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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硬如水-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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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的两个高凳子，别的地方则挤满了毛主席大大小小的石膏像。给我们取蒙布，开手扣的是一个戴着领章、帽徽的年轻士兵，他把手铐叮哩当啷提在左手里，把那两块黑布提在右手上，奇怪地看看我们俩，用脚把两个高凳挪得相离三尺远，毫无阶级情地说了一句话：“站上去！啥儿时候想老实交待了唤我们。”那句话又青又紫，黑黑绿绿，使我和红梅犹豫后不得不如栽树样站到了那两个高凳上。站上去时我们才看清，在凳子正中间，有三颗从反面钉上来的大钉子，露出凳面一寸多。就是说，那凳子我们只能站着或蹲着，无法坐在凳子上。坐上去那三颗钉子就会扎到肉里去。我想起了我们要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那句话，想和那士兵说几句，却见他弯腰倒走着，先把一张巨大的毛主席像的背面涂上浆糊，铺贴在我们木凳子间的脚地上，再把那些挤在两边的各种毛主席的石膏像如变魔术一样这儿挑一个，摆在通往门口脚地靠左路道上，那儿拿一个，放在靠右路道上。他动作麻利，嘴里嘟嘟囔囔，好像念着秘诀，当他退到门口时，那些毛主席塑像在通往门口的脚地上成了四行 这样的水波线，完全把走出走进的道路封死了。直到这时候，直到这一刻，我才明白我们是被关进了特殊监狱的特别拘留室。我们从未听说过的拘留室。从来想不出在大革命的世界上，还有这样的拘留室。随着一声冰冷的哐当声，那位士兵把厚木板上镶着铁皮的屋门关死了，屋里的光线哎呀一下暗起来，沉静起来了。忽然间我们彻底与世界隔绝了，虽然还在革命的环境中，却完全是另外的革命，另外一种气氛了。红梅立在西边的高凳上，我立在东边高凳上，高凳间那张巨大的毛主席画像把我俩隔开着。在黄昏的一束窗光里，我看见了红梅的脸似乎比先前平静了，就像明白了这一切，可以面对这一切，有些微的大义凛然样。我不知道在那辆啥儿模样的车上（好像是方屁股的吉普车） 她坐在我哪边，在车上瑟瑟发抖没眼泪是哗哗流淌还是慢慢往外浸，还是如李玉和赴刑场样气宇轩昂。然在这时候，日头大约正在朝西山跌落着，从看守室那一个小窗口泄进来的一束红光里，在到处是红色和印刷画的光亮中，那一束红光越发被映成一束红烈烈的火。能听见外边哨兵走动的悠闲的脚步声，能看见那一扇小窗户，不断有一张脸在往屋里瞅，他每瞅一眼（他们肯定是站在一个什么台儿上），屋里的光线就要噼啪暗一下。光线一暗，我们就知道我们是怎样被人监视了，怎样被人看守了。我粗粗看了看拘留室里的语录和论断，内容也大都是在革命中日常见过的，十个人有八个人能滚瓜烂熟背下的。比如：“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比如：“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比如“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再比如：“学习、学习、再学习；进步、进步、再进步。” 如此等等。但在四面墙的中间和醒目显眼的地方那就不同了，内容深刻而贴切，含意深邃而悠远，回味无穷而丰富，发人深思而又使人心惊和胆颤。迎面对门的正墙上，在最醒目的地方是“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八个字。