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大变局-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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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巡抚到总督，官升了，位显了，权大了，而肩头的职责与负担也更加沉重了。张之洞以一介儒臣出任封疆大吏，临危受命，成为清军对法作战西南战场的最高统帅。在他的精心谋划与赤诚努力下，终于取得了中国近代史上少有的辉煌胜利——镇南关大捷。捷报传来，张之洞不禁喜出望外：“自中国与西洋交涉，数百年以来，未有如此大胜者。”法国茹费理内阁也因这场战役而倒台。然而，法国议会很快又通过了增拨军费、增调军队、扩大战争的新议案。陆战的局部胜利无法从总体上扭转整个中法战争的大局势，内外交困的清廷不得不“乘胜即收”，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最为“优惠”的无割地、无赔款条约——《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

战争虽然结束了，可它对张之洞产生的深远影响才刚刚开始。中法战争中清军表现出来的处处被动、捉襟见肘之势，坚定了张之洞刻意谋求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决心，他很快提出三项亟须施行的“当时急务”：一、“储人才”，开办近代军事教育，造就一批能征善战的军事人才；二、“制器械”，开办军工厂，制造枪弹大炮；三、“开地利”，兴办采煤炼铁等近代化工业生产。他认为这三项环环相依，缺一不可，“有人才而后器械精，有煤铁而后器械足，有煤铁器械而后人才得其用，得之则权利操诸于我，失之则取予仰于人。”

基于以上认识，张之洞在广州编练广胜军，创办水陆师学堂，建造枪弹厂，加速广东水师建设，将洋务自强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1889年11月，张之洞奉命调任湖广总督，兼筹办芦汉铁路大臣。此次虽属平级调动，但清廷的目的，主要是让他筹备修建芦汉铁路，并在武汉开辟一处新的洋务基地，与实力显赫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相互牵制抗衡。

1889年12月17日，已愈天命之年的张之洞乘船抵达武昌。直到1907年调离进京，除两度暂署两江总督外，张之洞任湖广总督长达十八年之久。

如果说张之洞在外放山西巡抚与督任两广期间，开创实业、兴办洋务只是小试牛刀——属序幕与热身赛，那么真正的大戏好戏、竞争比赛则在督任两湖之时。

有慈禧太后为后盾，有清廷修筑芦汉铁路的全国总体性战略规划作支撑，张之洞知道他的“天命”所在就在武汉，就在湖北，他决定放手一搏。一场改变中国近代历史进程，名为“湖北新政”的洋务运动在19世纪末轰轰烈烈地上演开来。张之洞的个人功业，也因此而迈向其他后期洋务派难以企及的峰巅。

“张氏抵鄂之年，应为湖北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起点。”一个落后的内陆区域，在张之洞的苦心经营下，一跃而成为中国近代化程度最高的省份而与得风气之先的上海、广东并驾齐驱，省会武汉也成为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个近代化大都会，被外国人誉为“东方芝加哥”。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近代“中部崛起”！

张之洞于武汉大办近代工业，发轫之地则在广州。受中法战争刺激，他在两广总督任上积极筹办枪炮厂、炼铁厂、纺织厂等机械化工厂。接任两广督篆的李瀚章相当保守，对办厂之类的洋务根本不感兴趣，觉得张之洞留下的这厂那厂全是些烫手“山芋”。于是，张之洞便趁机将这些工厂迁到湖北，而原先向外国订购的诸多机器设备，也改变了运送目的地，陆续抵达武汉。湖北新政于草创之初，就这样捡了个不大不小的“便宜”，有了良好的基础与开端。

湖北新政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创办近代工业、发展教育事业、编练新式军队。

张之洞在湖北兴办的近代工业，主要是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以及湖北织布局、纺纱局、缫丝局、制麻局等四局。

滔滔长江与长江的最大、最长支流汉水在武汉交汇，也将武汉分隔为武昌、汉口、汉阳三镇。正是在张之洞督鄂期间，武汉三镇的职能逐渐区分开来，武昌为督府所在，乃湖北行政中心；汉口以商务为主，沿江为英、德、俄、法、日五国租界；汉阳为张之洞开办的主要厂矿——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厂址所在。

