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硬如水-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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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书记说到这里把头扭向红梅道：“小夏，我在地区工作这几年，很少碰到像你这样有觉悟的女同志，尤其在农村。你和小高是非常难得的青年干部，年轻有为，前途无量，是当县妇联主任还是副县长，也待我们研究以后再定。当然，就是当妇联主任，也同样是县委委员，同样是副县级。”最后，关书记在我们激动得发抖的感谢和一定不辜负上级组织的培养教育的表态中，从那张红漆椅上站起来，以他低沉、沙哑、有力的嗓音说：“我的会议还没完，你们先到招待所住下来，今天下午抽空我们再详细谈一谈。”　他看看我们俩，脸上浮着笑：“　你们的家庭情况我都了解啦，都有一个不幸的家庭。都没有被家庭的不幸把意志压垮掉。你们是难得的一对儿，如果你们彼此有同志情，革命爱，志同道合，我这个地委书记愿做你们俩的大红媒，条件是结了婚你们不能在一个单位工作，得有一个调到外县或者地区去工作，这是党的纪律。共产党不允许有人在革命工作中开设夫妻店。”最后，关书记亲切而友好地和我俩一一握了手，把我们送到他的屋外边，叫人陪着我俩朝县委招待所走去了。3　　阳光下的阴影如同花蕾对春风的思念，如同旱地对流水的期盼，如同海燕对暴风的等待，如同洪流对开启闸门的呼唤。我们被领进县委招待所的两个单间被分别安顿下来之后，就等待着那个不明底细的工作人员立刻走去。可他似乎明白了我和红梅是县里未来的领航人，在招待所房里不断地向我介绍毛巾在哪儿，香皂在哪儿，开水喝完了唤一声他就来续上，床头柜上的一排开关哪个管壁灯，哪个管顶灯，哪个是管收音机（　竟有收音机，竟能随时把革命歌曲和音乐播出来）。他　里　嗦，热情周到，令人厌烦，叫人感动。待他走了之后，我把床头柜上的收音机开关按一下，便立刻有样板戏京剧选段播出来，于是，我忙不迭儿从二号房往红梅住的八号房里跑，到一尘不染的走廊上，却碰见红梅正往我的屋里来，见了我她竟说了一句我想对她说的话：“爱军，我住的屋里床头柜是个收音机，正在播着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我说：“到我屋里吧，我的床头柜也是收音机。”我们回到了二号房间里。到房里我们就急不可耐地把门反锁了，把窗帘拉上了，把收音机打开了，把衣服脱下了。我们热情如火，心潮澎湃，彼此没有多说一句话，彼此没有一个手势和暗示，就默默契契又疯又癫地在床上做起了那事儿。我们以那事儿来庆贺我们的成功和喜悦，以那事儿来平息我们内心的兴奋和波涛，以那事儿来深化我们的同志情和革命爱。我在收音机的伴奏下，做着那件令人心旷神怡、魂飞魄散的事情时，以为红梅会一如往日那样在我的身子下面快活得尖叫起来的，甚至会一如往日那样有一阵脸色苍白，汗如雨注地昏厥过去的，可结果她既没有红彤彤的快活尖叫声，更没有白茫茫的昏过去。她在我的身下痴痴地望着我的脸，双手摸着我的脸，突然呜呜地哭起来，泪如瓢泼一样从她的脸上流到枕头上。我被她的哭声惊住了。看到她那有眼泪流出来，不知道我的狂猛伤了她哪儿，忙把动作闸下来，拿手去她的脸上擦着泪。我说：“你咋了？”她也疼爱地在我脸上抚摸着：“不咋呢。”
