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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爱情 -莱温斯基在中国大陆唯一授权传记-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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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是自7月24日他们短暂相见后，他们半个多月以来的第一次见面。巧得很，那次也是为了庆祝生日，7月23日是莫妮卡的生日，他送给她一枚古董帽针，还特意将帽针装在一个小巧的木盒子里，此外，他还送给她一件瓷制工艺品，这是他从挪威买回来的。也许正因为他送的礼物这样精致，才让莫妮卡感到非常为难，因为她根本不知道他想要什么样的生日礼物。有一次，她突然想起曾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上面提到总统最近曾在巴尔的摩的一家书店里买书，他特别喜欢一些绝版书或者印数很少的书籍。于是，莫妮卡立刻开车前往这家书店，她告诉店员们一个故事，说是她叔叔的熟人跟总统关系不错，他们想买一本书送给总统，却又不知道他喜欢哪一类的图书。于是善良的店员告诉莫妮卡，总统最近对一本写于1802年的彼得大帝传记很感兴趣，这本书很贵，价值125美元，可是莫妮卡还是毫不犹豫地买下了它。
当她来到白宫时，她被带到椭圆办公室，不过总统并不在那里。她走进了内室，在一块苹果派上点燃了一支生日蜡烛，因为她知道总统很喜欢吃苹果派。接着，她取出了生日礼物，除了这本书，她还带来了一张名为《忠诚》的电脑游戏光盘，一本她读大学时的心理学教科书：《痼疾与误传》。
最后总统总算赶到，可是心情并不好。他的膝盖又受伤了，而且这两天他正忙得焦头烂额。尽管如此，莫妮卡还是设法让他放松情绪，她唱起了《生日快乐》歌，看着他打开了生日礼物。遗憾的是，当他们谈到了玛莎·斯科特时，气氛一下子又紧张起来。莫妮卡指责斯科特是在有意阻拦她重返白宫，她的情绪实在太激动了，结果总统不得不打断她的话，命令她将声音放低点儿。最后，他们总算镇定下来，总统对她有言在先，他再也不想与莫妮卡有任何亲昵举动，“我不想再做这种事，我想做个正正经经的好人。”莫妮卡发现他显得很沮丧，于是她上前拥抱他，然后给了他一个亲吻——友好而又合乎礼节的吻。总统计划去马萨诸塞州的玛莎葡萄园度假，莫妮卡已经事先得知了这个安排，于是她送给他一张卡片，祝他度过一个快乐的假期，还送给他另外一本书《恋恋笔记本》，这本书里提到了《草叶集》，也就是之前总统曾经送给她的诗集，因此莫妮卡觉得这本书显得非常意味深长。她还在这张卡片中表示，希望总统可以在玛莎葡萄园度假时，给她买一件葡萄园的纪念版T恤。
9月初，莫妮卡与斯科特进行了一次电话长谈，斯科特明确告诉她，目前白宫没有任何工作适合莫妮卡来做。莫妮卡给朋友戴尔·杨亲笔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她的失落与痛苦，1995年，莫妮卡和她的母亲在一家健身水疗会所里认识了杨，此后她们之间就经常保持通信。她在信中写道，“很不幸，当我回到华盛顿时才失望地看到，斯科特办公室里那个借调的名额已经被别人顶上了。我跟她进行了一次长谈，现在我已经很清楚，至少最近我是不可能回去工作了。我只希望，我的心脏可以更加坚强，不要因为这一次又一次的打击而破碎。”戴尔·杨认为，“虽然莫妮卡经受了无数次的挫折，她仍然相信克林顿的话，期盼着他能兑现自己的承诺。她完全是在盲目地信任着他，她竟然期待他能真心实意地对待她，就像她对他一样。”
特里普的罪（8）
当她从玛莎·斯科特那里得知，现在她根本无法得到白宫的工作，甚至连想都最好不要想时，莫妮卡寒心极了，一直是到贝蒂·库里寄给她一个包裹后，她的心情才好了一点，这个包裹里放了一堆小玩意，其中就有一件棉T恤，总统记住了她的话，为她从玛莎葡萄园里买了这件衣服。
现在，莫妮卡相信只有贝蒂·库里还在帮助自己，于是她不断地打电话给贝蒂，央求她
