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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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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旱＃姨峁�15000元钱作为出版补助（批选题时，此笔费用是起了作用的；后来钱全数退还陈敏之先生了）。就这么定了。
审读《顾准文集》书稿花费两个月的时间，与陈敏之先生商谈出版事宜大约花费一个月时间，作出出版决定的过程没有曲折反复，一切都理性而有序，以至于陈敏之先生后来说，几乎没有费什么周折就谈妥了出版事宜，关山万重阻隔不了相互的理解和支持，阻隔不了对顾准的认知。
《顾准文集》出版了，一部好书，历史将证明它是一部好书，就这样出版了。
出版《顾准文集》，我将因此面临压力，当时的心理准备是，出版完了离开贵州去深圳（地方都找好了），离开这个行业。作为责任编辑，无名无利，求什么呢？只有两个字：责任。
为什么要出版《顾准文集》？审读和编辑加工顾准书稿后，我所列的理由是，“顾准研究世界历史、中国历史，研究经济学、哲学，究天人之际，探索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之道，其理据充实、思想深邃、见解卓越，是我迄今未曾见过的”。这是理由之一。“顾准在那样严酷的年代，行进在那样艰苦卓绝的探索真理之路上，其目的是中国‘雄飞于世界’，此种境界是百年来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高标”。这是理由之二。“顾准的研究理路是，先弄清西方历史和中国历史，然后进行了东西方文化的比较，贯通东西方文化，他谙熟英文，既懂数学，也精通经济学、哲学，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这是一个学问大家的品格。我十分欣赏顾准理性且冷峻的‘不唯书，不唯上’，通过自己艰苦研究，独立作出判断的治学方法”。这是理由之三。《顾准文集》中很多思想观点“于今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如对价值规律的认知，对专制的否定，对民主的辨识，对中西方文化特质的描述，对经济制度与法权制度相互关系的理解等等，都具有耀眼的思想光芒，启示现实，可能也启示未来”。这是理由之四。还有，透过书稿看出的顾准高贵的心灵及为探求真理不畏强暴的勇气……理由还不够吗？引号中的话是我当时编辑手记中留下来的，以我的智力和学识，只能理解到这种程度了。但我想，这些理由足够让我决定出版《顾准文集》，足够让我认为不是贸然作出出版决定，值得为此承担一份责任了。顺便补充说说，在多年的编辑工作中，许多书稿特别是本土原创作品，读后乏善可陈，我认为是不值得为其写编辑手记的。
《顾准文集》出版后，曾有媒体记者就审查问题询问过我。这里我可以说，图书的审读是按正常程序走的。我此前责编了诸如《比较法总论》、《原始人的法》等世界名著，参与策划了“国际经济惯例丛书”，主持策划“中国市场经济法律问题丛书”等工作，得到领导的信任，且张劲夫同志的推荐信也是说明顾准书稿价值的重要材料。复审和终审都是走程序的，北京有关方面的人也是理解《顾准文集》的，私底下许多人还对我说《顾准文集》是一本好书。后来在“问责”出版《顾准文集》时，没有将我往死里整就说明了这一点。
1994年9月，《顾准文集》印制出来了，销售成了大问题。我社发行部不愿卖，新华书店不愿卖，理由是学术著作卖不动。10月初在武汉图书订货会上，第一批40本书从襄樊运到会上，没卖出一本。我将书推荐给一些社科书店，并送书给书店，请他们读后认为好就打电话给我，要几本都行，只要愿卖。但仍然没有书店要书。200册书运到在北京的顾准女婿张南处，分送顾准生前友好、同事，100册书运上海陈敏之先生处，也分送顾准生前友好、同事。最初，《顾准文集》就这样无人问津，一本都没卖出去，难道就没有人能识货？心里很着急的。但不久，突然出现了转机，也许是张南先生送出去的书让顾准生前友好、朋友读后引起了议论。一天，接到素未谋面的北京三联书店郝杰女士打来的电话，说要300册《顾准文集》，马上发货。