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墓贼影:中国盗墓史全记录-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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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池、神仙洞、清凉洞等处游览。最后，神宗与两宫圣母登望大峪山，决定就在该地建陵。当时的大峪山还叫小峪山，神宗命改称为大峪山，与父陵后山同名。

　　　　虽然大峪山被明神宗认为是“万年吉壤”，但在动工过程中却出现了不祥的预兆。定陵自1584年10月6日开工，每天直接进入现场施工的军民夫役和瓦木石匠达两三万人。经过一年的紧张施工，陵园工程已有相当进展。但此时，风水师定下的将来置放棺椁的地方却出现了意外，挖出一块大石头，宝床下无土，这严重犯了风水大忌。有大臣提出重新择定陵寝的地址，但让人意外的是，当时一心事佛、十分『迷』信的朱翊钧一反常态，称祖宗山陵既然位于天寿山，后代子孙皆当归葬于此山。并下诏，劝大臣不要再争论了，寿宫吉地就是大峪山。虽说如此，朱翊钧曾带人悄悄看过几处地方，仍不是很理想，于是彻底死了易地建寿宫的念头。但在六年的建陵过程中，官场和民间关于定陵风水不吉利的议论一直没有停息过。

　　　　史载，万历二十三年，定陵已建成五年了，当年开国功臣、风水大师刘伯温的十一世孙刘世廷，仍上疏奏称：“大峪山寿宫龙『穴』非真”。要知道朱元璋建在南京的孝陵就是刘伯温给选的址，刘世廷的风水理论应该是祖传之术。

　　　　明神宗为什么选择这样一处在当时许多人看来不吉利的地方建陵？按照明神宗自己的说法是：祖宗山陵既卜于天寿山，圣子神孙，千秋万岁，皆当归葬此山。这种说法似乎是出于无奈之举，因为昌平地区作为皇家陵区是明朝第二代皇帝永乐皇帝圈定的。但事实上，明朝自从明英宗的“土木堡之变”后，就一直受到外患的威胁，一直是采取守势，长城以北的蒙古人不时地进犯明朝边塞，就是当时的京师北京也不例外，在明世宗时两次受到战争威胁，甚至不时有大臣提出迁都。在明中叶后，昌平还不时受到水患的侵袭，甚至发生了浸泡皇陵的现象。为什么明神宗还在这风雨飘摇的时候选择这里？有人猜测说，明神宗顽固地坚持在这个大臣认为不好的地方建陵，是故意和群臣作对。神宗早期，正是张居正当政十年，国力有所增长，矛盾有所缓和，外患相对来说也还不太严重。张居正当政时对神宗管教比较严格，神宗也将张居正当作偶像。明神宗亲政后，发现张居正也有贪财受贿之举，心中崇高的偶像幻灭，按现在心理学来看，就产生了严重的逆反心理和报复心理，于是全面否定张居正的政策。这时被张居正所压制的小人就纷纷落井下石。但明神宗本身并不是傻子，而是一个极端聪明的人，他看穿了这班大臣居心叵测，觉得所有的大臣都是表面正经，实际是一心谋私，没有真正的爱国之人，也就是没有对自己尽忠之人。极端的失望导致神宗走向极端，后30年，神宗基本上不上朝理事，就是这种极端失望心理的发泄。正是因为如此，在最初选址的时候，神宗可能是出于无奈，在其后神宗也觉得不适合，但是大臣提出的反对意见越多，他却越是要坚持，这就是那种对大臣极端仇视的心理在作怪。但无论怎样，在出现“重大”不吉利的现象后神宗仍选择在大峪山建陵就成为了历史之谜了。

　　　　定陵在以后的岁月中的确是屡经磨难，由于朱翊钧搜刮了大量民脂民膏，定陵多次遭到盗墓贼的“光顾”，不仅如此，定陵还在历史上屡遭火焚。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农民正义军攻入昌平，地上木构建筑大部分被焚毁。同年清兵入关，陵园再遭破坏。清乾隆五十至五十二年（1785～1787年）修葺时，祾恩门、祾恩殿被缩小规制重建，但民国年间再次被焚。陵园建筑中只有宝城、明楼、重门和陵垣始终未遭严重破坏。

　　　　如果按万历一朝对定陵风水的争议来看，这块地方的确没有选好，神宗给自己的子孙和大明帝国“带来”的是一系列的灭顶之灾。当政48年的神宗一脚踏进坟墓，他的子孙就一个比一个命短。他的儿子明光宗朱常洛即位才28天，就因“红丸案”死得不明不白；孙子明熹宗又是一个变态狂，只会做木匠，大小事都交给败国卖家的魏忠贤，熹宗年纪轻轻最后坠水吓死；末代的崇祯皇帝苦苦支撑了十几年，大明帝国就土崩瓦解了。这时距神宗踏进定陵不过才24年。

