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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大变局-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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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的怨恨由暗到明，由里到表，无法缓和之时，不得不付之一场殊死对决。光绪自然不是慈禧对手，只能再次成为刀俎下的“鱼肉”，任凭慈禧宰割。
他被慈禧囚禁在瀛台，后又挟持着仓皇外逃，两宫回銮后，慈禧接过光绪戊戌变法时曾经被她否定的改革大旗，一变而为积极推行新政的开明者。本该“大出风头”的光绪，这时却躲在了幕后，似乎完全被慈禧击败，显得默默无闻，陷入深度忧郁之中，对什么也不感兴趣了。外界难见光绪皇宫生活，难窥真实心态，就是周围那些监视他的太监，恐怕也无法明了他的一些真实想法。
其实光绪并未死心，于暗中依然作着较量，他所凭恃的就是年轻，是未来，他在积蓄，在等待。据美国传教士何德兰所著《慈禧与光绪》一书所叙，光绪曾向一位他认为不会出卖他的人倾吐肺腑之言说：“我没权，没伴，就连内监也像是不把我当回事似的。这宫里最下等的人哪一个不比我强？可总有算账的那一天。太后也不能总活着，我一旦再坐上龙椅，会让那些叫我这样的人也受受我那份罪。”
与此同时，我们从一份光绪三十三年、三十四年的内务府“进呈书籍档”中发现，光绪帝在这段时间索要了一百多种关于西方政治史与日本新政、宪法制度方面的书籍。这也说明他并没有呆着闲着，而是大量阅读、思考，心存希望地积极准备着，为日后的君主立宪进行充分的积累与准备。一旦慈禧亡故，他就准备放手大干，将自己的治国理想付诸实践。可见光绪经过戊戌变法失败的沉重打击，也多少懂得一点韬光养晦之道了。
然而，一部中国近代史，总是让我们丧气扼腕，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七十三岁高龄的慈禧卧病在床，数日不起。那些曾经得罪过光绪，担心慈禧死后遭到报复的小人开始在她耳边进谗，说光绪帝闻知太后病重，喜形于色。慈禧一听，自然大怒不已：“我不能先尔死！”于是，光绪帝也就真的死在了慈禧前面，比她早死不到二十小时。
皇帝与太后，一对亲密的生死冤家不到一天时间先后辞世，实在是太不正常了，给人们留下了足够的想象空间。于是，关于光绪之死，也就出现了多种说法：一说为袁世凯投毒，因为戊戌维新的出卖使得光绪帝对他咬牙切齿，他担心光绪重登龙椅后性命难保，便买通宫人下了毒手；另一说法，认为是慈禧暗中谋害；第三种说法，光绪乃病重自然死亡。2008年11月2日，由大陆清史研究专家组成的“清光绪死因”专项研究课题组以法医学检测手法，经过五年的探寻研究之后，正式宣布光绪死于急性砒霜中毒。一段长达百年的光绪死因之谜似乎就此破解，然而，到底是谁施以毒手？真凶仍笼罩着神秘的云雾难以廓清。除袁世凯、慈禧外，还有人认为是李莲英。综合前因后果及各种证据，我们更倾向于将光绪的死因归结于慈禧的操纵与谋害。以她的个性、手腕、心计而言，绝对不愿留下曾遭自己软禁、挟持、迫害，与她誓不两立的光绪皇帝继续活在世上否定她的一切。
光绪帝过早辞世，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走向影响至深。费正清、赖肖尔在《中国：传统与变革》一书中写道：“三十七岁的光绪帝的神秘之死使得中国丧失了向君主立宪过渡的最好机会，君权也落入了那些无知而自负的满族亲王之手。”如果光绪健在，君主立宪如日本那样获得成功，此后的日子，必是和平多于战乱，建设压倒破坏，民主多于专制……最起码今日的法制民主建设，不至于仍处于启蒙阶段。
慈禧弥留之际，念念不忘的仍是手中大权，她抓住最后一线光阴，赶紧策立新皇。上帝决定她的生死，她要决定别人的命运，甚至是大清帝国的命运。她对皇位继承人的安排与设计，与三十四年前立嗣光绪时如出一辙，选亲而不是择优，从叶赫那拉家族与爱新觉罗的关系出发，局限在两姓的交叉点上，选中了光绪帝兄弟载沣不足三岁的儿子溥仪。
