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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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毛和江的日常生活也是不了解的，对于他们的政治关系就更不了解了。所以，文革前和文革初期，父亲没有进入军委领导层之前，对江青出于礼貌是尊重的。1966年2月，江青在上海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之后，报纸上就开始宣传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这个帽子是谁给戴的？肯定不是林彪给戴的，能够上中央的报纸，应该是中央的负责人。江青既然当了旗手，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领导了文化大革命，又是主席夫人，人们对她就另眼相看了，觉得她不简单。
　　随着陶铸、王任重的问题出来后，父亲就感觉不能理解了。出于对主席的热爱，他在文革中拼命想跟，却怎么也跟不上。对造反派冲击公检法、国防部、中南海，把老干部往死里整等等，父亲都看不惯、不赞成。第一次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斗彭德怀、黄克诚、罗瑞卿等人时，几个老帅和杨成武、肖华等都出席了，也让我父亲一块去了。他回来对我说：太残酷了，怎么能这样呢！都是革命几十年的老同志了，犯了错误也不能这样啊！以后再有这样的批斗会，他就拒绝出席了。
　　父亲是军人，性格比较直，面对江青的飞扬跋扈，有时他敢于顶撞。“二月逆流”前，在京西宾馆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江青也在会上讲了话。会上，各总部、各大军区和军兵种的高级干部对文革依然很不理解，对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冲击军队的做法有很大的抵触情绪。父亲就说了：江青同志应该听毛主席的话，中央文革应该听毛主席的话。甚至为此还拍了桌子。
　　父亲之所以敢顶撞江青，是因为他有自信。他16岁就跟毛主席上井冈山，就像项羽的三千江东子弟一样，是铁杆兵。况且，毛主席当时还没三千人呢。多年来，他对主席一直忠心耿耿，毛交办的任务，都是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地完成。而且，父亲不仅忠于主席，对主席的感情也很深。1945年主席去重庆谈判，因为担心主席的安全，父亲到延安机场送主席登机时，还流下了担忧的眼泪。主席对他当然也是了解的。
　　而江青，刚进城时没那样，后来变成这样的，有一个发展过程。文革中，江青这个人不管不顾，管你是周恩来还是谁，说翻脸就翻脸，总理的工作被她搅得一塌糊涂。父亲对江青的一些所作所为非常不满意。在父亲看来，你江青不就是毛的一个老婆嘛，和这个党、和中央，以至和毛泽东是两回事啊。
　　其实，对于毛泽东和江青的政治关系，我父亲，甚至包括林彪、杨成武这些人，我觉得都没看清楚。（文*冇*人－冇…书－屋－Ｗ－Γ－Ｓ－Ｈ－Ｕ）
　　据说陶铸文革初期调到中央，也不了解中央情况，就问总理：中央高层到底是怎么回事？要注意什么？周恩来说：正确对待江青同志，就是最大的政治。他的潜台词是，对待江青的态度，就是对待毛的态度，就是对待文革的态度。陶铸没悟透，多次和江青对抗，得罪了江青，导致自己倒台。这和后来总理跟黄、吴、李、邱讲的，处理好毛、林、江的关系就是“中央政治”是相一致的。应该说，对于毛和江之间的关系，总理还是比较明白的，中南海外边的人就不清楚了，总觉得主席和江青不是一回事。
　　后来，军委办事组和江青的矛盾不断加深，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汪东兴的误导。因为汪是毛泽东身边的大总管，他传过来毛和江的关系和一些事，并曾说：“毛和江是两回事。”林彪、叶群包括我父亲他们都很相信他。可以说，对江青和毛到底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的判断，直接决定着人们的政治命运。
　　父亲被公审后，他才真正明白了江青和主席的关系。他说：主席是用江青的，不是用我们的。

