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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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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听说，江苏省委副书记胡宏、宣传部长汪海粟找顾尔镡谈话，都是鼓励为主。因此，顾尔镡在“突破”事件后，在江苏文学界的声望有所增高。在其后江苏作家协会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江苏作家协会副主席（常务）兼秘书长。
要不是耀邦同志实事求是地处理了“突破”事件，在全国范围内批判《苦恋》后再在全国范围内批判《也谈突破》，中国文艺界对这件事也许是另一个状况了。因为耀邦同志给文艺界办的这件好事，鲜为人知，所以，我要把这桩事告诉大家，也想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编写者提供一点史料。
在这件事的过程中，意外地接触到耀邦同志日常生活中的细枝末节，使人了解耀邦同志在大量工作中的沉重负荷，往往难以顾及自身的休整。在谈完工作后，我问及他的健康，他一改平日笑颜愉悦的常态，略显苦恼地望着我说：“不晓得什么缘故，近来臂膀很痛，连手都举不起来，举过头就痛。”这出乎我意外，我连忙说，要请医生诊断，很可能是肩周炎，要请医生治疗，要热敷，请医生开处方，不能受凉。这虽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但也可见耀邦同志对自己的健康很少关注，专心致志于工作，这可是他长期的、一贯的精神状态啊！
（王正曾任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江苏省科委副主任，陈辽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洪振快）
文革中我两次见到的张伯驹
作者：张一虹 字数：2712
《炎黄春秋》2013年第6期发表了章诒和女士的《张伯驹的文革“交待”》一文，虽然只是篇2000多字的短文，但我在读过之后所引起的心理波澜，并不亚于读她《往事并不如烟》那本书的感受。这不仅是透过张伯驹的“交待”材料，能想象到他在文革中所遭受的磨难和无奈，更因由此而让我想起在文革中，两次见到张老先生时的情景。
（一）
1966年8月27日，吉林省省直文化系统的造反派，在长春市体育馆召开批斗省文化局机关党组书记金树然大会。在押解金书记入场时，他昂首挺胸，正气凛然，颇有许云峰赴刑场时的悲壮架势。在有伟大领袖所支持的革命造反派面前，又岂能容忍这等嚣张气焰？于是便呼啦啦地扑上几个人来，立即将其打翻在地，然后就迫使他跪在偌大的体育馆中央。一浪高过一浪“打倒”的口号声，如海啸般地掠过，让在场的人都感到心惊肉跳。所以批斗会从一开始就铺垫出了十分恐怖的气氛。
这自然就促使在此后各单位代表的发言中，每提到某个当权派或某个人的“罪行”时，便有人跟着起哄：“把他揪出来！”“让他下去跪着！”于是在全场与会者的应和下，被点了名的人，就得乖乖地跪在金树然书记的一旁，随即便会有人立即上前去给他（她）剪发剃“鬼头”。随着发言者的不断增加，跪在那里的“牛鬼蛇神”也就在逐渐地增多。更出人意料的是，有个人在喊“毛主席万岁”时，因没有举左手，而是举了右手，也立即被揪出跪在了下边。由于我担心自己也可能会举错了胳膊，从而引出飞来之祸，所以就将右手紧紧地缠到挎在肩上的书包带子上，使其不能轻举妄动。
就在如此人人自危的气氛中，省博物馆造反派的代表上台发言了。当他在控诉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招降纳叛的“罪行”时，突然拉着长声喊出了一个人的名字——大右派张—伯—驹！文人小说下载
然而就在发言者对这段批判的内容尚未终止，会场里还没来得及响起“把他揪出来”的喊声时，只见在离我们不远处看台上的最后一排，立即站起位穿着白衬衣的长者，然后便匆匆挤出身子，顺着看台的过道，一路小跑着奔了下去。我注意到在整个批斗会期间，他跪在那儿始终是低着头，从未侧脸旁视过一眼。
因为我是此前一年从学校毕业，刚刚由北京来到长春，然后就下乡参加“社教”运动，所以不仅对本系统的一切情况不熟悉，对这位叫张伯驹的，就更不知他是何许人也了！
“此人很坏——袁世凯当年搞复辟要当皇帝，就是他资助的。”坐在我身旁的一位同事，低声对我说。
无知的我，当时就在心里嘀咕道：“这样的人，才是应当清除的历史垃圾呢！”
当批判发言结束时，想不到会场里竟掀起了一个更大的高潮：有人勒令那几十个“牛鬼蛇神”，沿着椭圆形的跑道，爬着向全体与会者去示众——于是整个体育馆又是一阵骚动、惊呼……
伴着这支由省文化局机关党委书记领衔向前爬行的队伍，是震耳欲聋的、有节奏的口号声。渐渐地，有些年老体弱的人，向前蠕动的速度有些放慢了，落后了。当他们爬行了一圈之后，示众者中间年龄最大的张伯驹，竟完全被甩在了最后面，以至于距离越来越远，直到他的两只胳膊再也不能伸屈，终于停在那里一动不动了……
全场的“观众”都将目光集中到他那里，禁不住让人担起心来：是体力不支呢，还是突发了心脑血管疾病？面对着此情此景，是否有人会趁机把他拉出去，让其停止爬行，或者可能还会引来一顿拳脚？
人们正在心里这样嘀咕着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彪形大汉快步奔了过去，弯腰就拽住了张伯驹的衣领——于是，此人就如同拖着一具尸体，或者是一件什么沉重的东西，迅速地跟在了那个爬行队伍的后面，向前奔去……
此时此刻，我不知道当一个人被拖拉着与地面摩擦时，是一种什么感受，更不知道这位老者若是真的犯了病，经过这样的折腾，那后果又将如何？
示众“表演”在继续着，可不知是什么原因，原先那呼喊的口号声，却渐渐地低沉，又逐渐地稀稀落落，直到后来，似乎又都全部消失了。
在这突然的寂静里，人们似乎只能听到那艰难的爬行声和被拖拉时的“嚓嚓”声……
