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大变局-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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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成为他交结王侯、内外联络的特别经费。

尽管拥有大量资产，李鸿章生活却相当简朴，饮食简单，习性严谨，其个人嗜好，一是喜抽水烟袋，二是午餐爱喝两杯。以致在外国人眼中，他是一个典型的吝啬鬼。李鸿章对毒害中国的鸦片十分痛恨，严复在他创建的北洋水师学堂任职时吸食鸦片，常受到他的严厉斥责。李鸿章病逝，严复以理解同情之心送上一副挽联道：“使先时尽用其谋，知成功必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当何如？”严复认为，如果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军事改革没有多方掣肘阻挠，就不会有甲午惨败、庚子之祸；而到了唯有敌败求和才能保全国家之时，如果李鸿章不承担主持和议收拾残局之责，士大夫们又要攻击他只求个人名节而误国误民。

在关于李鸿章的诸多评价中，外国人最为持平公允，他们一致认为李鸿章是中国19世纪第一流的政治家、外交家，将他称为东方的俾斯麦。其中当数美国人格罗弗·克利夫兰的评价最具代表性：“李鸿章不仅是中国在当代所孕育的最伟大的人物，而且综合各方面的性质才能来说，他是全世界在上一世纪中最独特的人物。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服务；以从政三十年的政治家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繁盛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位外交官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斯人已逝，但影响仍通过他举办的洋务自强运动，通过他不惜个人生命与荣誉得以保全的中国主权之完整，通过他格外赏识着意提拔的袁世凯等人而深刻地作用并改变着中国的历史格局。特别是在对外开放走向世界的艰难进程中，李鸿章更是作出了时人无法匹及、后人难以想象的贡献。在当年的万国运动会上，各国国旗伴着国歌依次升起，轮到中国时，却只有黄龙旗在寂静中冉冉上升。所谓堂堂的大清帝国，竟连国歌都没有一首，场上响起了阵阵西人的嘲笑。此时，年过七旬的老人李鸿章站了出来，步履虽然不甚稳健，但神态毅然地走到黄龙旗下，尽可能地挺直腰板，亮开既不清脆也不高亢的嗓子，满怀深情地唱起一首他从小就唱得烂熟的歌曲——家乡安徽民间小调《茉莉花》。喧嚣归于寂静，唯有李鸿章的声音在运动场上回旋。一曲唱罢，雷鸣般的掌声顿时从四面八方涌向这位不惜一切，誓死捍卫祖国与民族尊严的老人。

关于李鸿章的不足与弱点，只要列举，一时间我们可以举出许多。比如他用人有亏，任人唯亲，只重家乡安徽人，偏袒亲戚门生；他在甲午海战中一味采取守势，缺少主动进击的勇气与锐气；他身上江湖味太浓，政客气太重，缺少曾国藩那样的理学家的虔诚与忠信，漠视“以修身为本”；他强调办实事，不注重学问修养，直到晚年才幡然省悟，“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为，其实没有根底”；他聪明有余，智慧不足，缺乏大政治家的风度、大改革家的气魄、大军事家的胆识，不足以担当济世强国、勇猛精进之大任；他恃才傲物，一副大清天下，舍我其谁的派头，因此对同僚倨傲不恭，对部属动辄训斥，对洋人也不例外地“轻侮”；他喜看《庄子》、《管子》，不读西方之书，对西学的认识与了解始终停留在非常肤浅的水平上；他知道中国内部许多腐朽真相，就是不肯付出巨大牺牲着意改革，比如在美国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曾经说道：“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他明明知道中国的虚假伪饰，可作为一个举足轻重的领导人物，为何就不想方设法地根除这一至今仍然存在的弊端呢……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况且以上所举，不少属我们对李鸿章的个人苛求。历史与国情，决定了古老的中华帝国每前进一步，都得付出超过他人十倍的努力与代价。洋枪队队长戈登曾一针见血地说道：“中国人是一个奇怪的民族，他们对一切改革都很冷漠。”又说在他所认识的中国人中，唯有李鸿章，才有一点改革的愿望。

无论我们持何种观点，从何种角度看待、评价李鸿章，都大可不必将“汉奸”、“卖国贼”之类的语汇加诸其身，他为清廷做了一辈子的替罪羊，与秦桧、汪精卫等人有着本质的区别。即便“愤青”似的不问青红皂白将近代诸多过错与灾难归咎于他，最起码在我们眼里，他也是一位值得敬重的老人！

