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字-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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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给韩木林留下一点异常的感觉。然后她到腾着小腿，迅速往楼下跑。跑到二楼楼梯拐角处，禅月才停下来围围巾，戴手套，戴口罩，穿大衣。

只有口罩戴不好，禅月扎不紧口罩的带子。她照小姥姥或妈妈的办法‘扎了三次也不行，其他全如小姥姥或妈妈给她穿戴得那样服帖。这时鄂百灵阿姨突然走上楼来。禅月又吓了一跳，以为鄂百灵阿姨一定会问她：“禅月，你上哪儿去？不要自己瞎跑，我要告诉你爸爸去。”

要是鄂百灵阿姨这样问，她就没办法了。可是鄂百灵阿姨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问就过去了，就像没看见她。

这时禅月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等鄂百灵阿姨转上楼梯；看不见她了，她才跑起来，一口气跑到大街上。大街上的汽车、大街上的行人，比妈妈、小姥姥或韩木林带她上街时不但多了许多，也大了许多，而且好像全朝她开过来、走过来，这时她真有些害怕了。

她怕那些汽车，也怕那些人，想起了妈妈讲过的那个故事——

有个不听妈妈话的孩子，自己偷偷跑到街上去玩，被玩杂耍的人骗走，玩杂耍的人在孩子身上披了一层狗皮，孩子就变成了一只玩杂耍的狗。过了很多年，孩子跟着玩杂耍的人回到家乡，在围观的人群中看到了妈妈，孩子大声叫着“妈妈，妈妈！”可是妈妈认不出他了，因为他已经变做一只狗。禅月为这故事哭得非常伤心，就是听“白雪公主”、“小红帽”那样的故事，也没有这样哭过。

禅月回头看了看韩木林住的那栋楼，不远，只要一转身，就可以从这条可怕的大街上回到那个安全的地方。

禅月第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那时候她四岁。

只有四岁就作出了她的选择，她要去找妈妈和小姥姥。汽车一辆接一辆从她面前驶过，她不知道这些车到哪里去，韩木林和妈妈、小姥姥知道，她不知道。她也没有钱买汽车票，韩木林和妈妈、小姥姥有，她没有。

她只能走。沿着右边的人行道，一直往南走。韩木林多次骑自行车带她走过这条路，她记得很清楚。

现在走过了那座学校。学校放学了，学生们唧唧喳喳从学校里走出来，有个男孩子在她的头上敲了一理，说：“黑，小孩儿！”还青面獠牙地往她脸前一凑。

“你小孩儿！”禅月回嘴道。那男孩反倒一愣，不敢再捉弄她。

然后就到了十字路口，路口有拉粮、拉砖、拉木头的马车。禅月第一个认识的动物是猫，第二个认识的动物就是马，就是在这个路口认识的马。她第一会说的是“妈妈”，第二会说的是“大马”。

刚走到十字路口中间，从西边来了一辆拉水泥的大马车。

“站住——站住——”她听见有人嚷嚷。让谁站住？她不知道，她得赶快走，天快黑了。

大马突然就站在了她的跟前。大马很高、很大，禅月抬起头，只能看见大马的胸脯，听见大马生气地喷着鼻子。

“吱——”的一声，从东边来的一辆大卡车又停在了禅月的身旁。她就这样被挤在了大马和大卡车的中间，赶大车的老爷爷和开卡车的叔叔都在嚷：“这是谁的孩子？这是谁的孩子？”说着，他们就要跳下车来。

禅月不哭。她不能哭，一哭他们一定嚷嚷得更厉害了，只能一直往前跑，不敢回头地往前跑。她听见他们还在后面嚷嚷：“这是谁的孩子？要是让车轧了怎么整？谁的孩子？怎么让孩子闯红灯？”他们不能撵她，他们还得关照他们的车呢。好在那时的行人车辆比后来稀少许多，那个路口也比后来的农村还荒凉。禅月一直往前跑，跑得好累啁，累得脚丫于上都是汗。小朋友就是这样唱的：“那么好的天儿，下雪花儿，那么好的姑娘抠脚巴丫儿。”她真想把棉鞋脱了，晾晾她的脚巴丫儿。棉鞋是小姥姥做的，放了很多棉花。小姥姥一到冬天，就恨不得把她用棉花包起来，在妈妈没有成为作家之前，她们全都穿小姥姥做的鞋。等到禅月上小学，吴为才给她买了一双减价猪皮鞋，两只鞋还不是同一个号码，其中一只像是让热水烫抽巴了，鞋底往上拧着，幸好它们还是同一个颜色。妈妈虚荣地说：“不管怎么说，它是一双皮鞋。”妈妈最不甘心的是别的孩子都有的东西禅月却没有。无论如何她也得让禅月像别的孩子一样，好比那双猪皮鞋，好比这件棉大衣。

