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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8大奇案-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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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点15分，约翰·加维利法官的车在一前一后两辆警车的护送下驶向刑事法庭大楼。当他步入法庭时，公诉方和被告方的律师们，以及里奥普家人和洛易家人们，已经齐齐地等在了那里。缺席的只有被害者家属，范克斯先生曾在事前通知法庭，说他们更愿意留在家里。
在法官宣布他的决定之前，他问两名被告有没有什么要说的，纳森和理查德都摇头表示没有。
加维利法官在发言中指出，毫无疑问，纳森·里奥普和理查德·洛易被指控之绑架谋杀罪成立，公诉方向法庭提供的大量人证物证，以及两名被告自己的供词都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在综合分析了双方专家证人们的证词和相关的诊断报告之后，法官不认为纳森或理查德患有任何形式的精神病或神经病，尽管他们的一些行为有异于常人。法官说，目前还没有针对这类案子的具体法律条文，但他同意克拉任·达偌博士的观点，两名被告的年龄尚小，尚不适合被判处死刑（Theyarejusttooyoungtogetthedeathpenalty）。
“本庭在量刑时选择了监禁，而非死刑，其主要的考虑，是基于两名被告的年龄。……这并不意味着，本庭将不在今后的任何案子中使用死刑，或一概地反对死刑。但本庭确信，他有权拒绝对尚未成年者判处死刑。”
加维利法官严肃地看着纳森和理查德：“在伊利诺伊州的历史上，只有两起未成年者被处以极刑的案例。本庭不希望由他亲手将那个数字增加一倍。”在那两例中，被告方做的是“无罪”辩护。
后来，纳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幽默道：“早知如此，我们就不需要聘请那些专家证人了，甚至连律师也不用，只消将出生证交给法官就行了。”
约翰·加维利法官最后宣布：
对两名被告所犯之谋杀罪，本庭依法判处他们无期徒刑。
对两名被告所犯之绑架罪，本庭依法判处他们有期徒刑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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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目标（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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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年后，这一判决赫然出现在纳森·里奥普自传的封面，书名就叫《终生监禁加99年》（LifePlus99Years）。
记者们在庭审结束后的第一个发现是，约翰·加维利法官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几周之后才知道，他和他的妻子都住进了医院。据说加维利夫人是因为在勃比·范克斯命案审理期间受到过度的惊吓，至于法官本人，他在出院后递交给刑事法庭的辞呈中说：“在过去的六年里，由本人主持审理的六桩大案中，有三名被告被判处死刑，两名被判处无期徒刑……本人的健康因此而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有关方面根据他的请求，将加维利法官调到了民事法庭，而且只主持离婚判决。约翰·加维利法官于1939年8月去世，享年78岁。
克拉任·达偌博士后来又在名噪一时的所谓“猴子案”中免费为21岁的青年教师约翰·施柯普辩护，此人因在田纳西州一所学校的课堂上宣扬达尔文的进化论而被捕。克拉任·达偌博士于1938年3月13日去世，享年81岁。
罗伯特·科罗检察长在接踵而至的连任竞选中如愿以偿，1928年离任后又回到自己的律师事务所重操旧业。他曾在1940年被选举进入民主党在伊利诺伊州的执行委员会。罗伯特·科罗于1958年1月去世，享年78岁。
