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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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8月20日，行政院特设经济管制委员会，下设上海、天津、广州三个督导区。上海区以曾任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的俞鸿钧为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为助理，其任务是到上海实行“经济管制”。蒋经国虽名为助理，实际上负全责。9月9日，行政院颁布《实施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补充要点》，规定个人和商家购买物品，其用量不得超过三个月，否则以囤积论。

　　蒋经国深知在上海前台活动的商界大佬们的后台就是南京的党国要人，任务艰难，赴任之前，就对蒋介石说：“上海金融投机机关无不与党政军要人有密切关系，且作后盾，故将来阻力必大，非有破除情面，快刀斩乱麻之精神贯彻到底不可也。”注1　到上海以后，蒋经国即在中央银行设置经济管制督导员办公室，调来1948年成立的国防部戡乱建国总队作为基本队伍，以亲信王升（少将）指挥，企图雷厉风行，大刀阔斧，以铁腕手段进行经济管制，打击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的行为。蒋经国声称，这是一种“社会性质的革命运动”，要“发动广大的民众来参加这个伟大的工作”。注2　戡建队宣称：将“以伸张正义的作法，严惩囤积居奇的奸商、污吏，稳定民生必需品的供应”，同时希望“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获得广大民众的共鸣和支持”。注3　8月下旬，王升从戡建队员中选拔精明成员成立“经济管理工作队”，与新成立的经济警察大队联合办公，拥有检查仓库、货栈、账目，直接带走违纪人员，查抄货物等各种权力。8月29日，成立“人民服务站”，设立检举箱，鼓励各界检举。其后，蒋经国先后扣押了上海申新纺织公司总经理荣鸿元及杜月笙之子、鸿兴证券号负责人杜维屏等“老虎”，转交法庭审理。

　　蒋介石支持蒋经国的铁腕做法。9月4日蒋介石召见上海市长吴国桢，吴担心蒋经国的做法有问题，蒋介石不以为然，日记称：“经儿将沪上最大纱商鸿元与杜月笙之子拿办，移交法庭，可谓雷厉风行，竭其全力以赴之。惟忌者亦必益甚，此为民之事，只有牺牲我父子，不能再有所顾忌，唯天父必能尽察也。”9月7日，蒋经国亲自回南京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对于上海的官商勾结情况的严重虽感到痛心，但对蒋经国的“战果”却听得眉开眼笑，“兴奋非常”。注4　当日，蒋介石日记云：“经儿由上海来报告经济管制情形。往日所有黑市与囤积等弊多有我党政当局为首，言之痛心。但由此彻查，所有上海黑幕皆得发现，实堪欣幸。”11日，蒋介石得悉上海“物价平稳，黑市几乎消灭”，认为蒋经国克服了经济上的“滔天大祸”，为“戡乱”奠定基业，高兴地感谢上帝的“保佑”，在日记中表示“不胜感祷之至”！注5　14日，蒋经国奉命再次回南京报告。蒋介石告以“食鼠之猫不威”的古训，要他“多做实事，少发议论”，以免他人指责。注6　后来，行政院长翁文灏转告蒋介石，美国人认为蒋经国在上海的作风，“全为俄共产主义之思想，而其行动真是打到大小资本家之力行者”，“美国人必强力反对，并将正式警告”，蒋介石得悉后，一笑置之。注7

　　由于满意蒋经国的工作，9月19日晚，蒋介石在和宋美龄乘车到南京东郊兜风时，特别和妻子相约，支持蒋经国在上海的举措，“同为经儿前途打算，使之有成而无败也”。注8

　　二、报纸报道的微妙变化

　　自9月12日起，戡建大队号召上海年满18岁至35岁的青年参加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与奸商、污吏斗争，报名者25428人，获批准者12339人。9月25日，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成立，举行入队宣誓，蒋经国为监誓人，要求队员协助政府肃清上海奸商。注9　同日，蒋经国决定在上海实行物资总登记，限令各工厂及商家，于当月30日前将所存原料及制造品向同业公会登记，报告社会局，逾期即在全市普查，凡未经登记的商品、原料，一概没收。

