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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大变局-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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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学、苦苦修悟的佛学道教于一体，探索长期孜孜以求的“道”，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合经子之奥言，探儒佛之微旨，参中西之新理，穷天人之颐变，搜合诸教，披析大地，剖析古今，穷察后来”。
也许是参研学问过于用心刻苦之故，1885年3月，康有为突然头痛大作，并影响到眼睛，“不能视文字”。如果是短暂的疼痛，忍一忍，也算不得什么，可一连就是好几个月。他无法忍受，又不得不忍受，于坐卧不安中，每天只好用毛巾裹住脑袋，呻吟着在室内无可奈何地转来转去。母亲遍请名医高手前来医治，均感束手无策。时间一长，连康有为自己都感到绝望了，不禁默默地整理过去的笔记手稿，等待死神降临。康有为相信天命，以为人的一生全由上天安排造作，他还特别迷信风水，热衷扶乩问卜，所以他并不惧怕死，并对自己能够综合古今中外之学，“既闻吾道，既定大同”十分满意，可以平静而无憾地死去了。
结果自然是没有死成，救他一命的竟是那些购回的西书。平静等死的日子里，康有为开始研读西医之书，并如法炮制西药，以自己为试验品服用疗治。凭着几本西医书籍，康有为竟然妙手回春、起死回生，病情有所好转后，又在西樵山白云洞隐居调养一段时间，第二年春天，便恢复如初了。
从此以后，康有为更加信服西学，并将阅读研究的重点，由自然科学转向社会、哲学、历史、政治、教育等“泰西之政”。
与一般人不同的是，康有为对科举功名并不热心，于多次落第，他自己真的一点也不在意，长期不倦的刻苦攻读，只以求学问道为旨归。正因为超然于个人的功名利禄之外，于科举也就显得无所谓了。也许是儿时天资过于聪颖出众，师长过于宠爱夸奖之故，康有为从小就显得颇为自负，自视甚高，“以经营天下为志”，性情严肃，不苟言笑，活像一个小大人。这种自负与自傲并未随着科举失意的打击有所收敛，反而随着学问的精进不断增强，有时竟达到了不能恰如其分地认识自己，乃至目空一切的地步。他所追求的，是一种经天纬地、包容宇宙的大视野、大学问、大道德、大理想。哪怕陷入走火入魔、如痴如狂的境地，也不同于洪秀全科举打击的染病谵妄，而是参悟求学所致。他先是在儒圣孔子身上吸取营养，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理想；参禅问佛后，便以释迦牟尼为榜样，欲拯救灾难深重的民众于困厄苦海之中；而西方文明的强烈刺激，于西学的不断钻研，更是激发他以圣人为榜样，改革传统社会的意志与决心。与此同时，他仍一个劲地坚持科考，早先是出于母亲及家族长辈的督责，后来则是希望博取功名、占据要津，以便更好地改造社会，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与宏伟目标。
康有为介入社会、干预政治、实施抱负的最初途径，主要是上清书、开学堂、著新书。
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利用再次赴京应顺天乡试的机会，于12月10日大胆向光绪帝上书，这便是有名的《上清帝第一书》。
在五千多字的上书中，康有为字斟句酌，话说轻了，无疑隔靴搔痒，重了又有触犯“龙颜天威”之险。他向光绪分析内忧外患的严重局势，针对朝政弊端，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变法主张。“变成法”就是要打破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传统观念，变法兴治，“十年之内，富强可致”；“通下情”，是希望皇上礼贤下士，集思广益；“慎左右”，认为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皇上应该明辨忠佞，去奸臣，近忠良，以一身正气带动百姓，共同治理朝政。
