。彭说是“总统”的命令，并陈阅全卷。吴不看则已，阅后，情绪激动，十分气恼。台湾火柴公司，总公司原设上海，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董事长吴性栽，选择留居大陆。保安司令部本着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处事方针，将吴性栽列为“附匪商人”。吴性栽解放后，从事电影事业，曾摄制《民国四十年》影片一部，影片内容，对国民党、蒋经国有诸多“诋毁失敬”之处。透过情报活动，蒋经国获悉，迁怒于留台的台湾火柴公司，下令彭孟缉将负责人王哲甫，不分青红皂白，逮捕下狱。

于“法”，蒋经国是站不住的，台湾的王哲甫没有理由去为上海的吴性栽负任何行为上的“法律”责任。吴国桢说：王虽到香港和吴性栽见到两次面，不过，在时间上是在影片完成之前。

据王的供词，仅说是业务报告，和吴在上海的行为，并没有任何牵连。因此，我认为这种随便入人于罪的办法不足以服众。我命令彭孟缉立即释放，彭要我下手令，我下了一个条子。

吴的手令，等于废纸，彭并未遵守。吴说：当天下午五点，彭要见我，而且和经国一道来的。

当时小蒋的职务是总政治部主任。我这才知道，经国以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的名义，控制着台湾的特务系统。经国说，王有罪，不能释放，我坚持于法无据，场面极为尴尬。最后我问彭：“究竟你做主席兼保安司令，还是我呢？”

处彭的立场，可以对吴违命，吴莫奈他何！和蒋经国站到一边，不愁将来之升官发财。果然，这位吴眼中“獐头鼠目”的彭“副司令”，后来因功而升为上将衔“副参谋总长”、“代参谋总长”、“参谋总长”，似乎火箭的速度，在台湾红极一时。

这是吴、蒋当面顶碰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以当时的情况，除吴以外，不作第二人想，可见吴的气焰，并不下于蒋经国。

当天傍晚，吴下班不久，“主席”官邸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即“总统”

贴身秘书周宏涛，奉令转达，抓王是蒋介石的意思。显然，打出父亲这张牌，目的在缓和蒋经国和吴的关系，挽回蒋经国的颜面。吴告诉周，“大家都为蒋先生做事，上级命令，无违抗余地。但王案牵涉到一个是非之争，是非是原则问题。此刻台湾既风雷震荡，敌人伺机而动，政府标榜民主法治，焉能言行不一。”周打圆场：“假使省府怕背黑锅，可改由国防部军法处处理。”吴尽可顺水推舟，息争了事。然而，吴仍未见好就收，坚持己见，写就私函一封，托周转呈，图作最后努力。

当晚，周再度访吴。周说：“先生（官邸称蒋为‘先生’）看你的面子，由死刑改判七年徒刑。”

吴未获全胜，亦未全败，以蒋介石的性格，对这样一位傲慢的部下，已足够容忍，但是吴和蒋经国的嫌隙，亦未因此平息，且进一步扩大。

更严重的冲突，发生在台湾第二次县市长选举前夕。蒋经国下令全省特务以户口检查之名，一夕间，逮捕398人，而其中仅19名有过轻微违警记录，其余全属无辜。经吴出面干预，迅速获释。但大逮捕之后有小逮捕，吴回忆说：有一天，基隆市长谢贯一向我报告，有两位市议员，午夜失踪。接报后，我向彭孟缉查询，彭先说不知道，后来推到保安司令部的×处长身上，那处长又说不知详情，案子是调查局办的，于是我下令要他在三小时内开释。开释后，我要谢市长把两位台籍议员带来看我，出于我意料之外的，两位议员表示，人既恢复自由，倒过来要求我不必追求真相，原因怕特务报复。后来说出真相，其故在未遵党部指示，投国民党提名的议长一票，遂遭惩罚。吴要彭把两位违法乱纪的处长撤职，彭表面敷衍，并未遵办。吴追问原因，彭拿出蒋介石的手令，吴顿时无话可说。

不得已，吴国桢于1952年2月，向蒋介石进言：“如钧座厚爱经国兄，则不应使其主持特务，盖无论其是否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的焦点。”蒋介石低头不语，装出很为难的表情，向吴斥责：“别说下去啦！”

蒋介石按既定方针办事，自然听不进吴国桢这逆耳忠言。吴国桢说：“此后钩座对于经国兄更加信任，不独任其控制特务及军队，且使之操纵党部并主持青年团。”

黯然挂冠吴国桢认为，他的上述进言使蒋介石产生了除掉他的念头。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1952年10月30日，是蒋介石65岁的生日。蒋介石与宋美龄这天离开台北，到郊外草山别墅避寿，但特邀请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夫妇上山吃晚饭，并殷切地留吴在山上过夜。