1924年12月，罗伯特·科罗检察长和摩根·柯林斯署长联合宣布了本案中赏金的分配。各家报纸在案发初期拿出的资金仅用于购买独家新闻，所以，可供警、检两方支配的实际上只有范克斯家的5000美元和柯林斯署长后来追加的1000美元。
在总共6000美元的赏金中，《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两名记者詹姆斯·缪罗伊和阿尔文·格斯坦各获得1500美元。他们后来又因为在本案中的贡献而被授予当年度的“普利策”新闻奖，那是《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首次获奖。
发现小勃比尸体的波兰移民托尼·曼考斯基得到了850美元，拾得眼镜的保罗·科尔夫工长获750美元，其余三名铁道信号工各300美元。
最后的500美元发给了一位名叫勃纳德·亨特的巡夜人。5月22日，案发第二天的凌晨1点30分左右，勃纳德看见一辆车沿格林坞路南行，在快到49街处慢了下来。车后座上的一名男子将身子探出车外，扔了一件什么东西。勃纳德马上走过去，借着昏暗的街灯在地上摸索了很久，终于在路边干涸的水沟里找到一把带血的凿子。
15名警、检方的有功人员获得了上峰的口头表扬。同时受到表扬的还有福兰克·布莱尔，在杰克逊公园附近的小河沟里找到那台昂德武牌手提式打字机的潜水员和嘉可夫·温司顿，奥蒙·珂宜光学公司某分店的经理。事后，该公司总裁奥蒙·珂宜亲自写信给报社表示不满。信中认为，嘉可夫·温司顿前后花了整整36小时，查阅了所有54万张单据才找出了眼镜的买主，该雇员理应获得比口头表扬更高的奖赏。
判刑次日，1924年9月11日，纳森·里奥普和理查德·洛易被递解到地处芝加哥西南远郊的约利埃州立监狱，开始了他们的铁窗生涯。入狱第一年，两个人都生了一年的病。有一段时间，外界传言说理查德真的疯了。一年之后，他们习惯了在水泥台子上睡觉，习惯了在桶里大小便，习惯了被关禁闭时只有水和面包的一日三餐。1931年，纳森和理查德携手开办了监狱学校，为其他犯人教授不同题目不同层次的课程，后来又创办了狱中图书馆。
1936年1月26日中午，理查德在监狱的澡堂里被同监犯人基米·德袭击。当时正是吃午饭的时候，澡堂里只有理查德和基米两个人。理查德身受重伤，血流如注。狱方以最快的速度召集到了10名医生，但终究未能挽救他的性命。三小时后，理查德·洛易死在了手术台上，年仅30岁。
理查德是被剃刀活活割死的，他的身上一共有50多处刀伤，最深、也最长的一处从左耳下方划过脖子，几乎割断了他的咽喉。纳森后来在《终生监禁加99年》一书中写道：“他的全身上下，身体和四肢，到处都是伤口。他身上最大片的完整皮肤还不足六英寸。”而且，在理查德咽气后数小时，其尸体一经挪动，仍流血不止。
基米·德说，他杀死理查德是正当防卫，因为理查德企图对他性骚扰。但同监的其他犯人却反映，基米其实早就对理查德怀恨在心。当时的监狱发给犯人们的月津贴是每人3美元，洛易家每月给狱中的儿子寄去50美元，理查德便拿了这些钱收买人心，其间不免厚此薄彼，也就招来了一些人的嫉恨。基米其人形容猥琐，行为下作，虽然常常为了几个钱上赶着巴结，但理查德很不愿意理睬他。天长日久，便酿成了祸端。因为证据不足，基米·德最后被无罪开释。
理查德死后，纳森的日子更加难熬。他在监狱里又学了12种语言，选修了不少医学方面的函授课程，包括当时很时新的X光技术，并写完了自传。1953年，纳森·里奥普依法申请假释被驳回。四年之后，纳森再次申请，并写信给当时的伊利诺伊州州长。这一次，假释委员会投票通过了他的请求。
据说罗伯特·科罗检察长在临终之前转变了他对纳森·里奥普的强硬态度，并准备写信给假释委员会替纳森请愿，但终因健康的缘故，未能成就。
1958年3月13日，一个风平浪静而又春寒料峭的早晨，杰克逊公园一座没有名字的桥上聚集了大约四五十人。20年前的这一天，克拉任·达偌博士谢世。后来，他的骨灰就是从这座桥上洒进了下面的湖水里。湖水经过一条小河与不远处的密执安湖汇合。克拉任·达偌的传记作者亚瑟·韦伯代表众人将一只花环抛向湖中。