颇有意味的是，慈禧留下的遗命，其中一条却是“以后勿再使妇女预闻国政，此与本朝家法有违”。“与家法有违”当属堂皇之语，就慈禧的内心与本意而言，她是否感到女人主政于国于己都是一场悲剧，才于死前反省，流露真情，特意立此遗命？不然的话，这不是对她一生的彻底否定吗？作为一名特别要强不肯认输的女人，她会这样做吗？
慈禧一死，清末的政治权威不复存在，互相牵制的各派力量顿时失去平衡，积郁已久的各种矛盾在权力真空中全部爆发，清廷内部百病丛生，地方与中央的离心力加大，国内立宪派积极推行政治改革，海外革命党人加快武装推翻满清朝廷的步伐……
其实，慈禧以其相当敏锐的“嗅觉”，早已感知到在风雨飘摇中苦苦挣扎的清廷危险来自何方。1907年，当端方由湖北巡抚调任直隶总督入京晋见时，她就不无忧虑地对他说道：“造就人才的是湖北，我所虑的也在湖北。”
如若慈禧晚死，满清朝廷极有可能要多延续一些时日。
作为一名女人，封建末世的实际统治者，平心而论，慈禧也有许多“出彩”的地方，留下了不少亮点。比如发动辛酉政变后，她就没有扩大打击面，仅仅处死三人，处分十六人，共计十九人而已，表现出一个政治家的风度与胸怀；她“用人公平”，排除阻挠，重用汉族大臣，其力度之大，超过以往任何一任满清皇帝；她支持重用左宗棠，平定西北，收复新疆；她昭雪冤狱，不惜处分一百多名朝廷官员，为一普通民女小白菜平反；她尽可能地争取女性权益，强调女子的独立精神，认为女人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与精神空间，女子应该读书识字，清末新政时鼓励开办女子学校，1906年下令禁止缠足；没有慈禧支持，早期洋务运动便不可能兴起，为减轻阻力，她杀鸡给猴看，有意打击顽固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当时有名的理学大师，又是同治皇帝的师傅倭仁；由她大刀阔斧、自上而下推行的清末新政，其改革的力度与深度一直没有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很多方面都超过了戊戌维新，私营企业开始大力发展，外资的引进与利用成为国内建设资金不足的一个有力补充，废除延续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考试，特别是将改革由技艺推进到了制度层面——预备君主立宪。近代所有的落后、失败与贫弱，都可归结于封建专制统治下整个国家的制度性群体愚昧，只有不遗余力、大刀阔斧地推行制度改革，中国的民主与富强才有可能获得成功，否则便是一句空话……
而慈禧更多的则是失策，囿于自身的弱点与识见，做出了许许多多影响国家命运的错事。比如她打压倾向西方、锐意改革的恭亲王，中止派遣留美幼童，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中日战争期间不顾一切地举行六十生日庆典，发动戊戌政变葬送维新变法错失改革良机，利用义和团盲目排外……
慈禧哪怕死后，仍以悲剧的方式影响着中国的政治发展与权力格局。
作为悲剧人物的慈禧，她的一些想法与行为总是适得其反、事与愿违。意欲死后永远享用、埋入陵墓的大量珍贵陪葬品，结果惹得无数盗墓者垂涎不已，睡在寝陵的她半刻也不得安宁。1928年，军阀孙殿英打着“崩皇陵也是革命”的幌子，干出了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惊天大事——身为军长的他，率领三个师的部分军队盗窃东陵。陵墓炸开，棺椁打开，已死二十年的慈禧仍然面色如生。为取出含在她口中的一颗夜明珠，一把刺刀捅入她的嘴中，两边嘴角被割开一直延伸到脖根。为搜求藏在她身上的所有宝物，慈禧尸身的所有衣服被扒掉，仅剩一条红色贴身裤衩和一只吊在脚尖上的袜子。两名士兵见状，淫欲大发，准备上前奸尸，若非官长担心慈禧尸体发霉变质、士兵染上不治之症而加以呵斥阻止，她将遭受世间最为邪恶的羞辱。尽管如此，慈禧尸骨仍被“砍为碎片，四处丢散，无从辨认”，“其惨状真是目不忍睹”。
东陵被盗的消息传开，中外一片哗然，最感耻辱与气愤者，当数慈禧于临死前选立的末代皇帝溥仪，他发誓报仇雪恨。正是在这种强烈情绪的支配下，溥仪已分不清正义与邪恶，结果在日人的策划下，于1931年的一个夜晚出逃，回到了他的先祖之地东北老家，成立伪满洲国，成为日本侵略者操纵的傀儡，沦为民族叛逆与战争罪犯。