转告总统，请他打电话给她，或者与她见面，再计划一下她工作的问题。每一次贝蒂都对她说着同样的话，告诉她总统实在太忙了，或者说总统现在正在开会。莫妮卡感觉自己受到了伤害和羞辱，又一次，特里普坚持让她不要放弃希望，毫无主见的莫妮卡听从了特里普的建议。可事实上，莫妮卡其实已经身心俱疲，她很想放弃这一切。她曾经给总统写了封信，但一直没有寄出，在信中她表示，“与玛莎的谈话让我感觉很失落、沮丧、伤心而又愤怒。我不得不这样去想，或者在我上一次与你见面时，你就已经知道，她根本不可能给我安排工作，或许，这才能解释你现在为什么会这样冷漠无情。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愿意我回来，我只能理解为，你根本就不像你说的那样需要我，在乎我。”
9月12日，星期五，莫妮卡知道此时第一夫人不在华盛顿，于是她打电话给贝蒂，追问她可否在总统录制完电台谈话节目后，安排她与总统见面。她甚至跑到白宫西南大门，在那里她开始反反复复地给贝蒂打电话，哀求她告诉总统，她正在等着他。在莫妮卡等了45分钟后，贝蒂告诉她：总统与女儿切尔西有约，现在不能见她。莫妮卡回忆起那屈辱的一刻，“我在门口大哭。我觉得很愤怒，很失望。我的情绪完全不受控制了。我真是一个笨蛋，我本来应该尽早离开的，那时我的行为真是丢人现眼。”
贝蒂终于答应让莫妮卡来自己的办公室，她说，“你这样闹下去，我可真是为你担心。”莫妮卡在办公室坐下后，贝蒂用她母亲般的耐心慢慢跟她解释说，总统已经尽他所能帮助莫妮卡，可是他毕竟没办法做得那么明显。贝蒂还向莫妮卡保证说，她会尽量安排他们在星期天见上一面，为了方便他们两人见面，她本人也会在当天从芝加哥赶回白宫。
星期天，莫妮卡整整一天都躲在她的卧室里，等待电话铃声响起。她陷入了疯狂，不断打电话给贝蒂，绝望地想要见上总统一面。当等待的时间一点一点过去，莫妮卡越来越神经质。母亲刚好从纽约过来看她，她对莫妮卡的精神状态产生了深深的忧虑。莫妮卡回忆说，“当时我对自己说，‘算了吧，我已经受够了，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哭得撕心裂肺，觉得自己是这样痛苦，这样无助。我就是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为什么他不能直接一点，对我说出事实。”
即使是在莫妮卡最痛苦的时刻，她也没有丢掉她那种与生俱来的幽默感。星期天，她还与凯瑟琳通过电话，在电话里她开玩笑说，其实她最想要做的工作，是成为总统的着装顾问。当天晚上，她盼望已久的电话终于来了，贝蒂告诉她，她已经与总统汇报过此事，总统表示，他将指示白宫办公厅副主任约翰·泼迪斯塔专门负责为莫妮卡解决工作。在得知像泼迪斯塔这样重量级的人物都开始为自己的工作操心时，莫妮卡又看到了前方的一线希望。
莫妮卡总算镇定了点，她开始慢慢回忆起最近她与总统的几次会面和谈话，结果她突然发现，几乎每次与总统说话时，他们都会不可避免地陷入争吵。莫妮卡下决心要改改自己的脾气，为了表明自己的诚意，说明她现在的心情已经变得比较开朗，她决定给总统写一封很“有趣”的信，而且有意要将这封信弄得跟官方备忘录一样。在9月30日她写下的这封信里，开头的称呼是“亲爱的英俊先生”，落款则是一个字母“M”，也就是她名字的开头字母，信件的主题她写的是“新政”。在信中莫妮卡承诺，如果他可以让她“不带一丝危机感”地前来见他，那么，她一定会“举止端庄，而且再也不会表现失控”，她保证不再惹他生气。在信末她又补充说，她相信，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惟一一位连续四次担任美国总统的男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将他的情妇卢茜·梅瑟拒之门外。
莫妮卡又沉浸在幻想中，母亲却为了女儿而担惊受怕，近两年来，她一直看着女儿在这种痴狂中不能自拔，看着女儿的情绪时起时落，现在，她已经完全不知道该怎样帮助女儿打开心结，彻底放弃总统。陷入困境中的玛西娅不得不打电话给住在纽约的朋友戴尔·杨，请她给自己一点建议。戴尔·杨告诉了一招釜底抽薪的办法，她认为现在最直接的办法莫过于找到总统的秘书贝蒂·库里，互相以母亲的身份进行对话。如果她能说服贝蒂同意，不再帮助莫妮卡与总统之间取得联系，也许可以最有效地割断莫妮卡的一切希望——她们都相信，现在希望对于莫妮卡来说无异于是毒药，因为正是希望点燃了她的梦想，可是一旦希望落空，她注定会从虚无缥缈的云端跌下来，到时候她会伤得更深。玛西娅反复考虑了这个办法，可是她最终还是没办法鼓起勇气，拨通贝蒂的电话。