那天的湖面实在是太平静了，花环在原处滞留良久，才非常缓慢、非常不情愿地依依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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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目标（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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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同一个时刻，在距离杰克逊公园西南约35英里的约利埃，52岁的纳森·里奥普跨出了州立监狱的大铁门，自1924年5月29日，罗伯特·科罗检察长的两名警探将他“请”到拉撒尔酒店后，第一次获得自由。纳森那天穿的是请监狱里的裁缝们缝制的蓝色西服和花呢大衣，口袋中揣了一共639美元。根据由他亲笔签名的现金收讫单，其中有狱方发给被释放人员的公共汽车交通费1美元，和出狱后第一周的食宿费25美元，还有613美元是纳森自己在狱中的积蓄。
据几天后《时代周刊》上刊登的一篇文章计算，从那把罪恶的凿子插进勃比·范克斯的头颅，到纳森·里奥普离开监狱的高墙，已经过去了33年275天又18小时。
纳森在监狱门口向等候在那里的几十名记者发表了简短的讲话。
为了躲避媒体的滋扰，纳森出狱的第二天，即在家人们的安排下飞往波多黎各，从此再没有回过美国本土。他先在一所医院的X光室工作了两年，同时就读于波多黎各大学并获取了一个硕士学位，而后到该校教书及从事医学研究，其间还出版过一本《波多黎各鸟类》。1961年，纳森娶了当地一位医生的遗孀，原巴尔的摩市民政部工作人员楚迪·德奎尔达女士为妻。10年后，1971年8月30日，纳森·里奥普因心脏病发作去世，终年6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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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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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死亡，是在她14岁那一年。邻居家一个女孩子患了一种神秘的不治之症，几星期后便撒手人寰。安妮和那个女孩子并不是十分熟悉，她们相互认识是因为上的同一所中学。一时间，街坊、同学，似乎人人都在谈论着这件事。有的说，那病说来就来，防不胜防。有的说，那病绝对没治，谁染上都只有死路一条。有的说，就连医生和专家们也不知道那病缘于何物，或来自何处。那种绝症的名称便是白血病，也叫血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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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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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死亡，是在她14岁那一年。邻居家一个女孩子患了一种神秘的不治之症，几星期后便撒手人寰。安妮和那个女孩子并不是十分熟悉，她们相互认识是因为上的同一所中学。一时间，街坊、同学，似乎人人都在谈论着这件事。有的说，那病说来就来，防不胜防。有的说，那病绝对没治，谁染上都只有死路一条。有的说，就连医生和专家们也不知道那病缘于何物，或来自何处。那种绝症的名称便是白血病，也叫血癌。
21年后的1971年，安妮已经成了安德森夫人，成了三个孩子的母亲。她再次听到的“白血病”这三个字，是医生对她儿子病情的诊断。
吉米·安德森是安妮和乔尔斯的小儿子。那年一月，他和他的哥哥姐姐同时病倒，而且具有相同的感冒症状：咳嗽，流鼻涕，低烧。几天后，两个大孩子基本痊愈了，但三岁的吉米却始终不见好转。他脸色苍白，身上出现好几块紫血斑，而且胃口越来越差，体力也越来越差，到后来只能终日卧床。安妮和乔尔斯把孩子带到了当地医院的唐纳德·麦克林大夫那里。
吉米的情形使麦克林大夫十分不安。苍白，紫斑和低烧不断，这都是血液病变的临床症状。麦克林大夫怀疑到了白血病，但他没敢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安德森夫妇，因为白血病非常罕见，每年在儿童中的发病率低于十万分之四。那天是星期六，麦克林大夫仍安排实验室在当天下午化验吉米的血样。“等结果出来就清楚了，”他对安妮和乔尔斯说，“四点以后给我打电话。”
