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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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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论战是直接导致发动我国“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文化大革命”是在论战之后接着进行的。其出发点就是“反修防修”，对社会主义社会做出“左”的错误判断，再用这些判断来观察和分析我们党内和国内的形势，得出的结论是：已经形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就睡在我们身边，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在当时的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形成了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和组织路线。对形势错误分析还形成要实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
三、当赫鲁晓夫遇上毛泽东
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具有必然性，同时也带有偶然性。其中重要历史人物的个人秉性和作用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在中苏十年论战中，各为一方主帅。抄录几段这两位主帅在论战时的言词，也可为“十年论战”作些注释。
（一）赫鲁晓夫影射攻击中国“像公鸡那样热衷于战争”。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美后回到莫斯科，第二天飞到北京参加我国国庆十周年庆典。当晚，赫鲁晓夫在我国国庆招待会上发表祝词，影射我国对外政策是不正确地“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的稳定性”。10月2日，中苏两党会谈。10月4日，赫鲁晓夫离京回国。他到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发表演说，影射攻击中国“像公鸡好斗那样热衷于战争”。10月31日，他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不指名地攻击中国搞“冒险主义”，是“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
（二）赫鲁晓夫影射攻击毛泽东是“一双破套鞋”。1960年2月4日，在莫斯科举行华沙条约组织政治协商会议。赫鲁晓夫在闭幕执行会上影射攻击毛泽东，说：“如果一个老头子不明智，等于一双破套鞋，实际上是摆在那个角落里当废品，没有用处”。
（三）毛泽东提出“东风压倒西风”。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毛泽东同赫鲁晓夫以及同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等进行了会谈。在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讲到国际形势时说：“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毛泽东后来在另一场合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句话是《红楼梦》里苏州姑娘“林妹妹”林黛玉说的。毛泽东还列举战后十件大事来说明他的观点。毛泽东的这个说法显然过高地估计了社会主义力量和过低估计了资本主义的力量。
（四）毛泽东说，如果打原子弹战争，极而言之打死世界人口一半，可还有一半人口，还会使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谈到“纸老虎”问题，重提了他在1946年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并引申出“原子弹也是纸老虎”，最后得出这个“极而言之”的结论。苏共领导人借此攻击中共是“疯子”，“想发动战争”，在“废墟上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本意是，我们对战争的态度是第一反对、第二不怕。从毛泽东当时的看法来说，依然停留在列宁的“战争与革命”的框框中。毛泽东提出的问题是：“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阻止战争。”
（五）从“僧是愚氓犹可训”到“更无豪杰怕熊罴”。毛泽东在论战中写下的诗词表明了毛泽东对苏联态度变化的心迹。1961年10月，在北京演出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郭沫若看过戏后作了一首七律，以示反对苏修。郭沫若七律中隐称赫鲁晓夫是唐僧，“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并称“千刀万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当时虽已展开论战，但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仍是“半个修正主义”，对他要“一斗二帮”。因此1961年11月17日，毛泽东作了一首七律《和郭沫若同志》。诗中写道：“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僧”隐指赫鲁晓夫，“妖”则是美帝。但是到了1962年12月下旬，中苏论战逐渐走向公开论战。毛泽东在一首诗中，把“苏修”同“美帝”共提了。12月26日，毛泽东在自己生日这天作了一首七律《冬云》。“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指当时国际共运形势。“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虎豹”指美帝，“熊罴”指苏修。1963年1月9日，毛泽东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把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比作“苍蝇”、“蚂蚁”和“蚍蜉”。“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指我们对苏修批判的气势。
