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即将溃败:西方视角下的晚清图景-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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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200米的地方列队，然后立即向高升号发『射』一颗鱼雷，然后又用船身两侧的火炮向“高升号”开炮。这些火炮包括两门25吨的火炮，以及四门10吨的火炮。

　　　　“浪速号”发『射』鱼雷时，“高升号”士兵开始装备多门小型山炮。鱼雷击中了一个煤炭燃料舱，打爆了一个锅炉，爆炸威力很大，但不足以让这艘船下沉。中国士兵用步枪和小型炮向“浪速号”开火，展示出了最伟大的勇气。

　　　　“浪速号”继续用10吨的火炮开火。很快，“高升号”陷入糟糕的瘫痪状态。很多中国士兵跳入海中，“浪速号”的机关枪向他们扫『射』。“高升号”逐渐开始下沉。日本巡洋舰大炮连续发『射』15发炮弹之后，船迅速下沉。

　　　　船上的中国士兵继续作战。他们的子弹有些瞄准了往外游的自己人。他们决定所有人要死在一起。悬挂红『色』中国军旗的船尾先下沉。在重装甲船上的日军对准水里的中国军人开火。他们没有任何救人的尝试。所有“高升号上”的军人都被杀尽。

　　　　“浪速号”向英国公使或海军军官报告说，有7名英国人被杀。很多士兵游抵一块岩石然后被获救。冯·汉纳上校不可思议地逃跑了，乘坐一艘朝鲜渔船于7月28日抵达仁川。他在英国公使面前发誓，上面所说全部属实。他见证了中国军队的伟大行为。他说，中国军人死得很壮烈，他们战斗到了最后。

　　　　《泰晤士报》的编辑称赞“高升号”上中国军人的“像英雄一样死去”。然而，遗憾的是，大局往往并不取决于具体战役中的军人们的英勇表现，战场之外的因素对大局的影响通常更加重要。我们将从西方媒体的报道中发现，除了战略和战术方面的原因，导致日本胜利、中国战败的因素还有很多。

　　　　德国驻东京大使馆官员威德尔曾评论说，日本资金短缺，如果打持久战的话，中国将获得最后的胜利。但他低估了日本人解决金融问题的能力。因为他发表评论的时候，尚未看到1894年8月19日发自华盛顿的一条消息：“日本『政府』将发行5000万美元国债，高涨的爱国热情已经被唤起，全国各地的人们渴望认购国债。”

　　　　根据《旧金山早报》发自9月26日的一篇报道，日本『政府』的战争费用大约是每日15万美元。换句话说，5000万美元的国债能支持日本打一年。

　　　　当日本人的爱国热情被唤起的时候，中国北方的农民因为难以忍受饥荒而起义。而无能的清朝『政府』当时竟然还在执行粮食禁运的政策。1894年9月24日的《梅斯维尔晚报》，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

　　　　山东昌山（属青岛）爆发起义，势力庞大到打败前去镇压的征服军队。尚无迹象表明这场起义有任何政治影响……饥荒使不止一处出现无序现象。

　　　　华北担心大米的供应将会不足。不仅是普通百姓，陆军和海军也面临食物短缺。从南方的鱼米之乡通往华北的大运河的镇江以北河段已经封冻，对海运粮食的可『操』作『性』的怀疑也已经出现。

　　　　由于在判断上出现了异乎寻常的错误，北京『政府』已经将大米列入禁运商品。这种情况对欧洲船只也十分不利，他们并没有收到中立船只所载粮食一定不会被视为违禁品的通知。因此，在这个命令之下，弄到载粮船的难度很大，而穿越北直隶湾将粮食运给在朝鲜的中国军队的路线已被日本巡洋舰切断……北京『政府』曾在8月中旬确认，华北谷仓储存的粮食仅足以满足6周的日常需要。

　　　　当日本『政府』想通过战争解决国内冲突、团结各派的时候，清朝『政府』各派之间的争斗因战事失利而愈演愈烈。

　　　　1894年9月17日的《奥马哈每日蜜蜂报》刊登的一条电讯写道：“中国军队打仗的方式遭到国内官民的严词谴责。他们尤其谴责李鸿章。他们说，李鸿章使中国丢了脸。他们还说，中国海军仍然无用，陆军也不好。”

　　　　9月25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则援引来自上海的消息说，湖广总督张之洞与直隶总督李鸿章之间出现矛盾，“前不久有传言说，张之洞伙同其他官员要弹劾李鸿章，但没有结果”，之所以没有结果，是因为张之洞的汉阳铁厂因缺乏资金而有瘫痪的危险，他需要李鸿章的资金支持。消息还说，光绪帝已经不再信任李鸿章，他原本考虑削减总理衙门的权力，但是，因为担心此举会“使李鸿章与外国大使们结盟，可能对国家造成无限的伤害”，因此，他转而考虑任命一名御史对李鸿章进行监管。

