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史学泰斗陈寅恪传-第19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绦难跹芯俊Ｔ诔啥既嗡值氖匾涞溃撼率且浼茫以诔啥既嗡闹质保甘疚掖樽柿希姹尽⒁呈灾列惺级裕率δ杆倒率τ啄暝诤鲜保挥邪恕⒕潘辏娓赋卤鸹峥停媸淘谂跃蔡？妥吆螅腹幕埃鹑硕技遣坏昧耍率φ帐鑫抟拧３率δ富顾倒率Υ有】词椋幌槐椋湍鼙乘校孕隆⒕伞短剖椤酚绕涫臁＂偈诔乱≈傅枷伦雎畚摹吨腥占孜缯角昂蟮闹泄帧罚匾湓谛醋髀畚墓讨校铀鸭妨系秸怼⒓鹩虢馐褪妨希纬晒鄣悖詈笮闯沙醺澹季乱〉闹傅恪⑽誓延肷蟛椋客瓿梢恍≌禄蛞淮蠼冢家罡３乱〖且涮乇鸷茫赂舳嗳蘸螅乱徽碌哪谌菔比匀患堑靡郧罢陆诘哪谌荩昂笞笥遥莺峁嵬ǖ亟辛怠⒎治觯岢龊苡衅舴⒌囊饧＂诨褂幸坏阄颐潜匦胱⒁猓蔷褪浅乱〉募嵋悖暇乖谀棵ぶ笞鲅视胫翱隙ù笥胁煌Ｕ馄渲校绻挥屑崆康囊懔Γ鲅跹芯坎皇悄敲慈菀椎摹５浅乱∽龅搅耍移涑删褪怯心抗捕玫摹！�
在清华，在陈庆华、王永兴等人帮助下，他修订完毕之前在成都所草的《元白诗笺证稿》等书稿，还口授了《从史实论切韵》等多篇分量很重的学术文章，另外，有《丁亥元夕用东坡韵》、《丁亥春日清华园作》等多首诗作。除继续写文章外，他仍认真备课，严谨教学，指导学生。
教学之外，陈寅恪也开始享受一位师者应有的快乐。装点着陈寅恪快乐心情的紫藤花这一时期便曾在其心灵的深处留下无比美好的回忆。据当时已在北大任教的季羡林回忆：“有一年的春天，中山公园的藤萝开满了紫色的花朵，累累垂垂，紫气弥漫，招来了众多的游人和蜜蜂。我们一群弟子们，记得有周一良、王永兴、汪海У龋老壬āＯ衷谒浠寄考玻＝鳎坏菹壬约核担行┒骰鼓苡坝按麓驴吹揭煌庞白印４笃俾芑ǖ淖瞎猓壬蚧鼓芸吹健６以谀侵直穆砺摇⑽锛鄯烧恰⑷嗣⑶场⒊槐ＯΦ那榭鱿拢颐窍肭胂壬⒁簧⑿模餮壬囊饧挥υ省Ｎ颐钦媸谴笙补诶唇裼晷俾苌畲Γ业揭桓霾枳溃滔壬凵妥咸佟Ｏ壬匀恍酥录摺Ｎ颐翘感Ψ缟』抖ⅰＮ蚁耄庖残硎窍壬谀茄哪晖防镒钣淇斓氖笨獭！薄�
《元白诗笺证稿》是陈寅恪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是他笺诗的最佳之作。它和陈寅恪晚年的巨著《柳如是别传》同是陈寅恪“以诗证史”“文史互证”的重要代表作品。虽然“以诗证史”“文史互证”这种范例并不是陈寅恪的首创，但他却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使得“以诗证史”“文史互证”成为他治学最精华之所在，也是他对传统学术最杰出的贡献之一。“文史互证”将中国传统的训诂学、考据学方法和西方近代的史学、语言学、诠释学等方法融会贯通，它一方面从史学角度考证诗文，即用史家广博丰厚的历史文化知识，对古诗文中不易理解或易被浅解、误解的字、词、出典等，从历史的角度予以透辟的考订、辨误、解说，尤其要找出或注意诗中所含与当时历史事实有关的“今典”成分；其二即是以诗文为史料，用所谓的“历史的眼光”，通过发现其中时间、地域、人物等史料成分，分析诗中之古典与今典，并与史籍所载相参证，从而更全面地把握历史真相，对古人之思想、情感及其所处之时代社会达到真正同情之了解。①在学术这一严格的领域里，要将文与史相互印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既需要有传统的考据学和史学根基，又要有近代西方史学方法，还要有传统诗学的修养。即使具备了这些条件，真正能够在这一领域做出成绩的就更有限了。就陈寅恪而言，他有很深的家学渊源，文史修养自不待言；又有多年的留学经历，对西方史学、西方汉学、佛学乃至梵学都有相当的研究。因此，陈寅恪敢于并做到了在史学领域里面运用其文学素养，以诗解史，诗史互证。
陈寅恪研究唐诗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他早就注意到唐诗中大量的运用“比兴”手法，而中唐时元稹、白居易二人的运用尤其明显，创作出了一些现实性较强的作品。他认为唐代诗人通过诗歌所反映出的生活层面及思想十分丰富，因此，唐诗可以和唐史互相佐证。从30年代开始，陈寅恪就已开始其唐诗研究。1935年，他作《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一文，以李商隐的诗句“万里风波一叶舟”一句考证出李德裕的归葬日期为唐宣宗大中六年夏季。之后的《韦庄秦妇吟校笺》中，通过对韦庄《秦妇吟》的诠释，证明唐朝崔致远《桂苑笔耕集》中记载的可靠性，并进而说明唐末黄巢起义时东南地区的战乱给人民生活带来苦难。①