（六）“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1964年7月发表了《九评》的“压轴篇”第九评。毛泽东很重视第九评的写作，要求总结“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历史教训。文章重点是揭露“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这有两个背景材料。第一个就是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说，苏联已经进入全面开展共产主义社会的时期，“在二十年之内我们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第二个就是“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初赫鲁晓夫访问匈牙利和奥地利的讲话。“土豆烧牛肉”本是欧洲的一道名菜。赫鲁晓夫在访问匈牙利时吃到这个菜觉得十分美味，就对周围的人说，如果人人都能吃到“古拉斯”（即“土豆烧牛肉”菜名），那就到共产主义了。他在奥地利的广播电视演说中又说，共产主义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得到的、盛满了体力劳动和精神劳动产品的一盘餐”。所以说，赫鲁晓夫粗俗地把共产主义看作是“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1965年秋，毛泽东作词《念奴娇·鸟儿回答》：“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七）赫鲁晓夫诬蔑中国人“没有裤子穿，喝清水汤”。1960年6月，赫鲁晓夫在同中共代表团会谈时，攻击中国人“没有裤子穿，穷得要命”。1964年4月赫鲁晓夫连续发表讲话，给中共戴上“小资产阶级倾向”、“新托洛茨基主义”、“冒险主义”、“大汉族主义”、“种族主义”、搞“大小个人迷信”等一堆帽子。赫鲁晓夫说：“中国人没有裤子穿，他们说一个人有一条裤子就够了，他们觉得把自己羞耻的部分掩盖起来就足够了。可是我们这些北方国家，需要更厚实的衣服。否则，我们身体的某些部分可能会冻僵的”。关于“裤子问题”，毛泽东批驳说：在赫鲁晓夫看来，（中国）多几个人，只不过是一堆肉。而且他还说，现在中国是五个人穿一条裤子，大家喝清水汤。其实，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正是他那里裤子太少而清水汤太多的时候，他们日子比我们好过不了多少。他在最困难的时候讲这种话，是为了向他的人民说：“看，我们国家多了不起，裤子不少，清水汤不多”。
（八）毛泽东说论战是打“笔墨官司”，“天不会塌下来”。60年代初，中苏论战越演越烈。但赫鲁晓夫1963年1月在东德党代表大会致词中突然提出各党之间“停止公开论战”。会后，赫鲁晓夫和苏共继续发表反华言论。2月21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并建议举行苏中两党会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苏共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是一个“花招”。1963年2月毛泽东在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时说，我们赞同停止公开论战，但要说清楚，“现在的公开论战，不是我们首先发动的，我们是被攻击的”。他又说，“既然你们已经公开论战，既然你们那样攻击我们”，“索性展开公开论战不好吗？我看，进行这样的公开论战，天不会塌下来，草还是照样长，女人还是照样生孩子，河里的鱼还是照样游”。
四、康生的“窜红”和王稼祥的“被斗”
康生“窜红”和王稼祥“被斗”，都同中苏“十年论战”有关。
论战从内部争议转向公开争论时，1963年2月中央决定成立撰写反修文章的写作班子，位于钓鱼台8号楼，组长是康生。成员有从中联部调去的王力。1966年春，钓鱼台反修文章写作班子宣告结束。但康生、王力依然留在钓鱼台。1966年2月3日，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经中央指定为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彭真任组长）在钓鱼台8号楼开会。会后拟定了《二月提纲》，主要意图在于把已经展开的批判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和学术范围之内，不赞同把它变为集中的严重的政治批判。《二月提纲》被毛泽东批评后，康生说了谎，说这是彭真等人背着他搞的。于是善于投机的康生，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钓鱼台8号楼由康生、陈伯达主笔，王力等人参加起草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康生由此成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王力借此进入“中央文革小组”。
也正是在论战进入高潮时，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联部部长的王稼祥，面对全党全民“反对帝修反”和“防修反修”的政治热潮，对我国外交在国内经济困难时“四面受敌”的情况深为忧虑，于是写信给中央领导人，建议正确地全面地阐明和确认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和平外交政策；为了争取时间，度过困难，加速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对外有必要采取缓和的方针。