　　我说：“你哭啦，枕巾都湿了一半儿。”她说：“爱军，我们值得了，革命一场值得了，生生死死值得了。”我把她泪湿的头发理到耳后边。“你就为这哭？”她说：“我想起了过去的事，后怕一下把我吓哭了。”我说：“怕啥呢？我们有理想，有抱负，敢奋斗，一下不就从基层成了正县职，只要我们努力、努力、再努力，革命、革命、再革命，正县级、副地级、正地级、副省级、正省级，一级一级干下去，我们同样也会从农民成为高干哩，成了高干那过去的事儿又算啥儿呢？要革命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你知我知的事情天都不知道，你有啥儿担心呢？”因为我们说到了一个极其严肃的话题儿，因为她的眼泪越擦流得越厉害，因为她突如其来的悲伤把我们昂奋的激情水来土掩了，使我们刚刚还急不可耐的焦急慢慢的烟消云散了，平静下来，我无限遗憾地望着她。她十分惭愧对我说：“　爱军，都怪我。”我关着收音机对她说：“没事儿，这儿还有这收音机，想有事儿了我们随时可以有事儿。”　说着她便从床上坐起来，收拾着自己的身子和床铺。把衣服穿起来，把被子叠起来，把床单拉平整，把泪湿的枕巾翻过来搭在枕头上，然后把窗帘拉开来，让四月的春光劈哩啪啦泄进来，把屋子照得明明亮亮，如革命者的心房样。已经是午时候，我们屋里透进的阳光中，同样有金晃晃的尘灰点儿在飞舞。墙上贴的毛主席像和《　红灯记》　的剧照画，在日光中显得模糊而耀眼。从窗子望出去，能看见招待所院里的大花池中的冬青树，在初春的天气中，不是嫩绿，而是青乌色。那些树被剪得低矮而平整，仔细看时，才发现那树木在栽种时就被排列成了一个“忠”　字形，这当儿树正旺茂，那忠字就显得模糊而有力。我把窗子推开看着那“　忠”　字，对红梅说你来看，关书记说让我对县里的工作考虑考虑，我考虑我当县长或书记后，第一件事就在县城的各个十字路口建一个大花坛，每个花坛中都用松树、柏树栽出一个“　忠”　字来。红梅收拾了床铺走过去，依着我看那花池中的绿忠字，说在县城都栽“　忠”　字太单调，还可以栽成“三忠于”　和“　四无限”　的字样儿。我说那得多少树？得多大的花坛呀？她想想就又笑了笑，自自然然将双手交叉起来，挂在我的一个肩上说，我们不光要搞革命，抓农业，还要抓林业，水利和农村的畜牧业。抓林业时你找一面大山坡，用树种出“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来。让人在几十里外就能看见那五个字，让人在飞机上能认出“毛主席万岁！”　来，这样你我一下就在全国出了大名儿，不定北京有人来把我们的事儿拍成纪录片，在全国各地放映哩。我被红梅的这个主意吸引了，回过身用双手捧着她的脸，看见她的双眼又明又亮，眼角却有了鱼纹儿。那鱼纹儿像刺样扎在我心上。她看出我脸上的变化了，“我老啦？”　她这样半是担忧、半是伤心地问。我说：“　人生易老天难老，天若有情天亦老。”她说：“我老了枯了你真的还喜我？”我说：“我们是一对革命的情侣，把你我连在一块的是革命，不光是年轻和美貌。只要革命没有完，你我的感情就永远不会完。”　我不知道我这答复她是否满意哩，但我知道她无言以对。无言以对，她就回去坐在床沿上。为了安慰她，我拉过椅子坐在她身边，把她的手握在我的双手里，说：“你是想当妇联主任还是想当副县长？当副县长听起来好听，可你得听县长指派哩，是县长说了算。当妇联主任不好听，可妇联那一块由你说了算。”她由我任意地把她的手在我的手里团捏着，像一只热软的鸟儿在窝里团卧着，目光有些渴盼地挂在我的脸上和嘴上，嘴角的笑却又有些不安不规地上挑着。“我知道你想当县委书记，不想当县长。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党领导一切哩。党还能指挥枪。所以你想当书记，你猜我在想啥儿？我想当副县长兼妇联主任。咱俩名正言顺的结婚又在一块儿不分开，想有一天你调到地区了让我当县长或者当书记。”我说：“这咋可能哩？”她说：“有啥不可能？”我说：“关书记他会答应吗？”她说：“我们不光结婚时让关书记做媒人，最好还要设法和关书记攀上一门干亲戚。”我把她的手从我的手里放掉了：“你简直是在沽名学霸王？”她笑笑：“你觉得不可能？”　她把被我捏出汗的手在床单上擦了擦，然后目光就明利聪慧了，像一个大姐望着弟弟样看着我，说我从小就知道县里休干所的红军们特别爱认干孙子或者干孙女。只要你我结婚关书记做了媒，我们和关书记的关系就不是一般了。不是一般就可以隔三错五去关书记家里了。