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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8大奇案-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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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没有答腔，甚至没有移动目光。她太累了，心力交瘁。她自己的吉米也正在死于白血病，使她无暇顾及别人的感情，也无力施舍同情和眼泪。
老妇人并未注意到安妮的冷淡，继续着自己的絮叨：一个小男孩，其实还只是一个婴儿。没有任何先兆，突然就病了。听说他家住在沃伯恩，姓里莱。
1976年10月，安妮·安德森从三一圣公会教堂的布鲁斯·扬格牧师那里听说，冬娜·卡能4岁的儿子罗比被新英格兰医学中心诊断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冬娜家住在城北，那里的水质也不好，但比城东强多了。冬娜家一向不宽裕，吃不起现成的牛奶果汁和其他饮料，冬娜就买来大袋大筒的奶粉和浓缩果汁等，回家用水兑了喂儿子。有时水里的怪味实在太重，孩子不吃，冬娜就放到炉子上热一热，去去味儿。罗比自小体质就差，磨人不说，家里还欠了一屁股的医药费。丈夫卡尔先是三天两头地不着家，后来干脆十天半个月才回来一次，不久就和冬娜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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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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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安妮和冬娜常来常往，相互交流经验和心得。更多的时候，只是默默地坐在一起，守护着彼此的病孩子，给对方送去无言的支持，也从对方获取心灵上的慰藉。
1979年春，沃伯恩警署奉命调查一起乱扔垃圾废料案。一夜之间，184桶工业废料突然出现在离G号井和H号井北面不足半英里的“工业公园”附近。虽然警方始终没有抓到乱扔废料者，也没有查到废料的具体来源，但案子报到了马萨诸塞州环境部，工作人员马上赶赴现场，对包括G、H二井在内的周围环境进行取样分析。
5月22日，分析结果送到了负责东北地区的州环境部执行主任基拉德·麦科尔的办公桌上。10分钟后，麦科尔主任让秘书接通了沃伯恩市政府的工程师，他在电话上亲自下令立即关闭G号井和H号井。两口井水均已被严重污染，其中含有高浓度的三氯乙烯，商业上叫做TCE，一种用于溶解油类和脂肪的工业溶剂，以及较低浓度的其他四种污染物，包括四氯乙烯，另一种工业溶剂。这两种溶剂都被国家环保署列为“可能的”致癌物。
安妮·安德森并没有特别地在意刊登在《沃伯恩每日时报》上的关闭G、H二井的消息。文章花了大量的篇幅敦促市民们在即将到来的夏季厉行节水，因为市长已严令禁止各家各户洗车浇园子。记者在文中只含糊其辞地提到了一句“性质不明的污染物”。
基拉德·麦科尔主任亲临沃伯恩查看那184桶工业废料。在此之前他已经听说，桶里装的都是已变质失效的聚氨酯树脂，其成分与两井中的污染物全无干系。那TCE，或三氯乙烯，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市政府有一位工程师名叫托马斯·摩宁，住在城东的伍德街，距G、H二井只有四分之一英里。当麦科尔主任和他闲聊时，托马斯谈到了他的邻居图梅一家。图梅家的三个孩子长期患皮疹，每年要往医院的皮肤科跑好几趟，而且不管用什么药都不见效果。图梅夫人玛丽怀疑是水的问题，因为他们家的水管被腐蚀得很厉害，总漏。
1979年8月，G号井和H号井关闭后三个月，图梅家最大的孩子——其实是老二，老大已于几年前丧身车祸——10岁的派特病倒了。和当年的吉米·安德森一样，当地医生查出他的血液有问题，便将他送到了马萨诸塞总医院。约翰·杜鲁门主任为他做了骨髓穿刺化验，结论很快就出来了：慢性骨髓细胞白血病，所有白血病种类中最为致命者。