不论正说反说，只要客观一些，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慈禧的确是一名旷世奇女，有清一代的大人物。正如《慈禧外纪》所言：“慈禧必为中国历史上一极有名之君主，其聪睿之识，沉毅之才，远出寻常男子之上。”
若论中国近代史中影响最大者，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此人便是慈禧。其他关键性人物的重要影响，或局限于某一方面，或停留在某一时段，而慈禧则属长时间、全局性的深刻影响与改变。只是这种影响与改变，负面多于正面——置身列强环伺、内外交困的封建末世悲剧时代，笼罩在无法摆脱的悲剧意识、悲剧宿命与悲剧阴影之中，慈禧以其失败的悲剧性一生，将中华民族推向了更加黑暗的悲惨境地。
康有为：传统“乌托邦”
据出身书香世家的康有为回忆自述，他四岁时“已有知识”；五岁“能诵唐诗数百首”；六岁那年，家族长辈课以属对，上联为“柳成絮”，他不假思索地脱口对以“鱼化龙”，对仗工事、意境奇崛、超然脱俗，担任教谕的伯父康达棻当即赞叹不已：“此子非池中物！”十二岁在连州一年一度的龙舟竞渡赛上，他当场赋诗“二十韵”，惊得州吏连呼“神童”，特赠“漆砚盘盒数事”以资鼓励。
然而，被视为“神童”的康有为在科举道路上却历经坎坷，让那些对他寄予极大希望的康氏家族长辈不禁大跌眼镜：他从十四岁就开始参加童子试，屡次应试，屡次落选。最后还是凭借祖父在连州训导任上驾舟救灾，不幸殉职的荫庇，获了个荫监生的资格，才得以赴京参加顺天乡试。而六次乡试，就有五次落第，直到光绪十九年（1893年），已是三十五岁的他，才以第八名的成绩考中举人。
莫非康有为的“神童”之誉，乃无端吹捧浪得虚名？事实并非如此，梁启超说他“脑筋最敏。读一书，过目成诵；论一事，片言而决”。一次，他曾相当自负地对众人言道：“少时读六朝文，皆能背诵。”接着又说：“少时喜欢读杜诗，至今仍能背诵全集。如诸君不信，请任提一句，我即可连接下句，不遗一字。”康有为的确有着过人的聪慧颖悟，攻读也十分刻苦，八股功底相当扎实，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时为制艺文，援笔辄成”，“但不好为之，不工也”。也就是说，他的心思并未完全专注于科举一途。
康有为的个人兴趣非常广泛，阅读相当繁杂，除科考必读的儒家典籍外，还系统地饱读诸子百家、经史文学，就连当时最新出版的《瀛环志略》，也有过一番认真研读。这种看似有所失，实则更有所得的阅读，全赖两位叔祖父提供了他人难以企及的条件——先是在左宗棠手下立有军功的叔祖父康国熹在故乡广东南海县西樵银塘修了一座藏书万卷的澹如楼；其后任过福建按察史的叔祖父康国器回乡，又在澹如楼对面新建书楼一座，收藏各类卷帙浩繁的经集杂史及新版图书数万册。
面对浩瀚的“书海”，求知欲非常强烈的康有为简直“忘乎所以”了，他刚刚放下这本，马上又拣起那本，还想翻翻更多的卷本。新鲜好奇充斥胸间，他一个劲地东啃西食、大嚼大咽，恨不得将两座藏书楼的所有书籍吃遍啃透。这种“得博群籍”的粗读，严重分散了他的精力，影响了他的科举仕途。对此，他似乎不以为然，仍我行我素，“不务正业”地翻看“闲书”。
十一岁那年，康有为父亲病逝，生活与学业便由祖父康赞修及诸叔父们打理。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古代社会，个人的功名利禄往往牵扯到整个家族的荣耀与利益，一个享有盛誉的“神童”，却在科举场上屡屡失败，连最起码的秀才“资格证书”也拿不到手，不禁弄得康氏长辈们颇有几分难堪。他们为他急得不行，严加督责的同时，鉴于过去接受的主要是家庭教育，便找了一位名师——人称九江先生的晚清宿儒、义理学大师朱次琦为他指点迷津。朱次琦不仅是康有为祖父的老朋友，他的父亲及几位学问不错的叔父都出自朱先生门下。光绪二年（1876年），十八岁乡试再度落第的康有为前往礼山草堂，正式拜朱次琦为师。
朱次琦主张经史两学相互贯通印证，学问应“济人经世”关涉国计民生。他要求弟子们读遍二十四史，特别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更要深研精读。康有为在朱次琦门下一学就是三年，其间只回家过两次，一次是祖父去世结苫守灵，另一次是回家娶亲。三年系统学习，康有为熟读四库典籍，“得闻中国数千年学术之源流，治教之政变，九流之得失，古人群书之指归，经说之折中……”
