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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墓贼影:中国盗墓史全记录-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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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临易水河，与狼牙山隔水相望。陵区的四周层『乱』叠嶂，松柏葱茏，景『色』清幽，十分雅致。清朝最初建陵在河北遵化的马兰峪。雍正帝即位以后，原来在马兰峪九凤朝阳山选定陵址，动工兴建，后因『穴』中土质带有大量的砂石，遂废陵址，另外选择易县的永宁山太平峪为“万年吉地”，兴建泰陵。
西陵的建筑保存完整，共有房舍1000余间，石质建筑和石质雕刻一百多座，建筑面积503万平方米，占地100平方公里，陵区的围墙长达21公里。雍正帝及帝后的泰陵和泰东陵位居陵区的中部，西侧是嘉庆帝后的昌陵和昌西陵，再西是道光帝后的慕陵和慕东陵；泰陵的东侧是光绪帝后的崇陵。在帝后陵的旁边还陪葬有妃子的园寝、王公和公主园寝共七座。整个清西陵埋葬帝后、嫔妃、王公、公主等共计76人。每年的清明、中元、冬至、岁暮和忌辰，清廷都会在东陵和西陵举行大规模的祭祖活动，称为“大祭”；每月的朔、望则举行小祭。祭祖活动耗费巨大，仅仅东陵的祭祖活动，每年就要耗费银两103万两。
西陵的建筑形式和布局与东陵大体相同，都是按照清代严格的官式标准建造的，等级森严。后陵小于帝陵，园寝又小于后陵。帝陵、后陵有红墙环绕，建筑都是用黄琉璃瓦覆顶；妃、公主园寝虽有红墙环绕，但都是以绿琉璃瓦盖顶；行宫、衙署则是灰『色』的砖墙，都用布瓦盖顶。各陵的主要建筑有碑楼、神厨库、朝房、隆恩门、配殿、隆恩殿、明楼、宝项等。
雍正皇帝的泰陵是西陵建筑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体系最为完整的陵墓。陵园始建于雍正八年（1730年），乾隆二年（1737年）竣工，雍正帝和一后一妃葬于此陵。陵入口处的标志是三座巨大的石牌坊，过了石牌坊是一条宽10米、长2。5公里的神道，神道将中轴线两侧的建筑贯通起来。进入大红门后，北侧是具服殿，殿北是30多米高的圣德林功碑亭，重檐歇山顶，亭内的碑石上记载了雍正帝一生的功绩。碑亭的四角各立有一座汉白玉石的华表，满刻云龙纹的浮雕，气势庄严。由此过七孔石桥，神道两侧排列的石兽、石人等皆垂首肃立，神态恭谦。再往北蜘蛛山后就是龙凤门，四壁三门，上有用琉璃制作的云龙花卉装饰。门的两侧是碑亭、神厨库、井亭等建筑。再北是主殿隆恩殿，殿内明柱沥粉贴金包裹，顶部饰旋子彩画，梁枋装饰金线大点金，殿宇金碧辉煌。殿后依次是三座门、二柱门、石五供、方城、明楼等建筑，宝城的下面是地官，雍正帝和后妃就合葬于此。
从此，清朝的帝陵在关内分为两地，遵化县陵区位于京城以东，称为东陵；易县陵区位于京城以西，称为西陵。从雍正皇帝起，实行昭穆之制，一东一西，隔辈相聚，祖孙葬于一地。乾隆时又下诏定父子死后不葬一地的制度。
“昭穆”为古代宗法制度，宗庙次序，始祖居庙中，以下父子递为昭穆，其左为昭，其右为穆。父为昭，则子为穆，父为穆，则子为昭。这种方法也用于坟地葬位的左右次序。早在古代的《周礼》一书中就曾有“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的规范记述。
根据这样的记载，雍正皇帝显然违背了“昭穆之制”。那么，是什么原因让雍正皇帝违背“昭穆之制”另选陵址呢？对于这个疑问，一直以来就有不同的说法，一说雍正帝嫌东陵风水不佳而选西陵为自己“万年吉地”，一说雍正皇帝觉得易城离北京较近，尤其是距离出产石料的曲阳县非常近，明清两代修建皇宫和陵墓所需用的汉白玉石料都是产自曲阳太行山区，因此，决定把自己的陵墓建在西陵，可以节省许多人工。还有一种说法，就是雍正篡改了康熙的遗旨，死后不敢去见他父亲，才在西陵另建坟墓。那么，哪一种说法才是雍正帝的真正意图呢？
通过对历史的考证，我们可以看到，雍正即位后，政权日益稳固，建造陵寝一事业已提上了日程。雍正四年（1726年），他把这一重任交给干练忠诚的心腹重臣允祥，命另一位心腹张廷玉辅助，工部、内务府负责具体办理建陵事务。
