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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墓贼影:中国盗墓史全记录-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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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己建陵一事，文帝一改前代帝王移土起冢的惯例，选中了灞岸白鹿原北麓做自己的陵寝，下诏依山为陵，不另起坟。他主张薄葬，反对国丧扰民。生前，他曾留下遗诏，“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曾敕令治丧期间，民间“毋禁娶『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并要求“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史书记载，“治霸陵，皆以瓦器，不以金银为饰。文帝驾崩之后，丧仪十分简单，灵柩远至陵园，迅即入土为安。附近的百姓对此十分不解，许多人甚至怀疑墓『穴』内并无灵柩。但文帝又是一个好皇帝，于是在好心人中便流传起一个“天葬汉文帝”的美丽传说。宋朝时候，霸陵附近更是建起了一个莫灵庙（又称莫爷庙），进行纪念。
西汉成帝也下旨薄葬。与文帝不同的是，成帝禁止厚葬是因为当时社会上奢靡之风日盛，皇帝不得不下旨提倡节俭，禁止婚丧奢华。但成帝的薄葬命令只是针对百姓。他自己依旧厚葬，大兴土木，征发徭役。
仿佛是为了继承祖先遗志，东汉时期的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等纷纷标榜薄葬。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形成了一股薄葬的风气。先秦的大禹、墨子、庄子，西汉的文帝，东汉的光武帝等人都要求或者实行过薄葬，但并未对社会上层厚葬形成冲击，仍属于反传统的个人行为，正所谓“厚葬为德，薄葬为鄙”。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薄葬却具有完全不同饿『性』质，施行范围广，延续时间长。
魏晋时首倡薄葬的是曹『操』，他临终的遗命就是：“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乃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殓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这是中国最早将薄葬事宜具体化的诏命。事实上，曹『操』本人就是当时最大的盗墓贼，曹氏集团的发迹很大一部分功劳要归于曹『操』设置的专门负责盗墓的『摸』金校尉和发丘中郎将，曹『操』当然深谙树大招风、厚葬之墓最易被盗的道理。曹『操』去世时正是三国鼎立初具规模之时，遗命薄葬既可防范盗墓贼，又能减轻负担，将精力用在对抗吴、蜀两国上。
曹『操』的继承人魏文帝曹丕继承曹『操』遗志，继续提倡薄葬。曹丕清楚地看到古往今来未有不发之墓这一事实，他在生前留下这样的遗命：“为棺椁足以朽骨，衣袅足以朽肉而已。故吾营此斤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合古涂车、当灵之义。棺但漆际会三过，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匣，诸愚俗所为也。”曹丕的薄葬可谓至极，堂堂皇陵，棺椁仅能容身，随葬品只使用陶器，便是寻常百姓，丧葬也不会如此简略。更值得一提的是，曹丕死后，下葬事宜严格按照他遗命所说，真正做到了薄葬。
