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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文选-第8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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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
*注「这是陈云同志写的一份提纲。」
关于财经工作给中央的信(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四日)
关于财经工作给中央的信*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四日)
我们对目前和今后的财经工作,有以下几点意见:
(一)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
(二)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
(三)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
(四)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
(五)钢的指标必须可靠。钢的发展方向,不仅要重数量,而且更要重质量。要着重调整我国所需要的各种钢材之间的比例关系。钢的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包括农业、轻工业、其他重工业、交通运输业、文教、卫生、城市住宅建设、环境保护等)发展的比例关系。由于钢的基建周期长,不仅要制订五至七年的计划,而且要制订直到二○○○年的计划。
(六)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
以上意见,请中央审议。
*注「这是陈云同志和李先念同志联名写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
坚持按比例原则调整国民经济(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坚持按比例原则调整国民经济*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今天讲四个问题。
(一)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
我们国家是一个九亿多人口的大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革命胜利三十年了,人民要求改善生活。有没有改善?有。但不少地方还有要饭的,这是一个大问题。我在去年中央工作会议(注「这里指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准备。——第239、250页。」)上说过,解放三十年了,如果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支部书记会带队到城里要饭。不估计到这种情况,整个经济搞不好。农民是大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现在社办工业很多,小城镇工业也很多,办这些工业是有道理、有原因的。原因就是要就业,要提高生活。当然其中也有盲目性。
一方面我们还很穷,另一方面要经过二十年,即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一个矛盾。人口多,要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搞现代化用人少,就业难。我们只能在这种矛盾中搞四化。这个现实的情况,是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别的国家没有这么多人,没有这么多农民。农业要用电,小城镇工业要用电,大工业要用电,电总是紧张就是了。按外国的数字,生产多少吨钢,相应地要有多少度电,这种计算方法在中国不行。搞建设,必须把农业考虑进去。所谓按比例,最主要的就是按这个比例。这是一个根本问题。许多办工业、办商业的同志不大考虑这个问题。苏联现在劳动后备军不足,中国不会发生这个问题。
总之,九亿多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革命胜利三十年了还有要饭的,需要改善生活。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
(二)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计委这次拿出的这个文件(注「这里指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八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关于修改一九七九年计划的汇报提纲》。——第252页。」)比较好。钢三千二百万到三千三百万吨,等于踏步。过去说,指标上去是马克思主义,指标下来是修正主义,这个说法不对。踏步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六十年代初搞调整(注「一九六○年九月三十日,在中共中央批转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针对“大跃进”以后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况,提出一九六一年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后来简称八字方针)。