去关书记家里我们就把红生、红花、桃儿轮流带过去，让他们不停地把关书记叫成关爷爷，把关书记的夫人叫奶奶。然后，再问清关书记家是哪里人，是南方人我们每次去都给他带些辣椒和泡菜，千万不要带一点贵重值钱的啥东西，要他是北方人，我们每次去都带小米或红枣，孩娃、闺女嘴再甜一些，爷爷、奶奶一连声地叫，你说咋能认不成干亲哩？认成了干亲他能不让你我在一块工作吗？能不让我当副县长兼妇联主任吗？就是这次不让你当书记，当了县长，不是啥儿时候想当书记也都能调换吗？”（我灵魂我的肉，我革命的情侣和夫人！）　我被红梅的话说得心花怒放又哑口无言了，像学生替老师破解了一个终身难解的谜语样，我开始痴痴地盯着红梅的嘴，盯着红梅的脸，盯着红梅的头发和肩膀，盯一会我又突然把红梅的双手握在我手里，像抓到了一对刚飞走的鸟儿说：“关书记好像是北方人，他要是东北人了，我们每次去都给他捎东北的粉皮、凉皮儿，要是山东人了，我们就给他捎韭黄和煎饼，是山西人就捎小米和蜀黍，是陕西人了就捎老陈醋。”在午饭前那一杆儿长的时间里，我们就坐在招待所的房子里，计划着革命和工作，事业和未来，婚姻和家庭，关系和友情。我们已经决定待宣布了我们的任职就结婚，让双喜临门为我们人生的辉煌锦上添花笑开颜，为我俩革命航船开足马力撑满帆，欣欣向荣红灿灿、蒸蒸日上照人间，一日千里登上天。我想，我们想，关书记最好在我们（　我）33　耀　35　岁之前离开县里到地区，当上地区的副专员或是九都市的正市长。就在这时候，就是这当儿，招待所的所长来唤我们吃饭了。饭当然是绝好的饭菜哩，招待所完全是按给新任县长接风的标准做的饭和菜，烧鱼、炖鸡、排骨、咸水鸭和丸子汤，七七八八摆了四桌子。可来陪我们吃饭的却只有地委组织部的刘处长。原来说好县里领导班子的领导都来的，关书记要在饭桌上把我和红梅以“内部消息”　方式宣布给所有的县领导，要让我们尽快地熟悉各部门的领导和工作。可是关书记没有来，县班子里的领导也没来。在县委招待所的一个大饭厅，摆了四桌饭菜却只有刘处长、红梅和我三个人。回想起来，那时候我们革命事业的地震已经在脚下酝酿了，坚实的土地已经开始摇晃了，可我们真的是被胜利把头脑冲昏了，是革命的大好前景把正在发生的巨大悲剧掩盖了。从招待所的二楼走下来，拐个弯到了东侧的平房大饭厅，看见刘处长，我以新县长和蔼可亲的姿态和他握了手，红梅把“处长好”三个字叫得又甜又腻，像那季节熟过了头儿的红杏儿，可是刘处长和我握手时，只拉了拉我的手指头，应答红梅时只瞟着她哼了一下子。我望着那大饭厅的四桌菜和摆好的酒和酒盅儿问：“关书记还没到？”刘处长坐在了一桌饭前的椅子上：“不来了。”我微微的诧异着：“那，县里别的领导……”刘处长拿起了筷子拿起了碗。“先吃吧，吃完了我给你们谈。”我开始感到脚下有些晃动了，感到脚底有一股冷风生出来。看看红梅，见她的脸上有浅淡一层白，不消说她已从刘处长的态度和举动中感到了不祥和异样。毕竟我们都是从斗争的风雨中闯将出来的。毕竟我们都是富有斗争经验的革命者。毕竟在革命中什么样的风雨我们都见过，就是没有见过我们也都听说过。我们知道，革命有时会成在一念之间，也会败在一念之间。而革命的成功，并不等于斗争的结束。只要阶段存在，阶级斗争就永远不会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各派政治力量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权力的争夺和意识形态的占领就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风云突变的，异常激烈的。见刘处长已经拿起筷子吃菜了，给红梅递个眼色，我们便分开坐在他的两侧吃起来。四桌热菜的蒸汽在明亮的饭厅蒸腾着，冬眠后和新生的苍蝇共同肆无忌惮地在那三张饭桌上吃喝享乐着，灰白嗡嗡的声音像《奇袭白虎团》中那段对唱的低胡儿。日光油油烘烘，从菜桌移到我们的脸上和身上，像过了油的布蒙在我和红梅的身子上。招待所长不知道发生了啥儿事，小心地守在饭厅的门口外。