当时，薄葬已经成为国家的制度、士族的家规和一般平民百姓的自觉行为，以法令的形式推行以节约社会财富，以支持战争和应对灾荒，如478年北魏孝文帝下诏：“厚葬送终，则生者有靡费之苦。圣王知其如此，故申之以礼数，约之以法禁。……朕今宪章旧典，只案先例，着之律令永为定准，犯者以违制论。”当时具有强大社会势力的士族对薄葬也采取拥护态度并定为时代相传的家规。如刘宋张邵“临终遗命，祭以苹果，苇席为如车，诸子以焉。”亲友对薄葬的支持更进一步体现在敢于拒绝皇帝和权贵对逝者官爵和助葬费的馈赠上。当时还有许多支持薄葬的社会舆论，提供理论根据，使之形成史上罕见的现象。如皇甫谧在《笃终论》中说“存亡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也。……夫人之所贪者，生也。所恶者，死也。虽贪，不得越期；虽恶，不可逃遁。”“尸与土并，反真之理也。”
而到了隋唐盛世，仍有人不断提出薄葬，他们中的代表便是唐太宗李世民。有唐一代的帝陵也多依山为陵，其原因是李世民认为依山为陵能够节省修陵的人力和开销。他在诏书中说道：“皇后节俭，遗言薄葬，以为：‘盗贼之心，止求珍货，既无珍货，复何所求。’联之本志，亦复如此。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为己有。今因九峻山为陵，凿石之丁才百余人，数十年而毕。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几『奸』盗息心，存没无累，当使百世子孙奉以为法。”盗墓贼求的只是珍宝，如果墓中没有值钱的随葬品，盗墓者还能来偷盗么？因此唐太宗要求自己死后，陵墓中不藏金玉、俑和豪华器皿。
五代十国之后，中国封建社会的『乱』世画上了一个句号，但很多皇帝依旧标榜薄葬，尤以明清两代为多。只是这个时候的薄葬多是皇帝崇尚英明节俭的面子工程，因而很少提到防盗之事。
历史上提倡薄葬的帝王众多，但真正身体力行，践约薄葬之实的却并不多。第一个提倡薄葬的皇帝，虽然他大力提倡薄葬，但《汉书》记载，修建文帝的霸陵竟动用民夫数万人之多，地宫中的随葬品更是“多获珍宝”。
正史中记载魏文帝曹丕的陵墓果如他遗命中所说的那样，可曹『操』是否真的薄葬正史中却没有记载。但野史中广为流传的七十二疑冢倘若属实，那曹『操』的薄葬也是一个谎言。
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丧『乱』的缘故，帝王们的墓葬也不封不树，以致今天我们也难寻其踪影，看来是真的做到了薄葬。
英明神武的唐太宗李世民的薄葬则是一个天大的谎言。唐太宗的昭陵占地面积达2万余公顷，周长60千米，地面上礼制建筑齐全，城垣环山起伏，石雕林立，建造这些地面建筑和石雕便要耗费惊人的人力和物力。地宫内的随葬品更是奢华，盗墓贼温韬便在盗掘昭陵时发了一笔横财。唐太宗的陵墓修得富丽堂皇，不仅如此，还随葬了珍贵的王羲之、钟繇等前代大书法家的真迹，可见李世民的薄葬之说并未付诸实践。
至于明清两代帝陵更是修建得奢华异常，明十三陵、清东陵、清西陵等无一不是辉煌壮丽，陵园至今仍然巍峨绵延。
薄葬，最简单的防盗措施，多数帝王虽然大力提倡薄葬，却并未身体力行，履践薄葬的诺言，盗墓者当然也不会放过这些奢华的陵墓。最简单的措施，却最难实现。
迁户守陵最有效
薄葬是最简单的防盗措施，但是却被弃于一旁而不用。也许是因为薄葬不能够显示出墓主人生前的地位及影响，所以厚葬之风难以抑制，为了防止陵墓被盗掘，就必须有相应的措施。其中，用人力守护墓葬来防盗，是最有效的反盗墓方法。
中国历来就有“守冢”的习俗，也就是守墓。即在墓葬的旁边安置棚户人家，负责看守，一则尽孝道，二则防范盗墓。两汉时期，父母长辈去世后，儿女就有“守孝三年”的习俗，为双亲守墓三年。更有节义孝子，守墓时间长达十年。
帝王的陵墓有“迁户守陵”的方式，也就是将一定数量的人口迁移到自己的陵墓周围，进行居住、生活，看守陵墓。西汉时期，淮南王刘长由于身犯了谋反之罪，被汉文帝流放四川，在途中『自杀』。于是，汉文帝十分伤心，以列侯的身份将刘长安葬，并且将三十余户人家迁徙到刘长陵墓前，为其守灵。列侯如此，那么地位身份比列侯更尊贵的王公乃至皇帝，迁户守陵的人数就更多了。
