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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硬如水-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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蟾呱囟晕宜担骸翱烊グ桑车媚阋换乩淳腿タ此模乙惶月缶透肆ā！庇治剩骸澳愀车恿松叮克猿抢锏母獾悖尥纺亍！被顾担骸昂焐旎ǎ湍愕豢槿タ纯茨阃庖仕圆怀约Φ袄堂嫣酰粤松挝缥腋斯ァ！�2 一段革命外的婚姻史我没给你们说过我的岳父也是程岗镇的一个革命家，曾经在某一天替八路军送过信，解放后他就当了村支书。程家岗的十几户人家原是独立的一个生产队，属五里外的赵庄大队管。那时候程村只是一个集，是乡公所的所在地。乡长是程家的第二十几代后裔程天民。可到了 1964 年，政府想把程村改成一个镇，改为镇就要劈哩啪啦将程村扩大些，于是乡长程天民和我岳父程天青开了一个会，就决定把程家岗的十几户杂姓纳进了程村里，程村就符合上边那条乡改镇的政策了。程家岗的人就都从岗上迁下了，在程庙后的野地盖了一排房，多出一条杂姓街，便都成了程村人。成了程村人我就成了村支书家的女婿了。那一天，我娘和我在新盖的瓦房屋里收拾着，老支书慢悠悠地进来了。他没有坐我给他搬的一个凳，也没有喝我娘给他倒的一碗水。他把双手背在身后边，在那新屋子里看看墙，看看地，看看檩和梁，又用手摸了院里原来就有的两棵碗粗的泡桐树，说：“按理这树该是公家的，现在就算是你们高家的吧。”我娘喜出望外地望着老支书：“这行吗？娃他伯。”支书说：“我说行就行了。我是村支书，又是孩娃他爹的老熟人。兄弟不在了，你们母子我不照看谁照看？”娘就忙不迭儿把他没喝的那碗水倒掉，进灶房又烧了一碗荷包蛋，还在蛋碗里放了红砂糖。支书吃完了荷包蛋，把目光落在我身上，上下身看了一遍，说：“18 岁了？在县城读高中？听说还是班里的高材生？”那时候我年幼无知，不知道支书想让我做他的女婿呢，羞红着脸答了他的话，没料到夜里就有一个媒人到了我家里。媒人对我娘说：“大喜哟，老支书看上你家爱军啦。”高中毕业我就结婚了。桂枝是支书家的三闺女，她在她姐妹几个中，长得柳不绿，松不翠，满坡黄土飞，比我小一岁，看上去比我大了三五岁。我不知道她为啥看上去竟会比我长五岁，是因为个子矮？因为皮肤黑？还是因为她爹是支书，所以她就胖，连头发也可以朝朝暮暮都像没梳的模样儿，且还在脸上不稀不密地显摆出许多小黑点。我和她第一次见面那一天，是被媒人牵驴一样牵进了支书家的厢房里。那是她的屋，墙上贴满了旧报纸，花被子叠成长条儿，如一段大堤样靠在墙下边。看见她的模样时，我喉咙如塞了一团棉花想要吐出来，却没敢朝外吐一下。支书跟在他女儿身后进来了，说你们谈谈吧，我是党员、是干部，婚姻自由这道理我开社员大会时不断讲。说爱军你这娃，我是看你爹死得早，也算革命后代哩，在县一高学习成绩又不错，才同意桂枝和你订婚的，结了婚生个娃儿我就把你送到部队上，在部队上入个党，回来我就把你培养成为村干部。她说：“你咋就不说话？”我抬头看了她。她说：“嫌我长得丑？不同意了你直说，我可还嫌你家穷得叮当响呢。”