作为亚洲第一个近代化钢铁工厂，远东乃至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大型企业，汉阳铁厂历经三年建成。1894年6月30日，当铁厂第一炉鲜红耀眼的钢水流泻而出时，整个世界为之震惊不已。设在上海的西方报馆立时刊发传单，电告各国，其中一家报纸这样写道：“汉阳铁厂之崛起于中国，大有振衣千仞一览众山之势……中华铁市，将不胫而走各洋面，必与美英两邦，角胜于世界之商场，其关系非同毫发……呜呼！中国醒矣，此种之黄祸，较之强兵劲旅，蹂躏老羸之军队尤可虑也。”

出钢三天之后，张之洞在随员的陪同下视察汉阳铁厂，在满耳的机器轰鸣声中登高眺望，但见生铁厂、熟铁厂、贝色麻钢厂、西门士钢厂以及铁货、机器、造轨等十个大小厂房鳞次栉比，烟囱高高耸立，喷吐的烟雾缭绕天际，似与朵朵白云融为一体。一时间，张之洞不觉豪情满怀，仿佛看到了古老的中国正在脱胎换骨，告别昔日的贫弱，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是的，当时的他，根本就没想到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专制的国度，欲建设成为一个经济发达、社会民主、繁荣富强的国家，该是多么曲折艰难。一个接一个难以想象的劫难，仿佛注定了中华民族必须经受一场场血与火的洗礼，只有在涅槃中才能获得新生。

汉阳铁厂后改为商办企业，与大冶铁矿、萍乡煤矿组成著名的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毛泽东曾两次视察其中的大冶铁厂（后为大冶钢厂）。1952年，在回顾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历程时，毛泽东说有四个人不能忘记，第一个提到的就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

汉阳铁厂西邻，便是张之洞最早建成的湖北枪炮厂。这里设有枪厂、炮厂、罐子钢厂、无烟火药厂、炮弹厂、枪弹厂等多个规模宏大的分厂，共有员工约三千人，能生产当时最新式、最先进的快枪快炮，特别是一种口径七点九厘米的步枪，更是以其优良的质量而享誉全国。令张之洞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种“汉阳造”步枪，在近半个世纪之后的抗日战争中，仍是国人抵御入侵日寇的强有力的主要武器。设若张之洞在天之灵有知，在为自己当年的洋务实绩感到欣慰的同时，更多的，恐怕得为后人的裹足不前而感到深深的遗憾与悲哀了！

布、纱、丝、麻四局设在武昌，成效不如汉阳铁厂与湖北枪炮厂，但织麻局为全国首创，四厂分布开来，对武汉地区近代化的整体构成，无疑起着相当重要的促进作用。

据有关资料统计，张之洞在湖北地区共创办大小工厂三四十个之多，投入白银一千七百多万两，职工总数最多时达至一万六千余人。湖北的经济结构，由此发生了根本变化。

近代化是一项涉及方方面面的复杂系统工程，其中最关键的是人才。必须拥有一大批接受西学教育、具备科学知识的人才，然后才谈得上其他方面的推进与发展。张之洞认为，“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人才之贫由于见闻不广，学业不实”，有鉴于此，他大力改革传统教育，创立了全面、完整的近代教育体系：他兴办师范学堂，为各级学堂提供必要的师资力量，1907年达二十四所之多；他设立农务学堂，发展农业教育，为推动湖北的农业经济发挥积极作用，至1910年，湖北全省办有农业学堂四十八所；他兴办的其他学堂还有商务学堂、自强学堂、武备学堂、方言学堂（晚清时方言指外语）、算学学堂、工艺学堂、路矿学堂、军医学堂等；他极其重视留学教育，“师人之长，补己之短，用以开广见闻，增长学识”，在他的倡导下，20世纪初的湖北出现了一股留学热，清末湖北共派遣留日学生五千多人，位居全国各省之最……

