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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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4日，即卸职后的第四十四天，吴国桢偕夫人黄卓群，黯然离台。

“官方”公布的理由，是到爱荷华州格林奈尔母校，接受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并作六次公开演讲。离台当天，松山机场，场面热闹空前，陈诚夫妇以下，500余人，为这位前“主席”隆重送行。

临别前，“司法院长”王亮畴问吴：不回来了吗？”吴答：“是时候了。”吴的好友、政学系领袖张群也来送行，他送吴一幅曾国藩手书对联：“水宽山远烟霞回，天澹云闲今古同”。

对于吴的离台，江南披露：“若非宋美龄从中协助，在蒋经国的阻挠下，绝无可能。然而，险象环生，诸多插曲。先取得普通护照，第二天，‘外交部，次长时昭瀛，旋奉命收回，改发公务护照，吴最小的一个儿子吴修潢，当时就读台北建国中学高二，不准偕行，在台北姨母家中寄居。79岁的老父吴经明先生，同时留台。

“吴修潢不准偕行，当局如引用‘兵役法’的条例，自于‘法’有据。

有气度的话，未尝不可法外通情，免得落个‘人质’的口实。”

旧恨新仇一发难收吴国桢初到美国，顾及老父和次子的安全，谨言慎行，没有半句对蒋氏父子不满之词。

不料，继吴国桢之后，蒋介石又以“蒙混舞弊，不尽职守”的罪名，于1953年11月18日将“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免职。

王世杰是被美国当局认为最具“西方精神”和受到“特别赏识”的人，他与美驻台“大使”蓝钦建立了直接的密切的关系，早为宋美龄等所嫉视。宋认为：王是国民党内部反宋最用力的，间接鼓励居留海外的人对宋恶意中伤，并暗中支持《自由中国》半月刊反对孔祥熙返台。据悉，宋曾对王宠惠说：“像王世杰这样的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蒋经国、郑彦棻也在宋美龄面前，指控王利用《香港时报》董事名义中饱港币八、九十万元，贪污有据。又说他与海外反蒋分子有联系，暗中支持“第三势力”。于是，宋和蒋经国便在蒋介石面前极力攻击王，而蒋介石对政学系的作法不满也由来已久。在美蒋关系上，王与蒋的意见不一，常发生争论。

王世杰事件直接的原因，传说很多。一说原因有二：一是当尼克松晤蒋时提出反共分子“团结一致”共负“国是”和劝蒋交出政权到美国去住之后，王又具体和蒋表示应早日召开“反共救国会议”，惹起蒋的愤恨。二是尼克松与蒋谈话时说：“你们只知道经援，可是浪费的太多了，例如陈纳德在美国出卖的一批中航器材收入即达400万美元，这笔钱应该属于你们国府所有；又有吴国桢住在纽约的豪华旅馆中，以一个曾任过省主席的人能有如此财力在美国消耗，这些都是不可想象的事。”尼克松走后，蒋即令王交代，斥责王在处理民航事件时未向其提出详细报告，王亲笔批过12万美元的官价外汇给吴国桢亦未呈报，认为王有意舞弊，两人发生争吵。蒋大怒，当晚即下令将王撤职交“监察院”查办。后经张群疏通，将“交监察院查办”字句取消。传说，当晚及次晨张群两次见蒋皆被拒，次日吴铁城得机见蒋，但被蒋大骂谓“国家的事都是你们这派人弄坏，你怎么有脸活下去”，吴未敢发一言，辞出归家后，即眼安眠药而死。

另一种传说是：在尼克松访台时，曾答复蒋介石两件事。一，在军事上美国对台湾“负责到底”，但政治上要与整个远东配合；二，美国认为签订太平洋安全同盟时机已到，但要由远东国家自行动手，现在看起来菲律宾担任领袖国家较为适宜。蒋介石听后甚为不快，立即召集张群、陈诚、叶公超、王世杰、王宠惠等人商讨对策，会上王世杰竭力主张一切都照美方意见，并引证当年在大陆没有听从魏德迈的话吃了大亏。蒋闻言大骂王“混蛋”、“书呆子”。蒋经国闻讯后即趁机告蒋：王早已不可靠，指王利用美国的关系结党营私，在香港拉拢“第三势力”，与顾孟余、许崇智等有来往，又暗中与胡适联合，以《自由中国》半月刊打击蒋的声望，以及王利用“总统府”名义经营港台走私、套汇等。蒋介石听后怒不可遏，立即传命拘捕王世杰，并亲笔下令要王交代。