我说：“你咋不上学读书呢？”她说：“我看见书本上的黑字就像一片蚊子在我眼前飞，读几句脑子嗡嗡响。”我说：“你爹真的会培养我当干部吗？”她说：“刚才说的你不是听了嘛，结婚过一年，咱生个娃儿爹就把你送到部队上。”我说：“为啥非生个娃儿才能当兵呢？”她说：“不生娃儿我能栓住你的心？”我说：“啥时结婚哩？”她说：“日子由我订，就今年正月吧。”我说：“正月我家的猪还养不大，养不大就没钱结婚哩。”她说：“嫁妆我家全都备好了，你家缺啥全都由我出，可得有一条，结了婚你得听我的，你娘惹我生气我敢把碗甩在你面前，你惹我生气了我敢吊死在你面前。”那年正月，我就结婚了。3 初入程寺我很快就领着孩娃从岳父家里出来了。岳父坐在日光里的一把摇椅上，抽着烟用脚在逗着他家的狗（ 旧社会地主是不是这样呢），看了看我给他提的几包点心、罐头问：“ 是九都出的还是咱县生产的？”我说：“是在九都百货楼上买的哩，出产地是省会郑州呢。”他从我手里接过那东西，把糕点举到鼻子前如狗一样闻闻说：“不错，味道就是香。”又说，“你把这东西提上去一趟寺庙里，去看一下你天民伯，他从镇长的位置上退下不干了，图清静守在庙里天天看古书。”我从我岳父家里出来了。他没有提要培养我当村干部的事，没有提村里一潭死水的形势和革命，甚至没有让我坐一坐，没有让他的外孙红生吃些啥，更没有问一问我在部队的努力和表现，就让我从他家里出来了，就让我和孩娃们到程家寺庙去。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请客送礼，不是拉拉扯扯，不是绘画绣花。可我不能不去探望程天民，他是老镇长，是程颢这一支人的头和脸，祖上出过进士，爷那辈人是大清秀才，到了他，解放前就做了县民校的校长了。解放那一年，他被政府作为党外知名民主人士吸纳进去做了第一任的县教育局长。据说政府要他荣当县长时，是他自己感到了革命的艰巨和复杂，反退回一步做了本乡的乡长呢。到今儿，从内蒙古的大草原，到海南岛的小渔村；从大西北的戈壁滩，到鱼米之乡的渤海湾，革命都已风起云涌，红旗飘展，号角吹奏，然这时候他又主动从镇长的位置上面退下了，是害怕革命的风浪呢？还是以退为进，狡兔三窟呢？先前（ 那时候我像蚂蚁一样小），我随母亲到程村赶集时，在街头见了他，母亲拉着我躲到路边去，等他过去了，指着他的后背对我说：“娃儿，那就是乡长呢，长大你要有人家一半学问能当个村干部，娘这辈子就算没有白守寡。” 怎么就知道我当不了村干部？怎么就见得我当不了村长、镇长或者县长、地区专员呢？在部队的革命时事教育和传统教育课上，指导员、教导员和团长不是不断说林彪二十几岁就当了师长吗？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我们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那你们不就是落日也该是日过平南的斜阳吗？程庙就在程后街中央的末端上。孩娃红生提着那两盒点心，我提着四瓶罐头，从程中街的二道胡同穿进了程后街。路上见到的人们都是反反复复问着那句话：“ 爱军，退伍了？” 我对所有的人都装模作样笑一笑，点点头，从口袋抠出一支“ 黄金叶”烟扔过去。再问：“去哪儿？” 