在传统科举盛行了一千三百多年且依然存在的情况下（1905年方予废除），要想引导民众学习西方科学，建立新的国民教育体系，培养近代化的新型人才，其阻力之大，困难之多，举事之艰，可想而知。即使今日视之，张之洞大规模兴办各类新式学堂，也属一项具有远见卓识的“大工程”，算得上气势磅礴的“大手笔”。

张之洞大力发展近代教育，使得湖北民众的文化素质不断提高，封闭守旧的社会风气得以扭转，西方的自然科学与民主思想迅速传播开来，一大批科技、政治、外交等方面的新型人才脱颖而出。张之洞不仅打造了一个工业化的武汉，还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一个影响至今的人文武汉——即以今日排名全国第三的武汉高校为例，便得益于张之洞当年创办各类新式学堂的筚路蓝缕之功。

张之洞编练新式军队，是其富国强兵的系列内容之一。他将编练陆军与开办军事学堂同步进行，所募士兵，要求“能识字写字，并能略通文理”，入伍后，将他们选派到陆军特别小学堂学习；而军官，则严格要求受过正规军事学校培训与教育。他改革旧式军队，编制训练仿效德国与日本。至1906年，张之洞练成新军第八镇（辖一个镇、一个混成旅），共有军官七百名，士兵一万零五百名，成为一支在数量上仅次于袁世凯北洋六镇的中国近代第二支精锐陆军。若论质量，湖北新军官兵的身体素质、文化素质、武器装备、军事素质，都堪称全国第一流。在晚清举办的几次全国性秋操中，湖北新军每每夺冠，被军机大臣铁良称为“陆军则湖北之常备军为最优”。湖北新军的编练模式作为成功样板推向全国，因此，清末各省凡有新军之地，就有湖北新军输送之军官。以致武昌首义爆发，这些有着革命思想的军官，很快就成为当地率军举事、响应起义的重要人物。辛亥革命能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夺取胜利，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湖北新军输出的这批年轻的革命军官。

张之洞因筹办芦汉铁路前来武汉，后因形势变化，遇到了重重困难。于是，他大胆利用外资，决定借债修路。1906年4月1日，全长一千二百多公里，贯通北京到武汉的芦汉铁路（后改名为京汉铁路）终于建成通车。

此外，他还成立湖北电话公司，开启中国地方市内电话之先河；建设沪汉、京汉、粤汉、川汉、湘汉等五条电报干线，使武汉成为全国电报网络中心；支持创办水电厂，成立水电公司，经营电灯及自来水业务；在武汉三镇修筑十多条相当规范的近代马路；还奖掖商业，兴修水利，疏浚河道……

张之洞自命“楚人”，以湖北为第二故乡，也真的将自己的智慧、精力与才华献给了富有浪漫气息的楚山楚水。

1907年，张之洞奉调入京。临行前夕，他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下登临黄鹤楼，但见鳞次栉比的高大厂房与喷烟吐雾的高耸烟囱历历在目，不禁想起当年入京会试，途经武汉第一次登临黄鹤楼时的情景。面对风光无限的美好山河，当时的他，曾脱口吟出一联道：“爽气西来，云雾扫开天地撼；大江东去，波涛洗尽古今愁。”令他颇感欣慰的是，年轻的激情与豪迈，挥洒在脚下这块土地，已结出超迈古人的神奇硕果。感慨万端之际，张之洞灵思泉涌，情不自禁地泼墨挥毫：“昔贤整顿乾坤，缔造先从江汉起；今日交通文轨，登临不觉亚欧遥。”

斯人已去，风范永存。湖北民众为感念张之洞督鄂功绩，集资雕刻张之洞石像，为他专建抱冰堂（张之洞号抱冰）、风度楼（后改名奥略楼），又修张公祠，再立张公亭，并将他主持修筑的后湖长堤名为“张公堤”，将抗战前夕武昌修筑的一条马路命为“张之洞路”，不少百姓家中还供奉着张之洞的牌位……