在等级制度严格异常的封建社会，作为一介没有任何功名的布衣，康有为并无上书皇帝的资格，试图通过他人代递传呈，也没有成功。上书虽未呈达光绪之手，但其内容却感染、激励着无数书生百姓，一时间，《上清帝第一书》被人广为传抄，康有为的名气，也开始在京城慢慢“唱响”。
“抚剑长号归去也，千山风雨啸青峰。”上达天听受挫，康有为回到故乡，一方面潜心著述，一方面收徒讲学，传授新学，培养人才。
光绪十七年（1891年），康有为在拜门弟子陈千秋、梁启超的邀请下，先于广州闹市中心的长兴里邱氏书屋开堂讲学，后因“来者日众，旧址不敷周旋”，校址一移到卫边街邝氏祠，再移至广府学宫文昌殿后的仰高祠，正式命名为“万木草堂”，取万木培植成栋梁之意。学堂所收学生，不论门第贵贱、年龄大小、学问高低，只要接受维新变法理论，皆可进入深造。招生方式别具一格，授课更是别开生面。康有为根据自己的求学问道经验，从变法的需要出发设置课程，以孔学、佛学、宋学（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可谓上下古今兼顾、中西文理俱备。康有为每天都要给学生授课四五个小时之久，所讲内容“以穷理创义为要旨……求广大之思想，脱前人之窠臼，辟独得之新理，寻一贯之真谛”。此外，学生主要靠自己读书、写笔记。万木草堂有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室，据学生回忆，“是以康先生所藏书为基础，同学们家藏的书，则自由捐献”而成。学堂“每人给一本功课簿，凡读书有疑问或心得即写在功课簿上，每半个月呈缴一次”，然后由康有为批示作答。学堂不分年级班次，也没有考试制度，“全在功课薄上窥察各人造诣之深浅”。应该说，万木草堂不仅是中国第一座引入西学为传授内容的新式私人学堂，也是第一座以素质教育为主的学校。
康有为切入社会的方式无疑是十分高明的，对上，呈书以打动皇帝；于下，通过培养一批维新变法的知识分子骨干力量，从而启迪、唤醒广大民众。“草堂徒侣，康门弟子，其全盛时，数以千计，盖遍于各省矣。”据统计，从1891年最初的长兴学舍，到1898年清廷下令封禁，万木草堂先后培养学子达三千余人，不少成为维新变法的栋梁之材。
从学问到实践，从底层到上流，康有为经过一番不懈探索，对社会现实，也算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他清醒地意识到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荼毒之深，改革之艰与变法之难，决心从理论方面入手，推翻顽固的守旧体系，树立崭新的变法思想，以达启蒙、维新、变法、富强之效。为此，康有为创作了他的成名作也是早期代表作《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
不少学者认为，康有为的两部奇书《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渊源于晚清著名的经学家、思想家廖平的《知圣篇》与《辟刘篇》，有人干脆就说两书抄袭廖平。说者言之凿凿，廖平本人当年就有指控，而康有为却极力回避甚或否认，倒是弟子梁启超较为客观持平，说老师康有为“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学”。
按理说，一位集中西学问于一身，并以“圣人”自诩的大家，完全没有必要去做抄袭他人这种偷偷摸摸有损道德声望的事情。廖平为今文经学大师王辏г思懊诺茏樱握胖茨涣牛簧萄担饕芯烤В跃Я渲疲髡拧白鸾褚止拧薄Ｋ耙止拧彼枷胄闯伞侗倭跗罚衔吨芾瘛返裙盼木嘤闪蹯痹欤灰浴白鸾瘛彼枷胄闯伞吨テ罚滴骱航裎木庞煽鬃痈闹贫鳌？涤形肓纹皆缇拖嗍断嘀苍垂饬讲渴指濉Ｒ桓鑫蘅筛频氖率担蔷褪强涤形隙ù恿纹降闹鲋惺艿狡舴⒂胗跋欤⒃搿缎卵本肌酚搿犊鬃痈闹瓶肌分小４醋魇艿狡舴⒂跋欤盟俗柿鲜且换厥拢蛴质橇硪宦胧铝恕Ｔ诖耍颐俏抟饪贾ふ绫穑鲎胖赜谧髌返挠跋煊肴嗣堑娜峡桑嵝挠诿拦д吡形纳凇度褰碳捌湎执恕芬皇橹兴裕骸安还芸凳欠褚晃怀撸撬傥２痪宓馗谋淞死贰！�
同样是对“新学伪经”的考订，廖平的着眼点在于经学正统的学术问题，而康有为却将其纳入变法改制、救亡图存寻找理论根据的政治框架。秦始皇焚书坑儒，人们以为六国典籍及民间藏书已被烧尽，汉代秦立后，便四处搜求耆老宿儒，凭借他们的口耳相传、记忆诵读，硬是复原了昔日的孔子六经。及至汉武帝末年，事情陡然起了变化，一批藏得很深、未被焚毁的典籍陆续被人发现。如此一来，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经书，并形成了两个分歧日甚、相互排斥、水火不容的学派——今文经学派与古文经学派。今文经学推崇孔子，认为他是“托古改制”的政治家，身受大命的“素王”，以治《公羊学》为主；古文经学则将时代推得更远，崇奉周公，以治《周礼》为要，认为六经不过是一些史料，孔子仅是一位史家而已。先是今文经学盛行，到了西汉末年哀帝时，一位致力于古文经学研究的学者刘歆助王莽篡权，被封为国师，于是古文经学成为官学与显学。因王莽篡汉建立的朝代名新朝，于是，刘歆的古文经学又称新学，意即“新朝之学”。自此以后，今文经学便一落千丈，直到清道咸年间，才慢悠悠地缓过一口气来，大有死灰复燃之势。
《新学伪经考》中所要考证的，就是刘歆所传经学的真伪，对他一手捧起来的古文经学予以否定。经过一番论证，康有为得出的结论是，秦始皇焚书，并未毁及六经，汉初所传，全是孔门足本；因此之故，西汉经学，便无所谓古文者；大凡所传古文，皆为刘歆伪作；刘歆之所以作伪，就是为了湮灭、搅乱孔子的微言大义，帮助王莽篡夺政权。
康有为拿刘歆与新学“开刀”，得出了一切古书都需重新考证、检查、评估的结论，动摇了正统清学的立足点，也就难怪梁启超将其视为“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了。
如果说《新学伪经考》是“破”，那么《孔子改制考》便是“立”。不破不立，有破有立，边破边立，这才是康有为离经叛道的本意与目的所在。
《新学伪经考》以今文经学为正宗，奉孔子为圣人，认为自东汉以来的孔子六经全为刘歆伪篡，那么，孔子的“真经”与“大义”到底是什么呢？这，便是《孔子改制考》所要解决的问题。
又是一番考据论证，康有为得出了新的结论：《诗》、《书》、《礼》、《易》、《乐》、《春秋》等先秦六经为孔子亲作，但其中关于神农、黄帝、尧、舜、禹以及上古文物、制度均不存在，全为孔子假托。孔子何以“托古”造假？在于先秦时期，周衰礼废，为求通达，孔子不得不进行“改制”。如此一来，圣人孔子就成了中国最早的改革先师与样板。
至于孔子设计与改革的具体内容，康有为给出的答案是，孔子将社会发展的过程分过必须经历的三个阶段，即据乱世、升平世与太平世。据乱世对应于君主专制时代，升平世为君主立宪时期，而太平世属民主共和时代，此乃人类社会的最终归宿。于是，康有为笔下的历史观，再也不是传统的治乱循环模式，而是由低级向高级不断过渡的发展史观。
康有为认为目前中国所处的时代，正是升平世，按照孔圣人在两千多年前早就设计好的蓝图，就是要废除专制统治，实行君主立宪。
《孔子改制考》的目的，由此昭然若揭，不过凭借孔子的权威，利用他的神圣，打着他的旗号，行社会改革之实。此书一出，所带来的实际效果，是继《新学伪经考》的“飓风”之后，又在思想界造成了一次更加震撼的“火山大喷发”。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陆军在朝鲜一触即溃，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日军海陆并进直入中国领土，京城岌岌可危。清廷不得不屈辱求和，准备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
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闻讯，不禁义愤填膺，拍案而起：“呜呼噫嘻！万里之广土，四万万之众民，而可有此约哉！”当即奋笔疾书，以一天两夜时间，草拟了一份一万八千多字的上皇帝书，是为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内容主要有三：一曰拒和，建议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二为迁都，“旅顺已失，威海既隳，海险无有，京师孤立”，建议迁都西安，变被动为主动；三是练兵，以强天下之势，然后力战；四乃变法，提出富国、养民、教民、革新庶政等变法方案。