刘处长吃了半碗大米饭，只在一个辣椒炒肉的盘边不停地动筷子。我和红梅盛了米饭，却都似吃非吃地把碗僵在半空里，去盘里夹菜时也只是夹青素，不敢去夹那鱼肉和排骨、炖鸡和水鸭。时间像猪油样凝在我们的筷子头儿上。刘处长嚼饭的声音灰土瓦片样落在饭桌上。红梅不停地打量我，脸上的阴云宛若一块湿了水的黑布儿。我终于把饭碗僵在了半空里，“刘处长，发生啥事了？”刘处长瞟瞟我：“发生啥事得问你，得问你们俩。”我把碗放在桌子上：“我们都是党员，是同志，都是一心一意的革命者，一心一意为了毛主席，为了党中央，到底发生了啥儿事，请刘处长直言给我们说。”刘处长用疑惑的目光盯着我。红梅也把碗筷放下了：“刘处长，论年龄你和我们的父母差不多，论资历不消说你是前辈的革命家，论职务，不消说你是我们的老上级，该批评了你就批评我们俩，该批判了你就批判我们俩，可你啥也不说我们有错想改也没法儿改。”刘处长终于把手里的碗也放下了。他亲自过去把饭厅的门给关严实，回来坐回原处，用手擦擦嘴，又把牙缝的一粒米饭吐在桌下边，“　小高，小夏，”　刘处长的脸板成一块青色的石板说：“我这就算正式和你俩谈话了，算组织和你们正式谈话了。你们是一对前途无量的接班人。关书记看了你们的档案就决定要重点培养你们俩，而且关书记是迟早要调到省里的人。关书记和中央领导都有来往呢。可你们辜负了关书记的期望，辜负了党组织对你们的培养和教育。至于发生了啥儿事，我姓刘的不知道，但你们把关书记的脸都气青了，气得关书记把电话机都摔到地上了。到底为啥儿，你们俩最清楚，这时候就看你们对组织、对党、对毛主席真忠还是假忠了。说出来也许还来得及，如果不说，纹丝不露，后果可不光是当不当县长和县妇联主任的事，不光是葬送政治前途的事。”话到这，刘处长瞟瞟饭厅外，看看我们俩，闭了一会嘴，等窗外的两个闲人走去后，又半是启发，半是恐吓道：“　这革命到底有多严酷你们比我更清楚，阶级斗争有多复杂、多无情你们都知道。但有一点，在阶级斗争中，千万不能做自以为聪明的事，千万不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能自己把自己从革命阵营推到反革命的阵营里。”说完这些，刘处长又端起饭碗吃饭了，他像做完了他必须做的事，心安理得地把烧鸡的一条腿往嘴里送过去。（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我们知道一件极其重大的事情发生了，从时间推算，是在我们和关书记见面不久发生的，在我们在招待所男欢女爱、共谋未来的时候发生的。我们预感到，那件事就是地道的事，就是程庆东的死。我隔着刘处长瞄了一眼红梅，她的脸色惨白如纸，手放在桌沿上，摇摇摆摆，像谁在捏着她的腕儿晃她的手。我和她一样有些心慌，可我知道我是男人，我是镇长，我是新任的县长，我是青年的革命家，罕见的政治家，经过无数政治沙场的军事家。红梅看我的目光像一个孩娃掉进漩流望着岸上的父亲样，我不能让她觉得我不配一个男人和一个革命家，不配做一个军事家和革命家政治家，她是我的灵魂我的肉，我的精神和伴侣，我当然不会让她感到失望的。我用嗓子咳一下，暗示她不要慌，要镇静，就是身陷牢狱，也要有把牢底坐穿的决心和毅力，勇气和胆量。我把目光从红梅的脸上移到刘处长油腻腻的双手上：“刘处长，毛主席说，我们说话，做事都要有针对性，都要有根据，只有这样，才能叫人信服，叫人心服口服。”刘处长不再吃那鸡腿了，他冷冷地盯着我：“小高，我实话给你们说，你们惹怒的不是我姓刘的，而是地委关书记。你们如何把关书记惹怒了，只有你们知道，要不吃饭你们就回屋里反省着，吃过饭我向关书记汇报请示以后，也许他会亲自开诚布公地和你们再谈一次话。”我和红梅便先一步离开饭厅了。4　　特别拘留室如果说王振海和赵青的蹲监及王县长的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快得只用了一个月的话，而我和红梅则从预提县长和妇联主任到被关进公安局的特别拘留室，快得只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吃过午饭不久，刘处长到我住的屋里同我和红梅只说了三句话，就把我们交到公安局进行特别审讯了。