第二天吴氏夫妇离开别墅时，发现原来自己的汽车司机不在了，派人找也没找到，只得由蒋宅另派了一名司机开车下山。那天正巧吴的妻子大闹腹泻，开车不久就停车到路旁一老百姓家中入厕。等吴氏夫妇回到汽车旁，发现司机脸色都吓白了。原来三个车轮的螺丝钉都早已被人拧掉了，如果不是吴夫人闹腹泻，汽车上的人都已粉身碎骨了。吴国桢死里逃生，大彻大悟：蒋介石是想要他的命了！这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训练出来的政治能手，十分成熟，对此事一点不露声色。

1953年1月，美国共和党上台，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吴意识到，美台关系已经好转，他已完成了使命，该是急流勇退的时候了。

3月初，吴国桢借口健康欠佳，向蒋介石呈请辞职。蒋介石故作姿态，批示慰留，给假一月。但吴去意已坚，“三度请辞”，“行政院”

第286次院会，“应予照准”，并任命俞鸿钧为新的台湾省主席。

蒋介石之重用吴国桢，固然是由于他毕业于美国，与美国政界有相当的关系。但熟悉国民党政坛的人士认为，才干和忠诚，加上不结党营私也是他为蒋器重的原因。

在吴案发生之后，曾任上海市参议长的潘公展回忆：平心而论，吴国桢并不是一个庸才，他确有一套看家本领。他的漂亮的仪态，流利的演说，讲得一口很好的外国语，十足一股洋派神气，以及按时到办公室（上海人叫“写字间”），见了什么人都飨以笑容，甚至和当时气焰很盛的闹学潮的学生，也表示着一种即使“挨打”也满不在乎的气度，的确使当时仅观皮相的一般洋商和上海市民，仿佛都在想大上海何幸而得到如此一位现代化的民主市长。

吴国桢任国民党“外交部”次长时候的僚属何凤山的回忆说：吴国桢到外交部上任时（1942），仅随身带了一位秘书，用了几个星期之后，打发他走了，并且说：“我来做次长，已经是半路出家，破坏了外交部的系统与组织。我不能再从外边擅带人进来，加深我的歉疚”。所以几年下来，他没有用一个私人，极端尊重外交部的良好传统，年轻的新进大多为高考出身，由外交部举行特种考试派员监督，考取人员所取得的资格与高考资格相等。

吴国桢是清华毕业，留学美国，在国内做事多年，所以英文之外，中文也很不错，他告诉我说：“刀笔吏俗所谓绍兴师爷，在公文的运用上有一种特殊的技巧”。他佩服当时在侍从室工作的陈方（芷汀），他跟陈某请教过，所以吴氏行文，极重简洁扼要。我们部中的同事，虽然许多是老公事，有时在重要关口上认为不当时，他也不客气的申斥，受他折磨最厉的，要算欧洲司长梁龙（云松）。

吴氏是一个急性人，讲求效能，他的外国名字叫K。C。WU，中文喊为‘开水壶’，一则音同，再则恐怕是形容他说话说得快，好像壶中的开水一样。他走路健步如飞，许多老大爷们跟不上，视与他同行为畏途。在政治关系上，他与张群（岳军）接近，被目为政学系中的一分子。他注意人才选拔，我有时与他同车由上清市到涨秋山庄办公，在路上除讨论案件与问题之外，尚臧否部中的人事。因此，他对于部务的了解更加深切，譬之是时部员的外放，并非人事处决定，而乃每一出缺时，由每司提出人选，再经部务会议公决，人事处不过办理例行手续而已。我是时正督策同仁，铲除积习，努力工作，如果外放机会缺少，则将失去一重要的鞭策工具。所以我一有机会，就与吴氏谈司中的工作，又每一人员的学识品格。他是一位有心人，还晓得看点相，有次谈到纽约总领事馆的情形，我指出领事卢心畲有干才，处理内外事务均能恰到好处，他是于峻吉总领事的好助手。我不过是随便谈谈，并没有存什么心，哪知几个月之后，加拿大的多伦多总领事出缺，部中竞求的人很多，他忽然的问我说：‘你看派卢心畲怎样？’我闻之愕然，他继续说道：‘你不是说他很好吗？打电报问问他的意思如何？’卢某虽因故没有接受，而吴氏的求才若渴可以想见。”

上述例子，颇能勾画吴的个性为人，办事能力。

蒋介石器重吴，显然事出有因。但宠臣与爱子之间，有如鱼与熊掌，选择起来并不容易。蒋派人向吴暗示，只要愿意和蒋经国合作，将以“阁揆”酬庸。吴坚持“道不同不与为谋的”的原则，断然挂冠。

5月24日，即卸职后的第四十四天，吴国桢偕夫人黄卓群，黯然离台。

“官方”公布的理由，是到爱荷华州格林奈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