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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泰斗陈寅恪传-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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恪离开北平表示突然，这之间胡适的邀请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胡、陈在抵达上海的时候，胡适曾经劝说陈寅恪到台北，但是陈寅恪已经决定了去广州应岭南大学之聘。陈寅恪到达广州的时候，胡适远赴美国。自此，胡、陈天涯分割，有生之年再也未曾见面。
胡适、陈寅恪交往不密，固然由于他们性格上的不同，胡适外向，喜欢社交，而陈寅恪内向，不喜欢应酬。更主要的是两人的文化观完全不同。从表面上看，胡适提倡西化，似乎激进；陈寅恪主张本位，迹近保守。他们不同的思想趋向，实际上都是针对同一“社会现实”，也就是中西文化相激荡的中国社会。胡适主张西化，因为他认为西化就是现代化，现代文化与文明都是普及的，并无国界与种界，这是一种“文化单元论”的观点。欧战之后，西方的文化危机感导致东方人对东方文化的重新肯定，于是有西方物质文明破产以及东方精神文明优胜的说法。这种说法，胡适是不能接受的，攻之甚力。在他看来，西方高度物质文明正表显其精神文明的超胜。重新歌颂东方文明是开倒车，文化的进步仍然是器用的进步。他认为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慧来寻求真理以解放人的心灵，来制服天行以供人用，来改造物质的环境，来改革社会政治的制度，来谋求人类最大的幸福，这样的文明才是精神的文明，是真正理想主义的文明。这种理想的文明，显然就是西方文明，但并不限于西方，而是全人类所应该追求与拥有的理想文明。就此而言，所谓东西文化实际是落后的文化与进步的文化之别。胡适认为文化发展是全人类一致的，普及的，西化就是现代化。而陈寅恪不仅反对西化，且自称“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张南皮之间”。陈寅恪的文化立场是一种“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坚持“本位”，并不一定要排斥外来文化，而是相信本国的文化有本国文化的特性，可以吸收外来文化，但不能舍己从人。输入外来文化，若不能自成系统以及有所创获，终将歇绝，也就是否定纯西化之可行。必须自成系统，因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特性，不可能完全由另一种文化来取代；文化可以现代化，但现代化不就是西化。这种多元的文化观也就是陈寅恪所说的“文化本位”——每一种文化都有其本位，各各并存，文化也就不是单一的、普及的，而是特殊的了。
胡适、陈寅恪都是民国时期的新史学家。新史学发生在西潮冲击之后，由于西学的激荡，历史研究与许多其他学科都走上了学院化之路。由于学院化，研究成为一种专业性的工作；再由学院化与专业化的发展，历史学趋向为一种专业性的工作；再由于学院化与专业化的发展，历史学遂成为一独立自主的学问，力求摆脱学问之外的任何干扰。胡、陈都是学院派人物，他们的历史致知也表现出相当专业与独立的性格。陈寅恪以整理旧史为新史学的途径，而胡适则以疑古为手段，可谓殊途同归于信史。胡适研究的科学方法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陈寅恪也讲方法，但是他以历史为主，方法为用。他写历史文章，目的不在显示方法，而用方法显示历史真相。①胡适与陈寅恪是同时代而不同类型的两位学者兼知识分子。胡适涉足政治较深，陈寅恪未涉足政治，但都对现实政治的动向未起作用，足见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无奈。他们又创造时代的机会，但是只能在时代的浪潮中不能自主地起伏。他们都是学者，但是由于时代的动乱，都缺少安心著作立说的环境。胡适一心要创造新文化，但是新文化一直摇摇欲坠，无基础，不稳固。陈寅恪一心要维护旧文化，但旧文化虽然植根千年却像花果飘零后的空枝。繁华既空，枝枯可期。空有满腹的学问和理想，却是湮灭在时代纷乱的大潮中。这不可不说是那个时代的学者的最大的悲哀。