张之洞：逸轨的新政

张之洞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最初“亮相”，是一名敢于直言的清流派健将。

所谓“清流”，自然是相对于所谓的“浊流”而言。清流派自命清高，标榜名节，讲求人品，“严义利之分”，以维持名教理学为己任，是光绪年间清廷内部形成的一个政治派别。清流派又有“前清流”与“后清流”之分：前清流以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首，得力干将为翰林院侍讲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等，因他们多为北方人，又称“北派”；后清流以户部尚书翁同龢为头，主要骨干有礼部侍郎志锐、侍读学士文廷式、南通才子张謇等，因他们多为南人，故名“南派”。

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注重实利，“论才能不论人品”，“论功利不论气节”，这在清流派看来，自然是一股“污染”社会环境的“浊流”了。可人们一般不作此称呼，而是名之为“洋务派”。清流与洋务派大有水火不容之势，不仅抨击洋务派在国内兴办的各项洋务自强举措，于李鸿章等人的外交和谈政策，更是极力反对。清流派有着极强的文化自尊心，对内顽固守旧，对外拒斥西方文化，一意主战，反对任何妥协，在很大程度上阻遏了清廷迈向近代化的步伐，延缓了中国融入世界先进文明潮流的进程，故有“清议误国”之说。

清流派虽然未掌实权，但他们上书言事，评议时政，弹劾大臣，虽有好为空言、不识时务之嫌，但在“人言可畏”的中国传统社会，那种强大的“杀伤力”使得众多朝臣颇为忌惮。张之洞曾在一首诗中写道：“虎豹当关卧，不能遏我言。”清流派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指归，凡与之相悖逆者，便是歪理邪说，是荒谬绝伦。他们怀着强烈的道义感，自以为正义、真理在握，所以理直气壮，声音也就显得格外地“洪亮”。

作为清流派的一员主要干将，张之洞享有“青牛角”（“青牛”与“清流”谐音）之称。较劲的“青牛”一旦发力，犀利的“牛角”冲向荆棘编织的篱笆，足以刺破某些虚伪的假相。张之洞正是以其“青牛”本色，在“东乡惨案”与“庚辰午门案”中上书鸣冤、抗疏力诤，备受时人侧目，赢得了“遇事敢为大言”、“诤言回天”的美誉。

1875年，四川东乡（今宣汉县）知县孙定扬勾结地方劣绅，巧立名目增加多种赋税，对农民敲诈勒索、横征暴敛，致使税额陡增近十倍。百姓苦不堪言，聚众请愿，要求官府清算粮账，减轻负担。孙定扬担心事情败露，便向省府谎报百姓谋反。署理四川总督文格轻信孙定扬所言，马上派遣提督李有恒率兵进剿，酿成冤杀百姓数百人的“东乡惨案”。民众不服，进京控告，清廷虽对当事人有所惩处，但量刑过轻，首恶仍逍遥法外。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上，对冤案了解甚详，于是，他在光绪五年（1879年）五月一日这一天，连上三道折子，详细叙述惨案始末，列举四川官府欺压百姓、滥杀无辜的大量事实，指出百姓聚众抗粮真相，有理有据地为东乡百姓鸣冤叫屈。张之洞奏章一出，朝野上下一片附和，刑部不得不重审此案。多年冤案就此得以平反昭雪，罪首孙定扬、李有恒处以斩刑，文格被革职查办，其余相关知府、总兵、官绅等也遭革职充军。

轰动一时的“庚辰午门案”，是指1880年中秋前夕，十五岁的小太监李三顺受慈禧之命，给身为醇亲王福晋的慈禧胞妹送去八盒食物，因强闯午门而引发的一起案子。案情十分简单，只因涉及慈禧太后，所以变得十分复杂起来。依照清廷惯例，太监出宫不能直走午门，而李三顺送物出宫时依仗慈禧之势，竟然不顾成规，直冲午门，“闯关”而去。身为满人的护军玉林、祥福等人强加拦阻，双方发生争执，互相推搡中将食盒撞翻。李三顺恼羞成怒，丢弃食盒返回宫中，经首领太监刘玉祥告御状于慈禧。慈禧大怒，不仅偏袒太监，还面谕刑部尚书潘祖荫，欲将玉林等人处以死刑。廷臣虽然多持异议，但慑于慈禧之威，谁也不敢公开表态。就在这关键时刻，身为翰林院左庶子的张之洞与翰林院右庶子陈宝琛同时上疏诤谏。陈宝琛直言无忌，认为本案处置失当，只有公正处理才能“群疑释然”。而张之洞的奏章则语气委婉，十分讲究策略，他先说本朝对宦官立有严加约束的“祖制”，接着列举宦官违法致使公务废弛的事例，然后力陈此种情形不可轻视，请求下旨申明有关禁令，对太监严加约束，唯有如此，才能显示“圣心之公，国法之平，天威之赫，晓然昭著于天下”。