因为顺治、康熙二帝陵墓都建在遵化，所以允祥等人把遵化一带奉为寻找吉地的首选。他们经过跋山涉水，披星戴月，仔细寻觅，终于在第二年四月，在九凤朝阳山看中了一块陵地，雍正帝也点头同意。但后来精通堪舆的臣僚术士再三相度，又认为九凤朝阳山“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实不可用”。因此，雍正废掉了这处陵址，让臣僚们再行勘察。允祥等人转而又到别处寻找，经过四处踏勘，确认遵化一带再无中意之地。于是，朝北京西南方向踏勘，总算在易县泰宁山太平峪找到一块上好陵地。按照允祥等人的说法，此处西依云山，北靠泰宁山，东傍丘陵地，南临易水河，堪称：“乾坤聚秀之区，为朝阳会和之所，龙『穴』砂石，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
但是，若在此处选择陵址，显然违背了子随父葬的制度，他不便马上表态，只说此处是“山脉水法，条理详明，洵为上吉之壤”，但距父亲的景陵和祖父的孝陵“相去数百里，朕心不忍”。暗示臣僚们为自己违背“子随父葬”之制寻找依据。
臣僚们心领神会，很快就引经据典，找出了一大堆看起来颇具情理的依据。允祥联合大学士们奏称道：“汉唐诸陵虽都建于陕西，但汉高祖、汉文帝、景帝、武帝之陵却分布于咸阳、长安、高陵、兴平等县，唐高祖、唐太宗、高宗、玄宗诸陵则分散于三原、醴泉、干县、蒲城等地。据此典法，在易州建陵，与古礼不为不合。且遵化与易州都属畿辅之地，离京师不远，完全可以建陵。”群臣果然不负厚望，一番引经据典，使雍正的意图得以顺利实施。雍正八年（1730年），位于易州的泰陵开始动工兴建，至乾隆二年（1737年）宣告竣工，同年三月初二日，雍正帝的梓宫被安葬于泰陵地宫。至此，清朝入关后沿袭的“昭穆之制”的丧葬规范，被雍正轻而易举地击破，历史在这里无声地拐了弯。清朝自入关后，帝王的陵寝开始以京师为坐标，逐渐分为两大陵区。那便是位于北京以东遵化县马兰峪附近的清东陵和位于北京以西易县境内的清西陵。
对于雍正为了节省人工，而修建清西陵，最直接的反证是两广总督孔毓殉在奏称采办情况时，雍正帝说：“一切动用钱粮，宁费毋省。”也就是说为建自己的陵墓，只要办好，花费钱粮多少可以在所不计。
而雍正篡改了康熙的遗旨，崇仰佛教的他害怕死后灵魂遭康熙报复而不敢葬于东陵不过是后人们的妄自揣测罢了，并没有直接的证据。
泰陵从1730年始建到1737年竣工，历时八年之久，征用舟车，运载数万辆次，役使民工上千万人，死亡人数不可计数，泰陵落成后，乾隆皇帝，为兼顾东、西两陵区的盛衰，决定把自己的陵寝改建在东陵区，并于乾隆六十一年（1796年）在谕旨中言明：“因思皇考陵寝在西，朕万年吉地设又近依皇考，万万年后，我子孙亦思近依祖父，俱选吉京西，则与东路孝陵、景陵日远日疏，不足以展孝思而申爱慕”。为防止有子孙在清东、西陵之外另选陵址，乾隆还在诏谕中硬『性』规定了“兆葬之制”。也就是说，若父葬于东陵，则子在西陵；若父在西陵，则子必在东陵。不过，令乾隆没想到的是，还没出三十年，他的孙子道光帝又违背乾隆的规制，埋葬到了西陵区。让道光感到庆幸的是，这一违规之举竟逃过军阀孙殿英一劫，使其免遭盗陵暴尸之厄运。
2000年，清西陵根据文化遗产遴选标准c（i）（iii）（iv）（v）（vi）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明清皇家陵寝依照风水理论，精心选址，将数量众多的建筑物巧妙地安置于地下。它是人类改变自然的产物，体现了传统的建筑和装饰思想，阐释了封建中国持续五百余年的世界观与权力观。
第11章 盗墓都是哪些人：盗墓者的前世今生（1）（）
冠冕王侯也盗墓
从我国进入阶级社会开始，就出现了社会的统治阶层——王侯。在古代社会，王侯就是身份地位、荣华富贵的象征。对于这些人来说，钱财似乎只是个符号，毕竟天下都是他们的。他们在尽享荣华富贵之时应该什么也不缺了。王侯由于处于尊贵的地位，所以做起事情来也与众不同。即便是最无耻的勾当，也会被美化得非常正确，甚至温情脉脉。以盗墓为例子，最能说明王侯的冠冕堂皇。
春秋战国的时候，伍子胥掘开楚昭王的墓室且把楚昭王尸体鞭尸，说是为了报楚昭王的父翱王没有重用他反而杀害其父亲兄弟的仇恨。拐秦朝末年，项羽发掘秦始皇陵墓，据说是别复秦始皇对天下百姓的暴政。而广川王刘去到处疯狂挖墓，说是为了享受考古的乐趣。