王世杰事件发生后，蒋经国即发动台湾报刊攻击王擅自批准吴国桢套购外汇，以此一方面掩盖王去职的真实原因，同时再度向吴国桢进攻，以进一步打击政学系、亲美派的势力。

1954年1月13日、14日《美洲日报》根据所闻的传说，接连发表两篇社论，提出若干疑问。1月25日的《民众日报》也有长篇社论《劝吴国桢从速回台湾》。吴氏对《美洲日报》和《民众日报》都先后有信去声明辟谣，而其1月27日致《民众日报》函中，则透露几句肺腑的话，那便是：桢之爱国，不敢后人。桢又何敢从个人一人或一家着想？然而古语有云：事有可行，有不可行；又云：合则留，不合则去；又云：忠臣去国，不洁其名。桢恳请贵报勿逼桢太甚，使桢不得不言所不愿言之言也。

1954年1月20日左右，国民党秘书长张其昀收到吴国桢于1月15日从美国寄来的一份启事，要求台湾报纸给予辟谣。广告内容如下：桢远在国外，忽闻道路谣传，谓桢苟取巨额外汇，并云前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之去职与此有关等语，查桢此行来美，曾经由行政院陈院长批准，以私人所有台币向台湾银行购买美金5000元，作为旅费，此外并未由政府或政府中之任何人员批准拨给分文公款，桢亦未有此项请求，与王氏更从未谈过去美费用问题，桢闻此谣传后，已于1月2日以党员身分函请张其昀秘书长转呈总裁请饬政府彻底查明，公布真相。至桢在美生活，除夏间遵医嘱曾赴美国西部高山地带休养医治气喘外，自10月起即在依利诺州艾凡思顿城公寓旅舍居住，房屋两间另一小厨房，内子执炊，桢自洗碗，以旅费不敷，遂接受各方请求演讲，已接受者约20余处，每次讲费约450美金，一面借以维持生活，一面亦以国民一分子资格为国宣传，以演讲关系曾赴纽约四次，旅馆费用，由请演讲者供给，曾在所谓最华丽之华都饭店演讲两次，广播一次，但从未寓居该处，此间本国侨胞及美国友好均深知悉，勿庸置辩。查桢为国服务二十余年，平生自爱，未曾贪污，在此国难当头之际，若尚存心混水摸鱼盗取公帑，实将自觉不侪于人类，惟以道路阻隔，深恐以讹传讹，故特启事周知，如桢个人有任何劣迹，敬请国人检举，政府查办。这样一则广告，对当局并无冒犯之处，张其昀身为党的秘书长，应立即向蒋介石请示，并力陈拒刊或缓刊的利弊得失。殊料张是官僚，学会官场的太极拳，将启事交吴父，吴父跑遍各报，不得要领。

吴忍无可忍，再想到留台的儿子吴修潢，放行无期，亲情难遏。于是在美发表了对台的三点“政见”：（1）“除非吾人能在现行政治区内实施民主”，则无法争取台湾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全力支持，更无法争取自由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同情与支持。（2）目前的政府过于专权。国民党的经费，非来自党员，而靠国库支出，目的在永恒一党统治。

（3）政治部完全拷贝苏联，若干人士竟认为——‘与共产主义作战，必须采取共产主义的方法’。”

吴的意见，知道内情的人，早见怪不怪，美国公众，当然闻所未闻，经吴登高一呼，美国的大众传播，如获至宝。报纸如著名的《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杂志如《展望》、《纽约客》、《时代》、《新闻周刊》等，无不争相报道。

隔海对骂国外闹得轰轰烈烈，台湾的报纸，只字不提。2月26日，身为“立法院长”的张道藩，始揭竿而起，和吴隔海骂战。

张和吴曾在南开中学同学，自称是“老朋友”，这天的发言，一面孔的春秋大义，且非常情绪化。指吴“反动”、“狂妄”，上海市长任内，临阵脱逃，反对“耕者有其田”的根本大计等等。公开招待记者，说吴“非法犯纪”，罪名包括：“擅离职守，拒办移交，私自滥发钞票，抛空粮食，并在外汇，贸易，林产等问题的处理上，非法乱纪，专擅操纵，有意的包庇贪污，营私舞弊等”，共达十三条之多。

