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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之新帝国时代-第3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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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乾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深知当时乾国的财政情况捉襟见肘，与其推销短时间内乾国根本没能力购买的大型铁甲舰，不如推销这种价格低廉，而且据称能打败铁甲舰的小型炮艇蚊子船。同时，英国人并不希望乾国拥有一支具有远洋作战实力的真正海军，他们所愿意看到的仅仅是乾国能维持一支小规模的近海巡缉力量，能够自行绥靖海面，对付海盗就足够了。
尽管赫德、金登干为推销军舰不遗余力，大肆宣传。但赫德对蚊子船的用途其实有清醒的认识，称这种船只是在浅水区对付铁甲舰的利器。对这一点，李绍泉也予以认同，认为“有此巨炮小船。守口最为得力，较陆地炮台更为灵活”。至于后来金登干等夸夸其谈，越说越奇，宣称这种军舰能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作战，则纯属其一贯说话夸张的浮夸作风。实际上李绍泉、赫德等从一开始就已经明了。这型军舰就是一种水上炮台。但乾国很多对舰船知识一无所知的言官文人，都以李绍泉买回来的蚊子船并不能出海作战为由，认为这种船是西方生产的劣质货，是专门设计用来诈骗乾国的，可谓不辨菽麦。实际情况是，针对所谓蚊子船可以出海作战的荒谬说法，李绍泉心里其实清清楚楚。但李绍泉全力支持购办蚊子船的计划，林逸青却明白，他是有着另外的原因。
眼下乾国财政极为困难，而此前林义哲苦心经营的海军蒸汽舰队已然初具规模。虽然没有大型铁甲舰，但现有的巡洋舰队已然基本能够应付海上邻国的危机和肃清海盗，保障海上航线的安全，这便给了朝中保守派大臣以暂缓发展海军的口实，朝中已然有人上奏称海军花费巨大，请裁减部分海军经费挪去修补黄河大堤，虽然并没有获得朝廷的批准，但这个苗头可以说是非常不好的。而李绍泉正是看出了危险，他在国家财政困难，拿不出足够的钱来建造或购买大型铁甲舰的情况下。倡议购买“小船架巨炮”的守口利器蚊子船，为的就是暗中顶住这股逆流。
由于购买蚊子船花费较少，还可令不可一世的俄国铁甲舰队在出没乾国海口时有所忌惮，敬亲王自然选择了支持。
经过向阿姆斯特朗公司询价。赫德正式将舰型方案提交给总理衙门，对这种新潮事务拿捏不稳的敬亲王则击鼓传花，将具体洽谈、购办的责任转交给北洋大臣李绍泉。从圣平天国战争时代就开始和西方人打交道，并在自己的军队中大量采用西式武器的李绍泉，是林义哲去世后当时乾国官场少有的善于处理外交事务的高层官僚，而且又身负京畿防务重责。选择他来办理新潮的海军，在敬亲王看来是再适合不过的人选。作为这一决策的继续，不久之后一道谕旨降到李绍泉面前：“著派李绍泉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所有分洋分任练军设局及招致海岛民人诸议，统归该大臣等择要筹办”。自此，继林义哲之后，李绍泉成了乾国海防在北方的重要建设者。
经过一番权衡，李绍泉致函敬亲王，表示对敬亲王创办西式海军决心的感佩。从造价、可信度等角度出发，将备选的几家外国洋行企业全部予以否决，支持敬亲王通过赫德购买军舰的想法，认为“总税司经办当较洋行可靠”。随后，便与赫德进行仔细会商，认为备选方案中排水量260吨、装备9英寸火炮的舰型，火炮的威力和船只吨位都过小，意义不大；而排水量1300吨，装备16英寸（406毫米）巨炮的舰型，则担心吃水过深，且火炮口径太大，“为泰西向未有之巨炮”，担心这种从来没有使用前例的火炮不够可靠，不甘心为试验这种火炮买单，于是将这两个方案予以舍却。决定订购装备12。5英寸火炮和11英寸火炮的蚊子船各1艘，旋又因各订1艘过于单薄，改为各订购2艘。同时约定，在得到西方16英寸巨炮使用可靠消息的前提下，可以考虑再订购1艘装备16英寸火炮的大型蚊子船。