终于，又示众了一圈之后，这漫长的爬行总算是停止了。
在众目睽睽之下，张伯驹静静地躺在那里……
（二）
1967年3月，中央文革将长春市几个造反派组织定为“反革命组织”。我被临时抽调到吉林省博物馆去参与筹备《四个反革命组织展览》。因为该展览的工作人员都是在另一个楼里独立活动，与博物馆基本不发生什么联系，因此并没有机会能见到张伯驹。可是有一天早晨，因事我到博物馆的主楼去，刚推开门进入前厅，突然发现该单位那位造反派头头，女解说员××，正向站在她面前的一位老者在训话。仔细一打量，我不禁一怔：此人不就是那位张伯驹吗？
只见他光着头，身着一件棕色的对襟小棉袄，脚上是一双矮腰的布棉鞋，显得还算整洁；他站在那里纹丝不动，并将头偏向一侧；眼皮下垂着，似乎是在认真聆听，又似乎是在似睡非睡。突然，我发现有一丝鼻液从他的一只鼻孔里流了出来，是越流越长。而他却像是根本就未发觉似的，始终就没去理会它……
我每天都能从安在楼外的大喇叭里，听到这位女头头所播出的，打派性的文章，那真可谓是铿锵有力。而此时的训斥，当然也是明快、清脆。可就在她将要结束训话之时，一个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她将一面小铜锣和一个敲锣的锤子递了过去：“去！到人民广场转一圈再回来。边走边敲，嘴里也别闲着。要念叨：我是大右派，我是牛鬼蛇神……听着没有？”
“嗯嗯！”张伯驹十分痛快地答应着，眼睛也陡然睁开了。凝固的身子也立即动了起来，然后就接过那个家什，竟没看对方一眼，就脚步轻快地奔向门外。我知道，人民广场距这里足有一趟街的路程，此时竟也禁不住地跟了出去。
望着他的背影，听着那一声声的锣声，以及“我是大右派”的自语声，我的心久久地不能平静……
如今，时间已经过去四十五六年了，许多人生坎坷的，或者是心酸的经历，都已慢慢淡忘了，但在文革中两次见到张伯驹的这些镜头，却刀刻斧凿般地铭记在我的脑海中，是那么的清晰，那么的历历在目。粉碎“四人帮”之后，有机会能够读到不少有关张老先生的回忆，心中不断升腾着的是对他的崇敬和钦佩。想他对国家的贡献，想起他的遭遇，特别是一想到他在临去世前，竟因“不够级别”而进不了病房，只好躺在走廊里的那一幕，就禁不住地在心里道：“我们实在是对不起张伯驹呀！”——可是这个“我们”又应当都是谁呢？
（责任编辑洪振快）
一家言
中苏“十年论战”是文革的舆论准备
作者：吴兴唐 字数：10843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发生了一场国际共运大论战，又可称为中苏“十年论战”。对于半个世纪之前的历史事件，为什么现在要来评议呢？
第一，“十年论战”是十年文革的重要原因和思想基础。批判了苏联的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引申到我国国内，打倒睡在身边的“中国赫鲁晓夫”，也就顺理成章了。
第二，中苏“十年论战”，目标是批判“苏修”，但我们国内是把这作为一场“反修防修”的政治运动来对待的，进行全党和全民教育，反对“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
第三，“十年论战”，苏方有错，我方也有错。我方错在“左”，“十年论战”加十年文革，我们有20年是以“左”为指导思想的。
第四，对于十年文革已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出全面否定的结论，而对“十年论战”尚未有全面系统的总结。
第五，近年来有一种文革思潮回潮现象。现在疏理“十年论战”的教训，目的是在于以史为镜，以史为鉴。经常警惕各种形式“左”的思想倾向的出现，坚定“主要是防‘左’”的立场。
本文根据部分史实，对“十年论战”作些探索和评议。评议并非结论，只是表示了作者的一些看法。
一、中苏“十年论战”产生了一系列后果
（一）“十年论战”虽然主要在中苏两党之间进行，但涉及所有共产党。从而促使国际共运大分裂，使国际共运迅速进入低潮。（二）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注意力集中于论战，错过了科技革命带动起来的经济发展黄金机遇期，经济发展滞后。（三）论战触动了国际格局的变动。中苏关系破裂，美国介入，形成“中美苏”的大三角关系。（四）中共反对苏共老子党和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维护了我国国家和民族利益，并使国际共运中的独立自主的思想活跃起来。（五）就中共来说，论战是在“左”的思想越来越发展的情况下进行的。“以我划线”和“以苏划线”，除批倒苏修之外，还打击“一大批”，孤立了自己。（六）我们错误估计形势，认为“帝修反”要联合起来反对中国，因而得出“要准备打仗”的结论。
二、我方在论战中的主要“左”倾观点
论战有一个发展过程。论战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算起。当时主要争论集中在斯大林问题上。1960年之后，争论在理论问题和国际共运问题上全面展开。从“二十五条”到《九评》，论战进入高潮。1963年2月23日，毛泽东主持中央常委会讨论苏方2月21日来信，决定由写作班子起草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共中央复信于3月9日发出。3月30日，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发出复信之复信。4月初，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会讨论苏共中央3月30日复信。毛泽东指出，从苏共中央这封长信来看，赫鲁晓夫集团不准备修改他们的路线，我们要系统地阐述我们的观点，提出什么是国际共运应当采取的总路线。
6月中旬复信经过两个多月的修改后定稿，于6月17日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标题，由《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这个总路线的建议共有25条，因而也被简称为“二十五条”。