　　　　皇陵中挖出泉水

　　　　明泰陵，位于笔架山东南麓，这里又称“施家台”，或“史家山”，是明朝第九位皇帝孝宗朱佑樘及皇后张氏的合葬陵寝。

　　　　明孝宗朱佑樘，宪宗第三子，成化六（公元1470年）七月三日生，十一年（公元1475年）十一月八日立为皇太子，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九月六日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弘治。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五月七日逝于乾清宫，享年36岁，谥“达天明道纯诚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十月十九日葬泰陵。

　　　　孝宗是明代中叶唯一的较为励精图治的贤君。他即位后，勤于理政，选用贤臣，在生活上也能注意节俭，不近声『色』，体恤群臣和百姓。首先裁抑宦官及佞幸之臣，太监梁芳、外戚万喜及其党羽均被治罪。又淘汰传奉官2000余人；罢遣禅师、真人等240余人；佛子、国师等780人，被追回诰敕印仗，遣归本土。并调整内阁班底，罢免了不学无术、依附权要的阁臣万安、尹直等人。他即位后，由于孝宗一朝削弱了太监『乱』政的现象，采取了一些发展经济、挽救危机的治国措施，缓和了社会矛盾，出现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时期，史称其时为“弘治中兴”。

　　　　孝宗在位期间，勤于理政，选用贤臣，当时被任用的徐潯�、刘建、李东阳、谢迁、王恕、马文升等人，都是正直忠诚的大臣，在弘治一朝发挥了较大作用。孝宗常召阁臣至文华殿，让大家共议大臣的章奏，写出批词后，自己再批改颁发。所以，阁臣李东阳高兴地说：“天顺以来，三十余年间，皇帝召见大臣，都只问上一二句话，而现在却是反复询问，讨论详明，真是前所未有啊！”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大学士刘健上奏说，晚朝散归后，天『色』已黑，各处送来的文件往往积压内阁，来不及处理，如有四方灾情，各边报警等事务，就有耽搁的可能。于是，孝宗特定除早、晚朝外，每日两次在平台召见有关大臣议事。从此出现了“平台召见”这一新的朝参方式。

第9章　“风水宝地”选址的玄机：盗墓与风水（4）（）　
然而，孝宗的“中兴盛世”，不但短暂，而且孝宗的魄力也远不及明初几帝为大。例如，太监李广，曾用符箓祷祀等左道之术蛊『惑』孝宗，又假传圣旨，授传奉官，接纳贿赂，擅夺民田，大兴土木建造府第，还引来万泉山水环绕四周。御史张缙、给中叶绅交章论劾，孝宗却置之不问。后李广惧罪『自杀』。又如，后家张氏，横行霸道，孝宗命司礼监官萧敬及侍郎屠勋前往查处，他们秉公办事，触怒了张家，张皇后便大发雷霆。孝宗不对后家裁抑，却只是委屈其间，从中和稀泥。由于孝宗处事优柔，不能果断地惩治豪强，弘治年间，王公、勋戚侵吞民田的情况仍比较严重。据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统计，顺天府的各项庄田总数达332座，占地33000余倾。

　　　　尽管如此，孝宗皇帝的朝政，较之前后几帝，还是比较清明的。

　　　　明孝宗去世之后，明武宗开始筹划明孝宗的泰陵陵事，当时的礼部左侍郎李杰、钦天监监副倪谦和司礼监太监戴义在考察了各处后，向明武宗推荐了施家台。工科右给事中许天锡也向武宗提议，派廷臣中精通风水术的人，前去复视一次。他向明武宗上奏说：“如有疑，亟移文江西等处。广求术士，博访名山，务得主势之强，风气之聚，水土之深、『穴』法之正、力量之全，如宋儒朱熹所云者，庶可安奉神灵，为国家祈天永命之助。”在大臣们的提议下，明武宗派人前往施家台考察，最后确定在那里营建孝宗陵寝。

　　　　泰陵于弘治十八年六月五日正式兴工。当时动用了各种工匠及官军上万人，四个月后，玄宫落成，孝宗正式葬入陵内。又过了六个月，陵园的地面建筑也全部告成。整个陵寝建筑包括：“金井宝山城、明楼、琉璃照壁各一所，圣号石碑一通，罗城周围为丈一百四十有二，一字门三座，香殿一座为室五，左右厢、纸炉各两座，宫门一座为室三，神厨、奉祀房、火房各一所，桥五座，神宫监、神马房、果园各一所”。