并说别的学术著作我们一次订货总是三五册，《顾准文集》一次就要300册，很特殊了。我听这话有弦外之音，但不明就里，到现在也不太知道具体情况，大致猜想当时是三联书店负责人安排的吧。郝杰的电话让我十分感动，是她那里第一个愿意销售《顾准文集》，并且一次就要了300册。书到三联书店（当时是在美术馆东街22号的一小破门面）十几天后，郝杰又来电话添货，说你这是什么书，头天买走的人第二天又来买，有很多人还一次买几本，传开了，不够卖，赶紧再发货来吧。听了郝杰的电话，我心里有底了。中国是有人认识顾准的！不久，北京万圣书园老板刘苏里打来电话，要求在北京地区独家销售《顾准文集》，第一次要4000册。销售由此打开局面。至今我仍然从心里感谢郝杰和刘苏里。
1994年10月下旬，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召开纪念顾准座谈会，张劲夫、杜润生、雍文涛、徐雪寒、王元化、李慎之、吴敬琏、李人俊、林里夫、骆耕漠、赵人伟、张卓元、何建章、董秀玉，青年学者俞可平、刘军宁，顾准家属等40多人与会。经济学所党委书记于祖尧主持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洛林高度评价了顾准在经济学研究等方面的成果。王元化先生专程从上海赶来参会，在会上讲到顾准思想点到之处都使我们放不下，具有很大的启发性，顾准的思想紧扣时代，又超越时代；杜润生先生深情地说，顾准学问很大，他既懂数学，又懂经济学、哲学、世界历史、中国历史，我很遗憾在他生前没有多向他请教学问。吴敬琏先生作了长篇发言，大致内容是后来发表的文章《中国需要这样的思想家》。李慎之先生说，早就听说过顾准，但不认识，印象中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文革后我重新工作，分管社科院学报工作，创刊号有一篇顾准的文章《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我认为写得很好，建议刊发，但正式出版时文章去掉了，很遗憾。慎之先生话头一转，没有再直接谈顾准，而是讲到当下改革开放的国际、国内情况。总的感觉是慎之先生眼光高远、话锋雄健。散会后，我单独找到慎之先生，请慎之先生就顾准说几句话，慎之先生说：“我不认识顾准，没有什么可说的。”然后扬长而去。
顾准纪念会后，吴敬琏先生的文章发表在《读书》上。俞可平先生也写了文章发表在《北京青年报》上。于是，顾准思想及其精神流布开来，顾准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理解。《顾准文集》的销售越来越好。
再说到李慎之先生。会后大约一个多月，慎之先生托人打电话让我去他家谈话。进门未寒暄，甫一坐定，慎之先生就说：“我要炒顾准。你很快会看到我（写顾准）的文章。”我心里一震。一个月以前，李先生不说顾准，一个月以后却主动要说顾准，其间经历了怎样一个大的转变，不得而知。我肯定的是，以李慎之先生的博学和高远的见识，不会轻易臧否人事。停顿一下，我问李先生：“您所说的‘炒’是哪方面的意思？”李先生说：“你怎么理解都可以。”然后，他顺着顾准思想谈起了中国近代以来救亡国存、东西方文化碰撞交流的历史命题。谈到民主与专制问题，谈到人口众多的中国公民素质教育，甚至谈到他是十分佩服邓小平的，邓小平1979年访美是十分重要的事件，打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局面……李先生从上午九点一直谈到下午一点。
不久，《读书》发表了李慎之先生《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一文。这篇文章连同此前吴敬琏先生《中国需要这样的思想家》一起，使中国思想文化界为之一震，促发了一大批学者结合当下中国改革开放的思考。
至此，王元化先生、吴敬琏先生、李慎之先生这三位大学问家，都公开发表了文章，对顾准及其思想作出了极高的评价。中山大学石冷（笔名）先生也写了很好的文章发表在《读书》上。早些时候，杰出学者朱学勤写下许多关于顾准思想的文字，业已传播开来。