根据历史资料，西汉时期皇帝即位两年后，就要考虑陵墓的建造了。选定墓址之后，就要规划陵邑的建设。所谓陵邑，就是在墓葬旁边修建城市，陵邑的规模很大，多达几万甚至十几万人。这种防盗的方法，效果良好。盗墓者一般行动隐秘，盗掘对象大都是偏远、荒凉的陵墓，对于处于繁华之地的陵墓，因为人多眼杂，不会轻易得手，所以也就不会向这些陵墓下手。
迁户守陵制度除了防盗，还有政治上的原因。秦朝一统六国之后，将原来六国的王室贵族，作为人质全部迁徙到咸阳守灵，以此要挟六国臣民不敢造反。汉朝建立后，刘邦大量分封诸侯，造成了诸侯威胁中央政权的局面。为了加强中央政权的统治，刘邦施行迁户守陵制度，将各地的豪强全部迁移到关中地区，以此要挟各地诸侯，不得擅自妄动。这样既消弱了地方力量，又加强了中央集权。
被迁移守陵的人因为没有享受国家的俸禄，只是被动的迁移，变更了生活地点生活环境而已。这些人对于墓葬的情况十分熟悉，往往监守自盗。于是，守陵防盗的办法也破产了。
既然迁户守陵不可靠，那么就动用武装力量来守卫皇陵。在明代，为了防盗，国家加强陵墓的守卫力量，专门设立了神宫监军，对皇帝的陵墓实行严格的保卫工作。神宫监军下面分设各个部门，有类似于现代巡警和警卫部队的巡山军、巡逻军，还有御女军、御马监军、朝房看料军、金钱山军和悼陵军等，组织严密，部门全面，人数众多，共有甲士6024名。此外，诸陵还各设有一卫，在陵寝附近负责警戒任务。明嘉靖年间，除了上述组织之外，还另外设立了“永安营”和“巩华官”，兵力分别为4000人和3000人作为机动部队。平时在教场『操』演练习，一旦发生情况，就能迅速地执行任务，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各个要道路口设卡堵截，警卫十分森严。
石椁铁壁齐上阵
除了隐藏墓址、虚设疑冢之外，将棺椁和墓墙建造得坚不可破，也是一种防盗手段。
第57章 黑暗中隐藏的杀机——反盗墓技术（2）（）
关于“石椁为葬”的最早记载出现于《礼记·檀弓上》：孔子在宋国居住，有一天看见司马横魋（tui）在为自己制作石椁，好奇地询问，才知道横魋已经制作三年了还没有完成。孔子感慨地说：“要是这样奢侈浪费，还不如早点死了烂掉呢！”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也记载秦始皇“葬骊山，发北山石为椁”；《汉书》卷三六《刘向传》也记载，汉孝文帝有过“北山石为椁”的愿望：有一天汉孝文帝经行至霸陵，感慨万端，说道：如果在北山修建石椁，应该十分坚固，后人“岂可动哉”。汉文帝设想死后安葬，以石为椁就是防止盗掘的最有效方式。
石椁，即石板制成的棺椁。水库式墓『穴』墓主人的棺椁一般为石制，至少最外层的椁是用厚重的石板制成，然后再用上等木料制作一层或多重棺置于其内，木棺石椁的缝隙用粘『性』胶状物漆封其间，以阻止渗水入棺毁坏尸体与陪葬器物。若封闭得好，这类棺椁对尸体的防腐『性』能和防盗作用远胜于纯粹的木棺木椁。
汉文帝没有用石椁埋葬，但用石椁者历史上却不罕见，现有无数石棺石椁出土。
石质棺椁的运用，确实曾经作为普遍的防盗措施。而铁壁来防止盗墓者的入侵，可能是更为有效、更容易『操』作和更为常用的防盗手段。
我们这里说的铁壁，并不是真正用铁打造的铁壁，而是以石门封闭，后设顶门石的形式做成的防盗措施，做成之后犹如铜墙铁壁。此种方法比较普遍也比较简单，一般多用于券洞墓，特别是帝王的陵墓多用此法。
春秋晚期的太原晋国赵卿的墓葬，在墓墙的四个角落，每隔一米深，就放置一块重约50公斤的大石头；在椁室周围，堆积着严密紧凑的砾石。墓『穴』内也堆积着厚约1。2米的砾石层。这种防盗措施别说偷偷『摸』『摸』的盗贼，即便考古工作者发掘的时候，也感到费工费力，十分不容易。考古工作者预计，这些砾石是有意填上的，目的就是为了防盗。
原来，细碎的积石十分容易坍塌，盗墓者很难在上面挖洞，即便侥幸挖洞进入，稍微不慎就有可能丧身『乱』石之中。