棉大衣是妈妈自己缝的，她们穿的衣服都是自己缝制，用手而不是用缝纫机，她们没有钱买缝纫机。大衣又长又大，现在就更沉了。妈妈说：“做大点儿，可以多穿几年。”

然后禅月来到火车道口，她不明白为什么所有的人、所有的车都停了下来，天快黑了，其实差不多就是黑了。因为房子里的灯亮了，路上的灯亮了，车上的灯也亮了。

她只好跟着停了下来，夹在人们的腿和车轱辘中间，挺着圆圆的小肚子，叉着两条小腿，与那些形形色色知道从哪里来、知道到哪里去的大人们一样站着，担心又会有人嚷嚷“这是谁的孩子？这是谁的孩子？”幸好这回没人嚷嚷。

不一会儿从东边开来一列火车，轰隆隆，轰隆隆，震得脚下地皮都颤颤。一节节车厢，像会走路的小房子，车厢里的灯光明亮，看上去又舒服又干净，有些人在说话，说的一定都是很有趣的话。

火车开过去后，又跟着人们一起向前拥，有一条腿绊住了她，她侧歪了一下，撞在另一条腿上，可是她没有摔倒。

等到看见胡同口卖豆浆油条的小铺，禅月就觉得不那么累了，等到又在胡同里看见虎子，她觉得一点也不累了。

她就这么回到了家，看到了她想念的小姥姥和妈妈，那时禅月只觉得这一趟经历挺好玩，并不懂得这是她与小姥姥和妈妈的一份缘。更不要说禅月渐渐长大、越来越懂得羞耻之后，知道自己有个多么不称职、多么丢人现眼的母亲。但她无怨无悔地伴着吴为，把自己的生命、尊严和吴为紧紧地贴在一起，不但用她的小手搀扶着吴为走过了最为艰难的荆棘之路，并勇敢地捍卫着她。

这样的女儿世上怕也难找。如果没有叶莲子那副老肩膀和禅月的这副小肩膀保护着吴为，为吴为分担那些凌辱的伤害，吴为怕是走不过这条路了。所以当韩木林委托朋友到学校看望禅月，对她说：“告诉你母亲，让她到我们家来玩儿，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别不好意思。”

禅月才会不动声色地反问：“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她以此向那朋友，也等于向韩木林表示，她不是不明白吴为的过去，而是明白得一清二楚，因此，谁也别想再欺凌那个是人就能欺凌的吴为。

等到吴为成为作家之后，禅月反倒不再像从前吴为备受凌辱时那样，总是冲锋在前护卫着她，而是隐身在后。在大学读书时，有个同学问禅月：“听说作家吴为的女儿就在你们系读书？”

禅月脸上哪怕最敏感的肌肉，也不曾牵动丝毫，回答说：“不知道。”

直到大学毕业，也没几个同学知道，她是吴为的女儿。

知根知底的朋友有时就会说：“禅月是太心疼你了……要是枫丹也能谅解一点你的难处，不到处张扬是你的私生子就好了，她对这个人世的险恶也该有点了解啊！”

“只要能抵消一点儿我对枫丹的罪过，不论她怎样待我，我都心甘。”

怎么能这样要求枫丹？

社会给一个私生子的冷漠和歧视，恐怕得从枫丹出生一直纠缠到她这一生的结束了。吴为至少还有叶莲子和掸月的保护，枫丹呢？养父养母待枫丹不薄，但谁能顶替一脉血缘的牵系？

谁又能为枫丹修复无父无母、独自漂流闯荡的创伤？

枫丹又有什么义务继续承担这无由无根的尴尬？

她能如此对待吴为，已经是对吴为极大的恩典了，吴为难道不该对她感激涕零吗？

韩木林抄起一个方凳，一凳子把叶莲子砸昏在地。

叶莲子当然想不到在顾秋水之后，还有一个与她什么债权关系都说不上的男人，对她拳脚相加。

公寓里所有的门都紧闭着，门窗后，贴着公寓里所有的耳朵。

韩木林家里的架天天打，一打几年，持之以恒。

起先人们还拦一拦。一个女人被打成这个样子，总是可怜的。

后来人们就不拦了。人们先是从韩木林的咒骂里得知了吴为挨打的原因，而后又从街道居民大会上了解到全貌。

她们的家具不多，所以三人只能横睡在大床上。禅月睡当中。

牛夜里，禅月有时被叶莲子的哭声惊醒，有时被吴为的梦话惊醒。

开始禅月有些害怕，后来发现这对小姥姥和妈妈不但没有什么伤害，反倒和白日里窝窝囊囊的她们大不相同。好比叶莲子在梦中的哭叫，前半部透着由恐怖而生的绝望，后半部就变成了哭号和争辩，最后从绝望生出拼死一战的嘶号。而吴为在梦中却是胸有成竹，所向披靡。