1995年11月，在钱竞先生、张南先生的张罗下，一批学界青年才俊自发召开了一次《顾准文集》座谈会。李慎之先生、王蒙先生、邵燕祥先生、何西来先生等年长学者专家与会。朱学勤先生专程从上海来京与会并作了精彩的长篇发言。此次座谈会上我以为最重要的是，经过前一段时间学者们对《顾准文集》的研读，围绕着顾准思想、顾准精神、顾准开拓的研究方向，话题更广泛和深刻了。会上谈到海外学人问到大陆几十年来有没有能与国外大思想家对话的人，有大学者佝偻着站起来明确回答说有，我们有一个——顾准。顾准的思想几近达到同时代国际学术思想大师卢卡奇、葛兰西、哈耶克等的高度，堪与他们对话。顾准独立的品格、自由的思想、卓越的研究成果，挽回了大陆一代知识分子的集体荣誉。
还应说一说的是，《顾准文集》出版后的几年，除了中央电视台和特别专业的杂志外，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有关于顾准的文章，形成了所谓“热”。我作为责任编辑，虽然一直置之事外，但也收到了约一麻袋的读者来信，大多是感谢出版《顾准文集》的，有说顾准是成佛成祖的人；一位武汉商人来信说，他是一个成功商人，读了《顾准文集》后流泪了，十分感动，要买400本分送亲朋好友；根本不相识的读者写信来关心我的遭遇，问是否有压力，可以给予帮助。其实，再早吴敬琏先生就问过我遇到什么困难没有，给予了十分的关心（在此，真诚地感谢他们）。
真实地记录事实的话，《顾准文集》出版后，有那么几桩事是应该说的。第一桩事是，出版社当时的负责人被召见谈话，就《顾准文集》被提了三个问题：一是《顾准文集》出版后，为什么成了热点？二是为什么出现盗版？三是为什么成了某些人的旗帜？这三个问题向出版社提问，并不是要求出版社直接回答问题，而是十分巧妙地要由此“深入反省背后的东西”。出版社总编辑找我谈话了。我说什么呢？没得跑，于是就只有很“英雄主义”地表示，我是《顾准文集》的责任编辑，当然要负责任，负完全责任，对这个国家、对民族、对历史负责——原话这样。说完离开了总编辑的办公室。第二桩事是，有一天图书处接一电话说：“不要问是哪里打的电话，不要记录，通知有关《顾准文集》两件事：（1）不再发行；（2）不再印刷。”第三桩事是，三个穿便装腰别小枪的人找我谈了三天话，询问了《顾准文集》出版前后的所有细节，末了临走时说，你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你不要对外说什么就行了，不要对媒体谈这本书的事。第四桩事是，1995年评定高级职称，社党组开完会后对我说，你的条件是参评者中最好的，但因《顾准文集》暂不给你评了。19年来，没有任何人明确说过《顾准文集》什么地方“政治不正确”，想来是因为顾准的思想境界早已超越了“政治正确不正确”蓬间雀式意识形态的界定范畴。但玄妙的是，有司上述对出版社提的三个问题，诡谲地表达了一部分人对出版《顾准文集》政治正确性的负面判断，有人就常拿它来说事。
《顾准文集》出版19年过去了。如何评价其出版价值？1994年出版《顾准文集》，其社会历史背景十分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九二“南巡讲话”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顾准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市场经济思想，并且认为市场经济应有其相应的法权制度等等这些观点，在中国19年来的社会经济发展中越来越深刻地得到体认。顾准思想启示了思想学术文化界，有学者说：“正因为《顾准文集》的出版使得中国思想界有了一个可以无限展开的话题，学者们惊喜地发现，在艰苦的环境下，思想先驱顾准以自身的独立思考和研究，对中国问题作出了深刻的洞见和思考，而《顾准文集》也因此在30年阅读史上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这大概可算是所谓出版《顾准文集》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吧。
1995年，《顾准文集》获得非官方性质的“金钥匙奖”；1998年，《顾准文集》被学界推举为“百年来影响中国人精神生活的百本书之一”；《顾准文集》出版后，跟进出版了《顾准日记》、《顾准全传》、《顾准寻思录》、四卷本《顾准文存》等；2008年《顾准文集》入选“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同时入选“30年30本书”。这些，大概也可佐证1994年出版《顾准文集》的价值吧。