慈禧看过两道折子，特别是张之洞留有转圜余地的奏章，简直点中她的穴位：小太监给自己胞妹送物，仗势直闯午门，骄横无忌，为此杀掉几名满族护军，不仅具有私心之嫌，还得背上违逆“祖制”的不孝骂名，实在有点过分与不该。慈禧思虑再三，终于幡然省悟，下旨从轻发落，对护军玉林、祥福等人处以杖责，或流放，或圈禁。同时，她也没有放过惹事太监及内务府相关人员：“李三顺交慎刑司责打三十板，罚首领太监月银六个月”。

一桩看似已成定局的案子，就这样在张之洞等人的上疏力争中出现转机，得以公平“落幕”。

有人做过统计，从光绪五年底至光绪六年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张之洞共上疏达十九次之多。他的奏议，部分虽有纸上谈兵的书生策士之见，以空言博取时名，但更多的，则是针砭时弊，有的放矢。他还特别善于选择时机，把握分寸，显得有理有节，因此，大多奏章都能达到预期的良好效果。这，也是张之洞与其他清议人士的区别之所在。清流派健将中，张佩纶、陈宝琛等人今天纠这个，明天弹那个，触怒重臣，难免惹来众人非议，积怨甚深。而张之洞所上弹劾疏章，在数量上并不比他们少，言辞甚至比他们更加尖锐，但遭受的攻击却并不多，便与他注重策略，讲究艺术，处事圆滑，对事不对人有关。比如针对“庚辰午门案”的疏章，陈宝琛直来直去，慈禧难以接受；张之洞则于迂回婉转中直指问题核心之所在，其中的阿谀奉承之辞，也属“马屁拍到了点子上”，使得慈禧心服口服，对他另眼相待。

清流派健将大多因空言务虚、树敌过多等原因，命运乖舛，最终没有落下什么好结局：张佩纶在马尾海战中兵败逃跑遭弹劾，差点身首分离，后虽保住性命，但已是身败名裂，革职流放后再也没有机会“翻盘”；陈宝琛以“荐人失察”之过遭弹劾，被清廷降职五级，他自感无所作为，适逢母亲病逝，遂丁忧返籍，从此终老故乡；其他如宝廷，奉命典试，在归途中买妓为妾，被人抓住把柄，只好自我弹劾，免除官职后娱情山水，狂饮大醉而逝……

在所有清议派头面人物中，唯有张之洞例外，不但未遭贬官革职之厄运，反而不断往上升迁：先放巡抚，后任总督，历任封疆大吏二十余载，最后入阁拜相，位居极品，达至人生峰巅。

张之洞直线“窜红”，主要得力于慈禧太后的信任与提携。

人们大多知道张之洞属直隶南皮人，也就误以为那里是他的出生之地。其实，河北南皮只是他的祖籍，张之洞于1837年9月2日生于贵州兴义府。其时，父亲张瑛正出任贵州兴义知府。生于官宦之家，受过良好传统文化教育的张之洞可谓少年得志。按照秀才、举人必须回原籍应试的科举规定，张之洞归返河北南皮应试，十二岁考中秀才。十五岁参加顺天府乡试，又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中举人。乡试夺魁称“解元”，是科举场上难得的荣耀。于是，张之洞“一时才名噪都”，连深居宫闱的慈禧太后，也有所风闻，可见当时反响之大。