慢慢地，掸月习惯了她们在梦中的生活，不声不响地躺在小姥姥和妈妈中间，静静听着，从不打搅。只是眼睛眨呀眨的，一心想着长大之后，怎么才能在梦里不哭不叫不争辩不说梦话，怎么才能让小姥姥和妈妈在梦中也不哭不叫不争辩不说梦话。

她又慢慢懂得，她们在梦里，才能有那么点随心所欲，那么点成功。

好不容易！

屋子里还有三个窗户。一个窗户朝南，一个窗户朝西，一个窗户朝北。听风楼似的。

大床横在北窗下，西窗下冬天放煤炉，又取暖又做饭。到了夏天，煤炉就搬到屋外的南窗下。叶莲子搬，或者是吴为搬，那时叶莲子还搬得动这种老式的铸铁炉子。

小碗橱靠东墙放置，三个方凳各据碗橱一方。吃饭的时候，禅月跪在中间的方凳上，几岁的小人，如果坐在凳子上筷子就不够长，够不着饭莱。吴为和叶莲子或朝南坐，或朝北坐。韩木林抄起的方凳奇　…書∧　網，就是这三个方凳中的一个。昏倒在地的叶莲子好像缩了水，突然变得那么小，那么老。她的白发披散下来，挡住了一只眼睛。血从额上流下，像皇上用朱笔在她脑门儿上批了一杠。禅月不怕韩木林打架，她只怕温暖的小姥姥永远这么小、这么老，闭着眼睛躺在地上起不来了。妈妈张着两条胳膊的样子很怪，像一只灰色的蛾子，翅膀歪斜地向小姥姥飞过去。

也许因为她的脸是歪斜的，从鼻子正中分开，一半脸看上去还是妈妈的脸，这个妈妈上班、下班，与小姥姥说着极其琐碎的事，抱着她亲亲热热……另一半脸随时抽搐着，抽着、抽着，就抽搐出各种令她恐怖的事。

比如抱着她钻了公共汽车的轱辘。

人们把她们从汽车底下拉出来的时候，好像不是为了救她们，而是为了揍她们一顿，汽车司机吓得嗓子都岔了，“你不想活别人还想活呢！”他说。

妈妈迷怔着双眼，好像睡着了。她迷怔着眼睛的样子真可怕，禅月紧紧搂着妈妈的脖子叫着：“妈——妈——”可妈妈就是醒不过来。

有人掰开妈妈两只死死扣着的手，把她从妈妈的怀里抱了过去，然后使劲拽着、摇着妈妈的两条胳膊，像要把她一撕两瓣……

可是妈妈说：“没有，我没有睡着。”

没睡着那些事她为什么想不起来？直到最近妈妈才对她说：“噢一想起来了，你用两条小胳膊勒着我的脖子，可有劲儿了。那时候你几岁？两岁，对不对？”现在禅月五岁。

而后妈妈又来了一次跳楼未遂。

禅月不能相信妈妈。

没等妈妈扑到小姥姥身上，就被韩木林一个拳头撂到床上去了。他一迈腿又亡了床，两条腿一叉就骑在了妈妈身上，两只手掐着妈妈的脖子问道：“回不回去？回不回去？”

妈妈的嗓子眼里就出来一个长长的“不！——”不是她说出来的，而是韩木林那两只手挤出来的。

“回去不回去？”

韩木林的两只手又从妈妈的嗓子眼里挤出二个短短的“不！”

妈妈那两条腿开始蹬踺得还挺有劲，渐渐就成了老挂钟的慢摆……

于是禅月在韩木林后背猛地一声尖叫：“韩木林，不回去，不回去，就是不回去！”

禅月不管韩木林叫爸爸，只叫韩木林。

等她再长大一些，即便对吴为的父亲也称之为“老顾”。

有一天吴为提起顾秋水的时候说：“我爸爸……”禅月插嘴道：“您还管顾秋水叫爸爸？”她没说吴为该叫或者是不该叫，她只是问问。

韩木林放开了吴为，扭过头来奇怪地看着掸月，禅月一溜烟跑到了楼下。

外面下着很大很大的、灰色的雨，廊子被雨水溅得精湿。大门、台阶、瓦楞、楼墙散发着霉朽的腥气，然而雨水的喧哗却并不晦暗。禅月看见韩木林靠在廊子里的自行车，想了想，先拔掉自行车的气门心，然后再把自行车推进．院子哩的水洼里。自行车躺在水洼中，像一堆死了的烂铁。