很快，4艘新潮军舰在英国的船台上陆续开工了，金登干为方便起见，用希腊文字母分别将她们命名为“阿尔法”、“贝塔”、“伽马”、“戴而塔”（Alpha、Beta、Gamma、Delta）。其中“阿尔法”、“贝塔”属于装备11英寸火炮的一级。舰体完全铁质，整体布局和蚊子船的开创之作Staunch号非常相像。军舰排水量320吨，舰长35。97米，宽8。23米，吃水2。29米，动力系统为2台蒸汽机、2台燃煤锅炉，主机功率235马力，双轴推进，航速10节。煤舱标准载煤40吨，最大载煤50吨。为保证军舰达到设计标准的机动性，军舰首尾水下的线型完全一样，而且都安装有舵叶。
这级军舰的主要武器便是安装在船头的阿姆斯特朗11英寸口径2号前膛炮。属于从炮口装填的前装线膛炮，火炮实际口径279。4毫米，炮管长4318毫米，药膛长660毫米，炮管内壁有9根来复线。每根长3023毫米，火炮可以使用3种炮弹，实心弹与开花弹均重249公斤，霰弹重242公斤，药包重38。5公斤，在274米距离上测得能击穿326毫米厚的装甲。火炮前方的甲板下，有一套复杂的液压弹药提升、装填装置，装填时，需将火炮的炮口低俯，以便弹药从前下方装入炮膛。此外。军舰主甲板中后部两侧还各装备有1门3英寸口径的阿姆斯特朗后膛舢板炮，另外还装备有1门作为近卫武器的格林机关炮。
相比起蚊子船的开山之作Staunch号，“阿尔法”在舰体外形上又创造了很多独特设计，考虑到这型军舰需要远涉重洋返回乾国，在最初的设计上添加了2根桅杆以便挂帆，为增加强度，两根桅杆还各有人字型的副杆支撑，“阿尔法”级成了独特的带帆蚊子船。此外，“阿尔法”级主炮炮位前部外侧的装甲围壁为不能折倒的固定样式，厚度0。5英寸。具有有限的防弹片能力，围壁前方左右各装饰有乾国军舰的标志：金龙。在主炮之后不远，有一块对前左右三面防护，厚度同为0。5英寸的装甲挡板。作战时，指挥人员可以站在挡板之后，算是一个后部敞开式的装甲司令塔。在军舰主甲板中部的烟囱附近，设有一个位置较高视野开阔的露天指挥台，安装有舵轮、罗经、车钟等航海设备。
“伽马”、“戴而塔”是装备12英寸火炮的那级。舰体也是铁质，体形比“阿尔法”略大。排水量提升到420吨，舰长36。58米，宽9。14米，吃水2。44米，动力系统是2座蒸汽机，1座燃煤锅炉，双轴推进，主机功率270马力，航速9节，煤舱容量50吨，军舰同样采用了首尾舵。主炮选用1门阿姆斯特朗12。5英寸1号前膛炮，也属于前装线膛炮，实际口径317。5毫米，炮身长5727毫米，药膛长699毫米，炮膛内有9根长为4330毫米的来复线，火炮同样使用3种炮弹，371公斤的实心弹、375公斤的开花弹，以及373公斤的霰弹，药包重72。6公斤，274米距离上测得穿甲能力414毫米，火炮的弹药提升及装填方式与“阿尔法”级相同。此外，“伽马”级在军舰主甲板中部还装有2门阿姆斯特朗2。75英寸后膛舢板炮，和1门格林机关炮。同样，考虑到回国将要经历的长距离航行，蚊子船有限的载煤难以供应，也增加了2根桅杆的全帆装设计。这级军舰从外观上整体看来，与“阿尔法”级非常相似，但是主炮周围的围壁遮护范围更大，而且主炮后方设有碉堡状的封闭式司令塔，防护方面比“阿尔法”有所改进。
综合来看，2级新型军舰长宽比都较小，体形短粗，而且主机功率小，航速迟缓，并不适宜远航，的确只是守护海岸的水炮台而已。象“伽马”级在舰艏弹药库装满标配的50发炮弹后，如果不在舰艉加装10吨或12吨压舱物，则舰艏将要淹没在水面之下，这样的船，显然不是用于海战的。
4艘新军舰建造后分别命名为“龙骧”、“虎威”、“飞霆”、“策电”，建成回国后，立刻在乾国国内引起轰动，对这种据说能够打败铁甲舰的海防利器，沿海各省纷纷表示羡慕。一时间，从南到北，乾国沿海兴起了一股沸沸扬扬的蚊子船热。（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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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六十二章船政升级办法