一九六一年一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了这个方针。从此以后,我国的国民经济进入了调整阶段。通过采取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压缩重工业生产,增加日用工业品生产,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稳定市场等重大措施,到一九六五年,全国基本上完成了预定的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工农业生产和财政经济状况得到了根本好转。——第207、251、257页。」)就是压低指标,钢最低时下到六百万吨。今年钢不提三千六百万吨,也不提三千四百万吨,提出三千二百万到三千三百万吨,我看今年可以按三千二百万吨钢编计划。
单纯突出钢,这一点,我们犯过错误,证明不能持久。搞钢,就要煤,要电,要有色金属,等等。突出一点,电跟不上,运输很紧张,煤和石油也很紧张。有了电厂,没有煤烧,没有油烧,电厂只好摆在那里。钢太突出,就挤了别的工业,挤了别的事业。冶金部提出的引进设想,我都看了。他们是好心,想要多搞,可以理解。共产党员谁不想多搞一点钢?过去似乎我是专门主张少搞钢的,而且似乎愈少愈好。哪有这样的事!我是共产党员,也希望多搞一点钢。问题是搞得到搞不到。现在情况是:冶金部一是把问题看简单了,二是看孤立了。借外国人那么多钱,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旧社会,我在上海呆过,钱庄、银行贷款,要经过好多调查,确有偿还能力,才借给你。外国商人说借钱给你,有真有假,这件事也不要看得太简单。借外国人的钱,把钢铁的发展都包下来,把冶金机械制造也包下来,所有借款都要由人民银行担保,究竟需要多少钱,没有很好计算。那么大的引进,国内要多少投资,也没有计算。你一家把投资占了,别人怎么办?冶金部提出不拖别人的后腿,实际上不可能。搞那么大的建设规模,那么高的速度,别的工业配合不上。
去年国务院开务虚会(注「这次国务院务虚会议于一九七八年七月六日至九月九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速度问题。会议提出,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利用外国资金,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但是求成过急。——第235、252页。」),重要发言我都看了。那个时候,我对先念(注「先念即李先念,一九○九年——一九九二),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一九六二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一九七八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三年起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九八八年起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第197、235、252、260、341、345、363、378页。」)同志说,也对谷牧(注「谷牧,一九一四年生,山东荣成人。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第252页。」)同志说,务虚会是否多开几天,听听反对的意见,可能有些人有不同意见。出国考察的人回来吹风,上面也往下吹风,要引进多少亿,要加快速度。无非一个是借款要多,一个是提出别的国家八年、十年能上去,我们可不可以再快一点。有些同志不大好讲话,务虚会上很少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可以向外国借款,中央下这个决心很对,但是一下子借那么多,办不到。有些同志只看到外国的情况,没有看到本国的实际。我们的工业基础不如它们,技术力量不如它们。有的国家和地区发展快,有美国的特殊照顾。只看到可以借款,只看到别的国家发展快,没有看到本国的情况,这是缺点。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
(三)要有两三年调整时间,最好三年。“文化大革命”中的军管时期,将军们管经济,有些人经验少,胆子大。像程世清(注「程世清,一九一八年生,河南新县人。“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江西省军区政委等职,犯有严重错误,一九七一年被免职。——第252页。」),全国那时年产六七万辆汽车,他说江西也要搞六七万辆,哪有那么多钢板?全国进口粮食的任务,他要江西包下来。过去,江西长时期每年只上缴十五亿斤粮食。那时,全国每年进口粮食一百零七亿斤,江西全年只产一百九十七亿斤稻谷,折合一百三十三亿斤大米。他把全国进口粮食都包下来,江西老百姓只剩下九十亿斤稻谷,那还不造反!这些人胆子大,他们说搞什么就搞什么。
现在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基本建设项目大的一千七百多个,小的几万个。赶快下决心,搞不了的,丢掉一批就是了。搞起来,没有燃料、动力,没有原料、材料,还不是白搞。同意秋里(注「秋里即余秋里,一九一四年生,江西吉安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第253、262页。」)同志他们的意见,要让先进企业“吃饱”,这个话对。地方工业、社办工业,如果同大工业争原料、争电力,也要下来。搞“三个人饭五个人吃”,不能持久。小化肥厂,有些地方不愿意减下来。我看能保存的就保存,不能保存的就下来。当然在我们国家,先进的企业、落后的企业并存的局面,要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存在。否则,容纳不了那么多就业人员,有人就要闹事。要完成调整任务,很不容易,因为过去十年欠了帐。“骨头”和“肉”(注「“骨头”和“肉”是计划部门在分配基本建设投资时划分项目类别的一种形象化的说法。“骨头”一般指工业、交通建设项目。“肉”一般指配合生产和适应职工生活需要的各种设施,如科研、文教、卫生、商业服务网点、职工住宅和城市公用事业等。——第51、253页。」),“骨头”搞起来了,“肉”欠了帐。