谨以此文向顾准先生“为人类服务”的高贵心灵和卓越的思想致敬！
（责任编辑洪振快）
胡耀邦平息“突破”事件
作者：王正 字数：3892
1981年，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拍摄成电影《太阳和人》，没有公映）挨批，被称作《苦恋》事件。胡耀邦同志对此事件实事求是处理，让《文艺报》、《人民日报》同时发表唐因、唐达成的批评文章，使事件得以妥善解决。但是，很少有人知道，1981年，也是由胡耀邦同志实事求是处理了“突破”事件，使该事件得以平息，从而保护了当时文艺界思想解放的势头。
“突破”事件是怎么回事呢？据我了解，1980年10月5日…12日，江苏省作家协会在无锡太湖饭店举行青年创作会议。10月5日，陆文夫作了《谈突破》的发言，着重谈文学创作如何突破。10月6日上午，《雨花》主编顾尔镡作了《也谈突破》的发言，也是主要谈文学创作如何突破的问题，其中讲到目前有些生活领域作家还进不去；进而谈到作家在政治思想上也要突破。顾尔镡说：“政治上突破，最主要的是‘四项原则’。四项原则，我们是要坚定不移遵守的，怎么又要突破呢？首先，‘四项原则’本身也是在发展的；其次，我们对‘四项原则’的认识也是不断加深的。突破的问题，就由此而产生。”（会后，以《也谈突破》为题，在《雨花》1980年第12期发表）。顾尔镡发言后，到会同志都把顾的发言理解为：“四项原则”也要发展；对“四项原则”的认识也要不断加深；这是“突破”一词的应有之义。因此，会上风平浪静，水波不惊。不料，事后，有人给中宣部打小报告，截头去尾，只说，“顾尔镡要突破‘四项原则’”。这还了得！“于是，老顾的文章，成了将要开展批判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作。《文艺报》被指定要对此文写一篇批判文章”。但《文艺报》“裹足不前，迟迟落实不了作者，到5月初，南京《新华日报》上发表一篇批判文章”。“5月5日召开的作协党组和书记处会议上，张光年（记录者按：张为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指定《文艺报》这一期就转载《新华日报》的文章，下期再发表评白桦（《苦恋》）的文章。”但是，“过了几天，罗荪（记录者按：即孔罗荪，《文艺报》主编）又在编辑部干部会上说：‘昨天与光年说了，《新华日报》批《也谈突破》的文章不转载了，下期一定要组织文章。”但是，“最后，《文艺报》始终没有发表批判文章”。（记录者按：王正同志以上口述，参见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30页。刘锡诚当时是《文艺报》的编辑部主任。）原来把《也谈突破》和《苦恋》一样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作”予以批判的“突破”事件，竟到此戛然而止，这是怎么回事呢？真相是胡耀邦同志实事求是处理《也谈突破》，悄然平息了这一“突破”事件。
胡耀邦同志是怎样平息“突破”事件的呢？我从对顾尔镡作些简介以及他在“文革”中和新时期到来后的表现说起。
我和顾尔镡（1925…1999年）都是上海通州中学校友，我比他高一年级。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即参加党所领导的文艺工作。党员。全国解放后，我俩同在江苏省省级机关工作，他先是在江苏省总工会，后调到江苏省文联作家协会，任《雨花》编委，江苏作家协会办公室主任。他本是演员出身，这时成了剧作家。就我所知，他和别人合作的锡剧《红色的种子》，誉满江苏，后改编成电影，是地方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第一部电影，一炮打响。他又创作了话剧《雨花台下》，得到戏剧界好评。但因为我俩分处两个单位，大家忙于工作，交往不多。“文化大革命”一来，我作为江苏省委办公厅的主任，一下子被“打倒”，定为“走资派”。顾尔镡在江苏省文联是中层干部，不是当权派，算是革命群众。但是，他在省文联批斗“李（进）、章（品镇）、亚（明）”大会上的惊人表现，为我熟知。