《元白诗笺证稿》初稿在陈寅恪还在成都时就已经完成，但直到1950年才由当时的岭南大学刊行。在《元白诗笺注稿》中，陈寅恪将他一直倡导的把诗歌和历史融于一体的研究方法始终贯穿于他的文史互证研究之中。陈寅恪曾经说过：“今之读（白）居易诗，而不读唐诗者，其了解之程度，殊不能无疑。”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已经洞察到白居易诗中的写实特点。他以白居易《新乐府》中的《卖炭翁》为例来解释他的以诗证史。白居易曾在《卖炭翁》序文中指出其主旨是“苦营市也”，陈寅恪引用韩愈《顺宗实录》记载的“旧事，宫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为主。与人为市，随给其直。贞元末，以宦者为使，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他首先考证世传的《顺宗实录》是韩愈的原本，因此韩愈对当时的记录是准确的，是能够与白居易诗相印证的。因此，他做出结论：“退之（即韩愈）之史即乐天（即白居易）诗之注脚也。”之后，他又将《旧唐书》等史书的记载和白居易的诗歌相对照，考证出唐代中期关于营市的史实。
他还将元稹与白居易的作品加以比较，元白二人有许多题目相同或者相似的诗作。如元稹有《琵琶歌》，白居易有《琵琶行》，两诗中的描写有类似之处。陈寅恪经过认真的对比做出结论：“今取两诗比较分析，其因袭、变革之词句意旨，固历历可睹也。后来作者能否超越，所不敢知，而乐天当日实已超越微之所作，更为无可疑者。至乐天诗中凝滞之字句，不易解释，或莫知适从者，亦可因比较研究，而取决一是。斯又此种研究方法之副收获品矣。”通过二人作品的比较，不仅能发现二人有因袭和变革之处，更在此基础上证明白诗是见到元诗之后有感而发而作，虽是有感而作，但白诗的水平却远在元诗之上，原因在于白诗表达的主旨远远超过元诗。他在《元白诗笺注稿》第二章中曾专就白居易《琵琶行》一诗加以评论：“而诗云：‘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则既专为此长安故倡女感今伤昔而作，又连绾己身迁谪失路之怀。直将混合作此诗之人与此诗所咏之人，二者为一体。真所谓能所双亡，主宾俱化，专一而更专一，感慨复加感慨。岂微之泛泛之作，所能企及者乎？”元白二人不同的感情投入导致二人诗的旨趣的显著差异。通过二人诗歌的比较，陈寅恪不仅能看出白诗水平高于元诗，是“唐代诗中之巨制，吾国文学史上之盛业也。”还能看出二人人品的差异，白居易敏于时势忧国忧民显然要强过元稹的安于享乐。诗文成为陈寅恪研究唐朝社会的一个门径。此外，他还将元稹在其《莺莺传》中对自己始乱终弃而并不愧疚之事的描写，反映了当时社会轻视地位低下的女人的风气加以印证。
《元白诗笺注稿》出版后，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重大的反响。大致说来，持不同态度的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唐史学家，他们评价甚高，着眼于新材料中发现的新史识。一类是文史学者，他们一方面批评陈寅恪有“过求甚解之处”，另一方面也有较高评价，但更多着眼于文史沟通的新研究方法。再一类则是文学研究专家，他们则有些怀疑这种研究，担心“史实”对于“诗意”的伤害。但是他们一般都很少说破这一层，那就是这部书标志着以诗证史的诗学研究新范式的成熟。
1946年，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国家和人民重新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生活质量急剧下降。随着内战的加剧，生活的艰辛程度也日益严重。寒冷和陈氏夫妇的心脏病给他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麻烦。蒋天枢先生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略》中曾记：
（1947年）是岁寒甚。清华各院本装有水汀，经费绌，无力供暖气，需住户自理。先生生活窘苦，不能生炉火。斥去所藏巴利文藏经及东方语文各书，如蒙古文蒙古图志、突厥文字典等等，卖与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用以购煤。闻仅一室装火炉而已。