调整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按比例,能比较按比例地前进。重点企业、城镇工业、社办工业,各方面都大体安置下来。
(四)二○○○年钢的产量定多少合适?还有二十一年,我说达到八千万吨就不错了。我这个话大有“机会主义”的味道。问题是,一九八五年搞六千万吨钢根本做不到。我说二○○○年搞到八千万吨钢,是冒叫一声,但也有点根据。因为平均每年增加二百五吨,或者多一点,就不算少。如果将来超过八千万吨,或者超过很多,阿弥陀佛!如果达不到,稍微少一点我也满意。我不光看你那个数目字,钢要好钢,品种要全。那时钢达到八千万吨的国家并不多,还不是那么几个。要看到,我们的建设丧失了几乎二十年的时间。到二○○○年能达到八千万吨钢,就不错了。数量是这个数量,要按这个数量作计划。远景规划的指标定到这里,超过了,欢迎;少一点,也满意。
冶金部要把重点放在钢铁的质量、品种上,真正把质量、品种搞上去,就是很大的成绩。这样做,二十年时间,其他的工业、交通运输都可以跟上来,科学技术力量也可以跟得上,城市建设也可以跟得上。防止污染,必须先搞,后搞要多花钱。生活水平多数达到中等,少数可以先富起来。大体上差别不大,但是还有差别。要甘肃赶上江南,不容易。
外资还要不要,外国技术还要不要?一定要,而且还要充分利用,只不过把期限延长一点就是了。
要找增加外汇收入的来源,把它看作很重要的题目。外国人说我们支付能力差,的确差。光靠农产品出口,数量不大,要多找门路。中央工作会议时,看到旅游局一个材料,说他们计划一九八三年可以搞到三十亿美元。是不是很容易搞?恐怕也不容易。其他资源,像石油,美国的勘探技术高,就用美国的技术搞。把石油搞出来,可以很快见效。补偿贸易(注「补偿贸易是利用外国资金引进机器、设备和生产技术,用投产后的产品或其他商品分期清偿贷款的一种贸易方式。——第254页。」)、合作生产、加工订货都可以搞。总之,搞外汇要成为一个大题目。
要我当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是研究制订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大事的决策机关。财政经济委员会开始由十二人组成,后来增加到十三人,即:陈云、李先念、姚依林、余秋里、王震、方毅、谷牧、薄一波、王任重、陈国栋、康世恩、张劲夫、金明,以陈云为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姚依林为秘书长。一九七九年三月开始工作。一九八○年三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立后撤销。——第254、256页。」)主任,是有问题的。
一是体力上完全不行。
二是经验还很有限。解放初期的经济规模比现在小多了。现在这么大的规模,这么复杂的情况,应付不了。
不要把我说得这么好,也有很多反面教训。一百五十六项(注「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苏联援助中国建计的一百五十六项大中型工业项目。这些建设项目是中苏两国政府一九五○年至一九五四年间经过反复协商后分批确定的,后调整为一百五十四项。一九六○年由于苏联单方面废弃协议,实际进行施工的项目为一百五十项——第255、286、366页。」)中,三门峡工程是我经过手的,就不能说是成功的,是一次失败的教训。
我要有自知之明。
要我做工作,我只能做我认为最必要的工作,只能量力而行。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今天开会,成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是研究制订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大事的决策机关。财政经济委员会开始由十二人组成,后来增加到十三人,即:陈云、李先念、姚依林、余秋里、王震、方毅、谷牧、薄一波、王任重、陈国栋、康世恩、张劲夫、金明,以陈云为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姚依林为秘书长。一九七九年三月开始工作。一九八○年三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立后撤销。——第254、256页。」),一共有十二个人,除王震(注「王震,一九○八——一九九三),年生,湖南浏阳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第256页。」)同志以外都到了。今天是第一次会议,我先讲几点意见。
第一点,协力同心,合作就是了。解放以来,在综合机关做财经工作的,除富春(注「富春即李富春(一九○○——一九七五),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第130、256页。」)同志过世以外,差不多今天都到了。最年轻的六十二岁,大一点的七十以上,我今年七十五岁。三十年来,变来变去,还是这些老人。为什么说要协力同心呢?都是共产党员,协力还不同心吗?因为财经工作问题很多,工业、农业、交通、运输,老百姓的吃饭、穿衣等等,多种多样的问题,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看法。怎么处理法,意见会有不同,但不过是意见不同罢了。我看意见不同也是好事情,那怕争得面红耳赤也是可以的。我记得还是在财贸办(注「指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参见本书注'24'。——第214、256页。」)的时期,有一回争论要不要提高农产品比价,有一个同志叫王学明(注「王学明(一九一六——一九七八),黑龙江双城人。当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第256页。」),他是主张提价的,辩论了三天,结果他承认失败了。我看采取这种辩论的办法好。辩论总可以搞清楚一些问题,经过比较,就可以看出哪一种意见好,取得一致看法。没有比较,不好。