　　当时，上海最大的“老虎”是孔祥熙、宋霭龄的儿子孔令侃及其所开设的扬子建业公司（简称扬子公司）。9月29日，卢家湾警察局向上海警察总局报告，茂名南路、长乐路口的英商利喴公司汽车行囤积大量物资。经济警察大队会同该局前往检查，发现该处存有大量物资，均系扬子公司所有。另在大通路277号及虹桥路仓库中也发现该公司储存的大量物资。30日，奉命查封所有物资。10月2日，上海《正言报》发表消息，标题为：《豪门惊人囤积案，扬子仓库被封》，副标题有《新型汽车数近百辆，零件数百箱，西药、呢绒，价值连城，何来巨额外汇，有关当局查究中》、《货主孔令侃昨晚传已赴京》等。其中提到：“据该库及邻近居住者语记者，经警曾于前日至该库检查，并查封该项物资。后因为数过多，乃续于昨日完成查封手续。”

　　该报未说明消息来源，但据其中“该库及邻近居住者语记者”一语，可知该消息出自该报记者自身的采访。《正言报》创刊于1946年，创办者为曾任上海市副市长、市党部主任委员、社会局局长的吴绍澍。吴早年参加反帝、反军阀运动，思想进步，后因与军统和杜月笙矛盾，被撤销职务，创办《正言报》，批评国民党和政府。该报在上海各报中率先刊登扬子公司被查的消息，正是吴绍澍和国民党当局矛盾的体现。

　　同日《正言报》所发消息中，还根据接近孔令侃的扬子公司职员谈话，披露了公司被查的后续情况：在扬子公司被查封后，孔令侃曾致函蒋经国交涉，说明扬子公司营业额不大，查封之物，已向社会局登记，孔令侃并于事发后已乘夜车离沪赴京。

　　扬子公司的被查封，《正言报》和当时上海各报都未说明缘由，但是，根据当事人程义宽事后透露，这是杜月笙在儿子被捕后对蒋经国的“将军”。

　　程义宽隶属军统，时任经济检察大队长，每天都需要会见蒋经国，汇报情况。据他所说，蒋经国决定召开上海巨商会议，坚要杜月笙出席。

成为一个轰动上海的新闻。

杜月笙下套，蒋经国啃到硬骨头

此时的蒋经国意气风发，但他没有想到的是，美好的前景很快化成泡影，他们啃到了一块硬骨头，这就是孔令侃的扬子公司。10月2日，上海《正言报》

扬子公司是以孔令侃为董事长而且兼总经理的公司，在当时叫“豪门资本”，即我们今天所讲的权贵资本，成立于1946年4月，注册资本1亿元，1947年资本增加为10亿元。分为100万股，孔令侃占24万9千股。该公司长期名声极糟。1947年7月，该公司已因套用大量外汇事引起广泛的社会反感。此次囤积大量物资一事被发现，自然令各阶层人士更加愤怒，不少人主张立即逮捕孔令侃。

孔令侃是谁？孔祥熙的儿子。孔祥熙不仅是身处行政院院长之高官，更是宋美龄的姐夫。宋美龄此前因小产而终身未育，视孔祥熙和宋霭龄的儿子孔令侃为亲子，满心疼爱，悉心教导。扬子公司是孔令侃开办的企业，是一块硬骨头。

蒋经国如何不知孔令侃不好惹？但他不得不惹，因为他此前扣押的鸿兴证券号负责人杜维屏乃杜月笙之子，杜月笙在儿子被捕后对蒋经国“将了一军”。

蒋经国召集上海巨商开会，坚持要杜月笙出席。杜月笙在会上说：“我的小儿子囤积了6000多元的物资，违反国家的规定，是我的管教不好，我叫他把物资登记交出来，而且把他交给蒋先生依法惩办。不过我有一个要求，也可以说是今天到会的各位大家的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上海扬子公司的仓库区检查检查。扬子公司囤积的东西，尽人皆知是上海首屈一指的。今天我们的亲友的物资登记封存交给国家处理，也希望蒋先生一视同仁，把扬子公司所囤积的物资，同样予以查封处理。这样才服人心。”杜月笙的话，合情合理，无懈可击，蒋经国不无尴尬地表示：“扬子公司如有违法行为，我也一定绳之以法。”在送走杜月笙之后，蒋经国立刻派人赴扬子公司执行。

宋美龄护短，蒋介石心软，“打虎”不了了之

孔令侃的扬子公司的货物被查封以后，宋美龄紧急飞到上海。宋美龄到了上海以后，上海报纸的舆论马上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与扬子公司相关的新闻被淡化。