王稼祥的建议，被批判的“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1963年年中之后，毛泽东多次同外宾谈话中批评王稼祥实行“三和一少”修正主义路线。他说：“三和一少”就是“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尼赫鲁）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的援助少一些。”他强调说，我们的方针应该是“三斗一多”，就是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的和马列主义的政党与马列主义的派别。毛泽东对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说，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是“三自一包”，国际纲领是“三和一少”。毛泽东虽一再批评王稼祥的“三和一少”路线，但是，不同意完全公开批判，留有余地。王稼祥只是“靠边站”，而并未撤销他的中联部部长的职务。然而康生就不一样了。1966年6月9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首先向王稼祥发难，在中联部办公区贴出一张《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斗争？》的大字报，把反对王稼祥的“三和一少”斗争，提高到“是反对修正主义篡夺党的领导权的斗争，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的高度。6月21日，康生、王力到中联部看大字报，并在干部会上作报告。康生说，中联部运动方向不对头，“毛泽东思想还没有进中联部的门”，“群众没有发动起来”，中联部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应将“三和一少”的代表人物王稼祥批倒批臭。在康生、王力指使下，王稼祥多次被揪斗。1966年8月的一天，中联部办公区内贴满了声讨王稼祥“复辟”，并要抓其“黑后台”的大字报。中联部干部都感到莫名其妙，很久之后才知道原委。1965年11月，中办主任杨尚昆受周恩来之托看望王稼祥，问是否能做点工作。王稼祥表示同意。一个星期后，周恩来看望王稼祥时，也询问他是否做点工作。王稼祥表示可以做点研究工作。周恩来同意了，并让他再找几个秘书。1966年3月，中央决定王稼祥任中央外事小组副组长。1966年8月初，伍修权参加中央一次会议，休息时周恩来找到伍修权说：“王稼祥是有过功劳的人，现在身体不好，不要揪斗。”并说：“修权同志，你是了解王稼祥同志的，也了解中央对他的态度，你应该出来替他说话。”第二天伍修权就在中联部中层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了这个精神。但是康生、王力并没有放过王稼祥。在康生、王力指使下，1966年8月12日，中联部一部分人冲进王稼祥的住处进行揪斗。王稼祥从中南海搬出后，住在离北海后门不远的一个单独小院里。这些人拿出一捆大字报，勒令他回答问题。会客厅及内外墙上挂满了大字报。王稼祥当时不知从何答起。于是他们把他押到院子里，站在一块石头上回答问题。要他回答问题的要害是“复辟”。“为什么要复辟”，“复辟的黑后台是谁”。王稼祥瘦弱的身子，在石头上似乎站也站不住。身体虚弱，耳朵不好，开始也未弄清楚什么是“复辟”。后来提问人“启发”地问：“谁到你这里来过？”这时王稼祥才明白他们所指“复辟”是什么含意。他慢慢地说，是中办一位干部来过，问过我能不能工作。一阵口号声后，他还说，我身体不好，但愿继续为党工作，“我愿喝点人参汤预支生命为党工作”。提问者并不满意，一定要他交代中办的人是受谁指使，中间还有谁来过。这时王稼祥明白了他们的意图，他们是要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一再威逼下，王稼祥始终不说，只说：“来过中办同志”，“没有别人了”，“我记不得了”。这时王稼祥几乎站不住了，有人提出不要再斗了，于是就在“打倒王稼祥”的口号声中押回屋里。伍修权得知有人去王稼祥家去批斗时，十分生气，立即通知召开全部干部会议。伍修权在会上说：“你们批判他的错误是允许的，但是应该讲政策，要文明一点，照顾他，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好。”伍修权说，他的这些意见是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讲的。伍修权还根据毛主席曾经提出过的以及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向大家介绍了王稼祥对党的重大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是在苏区宁都会议上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二是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三是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传达共产国际肯定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耿直的伍修权在这次讲话之后就被按照林彪的指示，打成“彭真黑帮分子”。
五、邓小平的结论
对于十年文革，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作出全面否定的结论。《决议》对中苏论战有比较简短的一段话，指出论战的“左倾观点的发展就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持续”。文革结束之后，邓小平在同外宾的讲话中，多次谈及这场论战的结论是：反对“老子党”，我们反对得对了；论战中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你们有错，我们也有错，我们错在“左”；现在应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一切向前看。