　　　　即便是在战时，清朝官员欺上瞒下的哲学仍在大行其道。我们可以看看9月17日的《圣保罗每日全球报》，这份报纸引述来自上海的消息说：

　　　　就当下时局，试图通过中国媒体或中国的消息源获得任何可靠情报的尝试都是全然无用的，因此，我们被迫等到日本媒体印刷了日本官方对中日战争进展的说法，然后在这里（指上海）通过电报获得这些消息。……中国拒绝提供任何让自己不光彩的电报，他们误导公众，不让公众有任何机会了解真相。

　　　　事实上，不了解真相的远不止公众，还包括最应该了解全局的中国皇室。绝大多数西方媒体——比如1894年9月24日的《梅斯维尔晚报》——刊登了一篇特别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对8月26日（七月庚子）发布的一道上谕的翻译。通过这道上谕，西方人了解到了清朝皇室收到的军情谬误到了何种程度。这道下发给内阁的上谕原文如下：

　　　　前因叶志超一军与倭人接仗获胜，仰荷慈恩，颁赏银二万两，以示鼓励。嗣据电奏，该军欲移公州，而倭兵二万余人突来围袭，我军奋勇对敌，鏖战六时之久，倭兵死者千七百余人，我军伤亡三百余人。该提督等以众寡势殊，设伏退敌，遂率兵东渡汉江，暂驻平康，自请严议，并请将出力及阵亡将弁勇丁，分别奖恤等语。

　　　　叶志超一军，本为朝鲜定『乱』，兵数不多，此次途遇倭军，数倍于我，四合攻仆，卒能以少击众，全师而出。虽有伤亡，功过足以相抵。所请严议之处，着加恩宽免。

　　　　这道上谕是对叶志超在朝鲜牙山一役的褒奖。朝鲜战事开始之后，叶志超以直隶提督官职入朝。8月25日，即下发这道上谕的前一天，他因为“战功夙着、坚忍耐劳”而被擢升为“驻平壤诸军总统”，也就是驻朝中国军队统帅。

　　　　事实上，叶志超在牙山一役非但没有得胜，而且是惨败，他还极度夸张了日军兵力。这场战役发生在1894年7月30日。叶志超部兵力约3500人，大岛义正（oshimayoshimasa）率领的日军为4000人。经过16个半小时的战斗后，叶志超率部败逃平壤。在这场战役中，中国士兵死伤500，日军死伤者82人。根据《泰晤士报》发布的一条电讯，“自牙山一役之后，朝鲜国王和朝鲜人民就已经友好地对待日本人”。

　　　　隐瞒军情的恶果很快就显现出来。因为虚报战功而被擢升为驻朝中国军队统帅的叶志超终究难以服众，导致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连连败退。9月15日，平壤失守，2万守城将士战死伤和被俘者达到1。6万。叶志超再次率部溃逃。在狂奔6天、败退500里之后，跨过鸭绿江回国。9月30日，皇帝下发上谕，“所有叶志超总统，着即撤销”。

　　　　10月9日，皇帝下发上谕说：

　　　　直隶提督叶志超自牙山退军，一路本无战功，捏称倭兵突来围袭，奋勇鏖战，设伏退敌。及奉命统率诸军，各将领均不受节制。此次败北，有谓其身先士卒而奔者（意指败逃），情形狼狈，不复成军。失律之咎，恐亦难辞。卫汝贵此次驻军平壤，恣意冶游，士卒亦皆占据民房，『奸』『淫』抢掠，无所不至……

　　　　叶志超的最终命运是：在11月26日被撤掉所有职务；12月17日被逮捕治罪；次年2月18日被处斩。

第50章　唐人街：中日侨民爱国心何其迥然！（）　
在甲午战争期间，美国媒体对在美国的中日两国侨民的不同反应的报道，颇值得我们思考。

　　　　1894年7月31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的前一天，《旧金山早报》刊登的一篇报道讲述了唐人街华人对中日战争的反应。这篇题为《唐人街的华人》的报道如此写道：

　　　　如果有人以为唐人街正在为来自北京与神户的战争消息而处于激动的痉挛状态的话，那他就大错特错了，他不了解唐人街的华人。即便是中国的领事晚觉也睡得非常好，而且，按照东方的传统，他还会在下午小睡一会儿。

　　　　《旧金山早报》的记者原本想直接采访领事，但是，因为这位领事的英语水平不够好，他转而采访了领事的秘书王先生（changliangwong）。

　　　　文章写道，王先生体格肥胖、为人和蔼可亲，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但他对中日之间的战争不感兴趣。当记者问他对局势的看法时，他说自己一无所知。在接受采访当天，领事馆正好收到了“盖尔号”（gaelic）轮船从上海送来的中文报纸，但是，这批报纸的印制时间已经是两个多星期以前，而且几乎没提这件“无关紧要的事情”。如果说其中刊载了些微与战争有关的消息，也是为了表达了那种“麻烦将过去”的信念。