鉴于各省纷纷要求购买蚊子船的情况，总理衙门致信李绍泉，称“此项船只，无论各海口，难资分布，即咽喉要区，根本重地尚不足数，必应即时添置”，要求李绍泉负责具体经办，尽快再增加购买一批蚊子船。
除了蚊子船之外，受日本西南战争几次海战中雷击作战的启发，大乾朝廷对雷击舰也是兴趣大增，在得到林逸青关于海防的巡视报告之后，敬亲王专门写信给他，询问起他在日本搞的那几次雷击作战的详情来。
对于敬亲王的询问，林逸青自然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写了一份相当详尽的报告呈递了上去。
林逸青同样清楚，因为乾国海军的基础船政水师是完全效仿法国海军的，敬亲王有此一问，应该不仅仅是受自己在西南战争中的雷击作战战例的启发，还有法国海军“绿水学派”思想的影响。
法国在拿破仑三世的时代就对英国海军的优势地位非常恼火，实际上，本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法国就向英国发起了咄咄逼人的挑战，英国仰仗强大的工业实力把法国的势头强行打压了下去，然而到70年代初，法国出现了一整套立足于新技术潜力的新理论。这是一套完全为弱势海军国家量身定做的战略，即“绿水学派”。
绿水学派的创立者是理查德？格里维尔，他出了一本名叫《海洋战争》的书，奠定了绿水学派的基础，但绿水学派真正的领袖人物是法国海军少将西奥菲勒？奥贝，绿水学派的理论立足于新式武器的出现，尤其是鱼雷和水雷的诞生，也预见到了潜艇的威力。他们提出：战列舰统治海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英国人信奉的封锁战略也难以为继，敌人的海上交通线也因此变得脆弱和易受攻击。奥贝尤其指出，9056年巴黎协议中确立的战争法在大规模战争中将不具备可行性，而对敌人海上贸易的无限制攻击将被大多数国家接受。
与许多激进但并无实权的思想家不同。奥贝完全有机会把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在他的影响下，法国海军放缓了建造铁甲舰的速度，大量订购鱼雷艇和快速巡洋舰。在英国海军建造“闪电”号鱼雷艇并试射鱼雷成功后，法国方面就敏锐的意识到。鱼雷艇明显地具有以一次鱼雷发射就能摧毁敌人大型军舰的能力。自从拿破仑战争中法国舰队遭到覆灭之后，法国一直在寻求一种足以抵消英国在海上所占压倒优势的武器并为此而不懈努力。在鱼雷艇方面，法国这一次超过了英国，早在9075年，法国就订购了它的第一艘鱼雷艇。但该艇直到英国的“闪电”号服役一年后才服役。随后，法国又订购了6艘鱼雷艇。到9080年，法国已建成了30艘鱼雷艇，另有30艘在建。英国海军对此则不以为然，似乎乐于让自己的鱼雷艇缓慢地发展，因而无论是鱼雷艇还是它所用的鱼雷，仍处于最初的发展阶段。但法国继续建造鱼雷艇，到今年年初，法国海军又订购了44艘鱼雷艇，使法国的鱼雷艇总数达到104艘。在法国的影响下。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奥地利、智利、希腊、德国、意大利、日本和斯堪的纳维亚等国的海军都拥有了鱼雷艇。面对如此风潮，大乾帝国尽管保守，也不可能不受到影响。
而刚刚接手船政不久的何儒章，对朝廷关于海军的发展政策的摇摆不定，显得有些无所适从。
“只怕那赫德言过其实。”何儒章拿起《外国师船图表》信手翻了翻，说道，“我于西洋船学炮说所知有限，这小船架上如此巨炮，行驶既缓。风浪宜避，只能在海口及沿岸浅水处驰逐接战，似不宜于大洋……若恃为洋面制敌之具，未必确有把握。而现下‘扬武’、‘超勇’二舰已然完工。再建之舰，应该较‘扬武’更大更新才是，而朝廷却命仿造蚊子船鱼雷艇，真是……”
“确如子巍所言，蚊子船只宜守口，出海接战。非其所能，朝廷如此，乃是因饷绌之故，欲以小船应一时之急，将来还是要建造铁甲舰的。”林逸青说道，“依我看，船政此时建造这些小船，花费不多，正可将主要力量用于船厂扩建，为日后建造铁甲舰预做准备。”
“那样的话，只怕要另选厂址，再开新厂了。”何儒章沉思道。
“船政总理天下造船事务，本就不是仅建一厂便完事了。”林逸青提醒何儒章道，“船政设厂本非一厂，而现在之马尾厂选址本为不当，不能建造五千吨以上之船，莫不如趁此机会，再设一厂以造巨舰。”
“那这新厂厂址，设在哪里为好？”何儒章问道。