我就答：“ 老镇长在庙里等我哪，我去看一看。” 又说： “ 爱军，当村干部了可多关照关照你兄弟。”我说：“你看镇上死气沉沉的模样儿，我能当上村干部？”这时候，只要遇上一个识字的心明眼亮人，他就准会对我说：“只要实行革命三结合，你就准是青年干部哩？”我就想，我执政了一定对这人好一些，只要他家政治上没问题，浇地时可以让他家先用水，买化肥时让他家多买几十斤。一定的。一定会这样，也一定只能这样儿。为啥呢？因为我高爱军是一个富有良知的革命者。这是午饭前，男人们下地大多没回来，女人们都还在家里烧着饭。在程后街上走着时，能看见各家烧火的风箱声像老鼠样溜着门缝窜出来，一股股的炊烟把天上的碧蓝罩成了云白色，像是一张充满忧愁的脸（谁的呢）。我扯着孩娃红生的手，他不断地低头去看手里的两盒点心，点心上的油光纸如在胡同中游动的两团火。我知道他渴念吃那点心哩，没人时我就把那点心盒打开，每盒里取出几块又给包上了。孩娃吃着点心时，脸上闪着幸福的光，黄灿灿一嚼一动，那光就掉在程后街的地面上。一街两岸住房的院墙、后墙和山墙，把程后街挤得有些窄，使那街道如一条干渠样。脱落的墙皮一层一层落在墙根下，听着那不间断的墙皮、泥土的落地声，望着孩娃吃点心时那气吞山河的模样儿，我说：“红生，好吃吗？”
他说：“好吃，比肉好吃哩。”我说：“爹要革命哩，革命成功了，爹叫你天天吃点心。”孩娃就不解地抬头望着我。我就如大人物样拍拍他的头。这时候，程家的夫子寺庙就赫然出现在眼前了。那古砖青瓦盖起的高门楼，门楼下如篮一样大的“程寺”两个涂金字，和字下的红漆大钉门，它们不知道它们日后将要毁在我手里，还依旧毫无收敛地散发着凉气沿街朝我打过来。这时候，我并不知道我的情爱正在那庙里等着我，到庙前我连衣服、扣儿都没整，刚才折点心包儿时，那油污都还沾在我手上。一切都是毫无准备的，都是命运像垒塔一样把砖瓦在那摆好的。我从庙院的围墙前面走过去，那如线一样笔直的砖缝连缀着十几斤重的方砖朝我身后移过去，然后那程寺的大门就到了，门口蹲卧的两个石狮子就朝我迎来了。我把手上的油朝那狮子头上擦了擦，孩娃就把我的手用力拉了拉，小心地朝身后望了望。我说：“红生，擦吧，不怕，爹要革命哩。”孩娃摇摇头，把手在裤子上擦净了。我说：“怕啥？爹要革命哩。”我们父子就跨进了程寺的前节大院里。前节大院脚地上是方方正正的八寸砖，从棂星门至承敬门的那段路面上，已经被世代的程家后人烧香磕头时踩出了深深的脚痕儿，而那路两边上几棵钻天的古柏绿绿旺旺，树阴把院落遮得没了多少日头地。树根把方砖胀鼓得破破裂裂，在那树阴下，方砖总是呈出潮湿的黑颜色，有苔藓在砖上结出绿茸茸的一层儿，砖缝中又长出许多碎青草，使那地面看上去年迈体不弱，充满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颜色和味道，叫人感到清寂、神秘的压迫和剥削。我扯着我孩娃的手在那砖上走，他四处张望着，小手上有一丝一丝被寺庙惊吓的凉。院子东西两侧春风亭和立雪阁的房梁和立柱上，那些褪色的画龙和神魔，还有黄色粉底画的老虎和狮子，这时候都正在张牙舞爪地朝着我们看。我说：“红生，你怕吗？”他朝我摇了一下头，手却把我的指头捏得更紧了。我说：“别怕，有一天爹会把这些都砸了。”孩娃不信地望着我。我说：“不破不立。长大你就懂爹的话了呢。”孩娃更加迷惑地看着我。