那年9月10日，安妮·安德森接到卡·格莱的电话，卡只在电话上说了一句：“快看今天的报纸。”《沃伯恩每日时报》头版的大标题是《城北发现砒霜池》。一位名叫查理·瑞恩的年轻记者报道说，今年7月，一支施工队在一片已关闭多年的化工厂废墟上挖掘出了一处废品池。池深五英尺，面积一公顷。池内的污染物包括大剂量的砷（砒霜）、铅、铬和微量的其他重金属。当年，这家名叫麦瑞·马克的化工厂除了生产制革用的化工品外，也生产以砒霜为基体的杀虫剂。废品池里还有皮革厂扔弃的动物皮毛和残骸等物。文章说，专家们认为，极微量的砷便可能致癌，而金属铬则历来被认定与肺癌和呼吸道癌有关系。文章说，现在还不是很清楚这些有毒物品是否已经污染了一英里以南的G号井和H号井，但有确切消息称，两井的关闭是因为：“水中含有高浓度的三氯乙烯，或TCE，一种工业溶剂。”
三一圣公会教堂的布鲁斯·扬格牧师也看到了这篇报道。他后来回忆说：“就在那一刻，安妮·安德森这些年来跟我说起过的那些话显现出了真正的意义。”安妮一直认为，孩子们的白血病源于那可疑的自来水。她先是在家里和丈夫说，日久天长，乔尔斯听腻了，他很不耐烦地打断安妮的话，说这么多专家学者都搞不清楚的问题，你一个只有中学文化程度的家庭妇女凭什么妄下结论？安妮只得去找好脾气的扬格牧师说。
第二天，扬格牧师打电话给安妮，说他拟好了一个计划，准备在《沃伯恩每日时报》上刊登一则广告，请所有在过去的15年里有孩子被诊断为白血病的家长到三一圣公会教堂参加一个调查性的会议。G号井启用于1964年，到现在正好15年。三个星期后的一天晚上，有30多人来到圣公会教堂开会。扬格牧师向与会者们分发了一份由马萨诸塞总医院的一名护士帮助起草的关于白血病的问卷。调查结果，一共有12起儿童白血病例。扬格牧师买来一张沃伯恩地图，按12处地址画上记号。12个孩子中有8人家住沃伯恩城东，彼此间最多不过半英里的距离，其中6人在派茵街附近，差不多就是隔壁邻居。
扬格牧师带着这张地图到马萨诸塞总医院登门拜访约翰·杜鲁门主任。牧师问：“15年中出现12起病例——也许还有更多——这算不算‘异常高发区’？”
杜鲁门主任答：“毫无疑问。”
其时，查理·瑞恩又在《沃伯恩每日时报》头版刊登了一篇调查文章。据披露，州卫生部的统计数据表明，70年代中期，沃伯恩死于癌症的人数在五年内上升了17％，其中以白血病为最高，肾癌其次。但是，文章说：“目前还没有人能够证明，癌症发病率的剧增是否与城北发现的含毒废料有关。”
布鲁斯·扬格牧师读完这篇报道后，立即打电话给《沃伯恩每日时报》，告诉查理·瑞恩他和安妮·安德森关于儿童白血病“异常高发区”的发现。1979年12月12日，查理·瑞恩发表了第三篇头版调查文章《找寻儿童白血病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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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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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约翰·杜鲁门主任也将“异常高发区”的发现报告到了位于亚特兰大的全国疾病防治中心，该中心遂派出专家，与马萨诸塞州卫生部联合组团，到沃伯恩的市民中，特别是那12个患者家庭，进行调查研究。
不久，应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之邀，安妮·安德森与布鲁斯·扬格牧师专程前往首都华盛顿特区，在国会参议院的“公共事务与环境委员会”作证。安妮在她简短的发言中说：“我们为自己的孩子担心，也为朋友、熟人和其他的孩子们担心。我们的左邻右舍无一不生活在每时每刻的恐惧之中。”安妮的最后一句话被印成大号铅字，当作了第二天《波士顿环球报》的新闻标题。
冬娜·卡能在沃伯恩只认识一位律师，就是当年替她办理离婚的律师。1980年7月，冬娜接到律师的电话。当时，冬娜的儿子罗比已经病入膏肓，律师问冬娜可曾考虑过通过法律程序为孩子讨个公道，冬娜说不曾。律师说他自己并不十分精通伤亡索赔，但是如果冬娜有兴趣，不妨找波士顿的里德—缪里根律师事务所试试。