陈寅恪与许地山的交谊也是持久的，危难之际，许地山的帮助给他们一家带来了极大的安慰。1937年，陈寅恪一家随学校南迁，转道香港去云南时，唐筼心脏病发作，过完春节后就没再跟着继续走而是留在了香港。当时许地山任教香港大学，许氏夫妇和陈寅恪夫妇稔熟，给刚到香港的陈寅恪一家提供了及时的帮助。对于当时的情景陈流求有这样的文字记录：这时香港大学许地山教授夫妇来我们旅馆看望，见三妹患病发高烧，许伯母把我和二妹带到他们家，并代租赁房屋暂住，我家就在这简单行李和家俱的房子里度过逃难后的第一个春节。陈寅恪于次年初只身前往蒙自之西南联大，唐筼携三女留港休养。在港期间，这一家多得许地山的帮助。1940年春，陈寅恪任教西南联大时，因为家属在香港居住，暑假的时候到香港等待赴英时机。他本来打算携带全家一同赴英，但是欧战形势加剧，航道不通，经过许地山和其他朋友的推荐和努力，陈寅恪暂时留在香港，并且出任香港大学的客座教授，直到1941年。1940年，增开“白居易研究”一课。3月，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逝世，陈寅恪往重庆参加评议会，推选新院长。时当局欲以顾孟余继之，陈寅恪则荐胡适或李四光。在香港大学，陈寅恪曾经讲授韦庄《秦妇吟》，一诗而已，竟能绵延两月，足见广博。1940年8月4日，许地山在港逝世，陈寅恪悲痛万分，并为其做了挽词，之后继为中文系主任。8月21日，许地山的追悼会在香港的孔圣堂召开。其后，陈寅恪发表了《论许地山先生宗教史之学》一文，对许先生的学术作了极高的评价，同时通过文章也能深刻查知陈寅恪虚怀若谷的精神。
在梁羽生的《联趣》剪报之中，还找到了一副陈寅恪挽许地山联，联云：人事极烦劳，高斋延客，萧寺属文，心力暗殚浑未觉；离乱相依托，娇女寄庑，病妻求药，年时回忆倍伤神。
这首陈寅恪挽许地山联，是由金应熙提供的，陈寅恪和许地山，同是金应熙在香港大学求学时的老师。上联的“萧寺属文”，据说是许地山喜欢于寺院避静，看书为文。常去的地方，包括青山和大屿山的寺院。下联则是陈寅恪自述抗战时候，在香港和许地山的一段交谊。1939年，陈寅恪和妻女到了香港，得到许地山招待。陈氏本来要往西南联大教书的，但是因为唐筼当时正患心脏病，因此他只好单身前往昆明，把“娇女”和“病妻”托许地山照料，寄寓许家。到了1941年春，陈寅恪应牛津大学之聘，再到香港，准备转赴英伦，却因战火而滞留香港。陈寅恪遂于港大讲学，而在这年8月许地山与世长辞，故陈氏有“年时回忆倍伤神”之叹。①
至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9月13日离成都飞赴英国治眼疾为止，陈寅恪在成都生活１年零９个月。虽说是首次客居成都，陈寅恪其实对成都早就心向往之。在半年多前动身之际，陈先生曾致信时任华西协合大学当教授的友人闻宥，信中说：“弟久有游蜀之愿，今幸得遂。”陈寅恪渴望游蜀，一是倾心于为历代名家现之笔下的险峻雄奇，却又秀色可餐的蜀中山水，二是其视巴蜀为藏龙卧虎之地，不可等闲视之。早在1940年，陈寅恪第一次入川赴重庆参加中央研究院会议时，就有诗云：“自笑平生畏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陈寅恪自称“平生畏蜀游”，学界、坊间均作两种解释：一为李白诗中“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关山阻隔，旅途艰险，行不易，所以“畏蜀游”；二是认为巴蜀之地，历来藏龙卧虎，多异士奇人，陈寅恪虚怀若谷，自叹“畏蜀游”也。
陈寅恪到成都之时，其右眼已坏，成半盲翁。因此，在成都期间，除上课讲学，平时不轻易出门，交往不多。蜀中学人，大多仰慕陈先生人品文品，但碍其病体及个性，实际交往的人并不多。然而，陈寅恪在成都期间，曾经四方搜求四川学者刘咸炘的学著《推十书》一读，并认为从未谋面的刘咸炘，是蜀中最有学问和成就的学者。刘咸炘倒是真算得上蜀中学界一位奇人，早年师从什么人，已不可考，但深研国学的功夫却十分了得，30多岁即成就被陈寅恪推崇万分的煌煌巨著《推十书》。然而，仅38岁，即归道山，不再问学。