　　中共九大中央委员名单之谜
　　我当兵之后，去了云南的蒙自机场。按照规定，大学毕业生到部队应先下放锻炼一年，参加过“四清”的学生，可以减少半年。这样到1969年3月，我就完成了下放的要求，回北京到空军报到。吴法宪说：现在太忙，要开九大，你先回家休息一下，开完九大再说。
　　这段期间，我几乎天天在父亲起床之前，溜到他办公室翻看他公文包的文件，因为只有这个时候他办公室没人去。其实我上初中以后，就常带着好奇心，有机会就翻看父亲的文件。父亲属于比较粗心的那种人，他打开保险柜拿了文件，有时就忘记关了，保险柜的门虚掩着。我的智商还算可以，看到那个数字后，就开始琢磨，正转几圈，反转几圈，很快就把密码琢磨出来了。所以，父亲的保险柜对我来说根本不保险。我还翻看过他的内部参考。那时内部参考传阅的范围很窄，一个大军区好像就一份。有次，父亲发现我在翻看他的文件，说了一句：小孩子胡看什么！你是怎么拿出来的？我说：你自己放在桌子上的呀。其实，那次是我从保险柜里拿出来的。
　　这样，我当时看到了一份让我印象极深的文件，就是关于九大中央委员的酝酿名单。当时筹备组组长是总理，筹备组写了一份对张春桥历史问题和姚文元父亲姚蓬子历史问题的报告。在九大预备会议期间，这报告给主席报送过三次，内容是向主席反映：张春桥有叛变、反鲁迅的历史问题，姚文元的父亲是托派、叛徒、汉奸，他们是否适合进中央委员会？主席三次都没有表态，而且压住不发。那三次的报告，内容一样，我都见过。我还想呢，这个报过了呀，怎么又报上来了？后来发现，每次的信封不一样，信封上划了圈和没划圈也不一样。
　　这份材料和打倒“四人帮”时公布的那份材料一样。这样的处理说明了些什么？
　　还有就是关于政治局的名单，开始有江青，没有叶群。报到主席那儿，主席划掉了江青，加上了叶群。文件到林彪那儿，林彪划掉了叶群，但没有加上江青。过了一天，又看到新的名单，有江青也有叶群，但主席又划掉了江青，林彪则又划掉了叶群。最后的政治局名单，是既有江青也有叶群。不过，名单上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主席却一直没有划掉过。
　　我很不理解，主席为何三次对上报的材料都不表态？

　　“多了一张吃饭的嘴”
　　应该说，周恩来和军委办事组的关系是很融洽的。周的行政能力很强，在党内威信高，很善于梳理人际间的关系，而且长期在中央核心位居高位，很明白中央的权力架构。我父亲一直对周很尊重，很信任。对于军委办事组来说，因为林彪给我父亲有过交代：要支持总理的工作，有事你们要多向总理请示，多汇报，因此，他们非常坚定地支持总理。另外从办事组这几个人的心里来讲，从中央苏区一直到解放后，他们都是做具体工作的干部，而周是中央的核心领导。他们跟总理差了很多级，现在能跟总理在一起办公，那肯定以总理马首是瞻，非常敬重。总理交代的问题，都认真去办。同时，他们到总理那儿请示军队的一些工作，总理也都是给予支持的。特别是江青对我父亲和办事组的几次发难，都是总理从中斡旋或报告主席而解决的。
　　从总理的角度，一方面他对这几个人的历史了解，对他们也比较信任；另一方面文革中他也只能依靠以军委办事组为代表的军队这根支柱，支持了军队就是支撑住了全国。在很多问题上，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和后来的政治局会议之前，总理都和我父亲碰一下，以取得一致意见。总之，总理对办事组是倚重的。有的时候总理不好公开表示不同意见，就让办事组出面把他们顶回去。军委办事组对江青的一些斗争，也向总理汇报，总理很清楚这些情况。一般来说，总理对于办事组和文革小组之间的矛盾，总是从中调和，但从没有偏向文革小组的意思。特别是当办事组被江青整得灰头土脸的时候，总理会主动向主席反映情况来斡旋。只要黄、吴、李、邱不和文革小组针尖对麦芒，总理的稀泥总是和得很好的。用我父亲的话讲就是：周恩来就是八级泥瓦匠。不过，有时父亲对总理和稀泥也不太满意。
　　说起总理的为人，那时还有这样一件事。九大前后，总理私下对父亲说：你们军队是否能把毛岸青的生活管起来。他在中央编译局，有人要做他的文章。他的身体也不好，军队管起来简单一些，也分担我的一点担子。父亲感觉总理开了口，又是主席后代，军队管起来也不是难事。于是，他同意了，找来军委办公厅、总参管理局的领导一起商量，把毛岸青一家安排在了西山原来一位副总长住过的大院子里，一直住到现在。把他的医疗关系转到了301医院，让他从此享受了军级干部的待遇。不久，总理又让父亲把毛岸青的所有关系都转到了部队，也等于是让他参了军。