冬娜拿不定主意。按照一般的常识，打官司总是牵扯到一大笔法律费用，以冬娜的处境，她是连想都不敢去想。冬娜找到布鲁斯·扬格牧师，牧师说，向律师咨询咨询应该不要紧的。
冬娜于是往里德—缪里根事务所打了电话。一周后，乔·缪里根开着他的白色卡迪拉克如约来到沃伯恩的三一圣公会教堂。扬格牧师给他看了那张地图，给他讲了和约翰·杜鲁门主任的会晤，以及全国疾病防治中心与州卫生部联合进行的调查。“12例白血病和被污染的饮用水，”乔·缪里根后来说，“这样的案子应该是不言自明的。”但问题是，告谁？向谁去讨赔偿？扬格牧师说，国家环保署正在着手调查污染物的来源，等他们的报告出来，一切都自会清楚了。
乔·缪里根离开时带走了扬格牧师收集的有关报刊剪集，并请牧师安排他与患者家属见面。
扬格牧师让安妮·安德森去通知那10个家庭。但由于各自的原因，并不是人人都愿意和律师打交道。
在8月底的见面会上，乔·缪里根向众人介绍了他自己和他的事务所，更多的时候，则是在倾听大家的议论。其间有人问到了费用，乔说，同意请他的事务所做代理的家属将会签署一份合同，合同规定，律师的报酬为赔偿额的三分之一。但在收到赔偿以前，家属们不必付钱，也不必支付办案所需的任何花费。
到9月底，一共有五家人家在合同上签了字——安德森、卡能、佐纳、卡恩和图梅。
12月22日，吉米·安德森病情恶化，安妮打电话向沃伯恩消防队要急救车送吉米去马萨诸塞总医院。当工作人员把孩子放上担架时，一位消防队员问安妮：“你儿子的大夫是约翰·杜鲁门主任吗？”
安妮很诧异：“你怎么知道？”
“我儿子也得了白血病，他是杜鲁门主任的病人。”
安妮不记得曾经在那些会议上见过他，便问：“你是？”
“乔恩·里莱。”
想起来了。那是五年前的那个11月的傍晚，吉米第二次住进马萨诸塞总医院的时候。一位老妇人在走廊尽头的窗户旁告诉安妮，一个名叫迈可·里莱的小男孩刚刚死了。
不到一个月，1981年1月18日，星期天，14岁的吉米·安德森在极度的病痛中停止了呼吸。此前一天，一位当班的护士在她的工作日记中写道：“母亲一直陪伴在这里。母子俩都显得疲惫不堪。吉米问：为什么偏偏是我？”
在此之前，乔尔斯因为不堪家庭的重负，已经与安妮母子分居。
同年年底，在熬过了精疲力竭的五年之后，冬娜家9岁的罗比·卡能也离开了人世。
又过了一年，一个6月的下午，冬娜·卡能提着一桶牛奶到戴摩拉超市退货。她那天早晨刚买的奶，中午打开却发现已经变了质。
另一位在“顾客服务处”柜台前排队的男人手里也拎了一桶同样的奶。男人大约30来岁，一脸憔悴。他和冬娜相互看看，笑道：“奶坏了？”
冬娜点点头。
男人又说：“说实话，我现在还真没工夫对付这种差事。我刚刚在医院里呆了一个星期，陪儿子。”
“非常抱歉。”冬娜说，“他怎么了？”
“白血病。”
两个人站在超市门口谈了半个多小时。男人名叫理查德·奥费诺，卡车司机。他的儿子嘉洛德今年刚3岁。奥费诺家也住在派茵街附近，离安德森家只消步行三分钟。临别时，冬娜说：“如果你什么时候想找人聊聊，可以给我打电话。”
三个月后，冬娜听说，嘉洛德·奥费诺死了。
那是9月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奥费诺夫人劳拉打电话给嘉洛德就诊的波士顿儿童医院，告诉值班护士说嘉洛德一直在昏睡，叫都叫不醒，她很担心。护士问孩子发不发烧，劳拉说不。护士说不必担心，“明天一早送过来就是了。”
星期一早晨，劳拉还是叫不醒嘉洛德。她伸手试了试儿子的鼻息，已经非常非常微弱。夫妻俩慌了，他们赶紧开车沿93号高速公路朝波士顿疾驰而去。快到桑蒙维尔的时候，怀抱着嘉洛德的劳拉突然惊慌失措地叫起来：“哦，上帝！我觉得他好像已经没气儿了。”理查德把车停靠在路边，开始嘴对嘴地给儿子做人工呼吸，但是已经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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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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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中学的时候，简恩·希莱曼从不曾想过要学法律，尽管父亲说他合适当律师，因为他特别擅长于阐述自己的观点说服别人。