事情发生后，在北平指挥锦州战役的蒋介石也突然回到上海，并要求报道此事的上海《大众夜报》责令停刊。《大众夜报》不仅发了《扬子囤货案，监委进行彻查，而且要传讯孔令侃》等报道，还有一篇社论《请蒋督导为政府立信，为人民请命》，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哄动一时的沪上豪门大囤积案似有烟消云散之势，方在人民心中栽下了的对政府的一点‘信仰’之幼芽，恐将因此而连根拔去，同时亦可能给当前的经管工作以致命的打击，瞻望前途，不胜忧虑。”

值得一提的是，在《大众夜报》被责令停刊的当天，宋美龄亲自驾车将孔令侃带入官邸，引见蒋介石。报道说“宋美龄穿的是黑色旗袍，孔令侃穿的是灰色西装，神态怡然”，这个无疑是向上海各界的示威。宋美龄的态度也可见一斑。

要人民还是要美人？蒋介石选择了后者。当时守卫北平的将领傅作义就曾为此事说过：“蒋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们还给他干什么！”扬子公司的案子办不下去，其他的事情自然也难以推动，蒋经国“打虎”打不下去，辞职离沪。

往事录

黄永胜任总参谋长期间的一些事

作者：黄春光　字数：14219

　　黄永胜进京任总长
　　1967年的7、8、9月，杨成武作为代总长陪着毛主席在南方巡视。在这期间，武汉发生了震惊全国的“7·20事件”。当时，各地群众一般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在对待军队和军管的关系上，造反派一般都反军，保守派一般都拥军。而毛泽东当时到武汉让陈再道调头，支持造反派。不支持拥护自己的，反而要支持反对自己的，陈再道转不过弯来。7月19号，王力、谢富治向“三钢”、“三新”等造反派又说了一堆支持的话，就把“百万雄师”这些所谓保守派群众给得罪了。他们强烈不满，于是把矛头指向王力等人。
　　毛泽东原本想的是，以我这么高的权威，亲自出马，抓一个典型，就把两派的矛盾给缓和了，实现大联合了，说明我毛泽东的权威。没想到，王力一煽呼，把“百万雄师”给惹火了。当群众运动真正起来以后，其实没有人能左右它。即便是江青到“百万雄师”那儿去讲话，“百万雄师”也一样反她。这时再骂陈再道，骂那个师长，群众和战士们也不听你的了。最后，陈再道说：我管不了了。其实，别说陈再道，就是毛泽东当时也管不了。最后，陈再道等人被打倒。
　　就在主席巡视期间，8月17号，中央决定，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组成军委临时看守小组。实际上，吴法宪很早就跟叶群、林彪走得很近，叶、林对吴法宪也很信任。所以，这个小组实际是让吴法宪来负责。9月23号，杨成武跟着主席回到北京。9月底，就成立了军委办事组，杨成武任组长。但是这个局面没能维持很久。
　　1968年3月22日深夜，我父亲黄永胜正在主持广州军区的常委会，周总理亲自打电话来，让父亲连夜去北京，并说已派了飞机去接，飞机一到立刻来京。母亲还想让父亲稍微睡一会，父亲说飞夜航去北京，肯定有重要事，于是半夜就动身了。23日上午8点多，我父母乘专机到了北京。一下飞机，他们看到了吴法宪和邱会作来接，感到很奇怪。之前都是军委办公厅或总参服务处来个科长、处长接，这次怎么是吴、邱亲自来接呢？他们感觉不大正常。接着，吴法宪就陪着父亲去了人民大会堂，邱会作送母亲去京西宾馆。父亲到人民大会堂时，总理他们都在，就把杨成武带进来了。总理一脸严肃地对杨成武说：杨成武，你犯了严重错误，不能工作了。你把你那一摊儿工作交给黄永胜，回去做检查。此时，父亲才知道杨成武出事儿了。
　　实际上，在罗瑞卿被打倒之后，杨成武已上升为军队的一颗政治新星。为什么杨成武会成为军委办事组第一任组长呢？一方面，在军队的山头中，毛主席主要依赖的就是“双一”，即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林彪曾是红一军团的军团长。所以，长期以来红一军团的干部受到重用，就是因为是毛的嫡系。另一方面，杨成武聪明、有能力，主席、林彪对他都很信任。毛通过“7·20事件”也感到，必须要保持军队稳定，才能保证文革的进行。因此，毛对杨成武保持军队不乱是满意的，对军委办事组是信任的。林就更不用说了。此后，军委办事组替代了已经瘫痪的军委办公会议，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包括军事、政工及干部的任命等等。
　　后来我才知道，杨成武的倒台，是因为他和江青走得近了，说了一些让林彪伤心的话。据吴法宪回忆，杨在和他闹矛盾时，泄露了天机。杨说：如果咱们谈不拢，就到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谈，到江青同志那儿去谈。军队的事儿，他不说到林彪那儿去谈，这话叫林彪知道了就犯了大忌。
　　在林彪的部下中，应该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比杨成武跟林彪的关系更近一些。解放战争三年，杨成武没有跟着林，黄、吴、李、邱是跟着林的，林对这几个人更了解，对他们的工作能力也是认可的。另外，黄、吴、李、邱从小跟着毛、林，从瑞金一块儿走过来的，历史上也没有辫子可抓。所以，主席和林彪都对黄、吴、李、邱很信任，也放心使用。同时，这几个人没有罗瑞卿和杨成武那么高的地位，也没想到自己能到这么高的位置，对上面来说这可能也更可信一些。
　　那天杨成武被押走后，总理跟父亲谈，要调他来北京当总长。父亲表示不愿意，他说：第一，我能力不行；第二，我资历不行。总理却说：这事儿我说了不算，这是主席、林副主席决定的。你是老同志，要懂得服从组织。父亲又去找林彪谈，说自己干不了。林说：这是主席亲自定的，我改变不了，谁也改变不了。就这样，父亲勉强接受，当了总长，并接替杨成武任军委办事组组长。但他开始时不参加中央文革的碰头会，如果涉及部队文革的事儿，就叫他去一下。