曹『操』更是设立『摸』金校尉和发丘中郎将来专门盗墓，说是为了统一中国。
明朝天启皇帝发掘金陵，说是要断掉女真人的王气。
号称“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则借着修缮十三陵的名义，盗取了永陵大量的上等楠木用于建造自己的陵寝。
王侯的盗墓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泄私愤？为了敛钱财？又或是二者兼而有之？总结我国历史上的王侯盗墓行为，他们的盗墓目的大抵有四个：即为泄私愤、为钱财、为满足变态欲望、或这几者兼而有之。
一部皇帝盗墓史应该是相当精彩的。而且，历史就是如此真实，神秘的古墓就像一个妩媚动人的美艳感女人，哪怕是帝王，同样也会『迷』恋于欲望之洞。
先从王侯盗墓是以泄私愤为目的来说，以这种盗墓目的实施的盗墓行为多发生在一个朝代的开始时期，或军阀混战时期。其实，这都很容易理解。
盗墓为泄私愤又可分为四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可以归结为国恨。此种盗墓行为是因国家的仇恨而实施的。无论一个灭亡的王朝最后社会多么黑暗，统治者多么残暴，都仍会有一批遗老遗少存在。这些人大都受过统治者的恩惠，因此对这个王朝极为忠诚，哪怕这个王朝最后多么腐朽，他们都希望它永世长存下去。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一个新朝代产生的初期，必然会有前朝的人来反对他，甚至想推翻新朝代，恢复旧朝代。那么，新朝代为了加强新生政权的统治，必然会出台一些非常严厉的政策。这些王侯在前朝的统治者死后也不放过他们，于是，就出现了鞭尸鞭坟的事情。
第二种情况是民族恨。这种情况多发生在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或是汉族政权把少数民族政权驱逐出中原时发生。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些少数民族政权在长期的发展中得到了长足的进步，这些少数民族中尤以北方游牧民族最为显着。当中原的汉族政权统治比较黑暗或是势力比较羸弱的时候，就很容易受到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的侵扰。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战争处于冷兵器时代，大刀、长矛以战马是主要的作战工具。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因其有天然的条件，在马背上作战是他们的强项，这就使他们在战争中赢得了很大的优势。一旦这些少数民族抓住战机，就会率领骑兵大军长驱直入，给汉族政权以沉重的打击。少数民族战胜汉族政权入主中原的例子有很多，比如元朝和清朝的统治。
但是，汉人在人口中占绝大多数，他们怎能轻易地屈服于少数民族呢？况且，中原的汉人一向以自己的文化而骄傲，在骨子里，他们是看不起少数民族的。于是，他们就会不时的给新生的少数民族政权制造些麻烦，有时这种反抗可能贯穿整个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时期，比如清朝从建国开始，反清斗争就没有停止过。正因为这样，这些少数民族的统治者才会用偷坟掘墓的方式来震慑汉人，以加强统治。同样地，一旦反抗少数民族政权的斗争取得胜利，汉族政权也必然会采用相同的方式来发泄对他们的愤恨。
第三种情况就是所谓的家恨。这多是由于一个新生政权的统治者因其自身曾经遭受过前朝统治者的凌辱、迫害或是其祖先遭受过前朝统治者的凌辱、杀害，从而对前朝的统治者恨之入骨。他们励精图治，在取得政权后就必然会报仇。有时因为前朝的统治者已经死去，他们就只能找那些陵墓中的枯骨复仇了。
还有一种情况是在一个比较混『乱』的历史时期，各路诸侯之间为了争得最终的统治权而互相混战，诸侯争霸。胜败乃兵家常事，因此经常出现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这些混战中的诸侯国之间必然会结下很多仇怨，因此他们在打败一方后可能就会掘开对方祖先的坟墓来复仇，同时向天下扬威。