邓小平1983年1月11日在会见墨西哥统一社会党代表团时说：“1957年我参加了莫斯科会议，毛主席是团长，我实际上是副团长；1960年刘少奇同志当团长，我正式名义是副团长。中苏两党会谈我是一直参加的，多数是我当团长，对手主要是苏斯洛夫，他们有他们的一套，我们有我们的一套。现在回过头来看，他们那套东西是不行的，中心就是发号施令，以他们为主。我们有些东西今天回头看也站不住脚。”
邓小平1983年11月6日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席希尔的谈话时说：“大论战我们发表了九篇文章，这些工作我都参加了。从现在观点看，好多观点是不对的。”“我们的错误不是个别观点，个别观点上谁对谁错很难讲，应该说，我们的许多观点现在看来还是很正确的。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
邓小平1987年4月30日会见西班牙工人会党中央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说：“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危险还是‘左’，因为‘左’已形成一种习惯势力。”他1987年6月12日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既盟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说：“从1957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
邓小平作为论战直接当事人之一，言简意赅地对“十年论战”作了评判，指出主要根源在于“左”的思想和“左”的习惯势力。这表现了他的政治勇气和智慧。然而，无论是《决议》还是邓小平的有关讲话，都过于简要，而且邓小平有关讲话都是同外宾的谈话中说的。我们没有如总结十年文革那样，对“十年论战”的成因、后果和经验教训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特别是没有对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总结。
（作者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前主任、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洪振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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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谈
刑讯逼供：冤假错案的罪魁祸首
作者：刘仁文 刘泽鑫 字数：12669
在刑事讯问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从身体或精神上进行折磨，以逼迫其作出有罪供述，这种刑讯逼供作为封建司法的罪状之一，早已受到广泛批判。但现实中刑讯逼供仍然屡禁不止，酿成许多当世冤假错案，却足以提醒我们此问题的复杂性及解决的艰难性。
一、中国古代的刑讯逼供
我国的刑讯逼供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据清末法学家沈家本所著的《历代刑法考》记载：“拷囚之事始于何时？书传未详。《月令》乃周末儒生所撰纂，疑周时即有是也。”注1由此可推测，大概在西周时期，便有了刑讯逼供。与当今社会不同，古代的刑讯逼供不存在一律违法的情形。由于古代刑侦技术落后，对口供的依赖性较大，因此刑讯手段在我国古代历史当中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合法，甚至有时还是定案过程中的必要手段。自周朝以来，历代刑事讯问中建立起了“先情讯、后刑讯”的制度。注2据《周礼·秋官·小司寇》记载，在西周时期便有了审讯“五听”的规定：“以五声听狱诉，求民情。”注3先晓以利害，如若不老实交代问题且有重大作案嫌疑，就将刑讯作为获取口供的必要手段。可见，即便是在古代，刑讯亦不可滥用。
1。秦朝的刑讯制度
秦朝《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封珍式》记载了《治狱》、《讯狱》两篇内容，这被认定是迄今发现的我国最早有关刑讯制度的规定。《治狱》篇记载：“治狱，能以书从其言，毋笞掠而得人情为上；笞掠为下；有恐为败。”其大意是审理案件之时，应当先根据口供作记录，然后进行追查；不用拷打而察得犯人的真情，是上策；施行拷打，那是下策。从《讯狱》篇有关记载可知，立法者并不鼓励滥用笞掠的手段进行拷问，而是应当尽量让被讯问人自觉回答；若对方反复狡辩，才可对其用刑。尽管如此，秦朝的刑讯现象总的来说还是很严厉的，沈家本在《历代刑法考》中曾写道：“据温舒所言，拷囚之酷，秦为最甚，夏侯婴以受伤人而笞掠至数百之多，其他之恣意笞掠更可知矣。”注4
2。汉朝的刑讯制度
汉朝吸取秦朝施行暴政、滥用刑罚的教训，采董仲舒“德主刑辅，礼刑并用”、“明德慎罚”的思想，在讯问上沿袭了“先情讯后刑讯”的习惯，断狱过程中讲究“察狱以情”。较之前朝，汉朝对刑讯制度在立法上作了进一步的完善，明确规定了刑讯的方法。汉代还专门制定《箠令》以限制刑讯方法，可以说是最早执行笞刑的法规：“笞者，箠长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节。当笞者，笞臀。毋得更人，毕一罪乃更人。”这说明汉代不仅统一了刑具的尺寸，还规定了刑讯的位置。注5另外，《后汉书·章帝纪》中记载：“掠者唯得榜、笞、立。”“榜”是指用木棒拷打；“笞”是指用鞭子抽打；“立”是指对被讯问人站着进行拷打。这表明刑讯方式仅包括“榜”、“笞”、“立”三种，除此之外的刑讯方法都算非法。
3。唐朝的刑讯制度
唐朝对于刑讯制度的规定非常完备，其集中体现在长孙无忌等人根据《永徽律》编纂的《唐律疏议》的“断狱”篇中。主要特点是：（1）对刑讯条件严格限制，沿用自西周以来“先情讯后刑讯”的做法，应事前反复调查，若此人有重大作案嫌疑却又坚决不认罪，才能处以“杖六十”的考讯。（2）对刑讯的方法进行了限定，严格规定拷囚的次数和强度主要是为了防止滥用酷刑从而使被拷者屈打成招：“诸拷囚不得过三度，总数不得超过二百，杖罪以下不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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