然而，此后的张之洞似乎从科举考试中销声匿迹了。以致十年之后，慈禧太后不知怎么想起了十五岁即中解元的张之洞，为久不见他入值翰林院而不解。原来张之洞为父守制三年错过考期，后又因族兄、礼部尚书张之万连续两年为同考官，循例回避不得考试，也就一误再误了。慈禧弄清缘由后，不禁深为惋惜，心中暗生提拔之意。1863年，二十六岁的张之洞入京会试，廷试对策因“指陈时政，直言无隐”触怒众多考官，幸得大学士宝鉴慧眼识珠，力排众议，总算列了个二甲第一。试卷进呈两宫，张之洞得到了慈禧太后的格外眷顾，特意将他点为一甲第三名（探花），赐进士及第。三天后参加朝考，又获一等第二名的好成绩，授翰林院编修。为此，张之洞不由得感激涕零，也促使他对慈禧太后一辈子效忠不二。

慈禧提拔重用张之洞，张之洞知恩图报，两人可谓“相得益彰”。

慈禧善用手腕，喜弄权术，她控制大臣一个有力且有效的手段，便是“平衡牵制术”：让主要大臣相互间扯皮拉筋，你争我斗，她便从中坐收渔利。比如清流派的出现与坐大，便是她有意“制造”的一个“产物”。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实力日渐扩大，慈禧担心尾大不掉，便培植一批对李鸿章等权臣不满的翰林院官员，利用他们指斥朝政，“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加以钳制。

慈禧对张之洞不断上奏的疏章中所表现出来的卓越才华青睐有加，特别是他为维护慈禧个人利益与统治地位所表现出来的忠诚，更是深得慈禧赞赏。

1875年，同治帝病逝，没有留下承续大统的后代。依照满清前例，应从下辈中择贤立嗣。如此一来，慈禧的身份再也不是太后，而是太皇太后，将永远退居幕后。为保持“母后”地位，达到长期垂帘听政的目的，慈禧不惜违反祖制，从同治帝同辈人中挑选继位新皇。挑来选去，最后将目光锁定在醇亲王奕譞年仅四岁的儿子载湉身上。消息传出，朝野一片哗然，却又奈何慈禧不得。事隔四年之后，吏部主事吴可读为维护名教，趁参加同治帝与皇后的共同葬礼之机，不惜身服毒药，以“尸谏”方式，再度掀起立嗣风波。吴可读在遗折中写道：“我朝二百余年，祖宗家法，子以传子，骨肉之间，万世应无间然。”又说“两宫太后，一误再误”。一时间，朝野震惊，慈禧无以自辩，处境十分尴尬。这时，张之洞不失时机地站了出来，上疏为慈禧极力辩解。他“援引经旨”，说载湉继位不仅“出于两宫皇太后之意”，也“合乎天下臣民之心”，此乃“本乎圣意，合乎家法”。又以务实的态度指出，纠缠于名教是非，动摇新皇光绪帝位，极有可能招来政局动荡不安。张之洞奏折一出，慈禧之围稍解，又可以“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继续垂帘听政了。

张之洞为报效慈禧之恩，竟违心地置儒家精义与祖宗之法于不顾，他的工于心计、处世圆滑、首鼠两端由此可见一斑。这不能不说是其一大缺陷，也就难怪同为清流派健将的张佩纶也要忍不住讥讽他几句，说他旁顾、趋时了。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慈禧太后自然不会亏待于关键时刻忠心耿耿、勇于效命的臣子张之洞，“恩宠”与“帘眷”很快降临：在短短的时间内，张之洞便被擢拔为翰林院侍讲学士（官从四品）；再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官从二品）；1882年1月7日，张之洞补授山西巡抚，由一名闲散的京官，跃为实权在握的地方大吏。

以出任山西巡抚为转折，张之洞告别长达六年的清流生涯，人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身为一方诸侯，他不得不抛弃过去的虚蹈空谈，以务实为要，施行他的治晋方略。时间一长，张之洞的个人角色，也于不知不觉间发生转换，逐渐向他曾经猛烈抨击过的洋务派靠拢，最后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仅过渡为洋务派中的一员，而且在后期洋务派人物中独占鳌头，享有“洋务派殿军”之称，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与发展。

不少人对张之洞的见风使舵、善于变化不以为然，也就是张佩纶所讥讽的旁顾趋时。既为报恩，也为升迁，张之洞不惜拼却个人声誉，揣摩权倾天下的慈禧心意，不失时机地为她曲意辩护、阿谀效忠，这样的旁顾趋时的确为人所诟病。但他到山西后由清流向洋务的实质性过渡与转变，则为情势所迫，全然出于内在本心。不改革，就没有出路，识时务者为俊杰，这种权变通达的“趋时”，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顺应潮流，与时俱进，我们应该为之击节赞赏。