我对面的墙上是：“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在我背面，红梅正看到的墙上是：“ 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而在那个窗子下，则是那著名而有力，宛若雷管与炸药的两段话。窗左是“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窗右是：“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还有天花板上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而有预见如灯塔照亮社会主义航向的英明论断。“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地面上是列宁进一步深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学说的精髓要论，即关于阶级斗争的革命学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场残酷的战争。无产阶级在一个国家取得了胜利，但是它在国际范围内仍然比较弱……我们目前所见到的这种斗争在历史上还不曾有过……人民不可能有这种战争的经验。我们必须创造这种经验。”这样的语录、论断在革命的日常生活中，也许我们不感到它的雄奇和力量，但在监狱里，在特殊审讯室或是拘留室，我看完这些语录，感到脚下有一股巨大的潜流在悄悄蠕动着，像黄河、长江埋在你脚底十米、五十米的土地下面在奔流不息，像泥石流正在我和红梅立站的凳儿下面挣扎和呼唤，像将要爆发的火山的岩浆正在地壳下面肚疼样翻江倒海着。我能隐隐的感到土地在摇晃，木凳的腿儿在发抖，似乎我们随时都会从凳上摔下去。我把四周那些语录、论断匆匆看了一遍后，红梅也已在木凳上扭着身子将那些默默读了一遍儿。她的脸上是种灰土色，因为落日的光亮，那灰土上有一层隐隐的暗红在挂着。我们相距一米多，中间地上的毛主席的巨幅像，把我们雪山草地般隔开了。我们面前像有一座玻璃山或是玻璃墙，彼此能看见却不能拉拉手，能说话却不能让痰和唾沫星儿落到面前脚地上。我们以为他们把我们关进这特殊拘留室，是因为我们毕竟是一对彻头彻尾的革命者，又红又专的领导者，是仅差一天半天就要宣布的县长和常委，以为他们没有将我们关进那真正的监狱是对我们实行了革命的人道主义和同志式的爱和恨，以为这样让我们受到一种革命的惩罚后会把我们重新押到哪里的。我说：“红梅，没事吧？”她朝我点了一下头：“腿有些颤。”我说：“颤了蹲下来，千万别往地上站。”她说：“我明白。”然后，窗子前的影儿晃动了，看见了一个瘦长脸儿在朝着拘留室里看，他扛的枪上的刺刀在肩上和他瘦长的脖子平行直竖着。我和红梅朝他看了看，见他没有制止我们说话儿，也没有制止我俩蹲下来，我们就进一步感到革命人道主义的温暖了。我们蹲了下来，都用双手抓住了那书纸一样大的木凳面的边（ 像柳木），我说：“四面墙上的语录是让我们改造思想的，地上竖满铺满毛主席像是防止我们逃跑，让我们脚一落地就犯政治错误，罪加一等的。”她看着面前地上的毛主席像，脸上浮了惨淡一层笑，想说啥儿却又没有说出来。我说：“只要革命情谊在，心有灵犀一点通，不该说的话你给我一个眼色我就明白了。”她说：“会让我们在这木凳上蹲一夜吗？”我说：“不知道。”她说：“让我们蹲一夜我们就会栽倒在地上，就会踩到毛主席的像上去。”我说：“那我们就正中了人家的圈套，就罪加一等了。”这时候，屋里最后的日光还没退下去，刚刚有些昏暗升上来，拘留室突然变得灯火通明了。屋里所有的灯光全亮啦。顶上是五个聚光灯，四面墙壁各有两个，统共八个聚光灯。这 13 个灯泡都是 200 瓦或者 500 瓦，炽白发亮如喇叭一样的灯罩的方向全都对准我们俩。我们忽然感到浑身如火烤一模样，眼睛又刺又疼，仿佛有束束烧红的钢针在往眼里扎。