在马萨诸塞大学，简恩读的是哲学。1972年毕业后和一位女同学结了婚，然后一起去了罗得岛州，妻子在那里的一所学校念研究生。哲学系的毕业生很难找到像样的工作，为了养家糊口，简恩开始向研究生们兜售人寿保险。因为口才好，半年就卖出去了将近一百万美元的保险，但他还是不喜欢这份工作。适逢尼克松总统的水门丑闻被媒体爆炒，简恩索性呆在家里，天天守着电视机看国会的调查听证。三个月看下来，便对法律产生了兴趣。后来他又在一个社会服务组织做了一阵，接触到了一些民事官司，简恩更觉得自己应该朝这个方面发展。这时候，他们夫妻感情已经开始恶化，年轻人又容易头脑发热，吵了两架就闹离婚。简恩遂离开罗得岛，进了康奈尔大学的法学院。
从法学院出来，简恩先在华盛顿一家律师事务所里工作了小一年，专办与联邦通讯委员会有关的案子，处理诸如电话公司的违章操作和与客户的纠纷等等。他生性讨厌与政府部门的官僚打交道，也不耐烦只给那些名律师们打下手干杂活儿，连在法庭上说句话的机会也捞不着，便想着要自己开事务所，接案子。大城市里僧多粥少，简恩决定先到一个偏远的小地方开始自己的事业。在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几个州转了一圈下来，简恩最后落脚在了一个叫做纽勃利港的渔村。
事务所开张一年多，简恩·希莱曼只接到了一些诸如遗嘱、离婚、酒后肇事之类的案子，而且入不敷出。正当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作出了正确的人生选择时，洛尔·伊顿走进了他的办公室。洛尔说，他的独生子，3岁的斯图尔特，五年前淹死在他家近旁的一个废弃的石料坑里。那天是星期六，他和妻子都在制鞋厂上早班，就请了孩子的祖母临时过来照管。祖孙俩在后院玩了一会儿，老太太进厨房拿点东西，出来孩子就没影儿了。后来在石料坑里找到时，斯图尔特脸朝下浮在一汪脏水中。石料坑是一个建筑公司施工后留下的，经过一个雨季就成了水凼。孩子出事的第二天，那家建筑公司派来几辆推土机把坑给填平了。伊顿家已经请过一位律师，律师也向法院递过状纸，但是没有任何结果。不久，老太太便过世了。几年来，洛尔不时地给律师打电话，最后一次律师劝他算了，说老太太一死，没了目击者，案子就更难办了。但洛尔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简恩·希莱曼接了这个案子。这是他接到的第一桩“真正”的案子，需要录证词、请证人、上法庭，需要挑选陪审团、对对方的证人进行交叉取证，还需要准备开场发言和总结性发言，等等等等。简恩雇来摄影师乘直升机从空中拍摄肇事现场的图片，又根据当地报社提供的线索，从外州找到出事当天曾到现场采访过的记者，还请了医生和土木工程师等作为专家证人出庭。到七个月后正式开庭时，简恩已经为本案花费了15万多美元，而且拖欠了数月的房租和秘书的工资。
简恩在开场发言中指责建筑公司渎职，没有在施工结束后及时填平石料坑，或修筑篱笆将水凼围起来，或竖立昭示牌告诫人们小心。被告方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名律师，根本就没把乳臭未干的简恩放在眼里，他一上来甚至矢口否认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坑。八天的诉讼下来，当简恩提交了一件又一件的证据，传唤了一个又一个的证人之后，对方妥协了。庭审的最后一天，法官将双方律师召到法官席前，说被告方提出调停，表示愿意支付75万美元的赔偿金以了结此案。简恩说他需要征求一下委托人的意见。
在法庭外的楼道里，一位工作人员把简恩叫到一旁，忠告道：“一个醉鬼把车开进了人家的园子，撞死人家的小孩，才赔了2万。75万不少了。”
但是，在经过了大半年的辛勤工作后，简恩·希莱曼着实想听听陪审团的裁决。他如实地告诉了伊顿夫妇对方的提议，然后说：“我感觉我能赢。”
洛尔说：“我们听你的。”
双方的总结性发言在午饭前结束。当陪审员们在审议室进行审议时，简恩在楼道里来回踱步，紧张得吃不下饭。陪审团只用了1小时15分钟便向法庭送回了他们的裁决：25万美元赔偿，外加5万美元利息！按协议，简恩提成三分之一。
简恩用这10万美元还清了所有的债务，给秘书发了一个大大的红包，又去裁缝铺里定做了几身像样的西服。简恩觉得自己已经具备了重返大都市的条件，遂向波士顿的几家专事个人伤病赔偿案的律师事务所发出了求职信，其中就有里德…缪里根。但是一连数月都没有人搭理他。