陈寅恪在成都与耆儒林山腴的拜望相交也是一段佳话。林山公，是当年与蜀中才子赵熙齐名的前清名士，在成都学者中德高望重。在北京，陈寅恪的父亲诗人陈三立，以及陈石遗等一批京城名士结社唱酬时，林山腴就是其中与其很相知投情的一位。这些往事，陈寅恪都听父亲讲起过，早年也读过不少林山公的诗文，对其道德文章，深有了解。如今客居成都，林山公就成了刘咸炘《推十书》之外，第二个真心佩服，欲探访面谒的对象。
那天，前往坐落在爵版街的林宅“清寂堂”拜访，陈寅恪是乘坐友人郭祝崧的私车去的，同行者还有后来作了川师大教授的王仲镛。陈寅恪见到林山腴，即以晚辈身份，行磕头大礼（其时，林周围弟子晚辈，已时兴行鞠躬礼），并当众以亲书的一幅对联相赠：“天下文章莫大乎是，一使贤士皆与之游。”真心表达了自己对林山公的仰慕之情。不过，对此时陈寅恪在学界的地位与分量，林山公还是略知一二，不敢以长辈自居，连连摇头说：“这太过誉，我是不敢当。”坚辞不受。此后，陈寅恪与林山公，亦多有交往，算是其客居成都一年多往来较密的一位川籍学者。陈寅恪双眼失明后，心境颇差，知林山公精书法，遂集古人诗句为联：“今日不为明日计，他生未卜此生休。”请林山公书写，以发心郁。明达事理的林山公知情后，再次婉拒，并开导劝慰说：“君有千秋之业，何得言此生休耶？”陈寅恪闻言，顿觉醒悟，心内对林山公更敬之佩之。在其生命的最后20多年里，林山腴这番警言，一直是陈寅恪信念支撑的动力之一。
陈寅恪与周一良结缘，始自1935年。这一年，周一良从燕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继续留在燕京当研究生，并开始与劳干等人跑到清华大学去“偷听”陈寅恪先生讲授的魏晋南北朝史课。在陈寅恪课堂上，周一良收获丰富，“眼前放一异彩”，并下定决心，要走陈寅恪的道路。翌年，得到陈寅恪的推荐，周一良获聘到南京的中研院史语所工作，成为史语所这方集众多学者的研究团队的一员。
1942年，时值战火连天，流寓桂林的陈寅恪，生活困顿，在广西大学教书，“月薪不过八、九百元之间”，每个月的生活花费却“在两千以上”，还得自己“亲屑琐之务，扫地焚（蚊）香”，对他来讲，这确实是段诚不可奢泰的日子。然而，陈寅恪还是尽可能地在这般“生活能勉强维持不至极苦之时”，努力工作。1942年9月9日，他为刚完稿的《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写下了一篇附记，回忆起当年研读南北朝史籍的情况，特别提及了与他极为欣赏的周一良通信讨论南朝疆域内的民族问题，“从容闲暇，析疑论学”，真是乐趣无穷。
周一良并没有辜负自己得到的这份珍贵的机缘，问学于世界，自此开一新境。到了史语所之后，他便沉潜在魏晋六朝的史籍里。他先从《宋书》开始，一步一个脚印，用朱笔点读这些没有标点符号的史书。1937年，周一良回北平结婚。不料，卢沟桥的枪响，暂时切断了他与史语所的关系。几经周折，战争期间，周一良竟得到远赴北美哈佛大学留学的机会，更无重返史语所工作的可能了。然而，他在史语所工作一年打下了学术基础。而陈寅恪、赵元任等对周一良的评价，清楚表明了他们对“江山代有才人出”的欣悦。
抗战时期，陈寅恪身肩国耻家仇开始了辗转艰辛颠沛流离的逃难过程，生活的艰困、身体因不堪劳顿而不断加重的目疾却没有阻挡住寅恪为人治学育人的理想之路，反而在任何风浪中，都坚定地一步步走了过来。烽火岁月里，在西南联大、香港大学、广西大学、燕京大学这些美丽的大学校园内留下了自己的脚印，奔波八年，陈寅恪却一刻未忘记自己“教书匠”的本职，在为人师的角色中，他找到了人生的目的，他找到了知识传承的年轻的力量。由此，从他的课堂中走出了无数人才，他们在陈寅恪先生的启蒙和引导中，渐渐开辟出了自己的领域，并将老师的学问和精神不断地发扬光大。桃李满天下的寅恪，最终收获了艰难困苦中的最大安慰。
伴随着目疾的不断加重，陈寅恪这个时期依然不曾放下手中的书本。在授课之余，仍然孜孜不倦地游历在研究学问的快乐之中，这样的日子，尽管生活艰辛，但是陈寅恪在常人难以想象的恒心和毅力下，在为学术而生存精神的支撑下，写出了很多富有启发意义和极具独到见解的作品，这些精深新颖的著述，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陈寅恪在万千苦难之中，磨炼出金，这些作品饱含辛酸的付出，读来，怎能不为之感动和惊叹。