这时候———许多年过去以后，回想起来，我都觉得那个时候是我一生最为神秘的一会儿，最为动人、永恒的一会儿。日后，许多年，和她在一起惊天动地的爱，天塌地陷的恨，都没那一刻使我感到奇妙和难忘，没有那种神秘莫测、动人心弦的温暖和美妙，如神水一样在我心中滴滴嗒嗒流。我一辈子没有见过伟大领袖毛主席，可我想我就是真的见了毛主席，就是毛主席亲自给我倒了一杯水，江青同志亲自给我烧了一碗荷包蛋，那种感觉也没有那一刻来得深刻哩。毛主席倒的水喝了也是水，江青烧的荷包蛋吃了也是一个水煮蛋。可是那一刻，那神奇和美妙，有啥儿能比呢？天大地大没有党的恩情大，水深海深没有那时候的印象深。我听到了脚步响。脚步声如苔藓飘在寺院样，湿润润、沉甸甸，却还是在半空里慢慢悠悠飘。因为那程寺的空旷和静寂，因为那寺庙除了老镇长所守的清静外，其余再没有别人了。不到过年过节，不到程颢、程颐的诞辰或周年，那寺庙极少有人跨进去，也极少有人被赋予权力随便踏进去。听那脚步声似乎不是一个人，杂里拉沓，好像最少有两个。我抬起头朝承敬门那儿望过去，看见那脚步声深黑如漆，有一股霉腐的味儿夹在脚步的声音里，一高一低，还有如吟如唱说话声。我抬起头。我看见了她。她一只手里扯着一个三岁的女孩娃，另一手里提了一个铝制的三层圆饭盒，衣服还是那件粉红色的涤良衫，鞋也还是那双金黄铝扣儿的方口绒布鞋，裤也还是那条自己剪制的假军裤。一切都和三天前在城郊铁道上初遇时的一模样，秀脸上有淡淡一层劳累和忧愁，使她那细腻的皮肤上显出薄薄一层病黄色。承敬门没有程寺大门那么大，可那门围三边的每一块砖上都有烧的莲花纹，连在一块儿，像一条莲藤挂在承敬门的门框上。她就立在那门框下，嘴还半张半合着，一只脚在门里，一只脚在门外。从门框下和她的头上望过去，能看见中节院里的葡萄架叶子还未成，都已经遮天蔽日得把院子罩严了，这使她在那门框里，像镶在暗淡背景中的一幅画。她真的就像一幅画。那些年谁说谁好、谁说谁秀都只能比喻她像一幅画，没有别的比喻能说出她那当儿的秀气和漂亮。不消说，我看见她时她也看见了我。我俩的目光在前节院的半空哐哐当当撞上了，有团火花如电焊的弧光在那庙里闪一下。然后，寺庙的空气僵住了，从古柏缝中漏下的日光团儿也不再摇摆了。我看见她提的铝饭盒碰在了左边的门框上，把门框上一片陈漆碰掉了一片儿，有几粒细灰哗哩哗啦从门框上落到了她的头顶和脚下。她的脸变成了僵黄色，嘴唇绷成一条红里泛白的线。我的心猛地就死了不再跳动了，两个手里的汗汪汪洋洋能开船。接下来，我们就那么相望着，头顶老柏树上的乌鸦在垒窝，蹬落的草枝和它的叫声一道道像房梁一样从空中跌下来。我抬起头朝树上瞟一眼，落下目光时她却扯着她的女孩娃（她竟有了女娃，三天前她一点也不像有过孩娃的女人哩） 从我了，他就毕业回到程岗镇做中学老师了。我们革命和反革命的人生从此分道扬镳了。这些资料是我在我娘那儿知道的。我去程家岗上看了娘。那岗上原有的十几户人家搬到岗下后，有几间草房欲倒未倒，还坚韧不拔的立在那，有几个老人这样那样的原因都还依旧住在那。我到我家的老宅时，我那头发花白的母亲正在剥着玉蜀黍穗儿喂鸡子，看见我她手里的玉蜀黍穗儿掉在地上了，忙慌慌地朝我走几步，扶着一棵树打量我时她的眼上挂了泪。我说：“娘，我来接你回家的。”我娘朝我摇了一下头。我说：“程桂枝要敢对你不好，我就休了她。”