　　　　虽然动用了大量的人力，也经过仔细的筹划，但泰陵在修建过程中还是遇到了各种意料不到的情况，据祝允明《九朝野记》和孙绪《无用闲谈》记载，泰陵营建中在开挖玄宫金井时，曾有泉水涌出：“水孔如巨杯，仰喷不止”。吏部主事杨子器亲眼看到，如实上奏朝廷。在古代的风水观念中，金井出水，被视为不祥。这样一来，泰陵非改址不可。当时的督工太监李兴，非常受武宗宠信，见有人对他主管的修陵事提出了意见，十分气恼。于是偷偷命人堵住泉眼，上疏说杨子器“诽谤狂妄”，武宗不问青红皂白，下令将杨子器关进了锦衣卫大狱。

　　　　其他知情官员见状再也不敢提这件事，更不敢为杨子器分辨求情。恰巧，这时有个新被起用的知县，莆田人邱泰，来到京城，见京城对这件事议论纷纷，就上疏说：“子器比奏甚有益，盖泰陵有水，通国皆云。使此时不言，万一梓宫葬后有言者，欲开则泄气，不开则抱恨终天。今视水有无，此疑可释。”武宗觉得有理，命司礼监太监萧敬押解杨子器前往泰陵，一同察看验证。杨子器料到李兴、李钅遂会堵住泉眼，自己此去凶多吉少，早晨临行时赋诗一首：

　　　　禁鼓元声晓『色』迟，午门西畔立多时。

　　　　楚人抱璞云何泣，杞国忧天竟是痴。

　　　　群议已公须首实，众言不发但心知。

　　　　殷勤为问山陵使，谁与朝廷决大疑。

　　　　他自比战国时代向楚王进献美玉的卞和，认为自己做了杞人忧天的傻事儿。现在，不知朝中谁能为自己雪清这不白之冤。众官员也为杨子器担心，怕他惨遭李兴毒手。

　　　　萧敬押着杨子器到了秦陵，李兴果然率领一群打手赶到。此时李兴早已堵住泉眼。他们见了杨子器先是痛骂，接着又要鞭打。萧敬连忙阻止，对他们说：“水之有无，视之立见，何必如此？”又对李兴说：“士大夫可杀，不可辱也。”

　　　　回宫后，萧敬禀报了泰陵金井无水的情况。太皇太后王氏（宪宗皇后）在宫内听说这件事，传旨说：“无水则已，何必罪人！”杨子器才官复原职，避免了一场杀身大祸。

　　　　其实，泰陵金井即使没有出水，但从“风水”的角度看，该陵所见位置的确存在不少不合于“吉壤”条件的地方。如梁份在《帝陵图说》中就曾这样评论泰陵的风水：“山颠巨石，土山戴之。而灵域之脉实生其下，盖天寿山外之山。淆然杂『乱』，地气不正，『穴』结无情，非可为弓剑之所也。况乎黑岭南障，一无所见于前。贤庄，灰岭之水出其左，锥石之水出发其右，二水虽合，环绕南流，流而散也。……则皇堂之地不可言，概可知矣！”谈迁在《国榷》中也说：“泰陵临溪水，直流若干里，制又卑隘，识者知其地之不吉矣。”

　　　　泰陵在清康熙时有的建筑即已残坏。《帝陵图说》记泰陵祾恩门情况，“今左右两门坏，垒石以塞门”。

　　　　此后，清乾隆五十至五十二年（1785~1787年）陵园建筑曾经修葺，修葺情况除三座门由琉璃花门改建成砖砌冰盘檐式门楼外，余同茂陵。其现状较茂陵残坏最为严重。

　　　　顺治亲选清东陵

　　　　清东陵坐落在河北省遵化市境内，西距北京市区125公里。清东陵沿燕山余脉而建，北以昌瑞山为后靠，南以金星山为照山，西侧以黄花山为右弼，东侧以鹰飞倒仰山为左辅，西侧西大河与东边马兰河东西夹流，拥护着这块难得的风水宝地。

　　　　清代帝王在选勘陵址时，以中国传统的“风水学”理论为依据，刻意追求“龙『穴』砂水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的山川形势，以达到“天人合一”的意象。清东陵正是这种理念的最佳体现。陵区东侧的鹰飞倒仰山如青龙盘卧，势皆西向，俨然左辅；西侧的黄花山似白虎雄踞，势尽东朝，宛如右弼。靠山昌瑞山龙播凤翥（zhu），玉陛金阙，如锦屏翠障；朝山金星山形如覆钟，端拱正南，如持笏（hu）朝揖。案山影壁山圆巧端正，位于靠山、朝山之间，似玉案前横，可凭可依；水口山象山、烟墩山两山对峙，横亘陵区之南，形如阙门，扼守隘口。马兰河、西大河二水环绕夹流，顾盼有情；群山环抱的堂局辽阔坦『荡』，雍容不迫。这天然造就的山川形势，对于镶嵌于其中的陵寝形成了拱卫、环抱、朝揖之势，实为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