第二天（27日）吴国桢在美立即威胁称，万不得已时将公开揭发台湾内部zhuanzhi独裁的事实。同时致函“国大”，攻讦蒋介石卖国集团一党专政、党组织与政治部控制军队、特务横行、人权无保障、言论不自由，思想控制等六点。要求“国大”：一、彻查国民党经费来源，令“立法院”议定“政党法”，保障各方反共人士俱能在台公开成立政党；二、撤销军队中的党组织及政治部；三、由“立法院”拟定“国家安全制度”之法律，明确规定特务机构的权力，对于主持特务机构之人选，不得由当局派其亲属主持；四、组织委员会公开接受无辜被捕及非法受提讯者亲友之控诉；五、组织委员会彻查过去言论之何以不能自由，并追究责任；六、撤销青年团特务组织。

蒋经国恼羞成怒，立刻又组织所有报纸杂志，利用社团、“立法委员”、省“参议员”以及学校、青年和军人的名义集中攻击吴国桢。台湾“中央社”甚至指骂吴为“共产党的同路人”。

另一位和张道藩搭挡上阵的是吴的湖北同乡陶希圣，陶撰《两把刀·杀到底》一文，刊台北《新生报》，口诛笔伐，“正气”凛然。

一片谩骂声中，惟独《自由中国》的一篇文章，较为心平气和。

“吴国桢2月7日及16日指摘政府的话，尚系空空洞洞的词句，如‘不民主’、‘过于专权’，以及‘若干人士竟认为与共产主义作战必须采用共产主义的方法’等等。这些原属空洞的词句，现在一经张院长的质询，吴国桢已申言要举出事实以支持之。果如此，我们倒是欢迎的。但我们要强调一点，即吴氏如要举出事实，最好是回国来向立法院公开作证，如同1951年5月间联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被罢黜后向美国国会作证一样，堂堂正正地说出政见之争何在，并确确凿凿地指出我们政府有哪些不民主的事实，有哪些过于专权的地方，有哪些人认为对共产主义作战必须采用共产主义的方法。。。这样一来，即不说其效果之如何有利于政治民主，就凭这个作证的本身，也可使我国政治向民主前途跨进一大步。我们该还记得，当时麦克阿瑟在其国会作证时所引起的‘杜鲁门麦克阿瑟大论战’，是如何显得民主国家的气派吧！我们对吴国桢作如此希望，希望其回国作证，正可觇验吴国桢的政治道德及其道德的勇气。”

可惜作者虽较其他台湾报纸的文章具有理性，却昧于世情，满纸书生之见。吴国桢果能堂堂正正地“向立法院公开作证”，他还要远适异邦吗？连出钱刊登广告的自由，如是拖延不决，要最高当局批准，复要求吴有“道德勇气”，岂非强人之难。倒是作者批评张道藩的一段，尚不失为谠言佳句。“张院长的质询，其内容是由立法院新闻室发布，刊载于报章的。其文字当与张院长当时所说的话没有两样。我们细读这篇文字，又不得不为张院长惋惜。不得不为一个作为民主国家的立法院院长惋惜。为什么呢？我想，凡是懂得‘民主不仅是指政治制度，同时也包括生活方式，更重要的还包括心理状态’的人，读到张院长这篇质询词，就一定感觉到一股非民主的气氛，洋溢在字里行间，尤其是被张院长使用的‘危害国家’、‘反动’等字眼，实在有点刺目。就我们所习知的，在民主国家中，对政府的批评、指摘，乃至于攻击，不仅是常有的事，而且是必有的事。但民主的政府从未以‘反动’的帽子，加在批评者指摘者或攻击者的头上，至于人民代表机关的主席，更不会骂他们为‘反动’。而且政府并不等于国家。批评政府的言论——也止于言论更说不上是‘危害国家’。动不动给人带上帽子，是共产党型的政治作风，民主的政治技术，压根儿没有这一套。”

台湾当局明知理亏，仍顽抗到底，3月9日，国民党党报以《吴案应究办到底》发表社论，硬指吴所谓“政见不同”，是“阴谋诡计”，意图使“法律问题转变为政治问题”。同时重弹外国自由主义污蔑台湾“独裁专政”的老调，说吴与“外国的‘粉红色伙计’携手”，“以自由破坏自由”。