我娘厉眼盯着我。我说：“我是党员，我要革命，以后他程天青这个支书也得听我的。”我娘就惊恐不解地审视我，好像他的孩娃有了神经病。革命在没有成功以前，自然都要遭到不解和非议，这是历史已经证明过的经验和教训。我不再和我娘说啥儿。我娘也有落后和愚昧的一方面。和我娘坐在老宅的院门口，在落日中望着程岗镇的全景和风貌。从十三里河那边开挖来的大渠笔直如筷，流水四季鸣响，从镇后的岗下流过去，像一条永远不弯的绸带绷在山脉下。这当儿，我把目光在水面盯一阵，使眼如洗了一般，待到心明眼亮时，我再把目光送到程寺的前节大院里，就看见了红梅的那个铝饭盒在门框碰掉的红漆还在脚踏石上闪着光。我说：“她叫啥儿呀？”老人说：“她叫夏红梅。”我说：“哪里人？”老人说：“城里人哩，娘家是城关那儿的。”我想了一会，像是问，又像是自语说：“ 咋会嫁到程岗呢？城里人咋就会嫁到这偏僻的小镇呢？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凭她的长相嫁到九都市里才合适。”老人看看我。老人像看出我的心思样，解谜开结地慢慢说，她还能咋样呢，程岗也是镇子呀，每月逢五是集日，从四乡来赶集的也是人山人海哩，并不比她们城关那儿的集日人少哩。再一说，人家庆东是在地区念过大学哩，当先生，拿工资，爹又是镇长。人家爹在城关镇当镇长时，她爹在哪儿？她爹在城关镇里扫院子、烧开水，是侍奉镇长的人，她咋会不嫁到程岗镇？她咋会不嫁给庆东那娃呢？革命就是这样，没有奉献，就没有基础；没有牺牲，就没有成功。她嫁过来那年还不足二十岁，人细白水嫩，是这方圆百里的一枝花。说话大方，做事利落，一天能织出一件城里人穿的洋式毛衣来，要是村里有一堆姑娘媳妇在街上围着她，央求几句，她就会给大伙儿唱城里人才唱的歌曲儿，就会跳她在学校学的洋舞儿。就是这样，简单得如豆子遇水要发芽，枯木逢春要开花，她的欲望和旺盛的虚荣支配了她的人生和命运，也导致了她和我一生命运的辉煌和悲哀。其实是悲壮。娘说可惜她得了革命狂魔症。病犯了不仅不给老镇长烧饭、洗衣裳，还把镇长用过的碗筷到处扔。说老镇长是被她气到寺庙里去住的。说前些天她丢下娃儿、男人就走了，回城里娘家住了几天，回来就说她没回娘家，说她去北京见了毛主席，说毛主席还和她握了手。北京在哪儿？娘问我，却又自己答了说，北京在北边，千里万里呢，她能走到吗？再一说，毛主席是啥哟？那是皇上哩，她能见到吗？能和她握手吗？说她回到镇上见谁都伸出手来让人家看，说毛主席握的就是那只手。这样她那只手就不拿筷子了，不沾水洗手了，说毛主席手上的热气都还在她的手上哩。你说她不是有了魔病吗？娘问我说，她是不是成了疯子呀？说镇长让程天青去请了老中医，用三个小伙把她按在床铺上，中医在她头上、手上扎了二十多根银针，让她哆哆嗦嗦抖了大半天，然后针一拔，她就不魔了，不再神经了，该做饭时做饭，该喂猪时喂猪，该去庙里给她公爹送饭就去送饭了。也许我也患上魔症了。革命让我着魔了。夏红梅让我着魔了。我患的是革命和爱情的双魔症。自那天在程寺见了夏红梅，我的脑子里就总是不断地出现她的声音和影儿。只要镇街上喇叭一广播，不管是歌曲还是样板戏，我的身子就会躁动不安，像鞋底、裤腿、裤裆和布衫，浑身上下都着了一把火。这当儿在城郊铁道边上的那一幕戏会清清白白重新回放在我的脑子里，使我长夜难眠，精神萎靡，夜不成寝，食不甘味。