　　争夺对部队的控制权
　　我父亲是军委办事组组长，副组长是吴法宪，相当于军委秘书长和副秘书长。办事组往上就是林彪、主席了。中共九大没有设军委常委，只有军委副主席。老帅们都是军委副主席，有朱老总、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陈毅。1967年“二月逆流”以后，主席让老帅们靠边站，文件也不让发给他们，实际上都不管事了。
　　父亲刚来北京那会儿，也经常到主席那儿去。因为我时不时看到父亲回来，拿着小的便笺纸，上面记着主席和他的一些谈话内容。主席言传身教，对他进行一些教育，工作上给予一些指导启发。主席的特点是喜欢讲典故，让你回去翻书，自己去琢磨明白其中的政治意图，看你的悟性高不高。这也是主席的高明所在，给自己留有余地。如果说错了，就当是讲个典故，开个玩笑。如果你没按照他的政治意图办，被整了，那是你自己不聪明。典故都告诉你了，你怎么还没明白？应该说，主席本来对黄永胜是抱以厚望的，但黄在文化大革命的考试中没有及格，是主席拉着他走。
　　文革中，林彪及军委领导，包括叶帅、聂帅、陈老总等，他们有一个共识：中央文革不能插手军队，不能让江青他们把手伸进军队，不许搞乱军队。这是一条主线、一直贯彻着。当时，林和这些老帅们看得很清楚，政府乱、省市党委乱都还好办，只要部队不乱就能撑得住。文革刚开始时，中央文革提出，部队包括基层连队都要开展“四大”。那时叶帅是军委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坚决顶住了，后来变成军以上单位可以开展“四大”。真要是军队的军以上机关都开展“四大”，那也够呛呀！实际上有一阵子，总部和各大军区都出现了乱的苗头，也出现了一些造反派。如广州军区的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就支持机关干部造军区党委的反，沈阳、济南、福州等军区都有一些干部要起来造反。林彪、叶剑英等坚决顶住；后来杨成武当办事组组长，也坚决维护了军队的稳定。父亲当总长后，也坚守了这条线。
　　父亲进京以前，中央文革插手军队已经很深了，军委的文件都要报中央文革圈阅。那时候，部队调动的命令，到了江青、中央文革那里，一个星期也签不下来。但部队又不能不调，怎么办呢？就把部队拆散调动，今天走半个班，明天再走半个班。后来，父亲终于借机向主席汇报：现在军队调动的文件，传阅的人太多，一不利于保密，二应付不了突发情况，三影响部队工作安排和行动。如果打起仗来，将会上下不通气，影响战备。主席说：你写个报告吧。父亲向主席反映这个情况，一方面是怕耽误工作，但更主要的是不想让江青他们插手军队。结果，这个报告主席批了。以后军队的事情只报五个政治局常委：毛、林、周、陈、康。
　　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重要，因此江青也发了很大的火，说我父亲封锁她。军队的文件不是不送她了嘛，她就让秘书把她的军装退给了我父亲，表示不穿这套军装了，给你点颜色看。从这之后，江青和父亲的矛盾开始尖锐化。之后，中央决定让父亲去阿尔巴尼亚访问，江青就是不让去。而且还停止了父亲和吴法宪参加中央碰头会。结果是总理到主席那儿说了这事，主席拍板说：还是黄永胜去，碰头会也要参加。江青他们就不敢吱声了。从林彪到叶帅，到杨成武，再到黄永胜，军队不能乱是个大局，不让江青一伙儿插手军队，军队里不能有江青的人，这一直都做得很好。而林彪倒台以后，张春桥管军队，部队成什么样了？思想工作怎么样，部队战斗力怎么样，这是有目共睹的。