关于陈寅恪卖书买煤度严寒一事，季羡林先生以亲历者的身份曾经专门做过详细的介绍，《回忆陈寅恪先生》中写忆道：
还有一件事，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回忆。在解放前夕，政府经济实已经完全崩溃。从法币改为银圆券，又从银圆券改为金圆券，越改越乱，到了后来，到粮食店买几斤粮食，携带的这币那券的重量有时要超过粮食本身，学术界的泰斗、德高望重、被著名的史学家郑天挺先生称之为“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先生也不能例外。到了冬天，他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我把这情况告诉了已经回国的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胡先生最尊重最爱护确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当年他介绍王静庵先生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去任教，一时传为佳话。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有几句诗：“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学院遂闻传绝业，园林差喜适幽居。”讲的就是这一件事。现在却轮到适之先生再一次“独为神州惜大儒”了，而这个“大儒”不是别人，竟是寅恪先生本人。适之先生想赠寅恪先生一笔数目颇大的美元。但是，寅恪先生却拒不接受。最后寅恪先生决定用卖掉藏书的办法来取得适之先生的美元。于是适之先生……让我到清华陈先生家装了一车西文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书。陈先生只有收二千美元。这个数目在当时虽不算少，然而同书比起来，还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一批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这一批书实际上带有捐赠的性质。
此时的陈寅恪，是国内第一流学者，学界泰斗，并且已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任院士。第一流的学者尚且窘迫至此，更不消说一般百姓了。时某报曾载一首诗：“铮铮国士名，矻矻寒窗苦。生事困樵薪，珍袭归书贾。燎原战火燃，断续炊烟舞。何异又焚书，风教委尘土。”此诗当时附序为“陈寅恪教授卖书买煤，为之意苦者久之。”①这一年，陈寅恪58岁。是时，内战仍在继续，和平无望。陈寅恪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很不满，他在《南朝》一诗中以“徐妃半面足风流”形容国民党。徐妃虽风流自赏，其实江河已有瓯脱之势，则其“风流”亦不过半面而已。②这暗示他对国民党政权难以持久的预感。当北京学生的反蒋民主运动蓬勃展开时，他毅然在高等院校教授志愿学生运动的呼吁书上签名支持。除此之外，他拒绝接受“美援”面粉，尽管当时他的处境已经十分窘迫。
二、时局变化与陈寅恪的去留（1）
个人身世之沉浮与社会大环境总是密切相关，在陈寅恪尤其如此。我们还是将视角放大一点，先来看看40年代末的中国情势吧。
1948年，小陈寅恪三岁的毛泽东在给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写的十月革命纪念文字里，饱含深情地宣称：“十月革命的光芒照耀着我们。苦难的中国人民必须求得解放，并且他们坚信是能够求得解放的。”①写作此文的一个月前的连续两天之内他相继发电对辽沈和淮海战役的战术部属战斗任务作出最高指示：……你们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②……你们以十一、十二两月完成淮海战役。明年一月修整。三至七月同刘邓协力作战，将敌打至江边各点固守。秋季你们主力大约可以举行渡江作战。③对平津战役的部属整整在淮海部属的两个月以后，又一封电文发往前线指挥机关：从本日起的两星期内（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敌人对于我军的积极性总是估计不足的，对于自己力量总是估计过高，虽然他们同时又是惊弓之鸟。平津之敌决不料你们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能够完成上列部署。你们应该鼓励部队在此两星期内不惜疲劳，不怕减员，不怕受冻受饥，在完成上列部署以后，再行休整，然后从容攻击。①那是一段金戈铁马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