　　又过了不久，因为毛岸青的医疗关系已经转到了301医院，总理又跟父亲说：能否让301医院想想办法，让邵华怀孕，让毛主席后继有人。父亲对主席感情很深，感觉这是个好事。于是，他亲自找来301医院的领导布置任务，让他们把这件事当作光荣的政治任务，提高到忠于毛主席的高度对待。
　　301医院曹根慧副院长负责牵头，由妇产科、神经科、泌尿科、内科的顶级专家和护士组成了专门小组。他们首先对毛岸青和邵华进行了全面体检，把邵华安排住进了301医院妇产科。这一切对外都严格保密。由于那时中国还不掌握现代的试管婴儿技术，采取的就是人工授精。那时期，每天两人的身体情况，诸如体温、血压之类的简报，都要送到总长的办公桌上。我回家时经常都能看到。印象中，取精的过程并不是很顺利，而且第一次人工授精也没有成功。不过，好歹第二次成功了。
　　1970年初，孩子生下来后，办事组的人当成是一个大喜讯。这件事，也反映出总理的一片用心。然而，不知为什么主席对这个来之不易的孙子并不感兴趣，身边的工作人员第一次报告，毛就没搭理。第二次又换了一个护士去报告，毛停下来手中在读的书，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噢，世界上多了一张吃饭的嘴。”在他生命最后这六年多的时间里，他也一次都没见这个唯一的孙子。总理和父亲知道这一情况后，甚感无趣。

　　“夫子”和汪东兴
　　在那个时期，陈伯达和军委办事组开始虽有沟通，但不多。比如，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类比，认为文革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江青就胡搅蛮缠，认为林彪没立场，贬低毛泽东，贬低文革。她说，我们搞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欧洲的文艺复兴是资产阶级的。同时，江青大概还觉得，文化艺术是我的领域，你凭什么涉足？于是，她还想批林彪的讲话。事先，陈伯达给林、叶通了气，所以，林彪也算早有防备。最后，总理也没把江青的文件拿到政治局讨论。
　　在我的印象中，陈伯达和军委办事组往来的增多，是在准备开九大的时候。之前我父母很少讲到陈伯达的事情，九大筹备期间，我听母亲说：昨天，老夫子（指陈伯达）又来诉苦，哭鼻子了。你想，陈伯达一个文人，又没有几个朋友，受了江青的气，他跟谁说去？跟总理说，总理那么忙，显得他太不懂事了；跟康生说，他知道康生是江青的后台。他没地儿说啊，只能跟林这边儿的人说，跟叶群说。陈伯达和叶群又是老乡，都是福建人。因此，陈和军委办事组交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陈受了江青一伙人的气无处诉说。
　　从办事组这边来看，我父亲他们对张春桥哪里看得起呀？说我们出生入死的时候，你在哪儿啊？你还有历史问题，算什么东西嘛？而陈不一样了，他不仅资格老，还是党的理论权威，看了那么多的书，人称“夫子”。他马列水平高，字写得好，诗又做得好，什么青铜器、瓷器、字画等都懂，咱们跟他一比，就是小学生啊。所以，办事组的人对陈伯达很尊重，从来不会跟陈发脾气，甩脸子。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期间及以后，大家还经常在一起聊聊天，吃个夜餐什么的。陈就觉得，办事组这边比较亲切，能得到尊重。
　　陈伯达和办事组的关系近了之后，大家对江青的飞扬跋扈，总是给总理出难题的做法，就有共同语言了。另外，陈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他对毛和江的关系也是比较清楚的。陈给办事组这边说了一些情况，他私下议论江青，这边也愿意听。应该说，更主要的是在处理党、政、军的一些具体事情上，大家的意见是相同的。这期间，在中央文革和军委办事组有分歧的时候，陈伯达是站在办事组一边的。
　　汪东兴与办事组的关系，和陈伯达有些类似。据我了解，汪和林彪、叶群及军委办事组开始走得比较近，是在1969年春节之后。九大之前，汪东兴住院做手术，好像是胃部切除，当时也没人去看他、关心他。毛泽东身边的人，像康生、陈伯达，都是毛泽东的大秘、二秘，是毛泽东的重臣近臣，江青对汪东兴就更不用说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叶群去看了他。去看了以后，她觉得汪挺悲惨凄凉的，就招呼我父亲和吴法宪，我不知道有没有邱会作，让他们经常去看看汪东兴。叶群在做人方面，还是远远胜过江青。按照叶群的吩咐，黄和吴时常带了水果去医院看汪，汪东兴很是感动啊！办事组还帮助安排汪东兴的孩子当了兵，在部队入了党、提了干。从资历和职务上来讲，黄、吴、李、邱都比他高。他觉得，办事组的人能来看我，真把我当个人。所以，他很感激。
