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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文选-第8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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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第239、275、293、314、320、336、380页。」）选举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现在开会。这一次三中全会和在这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注「这里指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准备。——第239、250页。」）开得很成功。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认真讨论了党内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增强了团结。会议真正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注「见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九五七年七月）。——第239页。」）。全会决定，一定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而且永远这样做。这是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对于党的工作着重点从今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对于党内安定团结，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延安整风（注「延安整风指中国共产党自一九四二年起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习，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经过这个运动，全党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第239、285页。」）时期，毛泽东同志首先集中了几十个高级干部开了几个月的整风会议，大家面对面地指名道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认真总结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以后就在所有干部中进行整风运动，在这个基础上写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党的六届扩大的七中全会上通过了这个决议。以后就开党的七大（注「七大即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大会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大会通过了新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新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次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第240页。」），全党同志团结一致，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决战争的胜利。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又要求全党实现这种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但是，由于种种干扰、种种原因，我们党很多年没有实现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党的九大、十大（注「九大即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十大即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第240页。」）也把这个要求写进了党章，但那只是白纸黑字，完全没有实现。这一次党中央带了一个好头，只要大家坚持下去，就有可能在全国实现。这件事是我们全党最大的事情，只有这样做，安定团结、四个现代化才能实现。如果鸦雀无声，一点意见也没有，事情就不妙。
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我们这次会议就是要为实现这个基本任务做必要的准备工作。实现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要求，已经写入十一大（注「十一大即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在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的错误的影响，这次大会的政治报告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因而又起了阻碍拨乱反正的消极作用。——第240页。」）通过的党章和我国的宪法（注「这里指一九七八年三月五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40页。」）。我们做好这件事，对我们这样一个在九亿人口国家中的执政党，是一种重大的工作，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一种重大的责任。
这十一二年来，我常想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马克思主义从形成、发展到现在，已经一百三十七年了。从一八四二年马克思由黑格尔左派（注「黑格尔（一七七○——一八三一），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逝世后，黑格尔学派分裂为老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青年黑格尔派也称黑格尔左派，是十九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德国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思想代表。——第240页。」）转变成为共产主义者算起，到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前，在这七十五年中，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没有像十月革命在苏联那样取得全国的胜利。但马克思给我们留下很多遗产，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贡献很大。恩格斯把马克思的贡献概括为两条：一是发现唯物史观，一是发现剩余价值。唯物史观揭示了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剩余价值论揭示了资本家是怎样发财的，工人是怎样受剥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前途怎么样。这两条是高度的概括。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一起战斗的，而且许多著作是合写的，如《共产党宣言》等。由恩格斯讲马克思的贡献，讲得最清楚。
苏联十月革命到现在六十二年了。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三年，在这七年中，党内生活是非常正常的。我举两个例子。一是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注「布列斯特和约指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苏维埃俄国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在俄国西部布列斯特签订的和约。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进行，苏俄同德、奥等国还处于交战状态。按照这个和约，苏俄丧失了约一百万平方公里领土，并付出了巨额赔款。这是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为了退出帝国主义战争，集中力量巩固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而采取的一种革命妥协。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三日，随着德国被战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废除这个和约。——第241页。」）。