“我此番巡视海防，便已暗中留心，”林逸青道，“在旅顺青泥洼口设厂，最为适宜。”
“在北方青泥洼口设厂？”听到林逸青的建议，何儒章吃了一惊。
“船政设厂，本不必拘泥南北畛域，要不然，这‘总理船政’四字，便白叫了。”林逸青微微一笑，“而且，这船政的关防，也该换一换了。”
“是啊！我以前还不知道，这船政的关防，竟然是木印，还是自己刻的。”何儒章有些奇怪的说道，“既然是总理船政事务，当是礼部颁印，印文也当是‘总理船政事务衙门关防’，怎么能光刻‘总理船政关防’六字？”
关防，是印信的别称，在大乾朝，特指非经制的临时或新设机构的印信，其印面呈长方形，以区别于正方形的大印。在现在这个时代，不特指地域范围，而直接缀以“总理”名义的新设机构为数并不多，除了总理船政之外，较具代表性的新设机构还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总理海军事务衙门”，与总理船政一样，都是乾国政府中枢批准特设的专管某一领域具体事务的机构。但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细微差别在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总理海军事务衙门虽然同样也是使用关防印信，但是这两个机构的关防均由礼部铸造颁发，即在礼部注册备案，而且材质均为银质。印文内容上也显得等级极高，与正式机构的大印一样，除了中原文篆书的机构名称外，同时还有渤文篆书印文。相比之下。现在船政用的由船政自制、材料为木质、印文中只有中原文的船政关防则显得等级相差不少，更不用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的总理大臣都是由亲王级的王大臣出任，而船政大臣的级别虽也很高，但毕竟只是巡抚一级的官员。
船政创立之始，沈佑郸的正式官职便是“总理船政事务大臣”。有专折上奏之权，从此“总理船政”成为一个特定的职位和机构名词，在总理船政管理下的整个设厂、造船等一系列机构和事务，也都由此统称为“船政”，船政也从一个普通的词语变成了特指一个机构的名词。至于总理船政这一机构的长官，也被习惯的称为“总理船政大臣”或“船政大臣”。
不过，显得有所保留的是，朝廷在同意沈佑郸总理船政的同时，并没有按照以往的常规，由礼部铸造关防大印授予沈佑郸。而是命令“先刻木质关防”，有意无意的对船政进行了矮化，其中防范地方疆臣坐大的意思不言自明。
而林逸青已然深悉其中的奥妙，是以在妻兄何儒章从驻日本公使离任，以护理福建巡抚的身份出任船政大臣后，决心将林义哲留下的这一重要遗产扩大升级，是以决定首先从这关防大印入手。
换掉关防大印，看似是一个不起眼的事，其当中的寓意却是很大的！
林逸青深深的了解，总理船政虽然是朝廷正式批准的名分。但如其关防所显示的临时性质那样，这一名分的本身仍然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朝廷并没有特别申明出任总理船政大臣的人选必须具备的官阶级别（一旦未来的船政大臣的级别低于巡抚级别，那这一机构能否保持不被地方大员矮化。则是很大的问题），也并没有特别申明总理船政机构除了自己的设厂造船之外，还有何等的权限。船政的未来发展能达到何种程度，能否确保其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船政大臣是否能够在政场上自己去努力争取和维护。
船政的举步维艰，究其原因似乎是决策随意、政治斗争和财政支持力度不足所致。但林逸青明白。根本原因并不是某些人的阻挠和漠视那么简单，所谓没有脱离时代大背景的个人行为的存在，因而这一切都要放到大乾帝国所处的社会大背景下去考量。