忧心国事，关心时局，心怀一颗忠诚之心，在重金和高官面前，陈寅恪选择了忠于祖国，选择了忠于华夏文化。于是，毅然离开沦陷的北平，南下逃难；香港失陷，“正气狂吞贼”，排开风浪，抵达桂林，在广西大学找到属于自己的自由空间。
目疾转重，1945年万里赴英求医却未治好，双目的失明给陈寅恪带来的打击是巨大的，借诗言表，陈寅恪内心的凄凉和失望在这期间的诗里明显可察。在亲情友情的宽慰中，面对现实的陈寅恪，开始了自己人生的新阶段，1946年10月，饱经沧桑的陈寅恪再次回到清华园。
第五章 京华短章
一、再回清华园（1）
1945年8月10日，日本递交投降书。陈寅恪闻讯，庆幸之情自不待言，这一时期他作了好几首诗来表达他的兴奋之情。在《连日庆贺胜利以病目不能出女婴美延亦病相对成一绝》中，他以“大酺三日乐无穷”形容他的喜悦之情。但是，与傅斯年持酒上街，痛饮欢呼“国家出头了！”的欣喜若狂不同，陈寅恪的心情要复杂得多。在《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一诗中，他表露了他的喜忧参半的心情：
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
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哀。
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诗。
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
陈寅恪的这种感慨在当时举国欢庆的形势下似乎显得不合时宜，但是联想当时中国的时局，特别是其自身的经历，又会发现他诗中的百般滋味实在是事出有因。人们不应忘记，抗战开始的那一年，作为近代同光体重要代表人物的陈三立（陈散原）老人，目击时艰，忧心如焚，不堪屈辱绝食而死的壮烈举止，诗中“家祭难忘北定诗”的话显然说明在听闻日本乞降的那一刻陈寅恪又想起了含辛茹苦抚养自己成人的老父，陈寅恪在诗文中自注“丁丑八月，先君卧病北平，弥留时犹问外传马厂之捷确否”云，是为显证。
回首过去的百年中国历史，是百年的屈辱史。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伴随着国外列强的日渐侵入，中国一步步陷入深渊。单就中日两国而言，1895年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李鸿章被迫于马关春帆楼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此后日本势力开始大肆渗入；而今日本引火自焚，屈膝投降，自然是大快人心。陈寅恪有诗《乙酉九月三日日本签订降约于江陵感赋》曰：“梦里匆匆两乙年，竟看东海变桑田。燃萁煮豆萁先烬，纵火焚林火自延。来日更忧新世局，众生谁忏旧因缘。石头城上降幡出，回首春帆一慨然。”又有《春帆楼》曰：“取快恩仇诚太浅，指言果报亦茫然。当年仪叟伤心处，依旧风光海接天。”前一首诗的两乙年，一者指马关条约签订的乙未年，一者指而今日本投降的乙酉年；后一首诗中的仪叟是李鸿章。当年李鸿章无奈的签订马关条约，返国后一病不起，呕血数升，伤心且死，而今旧地依然，伤心不再，海天相接的无限风光里镶嵌着的是中华民族百年抗争扬眉吐气的豪情和快意。
然而我们必须清楚，抗日战争的胜利，只是宣告着日本势力退出中国，并不表示中国已经摆脱了屈辱。1945年初，美英两国为诱使苏联在亚洲协助美英打击日本，在没有中国代表出席的情况下于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达签订了秘密协议，即《雅尔达密约》，允许苏联恢复沙皇俄国时期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并默许外蒙古独立。而当时的重庆国民政府也于1945年8月14日同意战后外蒙古是否独立由其选民自决，这就意味着国民政府默认了外蒙古的独立。日本势力退出了中国，而苏联乘机又将其势力渗入中国，中国此时的形势与抗战时期又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此外，不仅外患没有得到事实上的改变，国家内部也开始酝酿着分裂的迹象。