列宁坚持签订，但起初在中央委员会讨论表决时，列宁是少数，托洛茨基（注「托洛茨基（一八七九——一九四○），十月革命时，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因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一九二六年十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一九二九年一月被驱逐出苏联。一九四○年八月在墨西哥遭暗杀。——第241页。」）是坚决反对的。列宁的意见是正确的，但还是少数服从多数。只是当局势起了变化，德国已经打进来了，并且攻占了一些地区和城市，这时列宁说，如果再不签订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委员会中有两票转到列宁方面，列宁才形成多数，决定签订和约。二是讨论工会在苏维埃国家起什么作用的问题，列宁在讲话中讲到“我们的国家实际上不是工人国家，而是工农国家”（注「见列宁《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4页）。后来，列宁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九日写的《党内危机》（《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6—237页）一文中讲到一九二○年十二月三十日的讨论时指出：“我还需要纠正我的一个错误。我当时说：’我们的国家实行上不是工人国家，而是工农国家。’布哈林同志立即喊道：’什么国家？’当时，我提到了刚刚闭幕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作为对他的回答。现在读到那次辩论的记录，我发现，我说的不对，而布哈林同志是对的。当时我应当这样说：’工人国家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实际上我们这个工人国家首先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即在这个国家里，占人口多数的不是工人而是农民；其次、这个工人国家还带有官僚主义的弊病。’”——第241页。」）时，布哈林（注「布哈林（一八八八——一九三八），一九○六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真理报》主编、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等职。一九二九年七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撤销他的执行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的职务。同年十一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一九三七年被开除出党，次年三月被处死。一九八八年二月四日，苏联最高法院决定，撤销当年对有哈林一案的判决。同年六月二十一日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恢复布哈林的党籍。——第241页。」）在后面喊：“什么国家？工农国家？”可以看出，当时在列宁领导下，民主气氛是很浓的。斯大林担任了三十年领导，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第一，他进一步论证了列宁提出的在帝国主义时代，一个国家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第二，在苏联建设了社会主义。第三，他领导苏联人民，打胜了卫国战争（注「苏联卫国战争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人民为反对法西斯德国及其盟国侵略苏联而进行的战争。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国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苏联人民在斯大林为首的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开始了英勇的卫国战争。一九四四年苏军发起总反攻，一九四五年五月攻克柏林，德国无条件投降，历时四年的苏联卫国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第241页。」），保卫了苏维埃国家，取得了粉碎希特勒（注「希特勒（一八八九——一九四五），德国法西斯头子。一九三三年在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支持下出任总理，次年自称国家元首，实行法西斯统治，积极扩军备战。一九三九年九月入侵波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四五年四月苏军包围柏林时自杀。——第241页。」）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斯大林是有很大功绩的，但是也有缺点，有错误，后来党内生活不正常。毛泽东同志说他是三七开（注「三七开在这里是指对一个人功过的大体估计，七分是成绩，三分是缺点错误。——第242页。」），所以他的像还挂在天安门广场。
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到现在已经快五十八年了。中国共产党是胜利了的执政党，是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党取得了伟大胜利。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概括得很清楚。他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我们党很可能还在黑暗中苦斗。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恢复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造，都很成功。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也有缺点和错误。为什么？因为没有自己的经验，光有别人的经验不行。要求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是不可能的，是空想。这不符合辩证唯物论，也不符合毛泽东同志本人的意见。应该说，解放以后，也有帮倒忙的人。他们是什么人呢？绝大多数是好同志，但有盲目性，缺少经验。大家都没有经验，帮倒忙最重要的原因是不谨慎。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办事应该兢兢业业，但是过去有不少同志不谨慎哪！
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是很大的。那时候开会就是翻语录本，“万寿无疆”还要喊三次，什么早请示晚汇报，打电话先要念语录。这些东西都是周恩来同志制止住的。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他保了很多同志下来，我们这些人都是他保的嘛！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正像叶剑英（注「叶剑英（一八九七年——一九八六），广东梅县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一九八三年辞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职务。一九八四年任中共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副主席。——第242、269、314、341、379页。」）同志在一九七七年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我们党出现了很不正常的情况。到了一九七五年冬，来了个联络员，一个娃娃（注「指毛远新，一九四一年生，湖南湘潭人。当时充当毛泽东同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他因参加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被依法逮捕。——第242页。」），毛主席的意见由他传达，政治局开会由他向毛主席汇报。叶剑英同志对我讲过，那时像他那样的党中央副主席也见不到毛主席。去年十二月十日我曾问过华国锋（注「华主席——即华国锋，一九二一年生，山西交城人。一九七六年四月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同年十月，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粉碎“四人帮”，他和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后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一九八○年九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定，接受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的请求。