　　　　清东陵，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首要的帝王后妃陵墓群，也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古帝陵建筑，共建有皇陵五座——顺治帝的孝陵、康熙帝的景陵、乾隆帝的裕陵、咸丰帝的定陵、同治帝的惠陵，以及东（慈安）、西（慈禧）太后等后陵四座、妃园五座、公主陵一座，计埋葬14个皇后和136个妃嫔。

　　　　清东陵的地址是顺治皇帝确定的，那么，顺治皇帝为什么会在河北遵化建造陵墓呢？

　　　　明崇祯十七年（公关1644年）初夏，清军将领多尔衮在明朝驻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接引下，统帅八旗军跨过山海关，大败李自成农民军，迅速攻占北京。同年九月，年仅6岁的皇太极第九子福临抵达北京，即皇帝位，正式颁诏天下，宣布清王朝对全国的统治，改年号为顺治，并从这一年起称为顺治元年。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十二月初，多尔衮在古北口外行猎时坠马受伤，不久即死于喀喇城。已是14岁的顺治皇帝终于摆脱了羁绊，开始亲政。自从顺治皇帝进了关，在北京立都坐殿后，他的母亲孝庄皇太后和叔父多尔衮就派人四处选陵地，先后有两批钦天监大臣和风水名师来过京东一带，他们均看中了马兰峪这块宝地，回京禀报皇帝后，顺治帝非常高兴，表示要亲自前往审视。

　　　　公元1651年，清顺治八年的一天，清世祖福临（顺治）携大臣、侍从来到遵化的马兰峪境内狩猎。此次顺治皇帝的出行，名为狩猎，实际上却肩负着一项重要的使命，它关系着未来大清王朝的江山基业——就是为自己，也为未来的大清帝王，选择一块风水宝地，建造一座皇家陵园，让大清龙脉延续，一统江山万年。

　　　　有野史记载，当顺治一行人来到马兰峪镇一带凤台山时，顺治来到一处高坡，登高远眺，向南望，平川似毯，尽收眼底。朝北看，重峦如涌，万绿无际。日照阔野，紫霭缥缈。真是山川壮美，景物天成。东、西两向各有一泓碧水，波光粼粼，缓缓流淌，形似一个完美无缺的金瓯。

　　　　顺治帝不禁对周围的环境发出由衷的赞叹。他翻身下马，在凤台岭上选择了一块向阳之地，十分虔诚地向苍天祈祷，随后相中了一块风水相宜的地势，对左右的侍臣说道：“此山王气葱郁，可为朕寿宫。”于是命随行堪舆大臣和钦天监官员架起罗盘，按八卦方位，二十四山向，运用阴阳五行玄妙之机进行测算。所属臣僚和术士们已窥到皇帝的心事，又感到此处确是王气『逼』人，气度非凡：昌瑞山以北为“后龙”，东侧的鹰飞倒仰山为青龙；西侧的黄花山为白虎；南部的形如覆钟的金星山为朝山；远处的影壁山为案山；马兰河、西大河二水环绕弯曲流过，环抱有情。从上面看，清东陵是“山环水绕、负阴抱阳”的山水格局。青山环护，形成了拱卫、环抱、朝揖之势，实为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于是，对顺治说：“皇上圣明，深得搜地之窍，今观之支法，见龙脉自太行而来，势如巨浪，重冈叠嶂，茂草郁林，实属万乘之葬也。再看那山势如五魃站班，指峰拂手，文笔三峰，恍若金盏，形若银瓶，恰似千叶莲花，真乃上上吉地也！”于是，顺治将手上佩戴的白玉扳指取下，扬下山坡，道：“落地之处定为『穴』。”于是群臣在扳指停落的地方打桩作记。后来，当真在这里建起了清东陵的第一座陵寝，即顺治皇帝的孝陵。

　　　　孝陵风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古代中国人选址的科学『性』和建筑技术的高明。孝陵背靠昌瑞山主峰，左右两翼为天然砂山，整座陵墓北高南低，顺势而布，节奏鲜明，气势雄伟。为了防止汛期山洪冲毁陵墓，孝陵在修建时不仅在建筑之下打桩加固，而且修建了整套的排水系统。地上利用天然的倾斜地势设置了排水明沟，使雨水排泄通畅。陵区之水通过明沟暗渠，全部汇集于隆恩门外的神路桥下，再由两边水道顺势排泄出去。