“二十五条”也为《九评》打下了基调。1963年7月6日到21日在莫斯科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会谈期间，即7月14日苏共中央突然公开发表了《给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8月初，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会，指出公开信已指名道姓攻击我们，我们也要指名道姓，苏方已公开论战，我们也公开论战。写作班子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常委会的指示，发表公开文章，全面评论苏共《公开信》，因共为九篇，故称《九评》。原来准备写十篇，即十评《公开信》。但是《十评》没有写成，因为赫鲁晓夫于1964年10月14日下台。毛泽东于11月18日召集中央常委会讨论，并指示写作班子起草题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的文章，定稿后于11月21日用《红旗》杂志社论形式发表。
（一）“二十五条”对国际共运总路线、当代世界基本矛盾、战争与和平问题、亚非拉民族民主革命、和平过渡、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兄弟党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这“二十五条”，从现在来看，就是我党要扛起“世界革命”的大旗。“二十五条”批判了苏共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总路线，提出我们党的“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的纲领。在此基础上，到文革时期，提出“世界革命中心转移论”，即认为世界革命中心，由德国转到俄国，现在已转到中国。形成国际共运的“三个里程碑”，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二）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在国内，强调“阶级斗争”，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毛泽东谋求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道路，但从他的激进思想出发，要求“比苏联、欧洲各国搞得更快、更好”，“早些快些进入共产主义”。我们又把自己的实践和经验，以及未经实践验证的做法以至空洞的设想，都视为具有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意义的成功经验。我们自认为这一套东西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和“贡献”。并且希望把这些经验推广出去。
（三）对战后国际形势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缺乏准确的判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过战后10年恢复，在科技革命的引领下，经济有了发展。资本主义从大危机和战争中吸取了教训，改变了完全放任自由的发展模式，代之以带有宏观调控的凯恩斯主义。西方发达国家统治阶层采取一系列社会改良政策及措施，实行广泛社会福利政策，缓和劳资矛盾和社会矛盾，人民生活有明显改善，社会结构和阶级及阶层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但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依然拘泥于列宁的论断，没有看到资本主义战后的变化。
（四）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论战开始时，我们提出战争的两种可能性和做两手准备的思想。但随着论战的展开，我们对战后社会主义力量作过高估计。把所有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的当权派都列入打击的对象。之后，我们又错误估计形势，把新的世界战争描绘得过于严重，说成战争已迫在眉睫，丢掉了保卫世界和平的旗帜。
（五）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道路问题。我们虽然提出过资本主义国家革命道路的暴力与非暴力的两种可能性，但实际上着重批判“和平过渡”的思想。在论战后期，我们离开了两种可能性的结论，强调各国革命武装斗争是革命的必由之路。发展到文革时期，把我国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也说成是“普遍规律”。我们不但批判了苏共的“和平过渡”主张，还批判了意大利和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战后，欧洲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主张不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而是认为可通过“议会道路”或“结构改革”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在论战中公开批判了这些党及其主张。