当乔尔斯·安德森依言拨通医生的电话时，麦克林大夫的声音显得异常沉重：“恐怕你儿子的血液出了问题。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试验才能做结论。”仍旧只字未提白血病。麦克林大夫说，他已经为吉米·安德森预约了马萨诸塞总医院的儿童血液病科主任约翰·杜鲁门大夫，时间是两天后的星期一上午。
马萨诸塞总医院是波士顿地区最大的医院。杜鲁门主任为吉米·安德森做了骨髓穿刺化验，发现其中枯萎状白血球（blastcell）的比例高达32％。这类白血球分裂繁衍极快，但还等不及充分地发展和成熟便业已开始枯败萎缩。毫无疑问，吉米患的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那天下午，安妮·安德森和丈夫一起坐在杜鲁门主任的办公室里。她记得那天特冷，从窗玻璃斜射进来的阳光显得特别刺眼。当听到那令她极其恐怖的“白血病”三个字时，安妮觉得她的心脏猛地抽紧，之后，四周的一切似乎都已不复存在，只有飘浮在阳光中的尘埃在她眼前不停地飞舞旋转。杜鲁门主任的声音变得非常遥远，仿佛从太空深处徐徐传来。
杜鲁门主任说，今后的四周至关重要，他将要对吉米实施药物和化学综合治疗。病情好转的把握相当大，但也有10％的几率发生意外。最大的危险其实并不在白血病本身，而是来自任何可能的感染，因为化学疗法在杀死血液和骨髓中的癌细胞的同时，也将大大降低肌体的免疫能力。随便一点小小的疾病，哪怕只是非常轻微的感冒，也可能致命。
杜鲁门主任说，当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着手这方面的工作时，儿童白血病还是一种完完全全的不治之症，小患者们一般在诊断后数周内死亡。最近的两年里，白血病的治疗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这种药物和化学的综合治疗法也称圣尤德疗法，是由位于田纳西州的曼菲斯市圣尤德儿童医院研究而成的。如果吉米·安德森能够顺利地通过这一个月的疗程，他在今后五年里存活的可能性将高于50％。
至于病因，杜鲁门主任坦诚地说，他不是很清楚。有研究者发现，核辐射和某些化学物质，如苯等，导致急性骨髓细胞白血病，但那和吉米的情况不是一回事。因为已经证实某些动物，如猫、牛、鸟等所患的白血病是由病毒引起，一些研究者也正在试图找出人类白血病与病毒的联系。
安德森家居住的小城名叫沃伯恩，地处波士顿以北约12英里，人口36万。沃伯恩历史上以鞣皮制革著称，在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南北战争前后曾拥有过20多家皮革工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多数皮革厂在外国同行的激烈竞争下倒闭。到20世纪60年代末，只有位于城东阿波卓纳河西岸的J·J·瑞勒厂还在生产皮革。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沃伯恩市有关当局在城东北阿波卓纳河东岸和93号高速公路之间规划开发了一片空地，命名为“工业公园”。那片50多公顷的区域里除了几家制造业小厂外，还有联合第一服装厂和跨国公司W·R·格拉斯新建的一座食品机械厂。
安德森家是在1965年搬来沃伯恩的。在这之前，他们住在波士顿一套小小的公寓房里。安妮儿时的好友卡·格莱和她的丈夫在沃伯恩买下了一栋房子，他们喜欢那儿离波士顿不远，又能尽情地享受本应属于乡间的原野、山林和河流。安德森夫妇去格莱家玩过几次，便认定沃伯恩也是他们理想的安家之处。
安妮和乔尔斯挑选的房子在城东南的派茵街社区附近，阿波卓纳河流到了这一带变得比较宽阔起来。那年2月，当吉米·安德森从马萨诸塞总医院掉光了头发回到沃伯恩后，邻居们带了各种各样的慰问品前来看望。一位妇女告诉安妮，在她居住的格里格街上，有两家人家的孩子也患了白血病。其中拿戈尔家的儿子在化学治疗后恢复得还算不错，但是另一个男孩，佐纳家的迈克，却一直是病病恹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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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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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安德森和那两位母亲通过几次话，又见过几次面。她思前想后，怎么也不能说服自己这三起发生在方圆不到半英里之内的病例只是偶然的巧合。她和周围的人们谈，和约翰·杜鲁门主任谈，但众人只是礼貌地倾听、点头，谁也没有认真考虑她的想法。