5

后来吴为常对禅月说：“其实，韩木林算不上恶人，他只是不能忍受这样的耻辱。想想看，哪个男人受得了这样的事？不，不，他没有要求街道居委会召开大会，没有。他只是向街道居委会解释一下他为什么打我。你想，那个时候，街道居委会那些人从来不愁事情太多，而是愁事情太少。又赶上‘文化大革命’，人们想革命想得不得了，所以居委会就召开了一次居民大会……”

吴为的声音和黑暗一样安静。

所以禅月觉得吴为的说法是公正的。而且，吴为这时的脸已经不歪了。

禅月没有远走他乡之前，常常喜欢晚上关了灯，和吴为躺在床上说话。

到了能和吴为躺在床上说话的时候，她们已经多了一张小床和一间给小姥姥的小屋。

很多亮着灯时不便说出的话，在黑暗中就不那么难以启齿了。就是黑着灯，说到这些的时候，她们也是眼睛看着天花板，而不是彼此相对。

“可韩木林当时不是说，他能原谅一切，还既往不咎吗？”

“不容易，设身处地想一想，真的非常不容易。”

“您爱那个人吗？”“我爱文学。”

“这是一个理由吗？”禅月实在不能理解。

“就像邓肯想要嫁给爱因斯坦那种心态吧？当然我不是邓肯，对方更谈不上是爱因斯坦。好像现在的文学女青年，总是把写了几笔的人当做文豪，以为是为文学献身吧？你妈妈是个糊涂的人，即便到了现在也没什么长进。”

又何必告诉禅月韩木林偷查她的晨尿？对一个男人来说，这种鼠盗狗窃的事真不够磊落。毕竟韩木林是禅月的父亲，还是为亲者讳吧。

在这些谈话中，禅月长大了。

在那张床上，禅月也对吴为谈过她理智上不能接受的一段初恋。

“我绝对不会像您那样去爱，妈。”可她还是哭了，“……不过说出来了就好过多了。”

吴为无言地抚摩着禅月，掌心里流淌出阵阵无名的愧怍。

就像是人总得出一次麻疹一样，从那以后，禅月再也没为爱情流过泪。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有时吴为会向禅月求证：“你觉得我和胡秉宸有前途吗？”

不知道是不是从叶莲子而来，叶家三代女人多少有些通灵异的能力。

“说不好，因为您离我太近了……好像有那么点儿意思，但我不能肯定。”

当胡秉宸终于抛弃吴为后，禅月才说：“其实我早就看出没有好结果，可又不忍伤您的心……永远不能和有妇之夫有所纠缠。玩儿玩儿可以，但不能动真格的。不谈道德，从结局来说，拼死拼活得到的都是残缺破损的……我也不是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但不论那个男人如何中意，一旦知道他是有妇之夫，马上收兵。何苦把大好青春葬送在这种得不偿失的事情上？”

吴为无言以对。吴为是自觉的。即便他人暂停对她的敲打，她也不会忘记对自己的回审，而且刻意。找一个原因或拣一个特别的时辰，完完整整、从头想到尾，而不是轻易地、零打碎敲地想。

好像那是一个盛典…真不能说不是。

好像担心那些往事会被她的成功湮没。

好像一个已经得到超度的人，回过头去审看自己的皮相如何在地狱里历练，惊惧自己如何熬得过来，庆幸自己终于熬了过来，自怜自己居然熬了过来……

所以这种回审也可以说是一种享受，一种自我欣赏，虽然每每又像是在地狱里重过一趟，弄得她大汗淋漓，如洗桑那浴。

最后，她带着一份感恩之情对着地狱合掌深拜，没有这一番历练，哪来的超度？她在黑暗中大睁着眼睛，好像要把几乎被岁月和荣辱淹没的往事，看得更清楚一点。

韩木林一只脚站在大门外，一只脚踩在大门里，脸朝着胡同里的来往人等，喊道：“革命的同志们，你们想想，她偷人养汉不说，还养了私生子……”期期艾艾，完全没有了平时的气势汹汹。