莫妮卡的朋友也在为她担心。凯瑟琳回忆说，“和她与安迪·布莱勒之间的那段情史不同，她与总统之间的关系已经令她变得疯狂，所以她根本没法回到现实中去，没法继续过正常人的生活。这件事真的让我觉得很担心、很困惑，甚至让我非常害怕，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服她。我明白，只有她彻底离开华盛顿才有可能恢复正常，所以我不停地劝她走——显而易见，这些话对她一点作用都没有。”阿希莉·雷纳斯是莫妮卡在华盛顿惟一真正的朋友，她也在写给男朋友的电子邮件中，表达了同样的忧虑与不安，她写道，“很高兴，这个月我跟莫妮卡之间都没怎么联系，因为她告诉我，现在她的心里很乱。她说这句话的神态真是让我害怕极了。”
特里普的罪（9）
连一贯非常镇定自若的总统秘书，也对莫妮卡的言行举止感到很惊骇。原先贝蒂一直对莫妮卡持同情态度，觉得她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别人是在“恶意中伤”她，可是现在，因为莫妮卡无休止的眼泪、愤怒的话语和一刻不停的电话，她开始觉得莫妮卡确实是个“不受欢迎的人”。作为一个本性善良的人，当她建议总统不要再做任何努力，千万别让莫妮卡回到白宫时，她的内心确实充满了愧疚，可是总统却坚持说，他们一定要把这个忙帮到底。在贝蒂对大陪审团的证词中她就提到，总统此时不顾莫妮卡的疯狂，仍然坚持要她与玛莎·斯科
特继续替莫妮卡找一份工作。事实上，当他收到莫妮卡那份主题为“新政”的信件后，他就打电话给莫妮卡，答应他会与白宫办公厅主任埃斯金·鲍尔斯谈一下，奇 …書∧ 網争取将她尽快弄回白宫。
现在，莫妮卡在听到了这么多的承诺后，重返白宫的决心再一次被重新点燃，其实，她之所以这么坚决，一方面确实有她对事业上的考虑和追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她在赌一口气，她想证明给别人看：在被人不光彩地从白宫赶走后，她还可以回到这里，重新开始。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她对总统的痴情，她说，“我仍然怀着一线希望，认为我们的关系可以回复正常，重新来过。而且你们要记住一点，他对我一直显得非常深情，满怀爱意。与此同时我还有种被人逼上梁山的感觉：我需要白宫的工作，我觉得在经过了这么多折磨和劫难后，我没有理由还要放弃，我应该拥有这份工作。”
在经历了那么多次挫败后，确实，莫妮卡对总统与其他人的许诺已经不像以往那般轻信。虽然贝蒂告诉她，白宫办公厅副主任约翰·泼迪斯塔已经全权负责她工作的事情，可是她并未接到过泼迪斯塔的一个电话。她有一种感觉，白宫里已经形成了一个秘密的小集团，其中大部分应该都是与总统过从甚密的女人，她们这帮人都是在白宫工作多年的资深人士，能量极大，正在尽全力阻止她回来。她不断地听说白宫招聘的消息，而且需要的都是较低级别的文员，她相信自己肯定能胜任这些职位，可是，每次等她与贝蒂联系，贝蒂都告诉她，这些职位都已经被人捷足先登。莫妮卡再次对总统的承诺和信用产生了怀疑，她说，“如果他不准备帮我回白宫，他就应该明确地告诉我，就说他没办法好了。可是他没有，他就这样让我抱着虚幻的希望，一直空等下去，月复一月。”
这一次，莫妮卡真的是误会了总统：克林顿确实向白宫办公厅的正副主任，也就是埃斯金·鲍尔斯和约翰·泼迪斯塔两人都交待了帮莫妮卡找工作的事情。可是为了不让事情败露，他一直是让贝蒂负责与办公厅的这两位负责人联系。结果，鲍尔斯和泼迪斯塔都以为，他们这是在帮助贝蒂的一个年轻朋友找工作，而没有想到这个女孩还会与总统有什么关系，因此都没有把这件事当成头等大事来办。