众所周知的“三大战役”将彻底改变百余年来你争我夺群雄逐鹿的炎黄故土在当下的实力对比。抗战胜利以后一度坚甲铁兵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军队，早已是今非昔比，而经过了八年敌后抗战的共产党军队却因自身政策的有力、纪律的严明以及指挥人员的优异，而在战火的考验中不断强健不断壮大了起来。正在发生着和即将到来的战斗，特别是三大战役，仍在并将继续加速这种变化的趋势。史料显示，仅1948年9月12日到11月2日进行的辽沈战役就歼敌47万余人，平津战役歼灭和改编敌军52万余人，稍后进行的淮海战役更达55万之巨！三大战役使蒋介石政权由此被极大的削弱，并事实上“战”定了其最后失败的命运，已是不争的事实。
当然，对中国文化颇有体认的蒋还是很懂未雨绸缪的忧患之道的。转运黄金储备、文物宝藏等去台湾的活动即是明证。金银瑰宝之外，知识分子，特别是一流的知识分子也在抢运之列。
就在毛泽东电告前线自己对平津战役设想的三天（12月14日）②以后，也就是新保安围歼的整整一周前，南京政府教育部的一架专机冒险在北平城外的南苑机场徐徐降落。这时的北平已是岌岌可危。整整两个月前的10月14日锦州开战，31小时之内，守城部队悉数被歼，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傑、第六兵团司令卢冫睿泉以下10万人被俘。其后不久，在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的指挥下，共产党的东北野战军很快取长春、下沈阳、夺营口，迅速完成了对整个东北的解放。而且就在本月上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东北野战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挥师入关，完成了与华北兵团的汇合。显然，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解放平津。北平危险了！教育部的专机正是因为华北形势的危急而匆匆北上来接人的。
能够让南京政府上层这样花力气的人并不很多。那么南京方面挂念的人是谁呢？傅作义？显然不是，仗还没开打就接走华北“剿总”的总司令，就算只是想想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大笑话。很明显，既然是教育部的专机，那么要接的当然是教育界的“宝物”。尽管当时的北平尚有不少学教界的名流，但专机的待遇显然不是人人都能够荣享之的。几小时以后的南京机场为证：乘该机南徙的学人其实就只有两个。一个是身居政学之间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如所周知，胡君留学美国，以一篇创辟新说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暴得大名，后挟实验主义思想归国高擎起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以整理故国学问的大旗，更由于得到傅斯年、顾颉刚等人的襄助而迅速成长为新派学人的领袖，一时之间重誉迭来，声名鹊起，稍后更出任过驻美大使等不少官职，因之处身政学之间，颇为蒋氏政权所重。另一个人，就是陈寅恪。同胡适不同，陈寅恪一向推重学术之独立，尝语后学：“古今中外，哪里有作学问能完全脱离政治之事？但两者之间，自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如果作学问是为了去迎合政治，那不是真正在作学问。因为作学问与政治不同，毕竟有它自己的独立性的。”①更有甚者，当年蒋介石自比唐太宗，曾托人以重金请生活正艰辛的陈寅恪写太宗传，而为其所拒。然而，事虽如此，南京政府还是没忘了在13日给胡适的电话中让胡适邀陈寅恪同飞江苏。自然，这确是出于对人才的爱惜。