《上清帝第二书》写成，康有为在弟子梁启超、麦孟华等人的帮助下，联络广东、湖南两省以及全国各地前来京城应试的举子签名，共同上达皇帝。因汉代实行征辟制度，凡征召入京任职的文人学士，全以公家车马接送，时人称为“公车”。科举选士制度确立，入京参加考试的举人没有这种待遇了，但“公车”之名却沿袭下来，人们仍以“公车”称呼那些入京应试的举子。因此之故，康有为发起的这场史无前例的上书活动，又称“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近来多遭学人诟病，原因在于笼罩其上的神圣光环在新的考证与史料面前被打破。据《康南海自编年谱》所叙，康有为发动十八省一千三百多名举子联名上书被都察院所拒，后在其所著《汗漫舫诗集》中，又有如下文字：“东事战败，联十八省举人三千余人上书，次日美使田贝索稿，为人传抄，刻遍天下，题曰《公车上书记》。”康有为带头联合十八省举子齐集松筠庵聚会确有其事，因中途有数百人取回“知单”，所以列名的举人只有六百零二名，加上领衔的他，实际数字为六百零三人。正在这时，《马关条约》已经签字的消息传来，康有为第二天又得知自己考中进士，“公车上书”就此搁浅，并未上呈，所谓都察院被拒也属虚构。
其实，签字人数的多少与是否上呈并非特别重要，重要的是“公车上书”产生了轰动性的影响，唤醒了“吾国四千年之大梦”，人们争相“索稿传钞”《上清帝第二书》。
通过理论著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以及“公车上书”，康有为维新变法的领袖地位无可置疑地得以确立。
然而，康有为给自己的定位实在太高，早年就以“圣人”自诩，以睥睨天下的姿态待人接物，以传之后世、流芳千古的想象活在今生、奋斗不止。他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时，孙中山有意结交，并托人转达此意，不料康有为回道：“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孙中山觉得他过于妄自尊大，也就打消了交往的念头。康有为不做第二，只做第一，从来不愿屈居人后，“长素”之号便是其真实写照，哪怕名列孔子之后也不甘心。作为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尘世之人，康有为实在难以达到先知先觉、十全十美的圣人境地，所以不得不在一些事情上大加琢磨做点手脚：一是作秀，二是造势，三是做假。比如《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借用新的史料，参考新的成果，受到他人的启发，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而极其自信、自尊与自夸的康有为为了显示自己先知先觉、超越常人的“风采”，不得不“斩钉截铁”地否定他与廖平有着任何牵连与瓜葛。是呵，超然的圣人，哪能拾人牙慧，容下半点污垢与缺点？结果适得其反，知情者据此拥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康有为为人不仁，是一个抄袭、剽窃他人的伪君子。就留传下来的有关“公车上书”的原始资料而言，都由康有为及其门生弟子撰述，而专家学者只要稍稍往里开掘，翻检、参考、比照、归纳同时代其他人的记述，就会发现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破绽，于是，一段历史就在抖落刻意的伪装、去掉精心的涂饰中回归本原。“圣人”康有为像这样的做假伪饰还有不少，后面的关键紧要之处，我们当有所提及与指认。
沸腾的热血与赤诚的呐喊，直到引起帝师翁同龢的注意，得到他的保举与推荐，康有为的行为才慢慢与其朝思暮想的目标挂起钩来。
不久，康有为又呈《上清帝第三书》，这回总算感动了“上帝”，经过一番周折，终于“上达天听”。康有为共上清帝七书，内容不外吁请皇上集思广益，富国养民，教士练兵，设立议院，颁行宪法，推广新政，发愤图强。
受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强烈刺激，光绪皇帝满心希望励精图治，却又找不到路径与方法，大有一种有力无处使的郁闷之感，康有为的上书内容，与他心中的一些想法可谓不谋而合。光绪阅后先是高兴，“上览而喜之”，眼前一亮，顿觉柳暗花明；继而相当重视，破格令军机处抄录三份，在他上朝的乾清宫及处理政务的勤政殿各留一份以作备览，另一份传发各省大员，原件送交慈禧太后“懿览”；接着颁发上谕，按康有为上书的有关内容，令各部院堂官及各省将军督抚专折保奏人才。