　　中央最大的政治
　　八届十一中全会前，林彪主要管军队，和江青之前并不来往。林当了接班人后，由于工作关系，和江青的往来才逐渐增多。开始时，叶群往江青那儿跑得很勤，常把江青的话当圣旨来听，认为江青的话代表主席的意思。林彪则始终坚持一点，只要你不插手部队，其他事都好说，不看僧面看佛面。但是中央文革的权力越来越大，开始直接插手军队的文革，支持军队的造反派。江青也更加颐指气使、飞扬跋扈，林彪就开始对江青不满了。
　　应该说，当时知道林彪对江青不满这一情况的范围是非常小的。只有黄、叶、吴知道林的一些想法，开始邱和李都是不清楚的。因为黄、叶、吴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时，对于全国的工作，他们会在一起议论。在探讨工作的过程中，他们难免要议论到江青。这样，林的一些想法，父亲他们就知道了。林彪也明确交代，要支持总理的工作。
　　文革前，父亲和江青只是有很一般的接触，对她没有多少了解。父亲在广州时，江青去过几次。当时是中南局书记陶铸负责接待，让她住在给主席准备的房子里。她嫌院子里树上的知了太吵，就对陶铸抱怨。陶铸跟我父亲说：怎么办呀？父亲说：好办，派警卫部队去粘。于是，就派了警卫战士拿着竹竿粘知了。粘了几天，多数都粘走了，不叫了。但江青又提意见了。因为她住的那个小岛靠着珠江，晚上江面有船通行。有的船往来会鸣笛，江青又嫌鸣笛吵。于是，赶紧通知所有航行的船，晚上不许鸣笛。可有的船是从广西过来的，不知道啊，又鸣了笛。结果，江青又找陶铸闹。最后，只要江青住在那里，珠江干脆就禁航了。后来，一直到丁盛当司令员，江青去广州还是如此。
　　那时候，父亲就觉得，她的要求太过分了。那是航道呀，怎么连汽笛都不让拉呢？即便是主席的夫人，也不能这样呀！比主席还难伺候。父亲不高兴，就跟母亲说。母亲就跟我唠叨：江青这个人真难伺候，连船都不让人家走，多耽误人家运输呀！那时候，父母对江青的感觉，就是觉得这个人太特殊，太难侍候，其他的倒也没有什么接触。应该说，父亲对江青态度上是尊重的，生活上是尽量照顾的。父亲对主席特别崇敬。正是看在主席的面子上，他对江青尊重，但是敬而远之。
　　其实，我父亲那个层级的干部，跟主席的生活还是隔得太远，也不了解。父亲只有在开会的时候，像五一、十一上天安门，给主席敬个礼，主席问一问而已。下面的封疆大吏，不知道上面的情况，更不知道中南海里边的事情，也没人跟他们讲主席和江青关系这些事情。军队的人住在中南海里的，只有朱老总和陈老总两个人，军队的大部分干部、甚至包括林彪在内，对毛和江的日常生活也是不了解的，对于他们的政治关系就更不了解了。所以，文革前和文革初期，父亲没有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