学习西方实行新政，牵一发而动全身，只要持久深入，就会从细节到局部乃至整体发生全面变化，从技艺器械到思想层面乃至整个社会制度的本质更新。

随着洋务运动的步步推进与深入，张之洞的思想也在因应着不断发生变化。特别是甲午一战，竟然败给大清王朝向来都不放在眼里的小小岛国日本，强烈刺激使得张之洞产生了变法自强的迫切愿望。这种顺乎时代潮流的积极变化，被维新派人士视为同道。事实上，张之洞不仅赞成维新主张，还用行动予以支持——康有为成立强学会时，他慷慨解囊，主动捐银五千两，并在某些方面共同合作。

不久，强学会操之过急的改革措施便与张之洞的稳健风格发生冲突，二者开始貌合神离。随着维新派的日趋激进，梁启超大力倡言民权，猛烈攻击清廷专制统治，对洋务活动也频频发难指责，张之洞气恼之余，不禁忧心忡忡。

就本质而言，张之洞是一传统守旧之人。迫于危难的情势，在有限的空间与范围之内，他也确曾不遗余力地施行改革，但其前提是不危及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不损毁中国传统道德与文化思想，正所谓“图自强，御外侮，挽权利，存中学”也。

维新派越走越远的行为主张，不仅与其初衷发生严重分歧，更让他坐立不安的是，当初的赞同与合作，极有可能危及自身，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性后果。凭他的智慧才能，以及久经官场的老练与敏锐，他发现，当时最为关键的人物——慈禧太后，对维新派的主张与行动迟迟没有明确表态。面对慈禧太后的沉默，洞悉清廷底蕴，善于揣摩人心，“深知西太后好恶”的张之洞感到事情极为不妙，他似乎听到了阵阵咬牙切齿与磨刀霍霍的可怕声音，看到道道杀机与股股血光直逼而来。为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张之洞不得不预作防范，赶紧抽身而退，与维新派划清界限，“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站在慈禧一方。这不仅是张之洞的悲哀，晚清所有大臣，哪怕干臣、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也不得不“好其所好，恶其所恶”，听凭慈禧太后将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谁也奈何她不得。

1898年5月，张之洞不失时机地抛出洋洋洒洒四万多字的《劝学篇》，一面上呈光绪皇帝，一面在《湘学报》上连载，公开表达他与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分道扬镳的鲜明态度。这既是一项自保之术，也是张之洞出乎本心的一种作为，并非人们认为的那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全然出于谋略机诈、工于心计与首鼠两端。

《劝学篇》一出，立即得到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的高度肯定与重视，“谕令各省广为刊布”。在清廷的大力推导下，《劝学篇》不胫而走，十日内三易其版，前后印行多达二百余万册，后又译成英文、法文在海外出版，一时间风行海内外，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晚清风云激荡，社会剧变，人才辈出，但能够真正做到集文治武功与文章学术于一身的，唯有曾国藩与张之洞两人而已。张之洞的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輏轩语》、《书目答问》、《劝学篇》等书中。仅就思想理论而言，张之洞较之曾国藩，要显得更为独到，更加系统，特别是晚期的《劝学篇》，可视为他政治思想、经济军事、文化学术、教育外交等方面的思想理论之总结。对于这样一部产生过巨大影响的重量级作品，在此有必要稍加阐述与介绍。

张之洞贯穿《劝学篇》之始终的主要内容与核心思想，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体西用”这一主张并非张之洞首倡，早期维新人士冯桂芬于三十多年前就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他也不是最早的实践者，洋务派领袖李鸿章发展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开创大规模学习西方之先声；然而，他却是“中体西用”的理论总结者与力行实践者。将理论与实践融为一体、集于一身，近代中国没有任何一人超乎张之洞之上。因此，后人只要提及“中体西用”论，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张之洞。

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在新与旧、古与今、中与西、保守与激进之间，寻找一个相对平衡的支点。因此，“中体西用”一方面抨击守旧派抱残守缺，顽冥不化，不知变通；另一方面也指责维新派菲薄名教，一味求新求奇，不知固守之本。

在《劝学篇》中，张之洞的学习西方，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相比，实有所推进与发展，除技艺、器物层面外，他主张采纳若干“西政”。但他提倡的“西政”，并非西方民主政治，而是与近代工业相关的社会设施。他在《劝学篇·外篇》中对西政、西艺作出明确界定道：“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基于这种划分，张之洞的“变中国旧法，从西法也”之举措，也仅只停留在广派游历、练外国操、广军实、修农政、劝工艺、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用银元、行印花税、推行邮政、官收洋药、多译东西各国书等十一条。