就在简恩等着的时候，碰上了一桩大案子。一位纽勃利港商人开着他新买的单引擎飞机“派普箭”号，带着三个朋友去大西洋赌城度周末，回来的路上就出事了。飞机一头栽进纽约长岛的海滩，四个人无一生还。其中一位女士不久前刚离婚，4岁的儿子跟了前夫。孩子的爸爸与简恩的秘书在酒吧里邂逅，聊起这件事，说他准备请一位律师代表儿子向保险公司索赔。
“我的老板就刚好是你所需要的律师。”简恩的秘书说。
简恩·希莱曼正开始着手这件案子，便接到里德…缪里根律师事务所的电话，说收到了他的求职信，问简恩是否愿意到波士顿一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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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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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简恩的是事务所的大老板巴瑞·里德。他把简恩带到培根山庄一家极高档的意大利餐馆，这里经常有州长、市长和各界社会名流出入。在跟着侍者穿过厅堂时，巴瑞不时地停下来与熟人握手、寒暄。巴瑞正在他名气的巅峰，他写的一部小说《裁决》刚被好莱坞改拍成电影，50多岁的巴瑞本人也长得不亚于一位电影明星，依然健硕的身材，依然浓密的波浪式鬈发。电影在波士顿拍摄期间，当地媒体曾连篇累牍地报道过巴瑞在司法界和文艺界的种种传奇。现在，他又跟简恩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这些故事。简恩心里纳闷，这位老板怎么不问问我的情况？
两个钟头过去了。签单的时候，巴瑞·里德仿佛突然想起一样，说哦，那起飞机失事案中有两名遇难者的家属刚和我们签了约。“派普箭”的主人生前为乘客投保了上百万美元，只要我们能证明他在出事之前有违章操作，保险公司就得付七位数字的赔偿金。听说还有一位家属委托了你？我看咱们这么办，孩子。你把案子转给我们，事成之后，我们会付给你一笔不菲的报酬。你就等着拿钱，什么事也不用做。你可以去忙你手头别的案子。
“我手头没有别的案子。”简恩·希莱曼很固执地说，“如果你真有兴趣，咱们可以合作。”
两人又争执了一番，见简恩丝毫没有放弃的意思，巴瑞·里德说：“OK，你搬到我的事务所办公。我让他们在会议室里给你挪出个角落。”
简恩·希莱曼开始到里德…缪里根律师事务所上班。巴瑞·里德在路过会议室时会不时地探头看一眼“孩子”在做什么。通常在巴瑞上班时，“孩子”早已经到了，在巴瑞下班时，“孩子”还没有走的意思。偶尔，“孩子”也会消失几天，回来时总是兴高采烈地向巴瑞炫耀他的新发现。就这样，简恩从大西洋城的赌场带回了商人的信用卡收据，证明在星期天晚上6点驾机起飞之前，他一直在喝酒，从纽约的肯尼迪机场调控中心带回了失事前的通话录音，说明商人当时已经丧失了判断力，调控员指示他右转时，他却向左转，他马上道歉说：“Iamsorry。”然后就是一片尖叫声，然后，“派普箭”就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
过了三个月，案子递进了法院。保险公司接到法院的通知后立即打电话到里德…缪里根律师事务所。双方谈判的结果，被告方同意按最高投保额付赔。
巴瑞·里德对这个结局非常满意，他告诉他的合伙人乔·缪里根：“这孩子就像一只猎犬，一旦咬住了猎物，打死都不松口。”
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乔·缪里根在下班前邀请简恩·希莱曼到附近的酒吧喝一盅。两个人端了酒在角落的火车厢里坐定，乔对简恩说：“我们还有很多不错的案子。其中有一个，我特别希望由你来办。”
第二天，一只文件夹放在了简恩在会议室的“办公桌”上。文件不厚，不足一英寸。封面上写着：沃伯恩案。
简恩·希莱曼第一次到沃伯恩时，距五家人家与乔·缪里根签订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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