我们慌忙揉揉眼，待些微适应了那炽热的强光时，那一扇小窗被严严关闭了。听到了哨兵走下哨楼的脚步声和木梯在脚下的咯吱声，像我们被扔进革命熔炉以后人家就走了，不管不问了，只等着把我们熔成反革命的废渣以后再来把我们抬出去，再在我们反革命的废渣身上踏上一只脚，再踏上一只脚，置于死地而后快，让我们永生永世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我以我的敏锐洞察了这一点。我们以我们的直觉洞悉了这一切。我们百分之百地预见到了他们的用心和目的。脚下的毛主席像一尘不染，只要我们下了凳子踩上去，毛主席像上就必须留下脚印儿，就是把鞋脱掉踩上去，你的脚趾印也要留上去。还有那通往门口去摆成四行水波纹的毛主席的石膏像，灯一亮，我就看见有几座像边上都露出一个笔画简单的汉字儿，有的是“ 工”字，有的是“十” 字，有的是“五”，有的是“三”，还有的是“：”或“、”，不消说，那些大小、塑形不一的每一座毛主席的像，放在哪儿都是有它的秘记的。更为险恶的，是那些毛主席像的脸是朝着哪个方向扭，那些标记不仅记住了每个像的坐标和方位，还暗记了那些像的坐向和朝向。我和红梅认真观察了，不从那儿拿起二至三个毛主席像，你就无法落下一只脚，要从那木凳上走下来，你必须一连拿起五到六个毛主席像，才能把双脚落下来，而你往前每挪一步，又必须把身后的毛主席像放回到原处儿。而这当儿麻烦就来了，你记住三个、四个甚至五个、六个毛主席像的位置在哪儿，你却无法记住这些毛主席像的方向朝哪儿。它们几乎没有两个相邻的方向是相互一致的，且每个和每个的方向差别不是正东或正西，正南或正北，而是正东或东北一点儿，西南和东南一点儿，再或东南和西南偏北一点儿。那紧挨紧立成四道水波纹的主席像，仿佛是一片革命的八卦阵，走进去你若不知道那道秘诀你就决然出不来。我和红梅彼此相望着，谁都没说话。好在那个季节还不到盛夏里，闷热还没有如蒸笼样把我们笼罩着。在黄昏后（ 也许是黄昏后）的静寂中，我们没有听到城里工厂的隆隆声，也没有听到城郊铁路上每天夜里通行的运煤的火车汽笛声（ 难忘的城郊铁路啊！）我们隐隐嗅到了田野的腥味，像丝绒样从门缝、窗缝挤进来，嗅到了似乎有烧砖瓦的窑味夹在那田野的气息中（或许是田野的气息夹在砖窟的硫磺气味中）。我看不见我的脸是啥儿色，可我看见我的心又灰又冷，如水湿的蓝布或灰布，看见红梅的脸不知从啥儿时候显得又有些苍白了，好像又有些心慌意乱了。时间如流不过去的黄泥水，又粘又稠，迟迟缓缓，漫溢在这又空又大，把革命的景况堆塞得满满当当的屋子里。我们就那样蹲在一米高，正好能放两只脚的柳木凳子上，一会看看脚，一会看看脚下的毛主席（他老人家还是那么慈祥地微笑着），一会又彼此抬头看一眼。很想找一句能彼此鼓舞精神的话儿说一说（物质是第一性，精神是第二性，但在一定时候，在特殊条件下，物质要让位于精神，精神要取代物质成为第一性，成为主导和统帅———这是唯物主义辩证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宇宙观）我们真的很想找到一句能够鼓舞我们斗志的话题说一说。我想了半天就终于想起了一句话。我说：“红梅，你饥吗？”她朝我摇摇头。我说：“早知这样，中午那么好的饭，我俩该多吃一些儿。”她笑笑，没有声音。我说：“你说关书记是咋样知道你我的事儿哩？”她瞪起了眼，想一会轻声细语问：“是不是我们在你房里时有人……？”我斩钉又截铁：“不可能。窗帘拉得连个缝儿都没有。”她说：“那是……有人告？”我说：“肯定。”她说：“会是谁？天不知、地不知……”我说：“只有你公公，只有程天民。王振海被抓起来他就预感到你我革命成功了，要飞黄腾达了。你说他会甘心我们比翼双飞、飞黄腾达吗？他会不对他孩娃的死存有戒心吗？他会不私下留心观察你我的行动吗？” 我又往门窗瞄一眼，听见外边的寂静像一阵风样刮到了耳朵里。“我们今儿前晌离开镇子时他是看见了。”我说，“也许，他见你我走了他就回了家。回了家他就走进了你的屋里。进了屋里他就发现了你立柜下的洞口了。