　　1969年3月份，我从蒙自回到北京时，九大代表已经集中了，但等了好长时间没开会。我就问母亲：九大代表不是早集中了吗？怎么这么久还不开会呀？母亲说：汪东兴动大手术了，不能开。如果开了，江青会封锁主席，消息就传不到主席那儿。所以要等汪东兴病好以后才开，说这是主席的意思。母亲说的情况后来得到了证实，九大的确是在汪东兴出院以后才开的。当然，这一说法表明汪东兴在上传下达方面的作用是很大的。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汪东兴和办事组的交往逐渐增多了。但汪和办事组关系变密切，还有一个过程。一方面，大家说到江青，有共同语言；汪受了江青的气，也想找一个倾诉者，找一个同盟者。不然，汪东兴就得和江青单打独斗。另一方面，在工作上，办事组也需要汪东兴的支持。比如说，黄要见主席，跟汪东兴一说，汪马上跟主席说。也就是说，军委办事组跟汪搞好关系，是接近毛泽东的一条捷径。随着汪和办事组交好，汪东兴主动向办事组提供了不少新鲜的东西。
　　到九届二中全会前，汪东兴绝对跟办事组弄在一起了。1970年3月8日，汪东兴向政治局传达毛主席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会开完后，汪觉得意犹未尽，当天夜里12点多，又拉上黄、吴、叶、李、邱，跑到军委三座门那里接着聊，还把这些人的老婆、孩子也叫去了。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们都睡觉了，是被从被窝里拉起来去的。大家坐了两桌，大人们一桌，孩子们一桌。我们听到汪东兴说：这是好消息呀！主席让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主席说：若设国家主席的话，那就只有请林彪同志来当，我不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要当主席了，当然是好事，大家都很高兴。那天晚上，叶群兴奋得很，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来，一看就很高兴。这次，大概谈了一个多小时。

　　九届二中全会的风波
　　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从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之前的常委会可以看出一点儿问题。8月22日下午，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在主席处开会，谈到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时，除毛之外的四个常委都表示同意设国家主席，并不是林彪一个人持这个意见。四个常委是从国家体制考虑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也是从这点上考虑希望设国家主席的。毛说：“反正我不当，可以让董老当，也可以让陈永贵当，还可以选工农兵来当。”不过他再没有说过汪东兴第一次吹风说的“若设国家主席的话，那就只有请林彪同志来当”的话了。毛既然这么说，那只是个人选问题，而不是设不设的问题。所以四个那么老到的政治家，还是一致提出要设国家主席。这样，才有第二天开幕式上康生讲了一大段关于设国家主席的话。如果毛真是像后来说的，先后四次坚持不设国家主席，且不说林、周、陈，康生是宪法修改小组的组长，他也不会准备了设与不设国家主席的两套修改草案。而且这次常委会后，总理还让张春桥准备好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条文，张说是现成的。可见8月22日的常委会上，对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仍无定论，所以才会有周、康的安排和之后汪东兴在小组会上大谈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但是，后来却把设国家主席作为林彪、黄、吴、李、邱的反党纲领。