山西久蒙大旱，民生困顿，饿殍遍野；加之烟毒泛滥，教案迭起，真所谓“吏事积疲，贫弱交乘”。要想改变这一混乱落后现状，非变革图强不可。张之洞下车伊始，就大刀阔斧地开展了一系列社会改革的严厉措施。除禁烟效果明显外，其他方面，则乏善可陈，收效甚微。是期望过高，还是整治不力？是奖惩不公，还是操之过急？是没有对症，还是积重难返？为此，张之洞不得不陷入深深的反思之中。就在这时，一个特殊人物——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出现在他的眼前。

李提摩太，汉名李菩岳，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精通儒、道、佛经典，是一个典型的“中国通”。就连他的外表，也装扮成当时的清人模样——身穿对襟马褂，头戴长辫假发。¨。电子书　ＺＥi８。ＣＯm电子书　。电子书　。电子书¨只有高高的个子、白白的肤色与蓝蓝的眼睛，才透出他是一名欧洲洋人的信息。李提摩太不仅致力于传播“天国”福音，也关注人间社会改革，他以赈灾为名来到山西，走访民间，广泛调查，绘制地图，掌握了大量的一手实地资料，力劝国人“采取西方文明，尤其是教育、科学和经济等方面”。

为推行“西化”主张，李提摩太专门拜访山西巡抚张之洞，向他赠送自己所著《近时要务》、《富晋新规》及其他西方书籍，并奉上他思虑良久、切实可行的治晋方略——以开矿产、兴实业、办学堂等“西化”方式改变山西，以开启民智，藏富于民。

张之洞此前对西方科学多多少少也有所风闻了解，只因那是洋务派信奉的东西，又属“夷狄之学”，并未深究细探，认真了解。而现在则不一样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既然传统治理方式无法改变山西的落后面貌，何不学习、效仿“西洋术”一试？于是，张之洞静下心来，摒弃偏见，开始研读李提摩太送来的“精神食粮”。“中国南省虽出丝茶，而北省土产鲜有机器制作，终不如进口洋货值丰，此四十年中暗亏不知凡几……果能自此振兴格致，精益求精，将来深明之所以然……”张之洞读着读着，心中不觉豁然开朗。而此时，李提摩太又在太原亲自登台，向山西官绅学士演讲天文、地理、声光电化、医药卫生等西方知识，现场演示氧气助燃、磁石吸铁等简单易行的科学实验，还专门向张之洞一人讲解西方最新的“炼钢法”……一切的一切，都使张之洞眼界大开、惊叹不已，仿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看来要想真正变革现实，致富图强，唯有采取“西法”之策了。

其实，在张之洞身上，深深地烙印着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父亲张瑛任贵州兴义知府时，曾与太平军作过殊死决斗，年仅十六的他，就参加了父亲率部苦苦坚持三天三夜的兴义守城战。受此影响，张之洞“好阅兵家言及掌故经济之书，慨然有经世之志”。此外，他还拜晚清“中兴名臣”胡林翼为师，在他的影响下，张之洞“精研历代诸儒之学，而以实用为归”。当下所面临的刻不容缓的现实危机，激发了张之洞昔日深埋于心的经世致用思想，“塞外番僧，泰西智巧，驾驭有方，皆可供我策遣。”于是，他聘李提摩太为顾问，在山西开始了洋务运动的最初尝试：设洋务局，购西学书籍仪器，修筑公路，筹办织布局，订购新式农具，改进土铁生产……

万事开头难，有了关键性的第一步转型，往后的向前推进，深入发展，便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中法战争爆发，张之洞因在山西任内脚踏实地的改革措施深得慈禧赞许，加之他力主抗战，又有身为军机大臣的族兄张之万竭力保荐，清廷于1884年5月22日下旨，命他署理两广总督，主持对法战事。

由巡抚到总督，官升了，位显了，权大了，而肩头的职责与负担也更加沉重了。张之洞以一介儒臣出任封疆大吏，临危受命，成为清军对法作战西南战场的最高统帅。在他的精心谋划与赤诚努力下，终于取得了中国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