其实，前不久南京政府就曾派与陈寅恪相识的青年部长陈雪屏专机飞北平接后者南下，不过陈寅恪没有答应罢了。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曾经执教西南联大的陈雪屏现在早已不是当年的青衿士子，对学术与政治关系极其敏感的陈寅恪懒得与官僚同行。胡适自然要好出许多。
正如作为学生的季羡林先生所说：“寅恪先生决不是一个‘闭门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非常关心政治。他研究隋唐史，表面上似乎是满篇考证，骨子里谈的都是成败兴衰的政治问题”。考诸当时的史料，我们发现确是如此，对于时事的流转变迁，寅恪有着深切和细密的感受。这一年春天的诗作三首以及南下前两个月写给杨树达的信便是显证。
三首诗，一首作于除夕佳节时，一首作于焰火分飞日，一首作于手植海棠期。前者名《丁亥除夕作》，曰：
杀人盈野复盈城，谁挽天河洗甲兵。
至德收京回纥马，宣和浮海女真盟。
兴亡总入连宵梦，衰废难胜饥岁觥。
五十八年流涕尽，可能留命见升平。
中者名《戊子元夕放燄火呼邻舍儿童数十人聚观用东坡韵作诗纪之》：
火树银花映碧天，可怜只博片时妍。
群儿正睹长安社，举国如乘下濑船。
坡老诗篇怀旧俗，杜陵鼙鼓厌衰年。
新春不在人间世，梦觅残梅作上元。
后者叫《清华园寓庐手植海棠》（亦作《戊子三月二十五日清华寓园海棠下作》）：
北归默默向谁陈，一角园林独怆神。
训猛难忘前度事，种花留与后来人。
江城地瘴怜孤艳，海国妆新效浅颦。
胜取题诗纪今日，繁枝虽好近残春。
南下前两个月零十天，陈寅恪曾致信杨树达寄去其为《论语疏证》所作序文，中云：
遇夫先生道鉴：
大作序勉强草成，聊以塞责，若以为尚可用，则请将文中文理不通、字句错误之处痛加删改，感幸感幸，时事如此，不欲多言。专复，敬请
著安
弟寅恪敬启（一九四八年）十月五日
在陈寅恪友朋当中，杨树达是颇为重要的一位老友，两人第一次通信是在1934年左右，1940年的8月2日陈寅恪在复信树达时有“当今文字训诂之学，公为第一人”的称誉。1948年上引信后，两人仍有几封书信往还，从中颇能见出晚年寅恪历史命运的升降浮沉。此处不论。就诗札资料来看，“杀人盈野复盈城，谁挽天河洗甲兵。”除夕哀叹，以及“时事如此，不欲多言”的落寞收笔，都让人清晰地感受到了作者身处世间留心世事的真确心迹，而另外两首诗中“下濑船”之语以及“怆”、“残”二字显然也不是随手乱置可存可换的无关文字，在放烟花、树海棠这类高兴的日子里，如此的用字，显然是一时心境的自然流露。
我们还是把视角转移到国内政局和战场来具体看看陈寅恪10月份给杨树达回信以前的烽火旧事，以便为理解其心灵变化的外部环境提供一些必要的资料性说明。
1948年1月1日，由国民党各民主派别联合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并发表宣言，明确提出要推翻“卖国独裁政权”。5日至19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沈钧儒、章伯钧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重建民盟领导机构，恢复活动，并发表宣言，主张采取革命方法，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和美国的对华政策。中共中央发言人对民革的成立和民盟恢复活动表示欢迎，并指出：这“表示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的民族民主运动的统一战线，是何等广阔。”国内政坛悄悄发生着新的变化：1月12日，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发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在使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走上正轨中起了关键性作用；1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指示，论述在各种不同情况下反对右倾错误和“左”倾错误的问题、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性质问题和革命统一战线中领导者同被领导者的关系即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在这以后�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