大乾帝国虽然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但自古以来从骨子里认为自己是个大陆国家，农耕文化和小农经济意识根深蒂固，农耕文明的民族很难自发的去探索海洋，农民关心的是他土地的收成；渔民虽然靠海吃海，但是也绝不会冒险离开海岸线去远海捕鱼，因为在“没良心网”不那么流行的时候，近海的渔业资源还是足够其捕捞的；商人畏惧于海洋的波涛汹涌以及巨大的运输成本（在没有GPS定位导航和全程海军护航体制的时代，商船和水手的损失率一直居高不下），宁愿出钱雇佣外国商船为其冒险运货而自己只需要等在港口。总之，地大物博的大乾帝国使得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民族对大海更多的是一种敬畏而不是依赖。农耕经济的完善令统治者内心里最关心的是如何提高单位土地的产量、尽力减小荒年对收成的影响以及保持对农产品运输至关重要的漕运的畅通无阻，海外贸易实在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再说大乾帝国向来没有什么海外殖民地，因此海上运输线的重要性也不像海洋国家那样性命攸关。因此，这个古老的民族，从内心里缺乏海洋意识，也就不会存在多少发展近代海军的土壤。
农耕文明状态下的大乾帝国也并不是没有重视海洋的时候，不过，海军舰队更多体现的是个人的意志而不是全民的意识，一旦主事者“换届”，新上来的不具备这种意志，那么对海洋的重视甚至是兴趣也会戛然而止。
长年农耕文明的天然限制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古训使得大乾帝国政府的年收入一直十分“固定”，即便是年景好的年份也不过在7000万两白银上下浮动，贸然加赋是要冒着天下造反的危险的。可是每年的收入固定、用度也是固定的。每年的结余也就这么点儿，而海军是公认的“贵族军种”和“吞金巨兽”，大乾朝廷每年结余的数百万两就算全都投入进去也无异于杯水车薪。
钱不够用的时候能用的方法无非只有两种：开源和节流，但是作为一个农耕意识浓厚的民族对于加赋是极其反感的。加赋就意味着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增加，但是如果不加赋的话，“开源”基本就没有可行性。
那“节流”是不是行呢？当然不行，因为财政收入就必然要有支出，可是支出的项目都是早定好的。每一份支出就牵涉到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八部子弟和内务府的那一份是万万动不得的，这一动他们能拆掉整座紫禁城；青旅的军饷也是别想的，虽然这些人打仗不中用，但是闹事的本事还是有的；长江、黄河流域的百姓盼着治河经费；灾民指望着赈灾款；官员们的俸禄、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种种开支。在这些传统部门面前，像福州船政、江南制造局这样的洋务部门就形同“想要分财产的后娘养的”，自发形成了一种本能的敌视心态，所以一有机会就群起而攻之。
自从洋务运动展开的那一天起，各方面对洋务派的攻击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种攻击并不能简单的归结于“洋务派妥协卖国”或者是“保守派因循守旧”。而是包括手里掌握着舆论权柄的士大夫阶级在内的全体大乾帝国人不明白海军是用来干什么的。
既然不明白创办船厂、建立海军是干什么的。同时这些又牵涉到诸多油水颇多的“配套设施”，比如煤炭、钢铁、电报、铁路等都大有油水可捞，自然会遭致各界的怀疑和非议，尤其是以“骂人”为本职工作且掌握舆论话语权的言官御史。
之所以如此归根结底在于：洋务派不容于当时的主流价值观，从事洋务者往往被认为是“事鬼之徒”（等同于卖国贼）。这种观点贯穿洋务运动的始终，海军可以说是全社会的眼中钉和肉中刺，每当国家“银根紧缩”，节流经费的“快刀”第一个砍向的就是“花钱大户”海军和其有直接联系的造船机构，与户部和地方争夺经费成了北洋水师缔造者李绍泉、历任船政大臣和江南制造局总办任内的“必修科目”，太多的精力耗费在这种毫无意义的扯皮之中。进而形成一股强大的反作用力施加在海军、造船工业乃至整个洋务运动之上。
大乾帝国造船工业遭到的漠视本质上是因为整个民族沉醉于过去曾经拥有的辉煌和骄傲、对新生事物的漠视以及农耕民族对海洋固有的畏惧心理作祟、海洋意识缺失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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