在此，我之所以花费笔墨强调康有为的读书历程，是因为兴趣爱好、博览群书及系统阅读，对他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影响，塑造并改变了他的整个人生。他能够高屋建瓴地进入社会，全赖一生所铸学问——以学问为根基，以学问为武器，以学问而救国。
刚入礼山草堂，朱次琦给康有为的唯一训示，只有两个字：戒傲。历代文学家、哲学家中，朱先生最推崇韩愈，要求学生们多读其文，尤其是他的代表作《原道》。康有为却与老师意见相左，认为韩愈“道述浅薄”，“不过为工于抑扬演灏，但能言耳，于道无与，即原道亦极肤浅，而浪得大名”，并生发开来，认为上千年来的文学大家皆属装腔作势之辈，实无人真正了解“道”、懂得“道。认识不同，见解相左，本属正常，朱次琦也未加严责，只是笑了笑，说他的想法太狂了一些。没想到却在同学中却产生了极大的反响，说他目无尊长、胆大妄为到了极点，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恐慌”——“渐骇其不逊”。
康有为不是那种泥古不化的书呆子，他一边阅读一边思索，对辞章考据之学，对程朱理学不禁产生了怀疑。书读得越多，就越觉得“私心好求的安心立命之所”，无法在故纸堆中找寻。于是，不由得抛开书本，闭门谢客，什么也不读地静坐养心。他尽可能地使自己进入宁静澄明之境，在王守仁式的“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的体验中，康有为似乎进入了超越个体的博大境界。对此，他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写道：“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
对这种老师厌恶的静坐打禅方式，同学们先是感到奇怪，后见他“歌哭无常，以为狂而有心疾矣”。康有为经常沉浸在这种忘却周围世界的个人内心之中，“飞魔入心，求道迫切，未有归依之时”，此种情形与洪秀全病中进入谵妄与梦魇状态，视自己为上帝派到人间斩杀妖魔的“天王”有着一定的相通之处。所不同的是，洪秀全以幻为真，难以自拔，康有为却能及时地回到现实大地。
尽管如此，这次深陷其中的走火入魔仍在他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隐患，带来的影响与后果不可小觑。比如他此后便一直没有走出圣人的虚幻，孔子有素王之称，他自号“长素”，不仅以“圣人”自视，更有超越前圣孔子之意；比如他在某些事情上不近人情的顽固与偏执，便与“歌哭无常”表现出来的人格分裂疾患极其相似……
求道而不得，与老师朱次琦在求道的方法问题上又有分歧，加之同学们认为他既狂且癫，康有为终于离开了礼山草堂，告别家人，来到位于广州西南六十八公里的西樵山，入住白云洞的三湖书院，潜心研习佛道。
置身幽山，行吟流泉，睡卧林石，骋思游想，于康有为而言，这是一段率真随性、恣意浪漫的美好日子。他或坐或眠，或行或奔，或歌或哭，或吟或啸，在一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物我两忘境界中，由义理之学转向佛道之学。他吸收佛学精义，希望自己有一天也像大慈大悲的释迦牟尼那样普渡众生。在对道教五胜道仙术的苦修中，康有为则进入了另一种走火入魔——“视身如骸，视人如豕”。看自己是一堆骷髅，见他人是一群猪猡，这样的修练算得上大彻大悟、真正得“道”吗？
苦苦寻“道”而不曾得“道”的康有为怎么也不甘心，这时，他认识了一位归乡省亲、游逛西樵山的朋友——广东番禺人、翰林院编修张鼎华。一番交往，特别是通过张鼎华对三朝以来夷务交涉的介绍，康有为得以“尽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联想起以前在藏书楼读过的《海国图志》、《瀛环志略》、《职方外纪》等书籍，不禁对西方社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决计前往英人治理的香港见识一番。