在这种绝望的时刻，莫妮卡不得不再次寻求朋友琳达·特里普的帮助与建议。可是她没有想到，她的这位朋友态度竟然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从10月份开始，特里普对莫妮卡似乎就开始满怀敌意，而且一见到她就会与她吵架。她曾经鼓励莫妮卡一定要回到白宫，可现在却对她说，她再也不应该回白宫，她应该彻底离开华盛顿，总统肯定有办法在其他地方帮她找到工作。莫妮卡一度认为，特里普是一个她可以信任的朋友，她不明白这位好友的态度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剧烈的转变，她为此很受打击。
10月6日早上，莫妮卡照常在五角大楼上班，那天特里普不需要上班，她从家里给莫妮卡打来电话，向她报告了一个极度惊人的消息。特里普说，前一天晚上她跟她的朋友，国家安全顾问特别助理凯特·弗里德里奇说过话，弗里德里奇说，她曾经听说过关于莫妮卡·莱温斯基的谣言，而且她还听别人说，这个女孩的名字已经被列上了永久黑名单，这意味着她根本不可能再回到白宫工作。莫妮卡现在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弗里德里奇能给她的最好的建议是，“离开这个城市”。
莫妮卡彻底崩溃了。坐在办公桌前，她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泪水，只能坐在椅子上瑟瑟发抖，她觉得再这样下去会被同事和上司注意到，于是她强打精神请了个假，然后跌跌撞撞地冲回家中。她回忆说，“那是我生命中最痛苦的一天。”特里普的电话摧毁了她，但也促使她痛下决心，她决定离开这里，去纽约开始新生活。
在这一天，她与特里普通过几次电话，两人共同揣摩着弗里德里奇那段话中透露出来的信息。特里普是一个多么完美的谎言家！事实上，她所说的那段弗里德里奇的话几乎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10月5日晚上她倒确实是跟弗里德里奇说过话，但她们谈话的内容跟莫妮卡一点
关系都没有。后来在对大陪审团作证时，弗里德里奇发誓说，她从未在跟特里普说过任何与莫妮卡·莱温斯基有关的话题。
特里普正在编织着一个诱捕莫妮卡的大网，而这个完美的谎言正是大网中的一条线。事实上，特里普处心积虑想要猎捕莫妮卡，而她的根本目的并不在她这个头脑简单的朋友，而是总统本人。她已经与《新闻周刊》的记者迈克尔·伊斯科夫，以及出版经纪人戈德伯格母子，在乔纳·戈德伯格华盛顿的寓所里讨论过数次她的出书大计。现在，她对莫妮卡抛出了一个谎言，目的是要试探莫妮卡，希望这个故事将因此变得更有戏剧性、更有卖点。
特里普的罪（10）
自从8月份特里普向莫妮卡透露，她准备写一本书，书中将谈到克林顿与女人的风流韵事开始，她就已经开始收紧了这张大网。9月份，她开始联系卢西安·戈德伯格，她对这个出版经纪人表明了自己的疑虑，她说，因为她已经在凯瑟琳·威利丑闻中发表了言论，现在，她很有可能会被卷入琼斯案，在案件中作证人。由于总统律师鲍伯·贝内特到处造谣，表示她这个人的信誉有问题，因此到时候可能没人会相信她的证词，而且肯定会影响她即将出版的那本书的销量。两个人还谈起了伊斯科夫与特里普之间的联系，特里普表示，这位记者对
莫妮卡·莱温斯基的事情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不过此时，这些人都还不知道那个“年轻的实习生”叫什么名字。
特里普对戈德伯格说，现在她觉得左右为难。如果她真的要在琼斯案中出庭作证，她担心律师会问她是否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女人与总统发生过性关系。她不希望自己作伪证，可又担心自己一旦说了实话——特里普强调，她确实是一个不会说谎的女人——那么，她就肯定会丢掉她那份年薪8万美元的工作，而且贝内特这个小人一定又会四处诋毁她的名誉。
在戈德伯格对FBI讲述的证词中，她表示，在听说特里普说出了这些疑虑后，她建议对方录下与莫妮卡·莱温斯基之间的谈话内容，这样，她就可以拿到证据证明自己没有说谎（特里普则否认了卢西安曾给自己这种建议）。特里普花了100美元买了一部录音机，开始了她秘密而且不合法的电话录音，因为在特里普所定居的马兰里州，私自录音是违法的。