如此悠悠地过了两年多，1973年6月，沃伯恩城东南的又一个小男孩被送进了马萨诸塞总医院的儿童血液病科。2岁半的凯文·卡恩和他的父母以及三个哥哥姐姐住在亨利路，从他家的后门越过沼泽地便可看见四分之一英里外的派茵街和安德森家在橘子街的红砖平房。杜鲁门主任对凯文的诊断和吉米·安德森一模一样：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安妮·安德森是从卡·格莱那里听到凯文·卡恩的。那年暑假，卡14岁的儿子揽了一份每天早晨在亨利路送报纸的活儿。安妮记得卡在电话上说：“这一切到底都是怎么回事？！”
挂断电话，安妮找出一本笔记本，开始写她的第一份患者名单。她详细地记下孩子们的姓名、地址、年龄和生病的大致时间，她再次思索这四个孩子之间到底有什么共通之处。“他们吸入的空气和喝下的水是一样的。”多年后，安妮·安德森对律师们说，“水质一直很差。我当时以为里面会有什么病毒，和白血病有关的病毒。那水喝上去怪怪的，看上去怪怪的，闻起来也是怪怪的。到了夏天就更糟糕了，根本就没法儿喝。每个周末我母亲从桑蒙维尔过来串门，我都请她捎点儿水过来，大约三夸脱（约合35升——笔者注），那就是我们喝的水。其他的时候，只要能用比如咖啡的味道，或者橙汁的味道压过水里的怪味，我们就用自来水。水很厉害，毁坏了我们的洗碗机，整个门全被腐蚀了，关都没法儿关，只好换一扇新的。里面盛盘碟的筐子也锈得不成样子。厨房和卫生间水槽底下的管道总是漏水。所有的自来水管都关不严，一直在滴滴答答地滴水。我们往往是这儿的毛病还没有修好，那儿又开始坏了。”
就像其他地方的人们见面总爱谈论天气一样，安妮的街坊们见面时总是在谈论水。而且不管他们如何努力，他们对水质仍旧是束手无策，就像对天气一样。
1961年，当卡·格莱一家人搬到沃伯恩时，水还是好好的。到1965年安德森家搬来的时候，味道就变了。记得在沃伯恩的第一个夏天，安妮问卡：“你是不是也觉出了水的味道不对？还是我自己的味觉出了问题？”
后来人们想起，水质的变化始于1964年10月，沃伯恩市新钻的G号水井正式启用的时候。在这之前，沃伯恩一共有六口老井，分布在城市的中西部，按英文字母从A到F排序。随着人口的增长，原有六口老井的水不够用了，有关部门便决定在城东北阿波卓纳河东岸，J·J·瑞勒皮革厂和“工业公园”之间凿了这口G号井。三年后，当夏季供水再次成为沃伯恩市的一大难题时，与G号井相距仅300英尺的H号井也破土动工，并于当年投入使用。
1967年夏天，马萨诸塞州卫生部下令关闭G号井和H号井，理由是，“自从两井启用以来，自来水中的细菌含量一直超标”。经市政府再三交涉，州卫生部最后同意他们继续使用这两口井，条件是，必须长期对井水进行氯化处理，即加入漂白剂。
从G号井和H号井抽出的水虽然进入了沃伯恩市的整个供水系统，但主要是供应城东。氯化处理在1968年4月正式开始实施，那年的春夏两季，市政府不断收到市民们关于水质的投诉。一封措辞激烈的信中称“水的气味闻上去和纯漂白剂完全一样”。而市政府的工程师们却反反复复地告诉居民们，水的质量肯定没有问题，作为饮用水绝对安全。
但是，市民们更相信由自己的感官得出的结论，他们在1969年春天组成了专门的委员会，以敦促市长下决心永久性地关闭G、H二井。请愿书于是年8月递上去，10月，当夏季的供水高峰期过去之后，市长关闭了两口井。次年春夏之交，工程师们再次开井取水，市民们再次投诉请愿……从此，G号井和H号井时开时关，陷入了似乎永无休止的循环往复。
1975年9月，吉米·安德森旧病复发，第二次住进马萨诸塞总医院。安妮每天到病房陪伴，也时常在那里过夜。那是11月的一个不合时宜的温暖傍晚，安妮独自站在医院走廊的尽头，注视着窗外暮色笼罩着的波士顿。一位老妇人从近旁的病房踱出来，满脸凄凉。她也在窗前站下，目光也注视着窗外，不知是对安妮还是对自己喃喃而语：“刚才一个孩子死了，白血病。”
安妮没有答腔，甚至没有移动目光。她太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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