发现洞口他就可以发现一切，随后紧跟到城里来，正好在关书记和我们谈话不久把我们告了呢。”红梅将信将疑地望着我。她在那儿蹲得双腿麻木了，小心地站起来，慢慢伸伸腰，凳子晃一下，她又慌不迭儿蹲下来，双手抓住凳沿儿。这一吓她脸上出汗了，脸色更加惨白了，宛若一张纸（还能写最新最美的图画吗？）我说：“千万小心点。” 她稳住神儿说：“你的腿不麻？” 我说：“麻。” 她说：“我厦房锁了哩，他咋能进去呢？”我说：“ 程天民是一个老狐狸，他也许早就配了你屋里的钥匙了。”她怔怔地盯着我：“他配了屋门钥匙，他没法配那立柜钥匙哩。立柜门的钥匙除了我谁都没有呀。”我问：“你这次出来立柜锁了吗？”她说：“锁了。” 可她想了想，看看自己穿的浅红短袖翻领衫，又有些拿不准自己锁没锁，像自言自语说：“我出门时开柜换这件布衫儿，立柜到底锁没有？”我说：“你好好想一想。”她说：“也许没有锁。”我说：“肯定没有锁。我几次见过你没锁。”她不再说啥了。她似乎终于想起来自己没有锁那立柜门，脸上留下的懊悔呈出土黄色，仿佛那张清秀的脸上堆满了田野的黄土和熟庄稼的风尘粉末儿。她那样沉沉静静看我一阵子，把头深深地勾下了。我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她又把头抬将起来了。抬起头时她泪流满面，看出来她对自己的深悔和惭愧，恨不得一头撞在地上死去以表白自己的内疚和悔悟。灯光炽白明亮，她的脸雪青深蓝，滴在粉红布衫上的泪滴好像黑墨水。“ 真是我忘锁了你会恨我吗？” 她这样问我时，脸上乞求谅解的目光白白亮亮，如一根根剥了皮的麦秸秆儿横在我们的脸中间，问话的声音颤颤抖抖，有两滴泪落在脚下凳边上，弹起一层尘灰，碎成几个微粒的小泪珠，落在毛主席像上，如几颗细沙落在纸张上。我说：“红梅，你千万不能哭，千万别让泪落到毛主席像上去。”她不管那么多，依然让泪落在凳上，溅到地面的毛主席像上去，依然固固执执地那样问：“你说，真是那样，是我葬送了你的政治生命，你会恨我吗？”我也开始相信是她没有锁那柜门导致了今天的大悲剧，可我想恨她却无论如何恨将不起来。她是我的灵魂我的肉，我革命的伴侣和革命热情的伟大发动机。我认认真真一字一句对她说：“红梅，我一点不恨你，一点不后悔，只恨我，只后悔没抓紧时间名正言顺娶了你。”她抬起泪眼望着我，似乎想弄清我的话里有几分真和几分假。我又一字一句、认认真真说：“要名正言顺娶过了你，把你我枪毙了村人也得把你我埋在一个墓坑里。”她眼上那两滴泪突然变得比两粒大豆大许多，晶晶莹莹，悬在下眼皮上似乎要滚落，她却含着没让它滚下来。我嗅到了她眼泪中浓浓烈烈的咸味儿。她完全被我的表白感动了。我完全被那两滴眼泪征服了，被她望我时哀伤的目光征服了，被她脸上惨白寡淡的颜色征服了。我真的从内心深处认定，如果果真是她忘记锁了柜门才把我们送进了这特殊监狱的特殊拘留室，那么我不仅将以政治家和革命家的大度原谅她，宽容她，而且还要更加地热爱她、珍惜她。热爱我们的革命情，珍惜我们的同志爱。我要让我们的革命爱情成为后人的榜样和荣誉，成为后人永远称颂的杰作和绝唱。我很想再说一句几句能够表达我的忠贞情谊的豪言和壮语，可我心里有浓烈的伤感升上来，使我说不出一句话，使我只能咬紧我的下唇儿，目不转睛望着她因为苍白却更加清秀的脸，因为泪水却更加动人的那双眼。我们就那么月深年久地相望着，就那么深深刻刻沉默着。我们看见了彼此的目光湿润又凝重，看见了彼此的内心纯洁又高尚，听见了被灯光照亮的时间从我们眼前嘀嘀嗒嗒走过去，听见了各自的心跳如嘀嘀嗒嗒、清清明明像草尖、树叶上的夜露不停地落在草地或者枯叶上。我们闻到从门缝和房顶的那儿涌来的砖窑的黄色硫磺味，潮湿得浸润人的鼻子和嗓子，亲切得想张开大嘴把那味儿吞进肚里去。我们就那么相望着，就那么沉默着，等沉默的相望有些累人了，她突然抬手把眼上的两滴泪珠擦下来，低头粲然一笑说：“爱军，你知道我眼下最想干啥儿？”我朝她摇了一下头。