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椁室总深8。2米，上部3。1米夯筑，下部5。1米凿于岩石层中。墓『穴』的四壁堆有积石，用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大块石料、沿着墓『穴』的四壁垒砌，一直到坟墓的顶部封死。石料中间的空隙用鹅卵石填充。这些石料都是从中山国各地征调采集的，不仅大小、形状不同，连石质也不一样，有的经过粗略加工，呈方形或长方形，有的未经加工。一般的石块大约二百多公斤，重量最重的四百多公斤。像这样的重量不一、形状各异、石头质地也不同的石材，杂『乱』笨重，在墓『穴』中垒砌，其施工难度可想而知，但是其防盗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尤其是在石料中间添加容易滚动的鹅卵石，更是增加了盗掘的难度。考古工作者在挖掘中山王墓的时候，工程进展十分艰难。我们可以想象，当盗墓者挖掘到这类墓葬的时候，除了退缩，还有什么妙法利器，穿石而过呢！
历史上最著名的铁水封门的墓葬是唐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乾陵位于今陕西省乾县北梁上的主峰之上，1985年12月，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乾陵进行了全面的勘测，而对乾陵墓道的发掘工作确实始于1966年。《唐会要》中记载：“乾陵元宫（地宫），其门以石封闭，其石缝铸铁，以固其中。”说明乾陵地宫入口处用巨石封门，不仅如此，还用铁水浇灌，封死墓门。通过多年的发掘和调查，考古工作者基本『摸』清乾陵墓道的情况。乾陵墓道长63。1米，宽3。9米，在长长的墓道上，用长约1。25米、宽约0。5米的石条由外至内呈阶梯状叠砌，最多的一级可达39层，据估算，石条至少有3000余块。石条之间用铁细腰固定，每个铁细腰重量达5千克至10千克，再高温熔化锡铁浇铸缝隙，使这3000余块巨石融为一体，形成一个牢不可破的庞然大物。与文献中记载的“乾陵玄厥石门，冶金固隙”相吻合。号称古今第一盗墓贼的五代时期节度使温韬曾盗遍唐代关中帝陵，遍取其中珍宝，只有对乾陵束手无策。《新五代史·温韬传》中记载：“唯乾陵，风雨不可发。”宋代学者程大昌的《考古编》一书中对此事也有叙述：“史载温韬概发唐陵，独乾陵不可近，近辄有风雨。”虽然文献记载中温韬盗掘乾陵未遂的原因是天气——风雨大作，但我们可以想象进入墓葬的唯一入口处的封门巨石在阻止温韬进入时起到的无可替代的作用。
巨石封门与铁水浇灌双剑合璧真的能保证墓葬固若金汤、安泰千年么？事实证明，无论人们采用怎样的防盗措施，最终都难以抵挡盗墓者执著的破坏。
西汉广川王刘去盗掘魏襄王墓时，虽然遭遇了铁水封门，但这位执著的盗墓者竟然用了三天三夜的时间将铁水铸封的墓门凿开，最终盗得墓中珍宝。
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讲述的是另一种破解铁水封门的方法。“某作端公庄客二三年矣，久为盗。近开一古冢，冢西去庄十里，极高大，入松林二百步方至墓。墓侧有碑，断倒草中，字磨灭不可读。初，旁掘数十丈，遇一石门，固以铁汁，累日羊粪浇之，方开。”这是一位盗墓者的自述，对铁水封门的墓葬，这个盗墓者采取的方式是用羊粪汁涂在铁汁上，如是这样很多天，铁水溶解，墓门自然打开。
无论石砌墓壁、巨石封门还是铁水浇铸，都是加强墓葬的外围防盗功能，但最终只有少数的墓葬能够逃脱被盗劫难，唐乾陵那样风雨不动安如盘石的陵墓更是稀有。
塞石流沙效果好
用巨石堵塞墓道，往往令盗墓者望而却步。
塞石墓是常见的墓葬形制，从新石器时代就开始流行，直到明清时代，仍可见塞石墓的踪影，北方一些少数民族还以塞石墓为特『色』。尤其是大型塞石墓，防盗效果极佳。夜间盗墓的人一般不从墓道进入墓室，也很少采用大揭盖的方式打开墓室，而是在封土上挖盗洞，当盗洞接近塞石墓外侧的石块和碎石时，盗墓者便无法前行，即便费尽力气搬开塞石，也很可能被上方滚落的石头砸伤。北方地区的大型塞石墓，墓室全部以石料为建材，坚固异常；南方墓葬的塞石则单纯是为防盗，土坑墓的墓壁与木质棺椁之间填充石块，以此来阻拦盗墓者。
徐州后楼山西汉墓，墓道采用竖井式。在封闭墓道的时候，夯土中夹筑三层石板，石板之间有用碎石填充相隔。这种防盗方式，的确达到了“石椁铁壁”的防盗效果。
西汉昌邑王墓位于山东巨野红土山，墓室墓道上面平铺方石一层，将墓室、墓道全部覆盖。墓道里面垒砌了两道石墙，靠近墓门的地方也有一个石墙封门，三道石墙各厚约一米，可谓铜墙铁壁。