（六）关于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运动。论战中，我们一如既往地高举支持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运动的旗帜。但我们思想上依然停留在将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看作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借助力量，支持民族解放与独立运动是为了促进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我们对亚非拉地区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的形势和作用估计过高。认为这一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在当时，一系列取得了民族独立的国家，理应将发展民族经济放在首要地位，但我们强调新独立国家面临的最迫切任务仍然是反帝和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政治斗争。
（七）关于国际共运的团结问题。论战初期，我们贯彻“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方针。但随着论战的展开，我们转变为过分强调矛盾、斗争和分化。鼓励和支持同意我党观点的人从“修党”中分化出来另建新党，导致许多党组织的分裂以及大多数共产党同我党关系中断，使我党处于孤立地位。据统计，论战中先后有69个党同我党中断了关系，有来往的仅11个党。粉碎“四人帮”后又有越共等4个党同我中断了关系，同我党有联系的仅7个党。
（八）关于斯大林问题。中苏论战由斯大林问题引起。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和肃反扩大化等错误。由于苏共事先并未向各国共产党作出说明，引起国际共运中很大混乱，给许多国家共产党造成困难。苏共二十大后，中共领导人在同苏共领导人谈话时谈了中共对斯大林功过的看法，并就苏共的做法提出了批评意见。1956年4月和 12月，我们先后公开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阐述了我们对斯大林问题的立场，肯定和赞扬了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错误和个人迷信的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上赞扬了苏共二十大批判个人迷信。但是后来在《九评》中我们改变了态度。《九评》中的“二评”专门谈斯大林问题，“七评”、“九评”及《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等文章都涉及斯大林问题。这些文章对苏共二十大揭露和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采取了根本否定和批判的态度。“二评”把苏共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和“反对个人迷信”升级为“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在理论上根本否认个人迷信的存在。这些文章还突出斯大林的个人功绩。说现在“越来越怀念斯大林”，要保卫斯大林“所捍卫过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些文章是借斯大林问题批判赫鲁晓夫。
（九）关于“资本主义复辟”。批判苏联、南斯拉夫复辟资本主义，是论战的重点。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时刻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把物质刺激、利润原则和强调加强企业管理，统统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据此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早已复辟，在苏联正在复辟。我们根据我们认为不符合马克思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论述的理解，把不同意我们党观点的共产党统统戴上“复辟资本主义”和实行“修正主义”的帽子。
（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二十五条”中，批判苏共的“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思想，认为社会主义国家那里还存在着企图复辟的旧剥削阶级残余分子，还经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这就表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毫无例外地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1964年7月14日发表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毛泽东对全文作了大量修改，标题也是毛泽东加上的。“九评”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共列出15点，也是在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指导下写成的。在论述15点之后，引了一段毛泽东1963年5月7日的一段批示，也就是在文革时期经常引用的：如果不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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