刘处长说：“第一，关书记今儿下午要到省里参加一个紧急会议，他决定不再和你们见面了。“第二、你们所犯错误的严重性，怕是只有你们自己最清楚。有时间关书记要亲自过问这件事，他希望你们不要执迷不悟，不要一头撞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铁墙上。“第三、关书记说如果他没时间，他会派他最信得过的人来和你们谈，希望你们不要隐藏，不要回避，老老实实说出来，关书记会原谅你们的。”说完这些，瘦小的刘处长就离开了那间二号房。说起来刘处长应该算个好同志，他到门口又回过头来，同情地望着我和红梅道：“　你们还年轻，不要藏掖啥儿，该说的就都说了吧，这年月，因为革命有人杀了十几个人还照样当官哩，你们有啥不说哩？”刘处长就走了。刘处长刚走就有四个穿制服的彪形大汉走进了我们房间里，二话没说把我们浑身上下搜了一遍，连红梅的头发和头发下的耳后都搜查一遍后，就把手铐给我和红梅带上了。那一刻，红梅的眼角有了泪，可她咬着自己的嘴唇没有让泪水掉下来。在刘处长没来之前我和红梅已经把思想统一了。我说：“　红梅，你后悔吗？”她说：“只要你从心里喜我，我就不后悔。”　我说：“　我后悔。我后悔没来得及名正言顺娶了你。”　她哇地一下就哭了，就爬在我身上哭起来，说：“爱军，我够了，我值了，有你这话我跟着你革命一场值了哩。”我们说好无论发生啥儿事情都不能让眼泪掉出来。我们说好决不让任何人把我们这对革命者看做泥人、草人和纸人。头可断，血可流　/革命意志不能丢　/休看我们戴铁镣裹铁链　/锁住我们双脚和双手　/锁不住我们雄心壮志冲云天　/贼鸠山，要密件，毒刑用遍　/筋骨断，体肤裂，意志更坚　/赴刑场，气昂昂，抬头远看　/我们看到———　/革命的红旗高举起　/斗争的烽火已燎原　/但等那，风雨过，百花吐艳　/新乡村，似朝阳，光照人间　/那时候，全中国，红旗插遍　/想到这，我们信心增，斗志更坚　/我为党，她为民，很少贡献　/最关心，革命情，同志爱，能否流芳百年代代传。戴上手铐后，又被黑布蒙住双眼，如同真的囚犯一样，我们被一辆汽车拉着走了大约两个小时，当黑布从我们眼上拿下，手铐被打开时，我们已经到了那不知是哪座监狱的特别拘留室。拘留室有三间房子那么大，和程岗镇的党委会议室大小一样儿，差别是会议室的窗子又明又亮，而那里的窗子却小的有毛主席标准像的一半大，且三间房只有一个窗，窗户开得比人头高许多，踮脚伸胳膊也够不到窗下沿。窗户上的钢筋和指头一样粗，密得如一片荆棘林，两根钢筋间最多能伸一个拳头儿。总而言之，那特别拘留室和国家反帝防修的备战粮库一模样。更为特别的，不是这拘留室里像粮库，而是这拘留室的地上，顶上和四面的墙壁上，除了各个方向、角落都安了灯泡外，全都密密麻麻、整整齐齐地排列满了马、恩、列、斯、毛的语录和画像（　毛主席的占80％　以上）　红的，黄的，绿的，仿宋体，新魏体、新柳体和毛主席诗词龙飞凤舞的书法印刷体。当黑布从我和红梅眼上摘下的时（没想到他们把我俩关在了一个屋），我俩一下就不知所措了。红艳艳，火烈烈的革命气息将我们窒息了。在我们头顶天花板的最中间，贴了一张巨大的闪闪发光的红黄五星画，而五星的五角尖儿上，吊着五个大灯泡；灯泡外又旋转着贴了马、恩、列、斯、毛的五张像；五张像的外围里，又贴满了伟人的语录，直到天花板的四边和四角。而四面高大的墙壁上，贴了五行一律红底黄字、大小相等、内容不同的语录画。语录画上至顶，下连地，那五行红海洋般的语录画间没有让四面墙壁留出半块砖儿来。而那最后通往拘留室门口的地上，中间空有一平方大的水泥地，地上摆着两个离地三尺，面有书纸大小的两个高凳子，别的地方则挤满了毛主席大大小小的石膏像。给我们取蒙布，开手扣的是一个戴着领章、帽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