哪怕这些经张之洞认可而亟须采用的“西法”，一旦施行开来，他也担心会影响到“上层建筑”的层面，有损孔孟之道。于是，他在《劝学篇》中再三强调，要“保国、保教、保种”。“保种”，即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与独立，值得大力提倡；而所谓的“保国”，则是保大清，稳固满清王满的统治地位，不使之动摇崩溃；“保教”，更是维护儒家孔教的至尊地位，奉“三纲五常”为圣道，“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极力排斥诸子百家，排斥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张之洞眼里的中学，只有儒家思想，并且局限于董仲舒以降的天道…三纲…君主制；而他理解的西学，仅包括他所理解的西政、西艺及西史（西方国家历史）三个部分。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其实质就是在封建专制皇权的框架与体制内，将儒家学说的一个支流视为中华文明全体，引用西方的物质器械、实用技术，作些修修补补的变革。

严复曾一针见血地批驳“中体西用”论将“体”与“用”割裂开来的荒谬性：“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而康梁新学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突破“中体西用”的框架，援西学改造中学。梁启超在痛斥《劝学篇》时认为此书“不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而实际情形却并非如此，一百多年来，表面合理、实则荒谬的“中体西用”说一旦遇到相宜的时机，就会重新“浮出水面”，时至今日，仍有着一定的“市场”。

犹如一个裹着沉重头盔铠甲的羸弱病残之躯，竟误将盔甲视为万能之宝，以为可以抵挡刀箭枪炮的攻击，可以防止各种病菌的侵袭，可以战胜形形色色的敌人……殊不知，正是这身沉重的头盔与陈旧的铠甲，束缚了病体的痊愈，阻碍了前行的步伐。

以署理山西巡抚为标志，张之洞逐渐抛弃清流派的务虚空谈，过渡为地地道道的洋务派。但是，长达六年之久的清流生涯，已积淀在他的意识深处，成为他生命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到关键时刻，其“清派”本色就会显露而出。比如在中法之战、中日甲午之战中，张之洞不顾敌富我贫、敌强我弱的事实，一意主战，因以封疆大吏的身份“发言”，也就显得格外突出，引导着相当大一部分官员、百姓的激昂情绪。而随着洋务运动的不断深入，对中国现实的日益了解，张之洞的思想，这才起了彻底性的转变。

戊戌政变不久，义和团运动爆发，慈禧担心西人干涉，逼她归政于光绪，竟不顾一切、歇斯底里地向西方八大强国宣战，同时谕令各省督抚派兵赴京勤王。此时的张之洞，不禁十分矛盾而痛苦，疲弱的中国与其中的任何一国开战都无获胜希望，更何况要与英、俄、日、德、俄等八国联军同时开战？此举无疑以卵击石。此时的张之洞，再也不敢顺风响应，高喊抗战了。而对有恩于己的慈禧太后，哪怕心有不满，或极不情愿，他也不便，或者说不敢违逆。比如戊戌政变时慈禧废帝立储，张之洞明知不妥，先是沉默以对，后在两江总督刘坤一的鼓动下，决定联合上疏抗争。可折子发出不久，张之洞就开始后悔了，赶紧派人追回奏章。

就理智而言，此次他应该抗旨不遵，而感情上又难以决断，他担心别人指责他对朝廷不忠，担心慈禧太后怪罪于己。但李鸿章最早发出的抗疏电报“此乱命也，粤不奉诏”鼓舞了他，同时极力揣摩慈禧心态，觉得她出此下策，只是出于一时激愤的“妇人之见”，等到局面难以收拾之时，肯定要作出反悔之举。思虑再三，张之洞一方面以“沿江沿海，会匪本多”，一旦兵力空虚，“各省必乱”为由按兵不动；一方面派兵保护教堂与洋人；又与刘坤一共同发起“东南互保”运动，说服东南督抚参与其中，并与各国驻上海领事正式签订《东南互保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公使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