从王侯盗墓是以收敛钱财为目的来说，这种情况一般都没有什么特定的时间，各个历史时期都可能发生。虽说这些王侯盗墓都是以敛财为目的，可是具体情况又有不同，具体可分为三类：只是因爱钱而赤『裸』『裸』的收集钱财，为了筹集军饷，为了营造园林、陵墓。
只是因对钱财的欲望没有止境而盗墓的王侯，不是很多。因爱钱而盗墓实在不能为人所理解。因为他们在处于社会的最高统治地位的时候，钱堆他们来说根本不是问题，因这种目的而盗墓的王侯，只能说是个人『性』格所致。他们无休止的盗墓，只是为了满足他们对金钱无休止的欲望。东晋末年十六国时期的后赵国王石勒、石虎兄弟就是这种情况的典型代表。他们两个自幼生活贫苦，石勒还曾多次被人转卖给汉人当奴隶，石虎也在社会的底层没少受委屈。这些苦难的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必然会给他们的一生带来深远的影响，导致了他们视财如命的心理状态。正是因为这样，这两个人后来虽然登上了国君的位置，却还对金钱有着狂热的需求与欲望。这种狂热的欲望无时无刻不在煎熬着他们，从而使他们为敛财走向了极端。
在社会动『荡』的历史时期，为了筹集军饷而盗挖陵墓的情况时有发生。因为社会动『荡』，所以才会有无数的割据势力相互混战，这与上面提到的为国恨而盗墓的情况有些相似。不过他们的目的是不同的。这些混战中的王侯盗挖陵墓的目的是为了筹集军饷，以图在诸侯争霸中取得胜利。在众多诸侯中脱颖而出，统一天下，登上帝位，这是每个胸怀大志的诸侯的梦想。然而，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想称王称霸，必然会出现军阀混战的局面，而军阀混战必然导致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农业生产可能还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士兵们连饭都吃不饱，衣服都穿不暖，哪有心思去训练、去打仗呢！没有充足的战斗力，必然会在诸侯混战中失败。因此，这些想统一天下的王侯们无不为筹集军饷而大费脑筋。曹『操』就是这样的一位典型代表。曹『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在自己统一天下的政治野心前加了“匡扶汉室”的冠冕堂皇的理由，这就更给他的盗墓行为提供了义正言辞的理由。这使他丝毫不会为自己的盗墓行为感到羞耻。
还有一种为了钱财的盗墓方式似乎有些隐蔽，就是以修建园林、陵墓为名来盗取陵墓中的较为珍贵的建筑材料。古人，尤其是王侯将相等都十分重视自己的身后之事。因此，他们的陵墓多用十分珍贵的建筑材料来营建。一旦后世的王侯们在建造陵墓、园林缺少珍贵的建筑材料时，就必然会想到那些建造精美的古代陵墓。这种情况远的有孙权，近的有乾隆皇帝。孙权大破长沙之后，派人挖毁吴芮的墓，用陵墓中的棺木来给其父孙坚建庙。乾隆则为了得到明长陵、永陵中的珍贵的金丝楠木来建造自己的陵墓，而以修缮为名，采用“偷梁换柱”的方法盗墓。这种以获取建筑材料为目的的盗墓虽然初看上去不是为了钱财，但究其本质与钱财是脱不了干系的。
从王侯盗墓是以满足病态的嗜好或变态的心理需求为目的来说，这种情况也没有时间的规律，只能看有这种病态嗜好或心理需求的王侯处在哪个时代了。
对盗墓有着病态的嗜好的王侯以西汉广川王刘去疾为代表。刘去疾自幼生活优越，不知怎么竟形成了这样一种残忍的嗜好，这与他饱读诗书的教育背景很不相称。他把盗墓当作一项游戏来玩，把盗墓的过程当作一种享受。他在盗墓中力求刺激、惊险，困难越大越能引发他的兴趣。可以说刘去疾是真正以盗墓为生活的人，在盗墓中体验着快乐，后人无人能及。
为了满足变态的心理需求而盗墓的王侯代表非南北朝时期陈国的始兴王陈叔陵莫属。他的这种变态的心理需求可能与他自幼残暴的『性』格有关，他以看到别人受苦受难为乐。看惯了活人的痛苦，便也觉得没什么意思，就去寻找更大的刺激，而盗墓正是能满足他这种心里需求的“良『药』”。每当看到盗墓得到的珍宝和从墓葬中取出的遗骨，他心里就会升起无限的满足感。
从王侯盗墓是为了达到多重目的来说，有的是泄私愤与敛钱财相结合，有的是敛钱财与特殊的心理需求相结合，有的是三者兼而有之。