第二点,调整,搞四个现代化。调整,就是步伐调整调整,该踏步的踏步,该下的下,该快马加鞭的快马加鞭。目的是为了前进,为了搞四个现代化。
第三点,要参加四月五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于一九七九年四月五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举行。会议主要讨论经济问题。鉴于过去经济工作中“左”倾错误的影响和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严重失调,会议提出集中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使国民经济在调整中稳步前进,为以后的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第257页。」)。这次工作会议,我估计问题很多,一个星期开得完吗?各部有各部的意见,地方有地方的意见,要发扬经济民主,让大家讲,听就是了。我看有很多实际问题,这次会议至少要理出几个重要的问题来。比如,两千万人的就业问题。这回调整和六十年代初期的调整(注「一九六○年九月三十日,在中共中央批转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针对“大跃进”以后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况,提出一九六一年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后来简称八字方针)。一九六一年一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了这个方针。从此以后,我国的国民经济进入了调整阶段。通过采取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压缩重工业生产,增加日用工业品生产,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稳定市场等重大措施,到一九六五年,全国基本上完成了预定的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工农业生产和财政经济状况得到了根本好转。——第207、251、257页。」)不一样,那时可以下放人员,这次不能下放。在农场劳动的知识青年,有的地方一个月三十二元、四十四元,比农民高得多了。他们都要回城市,回父母身边,大体上办不到,要说服教育。请愿,冲办公室,不行。要有民主,还要守法。民主是必须的,守法也是必须的,没有这两条,我们一事无成。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问题,要不要讨论民主和法制问题?恐怕要讨论一下。一个外国人说,中国的“民主墙”(注「“民主墙”指当时人们在街头贴大字报的地方。后来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它来破坏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六日,北京市首先采取措施进行限制。随后,按照一九八○年九月十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的决议,即取消原第四十五条中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禁止在街头张贴大字报。——第257页。」)问题是次要的,真正的问题是农民问题。现在有些农民还吃不饱饭,再过一二十年,若还是这个样子,那时支部书记会带领农民进城要饭吃。延安时期就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你说不准要饭,他说共产党没讲过不准要饭,毛主席说过不准要饭吗?中央工作会议可能要争论一些问题。安排两千万人就业,增加城市人口居住面积,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等等,这些属于还欠帐。城市建设经费过去是百分之一点五,后来不到百分之一。
第四点,找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或者五个年轻一些的,四十岁到五十岁的干部,到财经委员会工作。要有一点工作经验的,人数也不要多。这些人不是当秘书,而是在我们这里当“后排议员”。我们这些人都快要“告老还乡”了,解放时,我四十五岁。那时,可以三班倒、四班倒,上午、下午开会,晚上同周总理谈,午夜去找毛主席,安排得满满的。现在我一个星期只能工作两个半天,多了不行。如果还要那样干,无非是向“八宝山”(注「“八宝山”指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258、271页。」)开快车就是了。我看是要有一些“后排议员”,这些人参与讨论问题,参与决定大政方针的事。培养这样的人,我看很有必要。
第五点,要注意粮食。过去,我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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