兔死狗烹意在传子吴国桢在台湾的一片谩骂声中，复刊出《上总统书》一文，才正式点出蒋氏父子的名字，说太子是台湾政治进步之一大障碍，主张送入美国大学或研究院读书。。在大陆未光复以前，不必重返台湾。同时批评蒋介石“自私之心较爱国之心为重，且又固步自封，不予任何人以批评建议之机会。”吴国桢的一纸上书，等于在蒋氏父子的后院丢了一颗原子弹，发出惊人的震动。美国各大报纸无不争相报道。蒋介石赶紧发表“总统命令”，作为事件的尾声。

“总统43年（1954年）3月17日令：据行政院呈：‘本院政务委员吴国桢于去年5月借病请假赴美，托故不归，自本年2月以来竟连续散播荒诞谣诼，多方诋毁政府，企图淆乱国际视听，破坏反共复国大计，拟请予以撤职处分，另据各方报告，该员前在台湾省主席任内，多有违法与渎职之处，自应一并依法查明究办，请鉴核明令示遵’等情。查该吴国桢历任政府高级官吏，负重要职责者二十余年，乃出国甫及数月，即背叛国家污蔑政府，妄图分化国军，离间人民与政府及侨胞与祖国之关系，居心叵测，罪迹显著，应即将所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一职予以撤免，以振纲纪，至所报该吴国桢前在台湾省政府主席任内违法与渎职情事，并应依法彻查究办，此令。”

吴国桢的儿子吴修潢，后来通过美国驻台大使蓝钦求情，当局放人。但事件过程中，也深受其害，台湾报纸曾作如下报道：“自从吴国桢发表诋毁政府的言论后，却使吴修潢深深陷入苦闷之中，同学们的冷嘲热讽，使得他再也安不下心来研习功课，三天两次请假。为了逃避一部分同学的椰榆和白眼，他拿起父亲吴国桢的印章向学校要求转学，虽然经学校当局劝阻了，但是他的苦闷是可以想见的。他已是失去了蹦跳的活力，眼镜下是一双失神的眸子。问起他对他爸爸最近的言论有何感想时，他带着些愤怒和难以掩饰的痛苦说：‘那是我爸爸的事，我完全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我只愿意念书，其它什么问题我都无兴趣。’但是稍稍平静之后，他又说：‘如果爸爸是胡说的，那么我希望他不要再错下去了，不能再错下去了’。吴修潢的性格似乎是比较内向的，在学校除了功课，他对课外的团体活动，一向无多大兴趣，而且许多想法也很不健全。他心中所念念不忘的，还是到美国去念书。他的爸爸临走时曾对他说：‘孩子你不要难过，我们不久就会见面的’，他仍寄予无限的希望。可是由于吴国桢在国外种种卑劣的行为，倒先作了儿子的罪人了。”

通过吴国桢事件，已给中外人士留下深刻的印象：蒋介石仍然是大陆时期的蒋介石，大陆惨败的教训，并未能使蒋介石洗心革面。台湾当局为维护蒋介石和蒋经国的形象，曾策动“上书”、“声讨”运动，但结果也干事无补。

台湾内部的反应，包括“副总统”陈诚在内，都觉得蒋经国做的太过火。陈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尚难逃小蒋特务系统的监视，一般人的处境如何，可恩过半。吴出此下策，谁曰非蒋经国逼人过甚所至。

胡适在离台返美前说过这样一段话：前台湾省主席吴国桢批评政府或许对于国家还有点好处，假使吴所讲的话有一部分是真实不假，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因其系出自吴国桢之口便拒绝加以考虑。。。假使那封信讨论到几项根本问题，其所发生的结果竟能使实行改革成为必须，那岂不是说对于国家倒反有了益处吗？

语虽委婉，但颇能代表台湾“沉默大众”的心声。

在王世杰事件和吴国桢事件的全部过程中，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始终是支持王、吴等亲美分子打击蒋经国。据悉，王世杰一被免职，美驻台大使蓝钦即认为是蒋经国的阴谋，马上向华盛顿密告蒋经国对美国的对台政策经常不满，如任其发展，可能成为“台湾铁托”。当吴国桢遭到张道藩的攻击和被免去“政务委员”职务后，美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罗伯逊向吴保证，在任何情形下吴皆可在美居住。