有次，文联造反派批斗省文联主席、党组书记李进，党组成员、《雨花》主编章品镇，党组成员、江苏省国画院院长亚明，即所谓“走资派”李、章、亚。造反派头头点名中层干部顾尔镡揭发章品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顾起初不吭声，后一字一字地说：“对章品镇，我没什么好揭发的。”造反派头头火冒三丈，狂吼：“你坚持反动到底，你就站到他们一边去！”这时，顾尔镡“登、登、登”地上台，与李、章、亚并肩站在一起，排在第四位。造反派头头一想，顾不是当权派，叫他上台，与“走资派”站在一起不合适。又高呼口号，“顾尔镡滚下去！”顾下台时，昂首挺胸，用鼻音哼出了《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我听说了顾尔镡的这个真实故事，在心里留下深刻印象，称赞“老顾是条汉子”。（记录者按：章品镇有一篇纪念顾尔镡的文章《他冷我、烫我也给我正直的支持》，载内部刊物《南通今古》2006年第2、3期，细节略有不同，但顾尔镡“稳稳当当，不紧不慢地向我们这边走来，准确地在第四个位置上站定，毫不声张；却有一团凛然正气慑服了全场。全场寂然无声。”唱《国际歌》时，“虽然口不出声，但唱得是何等的庄严”。可见确是事实。）新时期到来后，顾尔镡被任命为《雨花》主编，率先为1957年被错打成“探求者反党集团”平反，发表社论《探求无罪，有错必纠》（记录者按：《雨花》1979年4月号发表）其后，中共江苏省委很快下达了为“探求者”平反的红头文件。有人问顾尔镡：省委还未给“探求者”平反，你怎么胆敢在《雨花》先给“探求者”平反？他说：我曾长久考虑，江苏文艺界拨乱反正，必须从为“探求者”平反开始，这一大冤案不平反，拨乱反正云何哉！如果什么事情都要等省委作出决定后我们才动作，那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思想解放，就得敢为天下先！”
因此，当1981年5月初《新华日报》发表对《也谈突破》的大批判文章时，我是有想法的。只抓住一句话：“政治上突破，最主要的是‘四项原则’”，既不管前言，又不顾后语，更不考查顾尔镡在文革前、文革中、新时期到来后的一贯表现，就上纲上线，这怎么能服人呢？
1981年5…6月间，我作为江苏省科委负责人去北京参加由中国科委、中国科学院等四单位举办的一个会议。会议前，我给耀邦同志写过一信（记录者按：王正同志在上世纪50年代是江苏省团委书记，与胡耀邦同志很熟悉），讲了关于我对开发江苏沿海滩涂的意见。会议期间，我看望一位老同志，在那里见到50年代初胡耀邦同志的警卫员李汉平同志，此时他已担任国家保卫局副局长。我请他带口信给耀邦同志，问他有没有看到我的信，能否找时间和我谈谈。没几天，耀邦同志派车把我接到办公室。关于开发滩涂问题，谈了约一个小时，告一段落。耀邦同志有向下面来的同志进行调查研究的习惯。耀邦同志问我，最近江苏情况怎么样。我因去北京开会前，已听说过顾尔镡因一篇文章被批斗，就讲了这件事，并说，因为一篇文章中的一句话就批斗顾尔镡，不好。我说：“突破”不是贬义词，不是否定，不是毁弃某一事物；从正面理解，突破是发展，是前进，是上了新台阶，是指事物在原有基础上进入新阶段。例如，一位体育健将，在赛跑、游泳竞赛中速度更快，突破了原先的冠军纪录，不是不承认、不是否决原先的纪录，而是突破。突破，对历史、对未来的进步都有鲜明的积极意义。我相信，语言、文艺、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对此会有广泛、深刻的共识。耀邦同志听了我对“突破”的理解、说明后，赞同地“嗯”“嗯”了两声。接着又问我：顾尔镡这个人怎么样？我说，顾尔镡同志是个好同志。他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解放，作风正派，为江苏文艺界做了一些好事……（略，见上）耀邦同志又问：他在文革中表现如何？我就详细讲了上面顾尔镡在批斗“李、章、亚”大会上的真实故事，他从容上台和被打倒的“走资派”站在一边，下台时哼《国际歌》……（略，见上）耀邦同志听我讲完这个真事后，为之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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