1997年10月3日，特里普开始秘密录下她与莫妮卡之间在电话里的谈话。卢西安·戈德伯格和特里普都辩称，她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给她那本书提供素材，换句话说，她并不是想要当一个奸细，而仅仅是为了出事后自保，证明她本人的清白与诚实。可是特里普没有解释一点，为什么她会制造种种陷阱和谎言，迫使莫妮卡在电话中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假如特里普说的真是实话，她之所以要录下与莫妮卡之间的谈话内容，只是为了在琼斯案作证人时，提供强有力的物证，那么，她就只能是在自己的证词受到克林顿律师质疑时，方可使用这些录音证据。简单地来说，这些录音材料只能在法庭上播放，而不能使用在其他任何场合。
特里普显然并没有对这些录音材料保密，事实上，就在她第一次录音后几个小时，她就将录音带播放给卢西安·戈德伯格听。比方说，10月5日星期日，在电话里，她与莫妮卡开玩笑，谈到了总统可能会吸毒，这些谈话内容显然与琼斯案并无任何关系，特里普将这段对话告诉戈德伯格时，戈德伯格表现得极其兴奋，认为又抓到了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可是事实上特里普并未表明，这些话是她与莫妮卡之间在开玩笑，她描述的口气，就好像是莫妮卡向她透露了一个关于总统的秘密那样，这显然是一种误导，让人不由自主地误以为总统确有吸毒一事。夸夸其谈，将想象与事实混为一谈，这已经成为了特里普的一种本能，她不仅仅在与戈德伯格和伊斯科夫的谈话中表现出了这种倾向，而且，就连后来接受FBI和独立检察官问话时，也同样是如此。
特里普曾经向莫妮卡承诺，就算她真的要写一本“说出一切事实”的书，讲述总统与所有女人或大或小的恋情，她也不会在书中泄露一星半点关于莫妮卡的隐私，可是，这显然是个天大的谎言。9月份，在与特里普见面时，卢西安·戈德伯格基于一些个人原因，也录下了她与特里普之间的谈话，在这次谈话中，特里普兴奋地说，她要写下总统与“我的一个年轻朋友”之间发生的感情故事，记录下他们之间的“约会日期、约会次数和电话中曾经谈到的细节”，同时她向戈德伯格拍胸脯保证说，“这个故事肯定会非常非常引人注目，它绝对会让其他那些小事（比如凯瑟琳·威利丑闻）显得无足轻重、苍白无力。”听到了这番话，戈德伯格也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她建议特里普可以与伊斯科夫好好策划一下这件事，先由伊斯科夫在《新闻周刊》上发表一篇关于莫妮卡的报道，在引起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后，她们正好趁热打铁，隆重推出特里普的这本书。戈德伯格与特里普之间的谈话录音，足以推翻特里普面对大陪审团时所说的证词，在对大陪审团作证时，特里普否认她意欲“在书中透露莫妮卡的故事”。
有一点值得注意，特里普没有录下她与弗里德里奇之间的谈话，同样，当她打电话给莫妮卡，对她假传弗里德里奇透露的信息时，她也没有将谈话的内容录下来。这显然是因为害怕一旦录音，会在日后给她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揭穿她的谎言。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特里普与莱温斯基之间又进行了更多、更详细的谈话，对于这些谈话，她则悉数录下来，并按日期进行了仔细整理。
最初几天，特里普只录下了一些她与莫妮卡无关紧要的谈话，很快她就不满于此，希望刺激莫妮卡说出更加详细、更加有轰动效应的话。就在她10月6日，她开始录音三天后，在乔纳·戈德伯格位于华盛顿的住所里，她与伊斯科夫和戈德伯格母子又进行了一次会谈。在来这里会谈时，她还带了两卷与莫妮卡谈话的录音带，准备播放给伊斯科夫听。这个日期值得好好推敲一下，因为就在同一天，她打电话告诉莫妮卡说，莫妮卡已经列入了白宫的永久黑名单。
特里普的罪（11）
很明显，无论是特里普本人，还是伊斯科夫与戈德伯格母子，他们都极其重视此次会谈，卢西安·戈德伯格甚至特意从纽约飞到华盛顿，就是为了参加这次会议。而伊斯科夫则承认说，在这次开会前，他就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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