项羽盗秦始皇陵就是在这样的多种原因下发生的。从泄私愤上来说，项羽的祖父项燕就是被秦将王翦所杀，因此，项羽对秦始皇是极为痛恨的。再有项羽是楚国人，秦灭楚，统一天下，他对秦始皇也是有着国仇的。还有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时值项羽与刘邦楚汉争霸之时。项羽的百万大军必然是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的，而此时，项羽刚刚入关不久，立足时间尚短。况且由于战『乱』，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因此盗掘秦始皇陵墓可以给项羽带来三重收益，了家仇、报国仇、筹军饷。
虽然王侯盗墓的目的各不相同，但造成的后果却是相同的，这就是使我国的文化遗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盗墓者自身大多也没有什么好下场。比如，项羽虽然因盗墓获得了充足的军饷可是却因为丧失民心最终败给了刘邦，最后引颈『自杀』；刘去疾因为盗墓等行为而被流放，病死在了流放的路上，无人收尸；陈叔陵因叛逆而被处死，也是暴尸荒野，无人收尸；乾隆虽然用盗得的金丝楠木建造了奢华的裕陵，但是最终还是被民国的盗墓者孙殿英所盗，最后竟然落到尸骨异处的下场。
明火执仗为官盗
与王侯的出现一样，从我国进入阶级社会开始，便产生了帮助统治者管理国家的一个上层社会阶层——官吏阶层。
在我国，从有准确的文字记载的夏朝开始，就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官吏制度。此后，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官吏制度越来越完善。统治者把帮助他管理国家的人分为不同的等级，又增加了许多爵位，用于封赏那些功勋卓著的官吏。这些官吏上至太师、宰相，下至县令都在不同程度上拥有一定的权力。这些权力是极有伸缩『性』的，倘若当朝的是个有德的帝王，那么他手下的官吏可能就会好官多一些。这些好官不仅能帮帝王统治国家，还能帮帝王治理国家。倘若当朝是个无德的昏庸帝王，那么朝野中就会『奸』党林立，恶官纵横。那些恶官不但不能帮助帝王稳固江山，还是江山社稷的蛀虫，是一个王朝毁灭的因素。在我国几千年的官宦史上，出现了比干、包拯、寇准、房玄龄、魏征等许多好官。同时，也出现了赵高、杨国忠、蔡京、高俅等一系列坏官。
这些官员在他们的权力范围之内，做了许多好事与坏事。但是，有一种事情是好官坏官都可能做过的，这就是盗墓。当然好官与坏官盗墓的目的是不同的。在官吏盗墓中，盗墓目的可以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复仇；第二类是为财；第三类则是为了取悦当权者，谋取前途；第四类是为了猎奇；第五类是为了满足变态的心理需求。当然这几种目的很多都是相互交错的。
官盗，顾名思义，就是统治者或者官员组织进行的盗墓活动。这种盗墓行为被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不必担心违反法律而惶惶不可终日。众所周知，历朝历代都有明文规定，偷掘坟墓是重罪，由此可见，统治者们是极其厌恶并坚决抵制盗墓行为的。那么，究竟是什么促使这些本该打击盗墓的统治者走向盗墓之路的呢？
细数中国古代著名的官盗，像汉末的董卓、曹『操』，五代的温韬，到民国时的孙殿英等，都很有名，他们往往动用大批士兵，明火执杖地大干。
在三国时，中国历史上甚至出现了专门的盗墓机构和主管盗墓的专职人员。这一“创举”的始作俑者是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的主角——大『奸』雄曹『操』，他在军中设立了“发丘中郎将”和“『摸』金校尉”，专门负责寻找陵墓、执行盗掘，堪称古今最专业的官方盗墓代表。曹『操』之所以做这种“率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至今圣朝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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