即使在这种时候，吴为也没有想过，她应该站起来以牙还牙说点什么。哪具凡胎上，没藏着掖着一些可圈可点的东西？一旦见了天日，都是可以引起轰动效应的热点。

吴为不，可能因为愚笨，应变能力差，也可能觉得那样做很不道德，不免落人以牙还牙以及揭人老底的下作。而且她也不想赖账，韩木林说的，句句都是她实实在在的罪行。

门口很快围上了几十个人，也许全胡同的居民都来了。那可不是说打斗就打斗、说抄家就抄家，大闹革命的时候。

女人的脸上各个严肃起节烈的神情，男人的嗓子好像一起出了毛病，此起彼伏咳嗽得十分蹊跷，又用他们的眼珠斜斜地叼着吴为。

“这些，我不计较，毛主席说了‘犯了错误，改了就好’……换了谁，谁能咽下这口气？现在她倒要跟我打离婚了……”

真的，那时韩木林还不想离婚，他在吴为的俯首帖耳和唯唯诺诺中得到了在同事中从来不曾得到的满足，他们大部分都不尊重他。

可是吴为倒要离婚了。韩木林没有像他们当初说定的那样——如果他不能容忍这件事，就痛痛快快离婚；如果他能容忍，就不要老翻老账。

天天这样翻老账，日子还怎么过下去？

更不巧的是吴为赶上了一个咬牙切齿的时代。人们不由得咬牙切齿地说：“打，这样的女人还不该打？打都轻啦！”围观的人狠狠地盯着吴为，恨不得替韩木林打她二顿才好。

居委会认为，根据吴为的罪行，划个坏分子让她劳动改造去算了’，或至少应该按照对待“黑五类”的办法，对她实行群众专政。

这种时候，吴为偏偏逼着自己高昂着头，直视着韩木林的眼睛。她得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到底，包括面对一切后果，还要看看自己到底有多大的承受力。人们说：“瞧这个不要脸的女人，一点儿也不知道害臊，你骂她，她还对着你瞧。”

这时韩木林掏出了《毛主席语录》，翻开早就准备好的一段，对吴为说：“念吧，好好念念这一段儿。”

这下吴为不干了，她怎么能把毛主席语录拖进这种荒谬！

人们更愤怒了，“念，念广他们站在冬天的冷风里，耐心等着。

不论人们怎么喊口号，或是辱骂，吴为就是不念，直到他们的手脚冻得发麻才渐渐散去。

露天批斗会后，只要吴为一出门，胡同里的人就在她身后啐唾沫，或扔石头子儿砸她。不但叫她“破鞋”，更有甚者，还脱下鞋来甩她，真是比霍桑的《红字》更“红字”。

越是这样，吴为越是逼着自己放慢脚步，她要“好汉做事好汉当”，不能在公众的审判面前临阵脱逃。

她一面挨着那些砸在背上的破鞋一面想：人们真还能找得出这许多破鞋，可能胡同里有人发动过一场找破鞋的运动，家家户户把能找到的、穿破的鞋都搜罗出来了……

事实，上吴为对自己比谁都残酷。有多少次她含着眼泪，低声重复着“婊子”、“破鞋”这些字眼，甚至这样大声地称呼自己，一次又一次体味着这些字眼砸在心上的声音和感觉，一次又一次算计着，是不是能顶上一些她欠韩木林的债。

这还不算可怕，最可怕的是那些男人，紧跟在身前身后，说些流里流气的话来狎弄她。那些话让她感到好像被人扒个赤身裸体，摁在当街行淫一样——还不是强奸，强奸至少带有邪恶强暴无邪的性质，终归让人同情，而谁能同情她这样的女人，被人摁在当街行淫呢？

她只能梗着脖子，贴着墙根而行，好像墙边有什么东西可以为她藏起其实已经没有的面皮。

有时真想一逃了之：寄希望于一旦搬离这个胡同，可能就不会有人这样对待她，并不知道那个红色的“A”字烙在她胸脯的同时，也烙进了人们的，尤其是男人的心里，甚至她的至爱——对她始乱终弃者胡秉宸的心里。

她又能逃到哪里去？就算她逃到另一个地方，韩木林还会在那里发动这样一场群众运动。

每天每天，她都得经过那条胡同；每天每天，她都要穿过这样一场枪林弹雨，才能回到有叶莲子和禅月的爱的家。

至于韩木林到吴为所在单位贴她的大字报，也算不得什么。大字报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日常生活，好比日后人们一出门就“打的”那样。

最喜欢当众调戏她、侮辱她、捉弄她的是食堂里的大师傅，他们的侮辱确实像出苦力者干的那些活儿，一锤子下去，一砸一个坑……直到多年后，一个男同事竟还轻薄地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