　　　　顺治帝虽然亲自选定了陵址，但并未马上动工修建。因为当时清兵入关不久，基业方定，战火频仍，整个中国西部、南部、西南尚处于清兵与南明小朝廷以及各种武装势力的生死搏杀中。在这种形势下，顺治帝以国事为重，一直未建自己的陵寝，直到死后的康熙一朝，才将陵寝建成。

第10章　“风水宝地”选址的玄机：盗墓与风水（5）（）　
落成后的清东陵从选址、设计，到布局、结构都非常周密和讲究，殿宇、陵墓错落有致，主次分明，既体现了封建王朝森严的等级，又具备了科学『性』和艺术『性』。难道这一切都始于顺治皇帝的那枚扳指吗？这一疑问在康熙年间终于有了答案。据史料记载，康熙六年七月，也就是公元1688年7月。辅政大臣苏克萨哈提出要去看守孝陵，康熙不明白他的意图，于是派人去询问。苏克萨哈回答说：“世祖皇帝卜地时，蒙谕：‘朕万岁后，尔等大臣之墓亦葬陵寝近地为善。’我即叩谢：‘若得此，幸甚！’苏克萨哈又说：‘卜阅陵地，非我一人侍从，曾有索尼、遏必隆，我等三人一齐叩谢。’”这段史料证明，清东陵这块风水宝地确实是顺治皇帝亲自选定的。

　　　　清东陵以她无可辩驳的魅力，以她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于2000年11月30日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01年1月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国级aaaa级旅游景区。

　　　　联合国世界遗产专家说清东陵是“人类具有创造『性』的天才杰作”，陵区以昌瑞山主峰下的孝陵为中轴线，依山势呈扇形东西排列，主次分明，尊卑有序。各陵按规制营建了一系列建筑，总体布局为前朝后寝。“百尺为形，千尺为势”的审美思想贯穿于每一座陵寝建筑中，使各单体建筑在空间组合上达到了近乎完美的空间组合。远望时，殿宇、城垣、门坊、道路、桥涵，金黄碧绿、丹红雪白，气势恢宏壮丽而深沉。由远及近，步移景易，变化丰富，秩序严谨，相得相济，引人入胜，是中国古代陵寝建筑的典范之作，其建筑艺术达到了中国古代建筑的顶峰。在这庞大的建筑群体中包容了中国明清两代宫廷建筑的基本形式，运用了最先进的工程技术，采用了最为珍贵的建筑材料，陵区的580多座单体建筑中，有经过两次大地震330年岿然不动的全国现存最宽的石牌坊；有全长达5。5公里的孝陵主神路，有叩之声若金钟的“五音桥”，五音桥全貌有被誉为“石雕艺术宝库”和“地下佛堂”的裕陵地宫，更有采用最为珍贵的黄花梨木建成并为黄金装饰的慈禧陵三大殿，以及“凤在上龙在下”的丹陛石，游人看后既被她那精湛的艺术所倾倒，更为她那宏伟的气势所折服。

　　　　清东陵是一部用砖、木、瓦、石写就的清王朝盛衰的历史。孝陵的建筑反映出清朝定鼎中原初期财力不足，但是雄健古拙，规模庞大的石像生则反映出八旗子弟以武力征服中原，靠弓马开创天下的雄姿。景陵、裕陵则反映出“康乾盛世”天下太平的时代特征，定陵和惠陵则是清王朝一步步走向衰亡的写照；慈禧陵则是权力的象征，反映出慈禧两度“垂帘听政”的那段特殊的历史。

　　　　清东陵是中国封建皇陵的集大成者，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它综合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风水学、建筑学、美学、哲学、景观学、丧葬祭祀文化、宗教、民俗文化等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是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文化遗产。

　　　　不入祖坟有隐情

　　　　清西陵位于河北省易县城西15公里的梁各庄西永宁山下，距北京140公里，距保定约100公里，占地面积达100多平方公里。清西陵是清朝皇室的陵墓群之一。清西陵是清代自雍正时起四位皇帝的陵寝之地，共有14座陵墓，包括雍正的泰陵、嘉庆的昌陵、道光的慕陵和光绪的崇陵。此外还有3座后陵，以及若干座公主、妃子园寝。因与清东陵东西相对而称西陵。陵区西依紫荆关，南临易水河，与狼牙山隔水相望。陵区的四周层『乱』叠嶂，松柏葱茏，景『色』清幽，十分雅致。清朝最初建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