革命斗志快刀乱麻般被砍倒伐净了。有一夜，我想把身上的旺火熄灭掉，我用手去我的腿上掐，去我的身上掐，把我的阳物掐出了血，可仍然不能把红梅从我脑子里驱逐掉，不能把铁路上那幕戏的大幕关起来。我病入膏肓了，无可医治了。我知道世界上从来没有救世主，没有什么神仙和皇帝，我们只能自己救自己。我也只能自己救自己。白天时，我在村里走东串西，到程前街夏红梅家门口闲逛游荡，期望能冷不丁儿见到她，见不到她我就有意远离程岗镇。有个月我一早到乡下我的姑家姨家串亲戚，天不黑不回程岗镇。我还在我舅家干了两天力气活，他家盖房子，我在那儿和匠人一样垒了两天坯。可回到镇上时，仍然是长夜难明赤县天，到夜半我就不得不去爬在我媳妇桂枝的身子上。爬在桂枝的身上是因为我把她当成了夏红梅，摸她的头，摸她的脸，摸她又粗又短的脚趾头和有些臭味的脚趾甲。这时候她就把灯关上了，半睡半醒地看着我问：“高爱军，你是不是又想让我生了呢？”我说：“我想再要一个娃儿哩。”她说：“那你就来吧，别在我身上摸来摸去哩，摸能摸出娃儿吗？”她不知道我说完那话我就后悔了，不知道我听了她的话身上的火就呼地熄灭了。这已经是我回到程岗镇的第二个月，对桂枝那一丁点的兴味早已荡然不在了。可那时候我是一头猪，我是一条狗，我不是意志坚定的革命者，我不能不对她做事儿，不能不硬着头皮爬到她的身上去。她把灯吹了，做事儿时候她总是把油灯吹灭掉。月光从窗户透进来，凉意也从窗里透进来。屋子里有油灯灭后的黄色焦燎味，有春天暗香的绿色味，还有尘土和被子该晒未晒的潮霉味。孩娃红生和女娃红花睡在床那头，红花的胳膊搭在红生的胸脯上。桂枝过去把他们重新盖了盖，灭了灯就一如往日样坐在床沿上把她的裤衩脱下放在床头上，撩开被子躺下了，说你来吧，你想再让我生个男娃还是女娃哩？我说男娃女娃都可以。她说你来呀，还立在屋里干啥呢？我说窗户里透了风，我把窗户堵一堵。然后我就磨磨蹭蹭拿一件衣服挂在窗户上，把那月光遮住了，把那破窗纸的地方挡住了。她说你来呀，你不是想要娃儿吗？红花满地能跑了，我也想再生一个哩。我不得不慢慢地朝床边移过去。我好像不能不朝床边移过去，好像不移过去她的目光就会翻山越岭，看到我的心里去，看见城郊我和红梅那惊心动魄的一幕戏。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可是那当儿，我的欲念急流勇退着，身上又冷又寒像一桶井水从头上浇下来，物儿软得如一截霜下的草。我想对她说算了吧，改日再来吧。想对她说我好像有病了，刚才还硬呢，这会儿冷丁儿风来了，树倒了，鸟雀飞去了。我庆幸我的倒塌和垮下，庆幸我不需要爬在她身上想着夏红梅，想着夏红梅的白肉和身段，想着夏红梅的耸乳和沟壑，想着夏红梅的秀脸和剪发，还有她脚上红柿子似的十个红趾甲。树倒后猴子回窝了，这一夜我可以安安稳稳睡觉了。然就这时候，就在我刚要睡去，不知哪儿的高音喇叭响将起来了。从喇叭里传来的音乐是《战斗进行曲》。我不知道那音乐是从哪个方向传来的，然却能听出播放那音乐的喇叭似乎筒上裂了一个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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