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鉴于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引策和口号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第232、243页。」）同志，你那时能不能见到毛主席？他说，见不到，只能在接见外宾时讲几句话。连中央副主席都见不到毛主席，这是党内极不正常的状态。粉碎“四人帮”以后，尤其是最近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恢复了党的优良传统，出现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看来我们党大有希望。我们放开眼界看看全世界，各种观点的共产党都在我们面前。为什么说我们党大有希望？我们的国家是九亿人口的大国，我们的党是这样一个大国的执政党。我们党处于全世界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中流砥柱。只要我们党起到了这样的作用，那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就有了保证。所以，我认为，我们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负有很大的责任。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其他场合的讲话中，反复讲了我们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责任。在党中央领导下，一定能够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很好地负起这个责任。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把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的基本任务认真地担负起来，也就是在这个伟大事业中尽了自己应尽的一份力量。
*注「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陈云同志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并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
计划与市场问题（一九七九年三月八日）
计划与市场问题*
（一九七九年三月八日）
（一）计划工作的规则：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思想来之于马克思。
《资本论》是分析资本主义的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
《资本论》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是无政府状态的，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与生产关系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最后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
在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在一个国家胜利以前，马克思就设想过社会主义经济将是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的，这个理论是完全正确的。
（二）一九一七年后苏联的经济计划和一九四九年后中国的经济计划，都是按照马克思所说的有计划按比例办事的。
当时苏联和中国这样做是完全对的，但是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和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对马克思的原理（有计划按比例）加以发展，这就导致现在计划经济中出现的缺点。
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所谓市场调节，就是按价值规律调节，在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可以用“无政府”、“盲目”生产的办法来加以调节。
现在的计划太死，包括的东西太多，结果必然出现缺少市场自动调节的部分。
计划又时常脱节，计划机构忙于日常调度。
因为市场调节受到限制，而计划又只能对大路货、主要品种作出计划数字，因此生产不能丰富多彩，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单调。
（三）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
（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
（2）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应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
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
既掌握了政权，又有了第一部分经济，就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第二部分只能是有益的补充（基本上是无害的）。
解放初期，只掌握了第一部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还存在，但我们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把一斤皮棉价定为八斤米价，结果棉花大发展。
问题的关键是，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是有意识地认识到这两种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还没有弄清这两种经济在不同部门应占的不同比例。
所以目前存在着以下两种现象。
该严的（必须按比例的）不严，例如：
基本建设的战线太长；
电力、运输是必须先行的，非但不先行，反而落后；
原料工业与加工工业的比例失调，一般来说现在加工工业多于原料工业；
钢铁工业内部比例失调；
各工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
最大的问题当然是农业与工业比例失调。
该宽的不宽，例如：
计划权力太集中；
农业的非计划部分现在还太紧、太死，无论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
地方财力用于建设太热心，因此地方财力真正机动的太少。
（四）忽视了市场调节部分的另一后果是，同志们对价值规律的忽视，即思想上没有“利润”这个概念。这是大少爷办经济，不是企业家办经济。
南斯拉夫受到苏联打击（注「这里指一九四八年六月南斯拉夫被开除出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以后，所遭到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军事压力。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是一九四七年九月由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苏联、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等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波兰举行代表会议决定成立的。一九五六年四月，情报局宣布结束活动。——第246页。」）后，没有办法，只有大撒手，让市场经济部分大发展。看来那时计划部分太少，所以后来逐步增加了计划部分。
（五）我国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农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而且人口多，耕地少。
计划机关和工业、商业部门的同志对此没有深刻的认识。
如果不纠正这种认识上的盲目性，必然碰壁。
“农轻重”的排列（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过去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是重、轻、农，现在是否提农、轻、重，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这里所说的必须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次序来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指在制订国民经济计划时，要先把农业生产及其需要安排好，然后根据农业所能提供的原料和市场的需要，安排好轻工业的生产，最后根据农业、轻工业的发展速度和生产规模，决定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和生产规模，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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