　　1970年8月下旬，九届二中全会开始的时候，父亲没有上山，留在北京值班。8月31日，主席突然通知，让父亲上山开会。父亲上山以后，总理和康生与他谈了很长时间，晚饭后三人一起去了主席的住处，又谈了很长时间。但一提到张春桥，父亲就说：张春桥是叛徒，跟主席汇报过多次了，他看不起我们这些大老粗。他没有说张的好话。从这儿也看出，对张春桥这些中央文革的人，父亲是从心底反对他们的。当时，主席对军委办事组、对父亲的批评也很严厉，但父亲并未察觉到毛、林有分歧，以及主席对林彪、对军队有不满的感觉。当时，如果父亲被拉过去了，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主席给林彪加的码就要重得多，就不仅仅批陈伯达了，主席可能就要揭林彪的伤疤，算他的历史老账了。结果，父亲不为所动，没有对文革表示坚决支持，主席才最终抛弃了他。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确实把矛头指向了张春桥。其实，当时也只能对着张春桥，对康生不可以，对江青更不可以，而张春桥又有历史上的辫子。当林彪在开幕式前向毛讲了准备讲的几个问题，毛也同意了，只是说不要点名。两人交谈了半个多小时，为此开幕式就拖后了，为了防止江青干扰，叶群还在毛、林谈话的门外守着。刚开始，可能毛没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但是，当会场群情激奋、大家都开始攻击张春桥时，毛愤怒了。
　　200多个中央委员，大多数都对文化大革命不满。他之所以愤怒，就在于大家借着攻击张春桥表达对文革的不满。而且是这么大的一股势力和潮流，还是以林彪为首的。毛是不容否定文革的。所以，为了保卫文革，他保了中央文革那几个人，舍弃了部队这些跟着他打江山的人，也否定了政治局的大多数和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客观地讲，黄、吴、李、邱的确对江青的一些做法不满，但并不是对主席不满。在他们的眼里，主席永远是伟人，是领袖，是正确的，是不容怀疑的，是不可违背的。自己再怎么委屈，也要顾全大局，委曲求全。
　　九届二中全会后，父亲一直想不通，认为自己没错，拒绝检讨。总理做他的工作，做不通；毛泽东批评了他几次，他仍然不通；最后，总理让邱会作跟他谈了一次话，他才通了。邱跟他说：我们反宗派主义，现在我们不检讨，不也成了一个宗派了吗？别人不也抓住我们的把柄吗？父亲实在没什么可检讨的，就把向主席反映江青骂总理的事情，作为自己的错误来检讨，说自己干扰了主席。一看就知道，这是很违心的。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前，林彪跟毛说他要检讨。毛说：主要是陈伯达的事，你不用检讨。林彪后来对毛的翻云覆雨很不满意，一直软抗，或不在北京，或不参加会议，拒绝检讨。黄、吴、李、邱这些人对文革也没有一个明确支持的态度。毛很不满，所以，他要倒林了。
　　“9·13”之前，我曾在父亲的公文包里看到过几页主席在南巡时的讲话纪要。那个讲话是铅印的，大号字，一看就是中央办公厅印的。毛主要讲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最后说：路线斗争中犯了错误的，为首的，改也难。这句话一下把我给惊倒，这不是说林彪吗？我当时浑身的汗毛孔都张开了。

　　“9·13”那几天
　　9月12号是星期天，我父亲在家里理发，散步。我抱着五个月大的儿子到他那儿去，他挺高兴地逗了半天孙子。下午吃完晚饭，他就去开政治局会议了，那时候正在大会堂讨论四届人大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定稿。我丝毫没有感觉到有任何不正常的迹象。
　　13号那天一上班，还没感觉到什么。12号晚在地下指挥所担任战备值班的是林参谋。八点半左右，他交了班上来就汇报说：哎呀，项主任，不好了，出大事儿了！昨天一架飞机飞出境外，到蒙古那边去了。这是一架按照一等专机保障的三叉戟，从秦皇岛海军机场起飞的。我第一个反应是叶群还是林立果出事儿了，可我绝没想到林彪也在飞机上。然后我就问：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