康有为欣喜不已，又一鼓作气地连呈《上清帝第四书》、《上清帝第五书》，结果两书都被工部扣押，没能到达光绪手中。维新的曙光刚刚破晓，几缕光线还来不及扩展，东方天空的鱼肚白，就被倏忽而至的乌云遮盖了。
犹如一个正在蹦跳的皮球突然刺穿一个洞来，嗤的一声怪响过后，康有为不禁全身泄气。失望至极，深感改革维艰，事不可为，就想在河水结冰之前离开京城，南返广东。
1897年12月11日，北京南海会馆汗漫舫，康有为装好行李准备启程。就在这时，上完早朝的翁同龢气喘吁吁地赶了来，他并不是前来送行的，而是力劝康有为留下，“告以上眷至笃，万不可行。”康有为被光绪帝的诚意及翁同龢的鼎力举荐感动了，打好的行李又搬回他在京城的常住之所汗漫舫。
于是，第二天就有给事中高燮正式上折保荐康有为，并请皇帝予以召见。结果遭到恭亲王奕訢及礼部尚书许应骙等人的反对。翁同龢再行保荐，光绪皇帝在老师的鼓动下，自然有所心动，而恭亲王奕訢又奏道：“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能召见，今康有为乃小臣，皇上若欲有所询问，命大臣传语可也。”当时的康有为，虽然中了进士，却因顽固的保守派所阻，殿试、朝考卷被逐出十名之外，仅授了个工部虞衡司主事的六品芝麻官。据传康有为能够考中进士，还是沾了弟子梁启超的光。那届科考典试总裁为顽固的守旧派官员徐桐，他对宣传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早就恨之入骨，事前便与其他考官暗通声气：“粤省卷有才气者必为康祖诒（康有为字），即勿取。”考官阅卷时，将梁启超的试卷误认为康有为的卷子，结果梁启超给乃师康有为当了一回“替罪羊”，名落孙山。
皇帝虽集所有大权于一身，有时也不得不受制于“祖宗成法”，不能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光绪皇帝则更甚，慈禧太后这道无法突破、难以摆脱的“紧箍咒”几乎制约了他一辈子。四品以下的官员不能见，普通老百姓更不可能一睹“天颜”了，皇帝的高高在上、神秘莫测由此可见一斑。不得已，光绪皇帝便命总理衙门大臣在总署平日接见外国公使的西花厅召见康有为，“询问天下大计，变法之宜。”
李鸿章、翁同龢、军机大臣荣禄、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出席了这次召见会。张荫桓因事中途退出，荣禄话不投机提前离去，三个小时的召见，自始至终只有李鸿章、翁同龢、廖寿恒三人参加，就变法的一些具体事宜，向康有为提出询问。
好不容易才争来这样一次难得的机会，康作为自然抓住不放，作答时，显得胸有成竹，时而侃侃而谈，时而义正词言，时而据理力争，大有四两拨千斤的派头与气势。
次日早朝，赞同变法的翁同龢将将此次会见的情形向光绪帝作了汇报，称赞康有为是可用之才。其实，翁同龢早就在光绪面前说过“有为之才，过臣百倍”，“请举国以听”之类的话。难能可贵的是，翁同龢的这种夸奖完全发自内心，他曾在致密友的一封书信中写道：“康梁有其经世之才，救国之方，此弟之所以冒万死而不辞，必欲其才能得所用而后已也。”
光绪听了翁同龢的进言，心头又是一阵振奋与激动，决定马上亲自召见康有为。还是恭亲王奕訢出来作梗，说先可以让康有为将变法意见呈上，果若可行，再予召见不迟。光绪帝不好驳回，只得依言而行。
康有为此次遵旨呈送光绪皇帝的条陈，即《上清帝第六书》。1898年1月29日呈总理衙门代奏，因许应骙攻击阻挠，结果扣压了一个多月，直到3月11日才送达光绪手中。→文¤人··书·¤·屋←康有为得知第六书送达皇上的第二天，又呈《俄彼得变政记》一书及《上清帝第七书》。
康有为提供给光绪皇帝的变法蓝本，就是俄国的变法与日本的维新。继《俄彼得变政记》之后，又进呈了《日本变政考》。康有为建议光绪帝学习彼得大帝变法的勇气与发愤的精神，效法明治维新的变法理论与内容措施，“以俄彼得大帝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在康有为的激发下，光绪皇帝深刻地认识到，“若不变法图强，社稷难资保守”，于是，他决心以彼得大帝与明治天皇为榜样，以锐意进取、狂飙突进、摧枯拉朽之势，进行一场从上到下的全面改革。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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