从南海到香港十分便利，也不需要像此后那样办理各类进出证件与通行手续。光绪五年（1879年），康有为第一次踏上了香港这块属于中国人的“异土”，恍惚进入了一个不敢相信的梦幻世界：“灵岛神皋聚百旗，别峰通电线单微。半空楼阁凌云起，大海艨艟破浪飞。夹道红尘驰骠袅，沿山绿圃闹芳菲。伤心信美非吾土，锦帕黄靴满目非。”英人统治仅三十多年，原本荒凉的渔村般的弹丸之地，竟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在亲眼目睹的震惊中，康有为对西方社会不禁有了全新认识：“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他不得不承认西方的资本主义，大大优越于中国的封建传统制度。于是，萌生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念头，在香港购买大量西方书籍而归，马上进入另一种全新的如醉如醉的阅读之境。
正是在西学的启迪下，康有为的人生观、世界观发生了根本转变。通过对香港的感性认识，以及阅读中所吸收的西方自然科学与资本主义政治理论，比照、反观、审视中国，康有为深刻地认识到封建社会、传统文化实在是太陈腐、太落后了。在又一次对《海国图志》的潜心阅读中，他认为只有学习西方，仿行西方，建立君主立宪制，变法图强，旧中国才能找到繁荣强盛的成功之路。
康有为的这种求学、阅读、寻“道”之路，离叔父们希冀于他的科举之途实则越来越远。在母亲“汝祖以科举望汝，汝不可违”的督促下，1882年，他不得不以荫监生的资格，第一次赴京参加顺天乡试。
失之东榆，收之桑榆。科考虽然落选，但康有为几乎因此而“走读”了半个中国，特别是返程时途经上海，作为第一批开埠通商口岸，一个鲜为人知的沿海县镇，已成为万商云集、高楼林立、街衢纵横、五光十色的大都会，康有为再次感到西方力量的强烈冲击。“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他又一次倾囊购买西书，“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焉。”据有关资料记载，上海江南制造局译印西学新书，三十年间共出售一万二千册，仅康有为一人，前后购书就达三千多册，约占销售总量的四分之一。
倾囊四处求购西书，如饥似渴学习吸收，将中学各流派，西方各学科集于一身。正是这种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造就了一个全新的康有为，从而逐渐构建起个人独特的思想体系，为此后的开堂讲学、著书立说、维新变法等一系列活动与发展，奠定了充沛的底气与雄厚的基础。
就某种程度而言，我们不得不承认，康有为锲而不舍的问学求道，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的确带有一定的“先知先觉”色彩。
康有为从朱注六经、科举制艺到经世致用、义理经学为第一变，转向佛道之学为第二变，求道西方为第三变，如果说第一变出于康氏长辈“无意插柳柳成荫”的安排，那么第二变、第三变则完全出自内心的渴求与自觉。特别是钻研西书，没有老师的教学指点，又不懂外语，仅凭大量购买的翻译之书，他一本一本地啃着，硬是于那些枯燥深奥的数学、物理、天文、地理、生物等自然科学中，探出了一些门道，“现买现卖”地用这些刚刚学来的算术几何、星云以太、宇宙演化、地质嬗变及生物之学，剖析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还将西方几何学中的“公理”、“实理”等活学活用于他最早写就的《人类公理》、《公理书》等书中。难能可贵的是，康有为并非一味信奉西学，而是合西学与过去钻研的诸子之学、苦苦修悟的佛学道教于一体，探索长期孜孜以求的“道”，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合经子之奥言，探儒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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