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夫『妇』两位皇帝合葬的乾陵，是塞石与流沙相结合最为成功的陵墓。乾陵与一般帝陵不同，它是以山为陵，就是说从半山腰开凿墓道、甬道，在山肚里修建前、中、后墓室（或称玄宫、地宫）。《旧唐书·严善思传》载：“乾陵玄阙，其门以石闭塞，其石缝隙，铸铁以固其中。”1960年，当地农民在山上炸石，误将乾陵墓道炸开了一个大口子，但没有接近墓门。陕西考古人员闻讯后，进行了清理并对周边进行了钻探勘察。勘察的结果是乾陵墓道、甬道的确用条石封砌，石条之间用拐状的铁栓拴牢，前后、左右加固，隙缝灌铸铁水。连续几十米长的甬道都是如此，可谓固若金汤。
乾陵作为唐陵中最为坚固，防盗措施最好的陵墓，从公元705年到1960年间1255年的漫长岁月中，乾陵所在的梁山顶上从未断过盗墓者的身影。本书在第十二章提到的盗遍唐关中十八陵的五代耀州刺史温韬，是个有官衔的大盗墓贼。他率领兵丁一古脑掘开了十几座唐陵，发了一笔横财。但当这一干人马来到乾陵盗掘时，史书上记载是“风雨不可发”，归结到天象异兆的出现才阻止了盗行。事实上作为一个军阀哪里怕什么天象异兆？真正的原因是防盗方式有效，即墓『穴』中“皆积沙壅之”。史书记载，在修建乾陵的时候，每挖一车土，即刻从十里之外拉来一车沙子，回填到墓『穴』当中。于是，墓『穴』中本土不复存在，全部被流沙填充。如果填土，土一受『潮』就能相互粘合，方便打盗洞，挖一个隧道就能够进去。沙子松散干燥，不容易粘合，无法打洞。除非将里面的沙土全部挖出来，否则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进入。大凡盗墓之人，一般都是用很短的时间进行挖掘盗宝，不会长时间挖掘里面的流沙。所以即便是本领高强的盗贼，挖而无功后无法进入墓『穴』，随即舍弃而去。
温韬盗掘未能成功，唐末造反闹事的黄巢攻破长安后，又率领一干人马欲掘乾陵发一笔横财，号称四十万众连劈带凿地折腾了一个月，最后还是未能成功，只好弃之不顾，灰头土脸地撤出陵区。
民国时期国民党将领孙连仲率一团人马，在乾陵周边埋锅造饭安下营寨，也曾想学著名盗陵将军孙殿英率部盗掘清代乾隆、慈禧陵而发了大财的把戏，以军事演习作幌子，动用烈『性』炸『药』炸开了乾陵墓道上方的三层坚石。但孙连仲却没有孙殿英的运气好，随着一阵爆炸声，一团黑烟腾空而起，成直立状在空中扭结。一阵大风袭来，刹时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接着一阵龙卷风呼啸而来，最先发难于现场的7个山西籍与12名河南籍官兵，他们在巨大的风浪中被卷入天空，于风卷浪滚中在天空转了几个大圈，然后被重重地抛到20里外的荒野中，一个个口吐鲜血，绝气而亡。孙连仲见此情景，大惊失『色』，忙找当地一个阴阳先生卜了一卦，卜辞是“主大凶”。孙的谋士又说当年温韬尽发关中唐陵而唯乾陵“风雨不可发”的典故，认为是武则天的幽灵在冥冥中作怪。面对这个一代美女加烈女的突然发威显圣，孙氏尽管身披戎装，手提盒子炮，但也不敢霸王硬上弓，直『逼』则天皇帝的龙床，只好令手下买来水果和几个肉夹馍，在陵前祭奠一番后宣布收兵。因而，乾陵成为大唐王朝关中十八座帝陵中唯一没有被盗掘的陵寝。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罕见的防盗成功的个案，是一件了不起的旷古朔今的大事。
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徐州小龟山汉墓2号墓、北洞山西汉楚王陵，使用的也是这类手段，将数量重多的巨石从山下采下，运到陵区封堵墓道，但却未能摆脱被盗的命运。
在徐州北洞山出土的西汉楚王墓，墓葬的墓道北段和中段，都用了三列三层的塞墓石封填，各个塞石之间用凸凹的关节相咬合，每个塞石重量都在3吨到7。8吨之间。前雨道近墓门处有3列3层9块小型塞石，其后有双列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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