她收起笑容板板正正说：“我最想最后一次在你面前把衣裳脱下来，一针一线都不挂，疯疯狂狂，像那次在那墓里一样跳一场，然后舒舒展展躺在你面前，你让我咋样我就咋样儿，你想咋样我你就咋样儿我。”我并不感到她这话来得突然和意外。我仿佛最爱听的就是这当儿她说这样的话。我完全被她的表白感动了，像我百分之百感动她样，她也百分之百地感动了我。我不知道那当儿我脱口而出的话是思谋已久，还是随口说出的一句为了证实她诚心纯度的一句话。我望着她的脸，望着从她耳后翘到耳前的一撮黑头发，心里荡漾着少有的惬意和快活，我说：“你说的是真的？”她好像对我这样的问话有些吃惊和不解：“你不相信我？”“信。”我说，“可你知道我这会儿最想干啥呢？这会儿我突然极想抱着炸药像董存瑞那样把程寺给炸掉；想你我一丝不挂在程寺庙里的光天化日下天不怕地不怕的疯上一次那事儿。”她问：“你咋总有这想念？”我说：“不知为啥儿，就又突然有了这想念。”她说：“炸掉程寺也不是我们革命的目的哩。”我说：“可我自小看见程家人在那集合拜祖时，就想着有一天要扒了那程寺和牌坊，炸了那程寺和牌坊。”她把蹲酸的腿轻轻动一动，又小心地站一站，重新蹲下来望着我的脸。“为啥要在程寺里边疯上一次那事哩？”我说：“ 要能在程寺疯一次那事儿，比在程寺的脸上打耳光，比朝在程寺的心窝踢一脚都叫人舒心哩。”她问：“你说我们还会出去吗？”我说：“不知道。”她说：“能出去了你说咋样我们就咋样！”这时候，屋子外有了脚步声，有一名士兵从天窗下爬上木梯，到窗前推开窗子朝里望一眼，又下去木梯不知朝哪走去了。他这一来一往，使我们明白外边彻底天黑了，已经是吃过夜饭很久了。我们忽然感到了饿，感到了小腿发酸脚发麻。我很想叫住那看我们一眼走了的人，让他给我们弄些饭吃，或者端一碗生水喝一喝，可他的脚步声又由近至远消失了。我们决定只要再有人来看我们就向他要饭吃，向他要水喝，可我们没想到那一夜竟再也没人登上窗口看一眼我俩了。我还是把我们在特殊拘留室受到的具有革命历史意义的惩处估计不足了。在饥饿降临时，在我俩因为说话口干舌燥时，在终于在那凳上站站蹲蹲，蹲蹲站站熬到半夜时，我们体会到了我们受到的惩处的残酷性。瞌睡从四面八方朝我们袭过来。剧烈的光亮刺着眼睛像针样扎在我们的眼球上。凳面上的三颗发亮的铁钉尖儿在两只脚间张牙又舞爪。不能坐，站着时两腿发软，蹲下时双脚发麻。不知道那一夜是如何煎熬过来的，蹲蹲站站，站站蹲蹲，实在瞌睡时就蹲在那儿用双手抓住凳沿小打一个盹。屋子又大又空，天窗前又没有哨兵，只要一迈腿我们就可以下去凳子，躺在地上睡一觉。然而，我们不能下。我们也绝然不会下。只有我们明白，一旦踏上地面的主席像，一旦碰倒了地上的石膏像，一旦踩住了毛主席语录的哪个字，那将是何样的过错和罪恶，就是你对你所犯的罪恶不讲一个字，你这一踏一碰的罪恶也远比你犯下的罪恶大得多。我们是从革命风浪中走过来的人，我们是地道的革命者，我们能最深刻的理解、领会走下凳子的严重性。我们聪明、智慧，富于才华，我们决不会把我们自己送向政治的断头台。到了下半夜，世界彻底无声无息了，我们隐隐地听到从哪个方向传来的工厂的机器声，还隐隐地感到有两列火车从铁轨上轧过的隆隆声。我们从那声音中判断出，我们距县城少说有三十里，或者五十里。夜露的气味凉凉地浸到拘留室里来。剧烈的灯光的灼热使我们越发感到瞌睡的不可抵抗和反对。我们有几次打盹儿时候差一点跌下高凳摔倒到毛主席的像上去，有几次因为瞌睡往凳面瘫坐时，被那尖钉儿扎破了屁股上的肉。有一次红梅被钉子扎中了，她啊呀的尖叫把天花板上的灰尘震得纷纷落下来，可醒来后，瞌睡依然在眼皮上黏拽粘贴着。她说：“爱军，我们怕熬不过去这份酷刑哩。” 我说： “ 你瞌睡得受不了？” 她说：“早晚我俩得从凳上摔下去成为现行反革命。” 我说：“事情往往是坚持到最后一分钟，转机也就出现了，胜利也就出现了。” 她说：“我脚麻、腿软，眼皮酸，我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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