战时，国共两党基于全面抗战的需要，实现了国共合作，共同抗击日寇。战争结束之后，内战的乌云又笼罩在中国的上空。内忧外患，依然压抑着始终忧国忧民的陈寅恪。再者，1945年春，陈寅恪双目失明，虽然经多方诊治，仍不能恢复，这使他伤心不已。抗战结束，他欣喜之余，已经不能亲眼看到庆祝胜利的盛况，对时局和自己的治学前景甚为感慨①。这期间，他赋诗数首，表达他的忧虑和感慨，其中《乙酉八月听读张恨水著水浒新传感赋》写道：“谁结宣和海上盟，燕云得失涕纵横。花门久已留胡马，柳塞翻教拔汉旌。妖乱豫么同有罪，战和飞桧两无成。梦华一录难重读，莫遣遗民说汴京。”又有《玄菟》：“前朝玄菟阵云深，兴废循环梦可寻。秦月至今长夜照，汉兴从此又秋阴。当年覆辙当年恨，一寸残山一寸金。留得宣和头白老，锦江衰病独哀吟。”这两首伤时的作品，道不尽他对国家民族深深的忧虑之情。这显示出他对胜利之后的中国局势仍不明朗的预感，这种预感源于他的理性。他虽然“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但这并不表示他对国家政局前途不关注。他做学问坚持的“独立之思想，自有之精神”同样可以应用到他的处事原则上，不为他人的言语所动，不为时局的得失左右。
陈寅恪到达南京时，他的妻女已经从成都飞抵南京，陈寅恪住俞大维官邸。就在陈寅恪流寓南京的短暂时间内，命运让两条原本长年平行的人生轨迹发生了交叉，留学归国同样也在南京的季羡林在俞馆拜访了自己在清华园时的老师陈寅恪。事实上，当陈寅恪尚在英国就医的时候，风闻其事的季羡林就匆忙地给自己的老师写过一封长信汇报自己在德国十年间的学习和科研情况，并寄呈了自己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及其他一些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他乡逢旧徒的欣喜，特别是季羡林在东方语言学方面的深湛造诣引起了陈寅恪对这位当年清华毕业生的关注，他很快就给季回复了一封长函，一方面告诉当年的学生自己的近况和行程，一方面讲要把他向北大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长汤用彤等几位先生推荐，这让年轻的季羡林感到喜出望外。这一次他显然是专程来看老师的。师生相见论谈甚欢，两人都比较详细地讲述了阔别十余年来的自己所经历和见闻的种种，用季羡林的话说“先生十分高兴”，临行嘱其带上其德文论文去鸡鸣寺下的中研院拜见北大代校长傅斯年。后来季为北大聘任，并很快由副教授升格为正教授而且兼任东方语言文学系的主任。这里面固然和季自己的语言学造诣有关，我们想这还必然地与陈寅恪的褒扬性肯定大有其关系，谁都知道，在民国时期的学者圈里，陈寅恪的话在当时确实有一言九鼎的效力。
当然，陈寅恪他们在南京并未久留，1946年秋天，清华大学在北平复校。加上为了不耽误两个女儿流求和小彭在南京金陵女大附中的学业，他们带小女儿美延于当年经上海乘船北上，于1946年10月回到清华园。其长女流求曾作笔记：1946年春，（陈寅恪）由英伦乘轮船返回祖国。八年抗战虽已胜利，内战继起。父亲双眼完全失去复明的希望，父母心情很沉重。为了不耽误我和小彭妹高中课程，留我们继续在南京金陵女大附中复课，……结束了万里跋涉，回到北京清华大学。作为盲人教授，期望在同事和朋友们帮助下继续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
经历了战乱、失明而重新回到北平的陈寅恪，颇有恍如隔世之感。但是他很快从伤感哀愁中走了出来，投入到他为之奋斗半生的学术研究中，他除了在清华授课外，还兼任燕京大学的导师。他将其书斋命名为“不见为净之室”，目虽盲，但做的学问却并不因目盲而显得“盲目”。这是因为他对书籍太熟悉了，而且，他的记忆力非常好，这使他在目盲之后仍然能继续他的学术研究。在成都任他助手的石泉曾回忆道：陈师记忆极好，我在成都任他的助手时，指示我代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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