美国最大报纸《纽约时报》、有时反映国务院半官方意见的华盛顿《邮报》、亨利鲁斯的杂志，一向主张积极援蒋的斯克浦斯——霍华德报系以及拥护麦克阿瑟和塔夫脱等“孤立派”的柏德逊——麦考米克报系等均著文支持吴国桢。其中柏德逊——麦考米克报系和芝加哥论坛报老板麦考米克上校当听知吴被蒋以吴必须有两年的稳固职业才能给其子吴修潢去美护照为难时，曾立即聘请他做芝加哥论坛报远东部的顾问。

蒋介石在遭到吴的抨击后，曾怒骂吴“已在一个外国之庇护下空论及滥言民主及自由”，“与共党分子毫无互异之处”。但后来通过美驻台大使“劝告”蒋不要再行攻击吴国桢，继续下去对蒋不利，蒋只好无可奈何地下令禁止继续刊登攻击吴国桢的文字。美国方面之所以在蒋介石召开“国大”和改组“行政院”的期间支持吴国桢向蒋叫骂，也是为了压迫蒋多吸收亲美分子入阁。

吴国桢由盛而遽衰，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是第一个重要的分水岭；第二个重要的分水岭是，1954年12月3日“中（台）美共同防御条约”在华盛顿的正式签字。

也就是说，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改变了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态势，台湾被列入美国防卫线中的一环，第7舰队开始巡弋台湾海峡，美国军经援助开始大批涌至台湾。“中（台）美共同防御条约”的生效，一方面束缚了“国府”的军事行动（实质上等于放弃反攻大陆），一方面也使台湾第一次真正有“安全感”，从而奠定了日后台湾经济繁荣之基。

在这两个先决条件下，蒋家父子决定牺牲“不合作”的吴国桢。吴国帧所鼓吹民主，在蒋氏父子的心目中，实际上等同于“叛乱”。再加上美国国务院有意扶植吴国桢在台湾“称王”的腹案，吴焉能不遭蒋氏父子的整肃！“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红极一时的吴国桢率先成了蒋氏父子权力重新组合、巩固下的牺牲品。吴案的余绪，一为台湾“立法院”通过“引渡法”，一为蒋经国调职。蒋经国的新职为“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暂时离开“总政治部”的前台，但更上一层楼，成了名副其实的秘密警察头子。

遗愿绵绵无了时吴国桢把想说的话说过以后，重新回到了阔别多年的书斋。他的朋友刘宜良（著名作家江南）在谈到吴时，认为他没有染上那种“上台趾高气扬，下台牢骚断肠”的官场病，具有学人本色、名家气度。当官不成，再操旧业，继续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时常还作些学术讲座，所得收入以补家中开支之需。1967年，他离开居住多年的芝加哥附近的伊万斯顿，应聘前往乔治亚州的萨瓦娜阿姆斯壮学院任教，讲授中国文化，深受学生欢迎。到退休年龄时，校方应学生请求又续聘3年，薪金由学生捐助解决。刘宜良曾劝他在讲授之余撰写回忆录，记下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吴国桢表示：败军之将不足以言勇，不写。他说，他准备广集史料，埋头著述，立志写出传世之作。此作就是后来出版的专著《中国文化史》。

远离祖国的吴国桢，一直关心着故土上所发生的变化。对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决定实行工作重心转移、一心一意搞四化、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伟大决策，感到由衷佩服。正如他给友人信中表示的那样：“虽身入美籍，然仍炎黄血裔，能不为之欣然？”还说：“现在中共有一个空前难得的机会，为国家、为人民，创造一新的社会经济制度，这一点，我寄予厚望。”“中国照目前的情况进步下去，发展经济，下个世纪，将和美国、日本，鼎足而立。”一次和刘宜良论及往事，谈到现代史上的国共人物时，吴国桢以历史见证人的身分，把周恩来、邓小平誉为安国定邦之士。他说：“《邓小平文选》，我反复看了3遍，这个人我非常佩服。”这些认识、看法并非心血来潮、一时冲动。吴国桢作为过来之人，看到过封建社会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看到过南京政府官场黑暗、人民痛苦；他也听到了新中国前进的脚步声。经过在美国30余年的观察和思考，理性和良知使他正视现实，愿意向祖国靠扰。当初被国民党方面骂作“共产党同路人”的吴国桢，现在真成了“共产党同路人”。

晚年的吴国桢夫妇，有一事反复索绕心头，就是希望回国一游，亲眼目睹祖国新貌，1983年底，他的儿子媳妇借讲学之便先行回国，联系吴国桢回国具体事宜。根据吴国桢的愿望，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