　　　　不过，王先生确实收到了一份最新的海底电报，证实了在被击沉的运输船（指“高升号”）上的两千名华人死亡的消息。

　　　　这篇报道写道，当被问及有何感想时，王先生笑了，并很快回答说，他不相信这个消息。在中国驻华盛顿大使告诉他战事情况前，王先生不相信在东方有任何战争。他对美国报纸所写的消息全然不信。“他把整件事当做一个笑话来看。他在膝盖上摆了一本大书，他胖乎乎的手指懒洋洋地翻着书页。每次提到两千名中国士兵溺水而亡的事情时，他都会发笑。他看上去非常聪明，但对战事完全漠不关心”。

　　　　在讲到在旧金山经商或做苦力的华人的反应时，这篇文章写道，对杜邦大街上“圆滑而自足的中国商人”的一份调查说明，他们普遍有类似的怀疑。他们不相信有战争，尤其不相信已有两千名华人死于沉船。即便他们相信，他们也不关心。只有一个人例外。他就是simkamwah公司的陈兴（音译，chensing）。记者写道，陈兴的脑子是清醒的。他说，他们在当天收到“盖尔号”船送来的三封信，两封来自横滨，一封来自河北，三封信都对战事作了展望，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但是，因为这些信件发自两周之前，他并不很看重它们，他更愿意阅读最新的电讯。因为他与日本和中国都有关系，他急切地想了解是否真的已经宣战。

　　　　陈兴如此判断局势：“如果两千中国军人死亡属实，则必然已经开战。日本一直在备战，每个月都在备战，日本是好战的。中国比日本有更多的兵船，更多的船只和更多的钱，但她不好战。日本没那么多兵船、船只和钱，但现在比以前更强大。所以，我认为日本刚开始时会赢，但最后中国会赢。”

　　　　唐人街华人对战争的冷漠，与在美国的日本侨民的态度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种对比引起了《旧金山早报》编辑的浓厚兴趣。因为就在《唐人街的中国人》一文的左边，编辑安排了一篇发自萨克拉门托——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首府——的简讯，题目是《日本人的爱国主义》。文章写道：

　　　　上周六（1897年7月28日），许多日本人在农民礼堂（grangershall）集会。他们下决心筹集大笔资金，并将资金送回国帮助军队继续与中国作战。他们委派委员们立即筹集资金。

　　　　在加州——美国西海岸——的华人与日本人对战争的迥然态度，很快又引起了美国东海岸的《纽约论坛报》（thenewyorktribune）的注意。9月20日，中日正式交战50天之后，这份报纸发表了一篇题为《加州爱国的日本人》的特稿：

　　　　居住在旧金山的日本侨民正在展示爱国主义。当与中国作战的第一条消息传来，在这里度假的所有日军士兵立即销假回国作战，侨民们发出了募捐单，并筹集了4000美元，这笔钱已汇回东京作战备医疗之用。

　　　　这篇特稿写道，在加州的日本人大多是身材瘦小的青年学生，他们在城市里做活儿以支付学费，同时练习英语。这些学生决定，他们应该挣更多的钱，所以，大批学生去了乡下帮农场主采摘水果。这个工作的酬劳是每天1。5美元。他们的酬劳的绝大部分将汇给国内『政府』，也有部分酬劳汇给学生们的家庭，以资日常急用。

　　　　作者在文章结尾如此评论：“这些日本人的爱国主义与中国人的自私自利形成鲜明的对照。这里的中国人很关注这场战争，因为他们的生意受到了影响。他们有很强的民族自负感（nationalconceit），认为中国能击败任何东方国家或欧洲国家。他们拒绝捐献资金，拒绝为他们的『政府』提供自己的贡献。”

　　　　1895年4月15日的《太阳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对日本人的团结与爱国精神大加赞赏，称其为“世界战争史上独一无二的精神”。文章如此写道：

　　　　华盛顿一位军事官员在谈到中日战争时说，这场战争中最惊人的事情是日本的精神。他不记得现代的任何冲突中有过任何类似的事情。所有人都意见一致地团结了起来，所有人都渴望这场战争，准备为胜利奉献出他们的生命、财产和所有其他能量。在任何国家的历史上，这种事几乎都不会有先例。

　　　　在我们自己的战争中，总会有强大的反对力量。在为统一而战时，在整个战争期间，在北方都有一个强大的“和平党”（peaceparty），几乎每个州都有很多“铜斑蛇”（copperheads，指南北战争时同情南方的北方人），北方的很多政治领袖合起来给『政府』添『乱』；在美墨战争期间，很多美国人反对『政府』；在1812年的美英战争期间，『政府』经常遭到反对者的严重阻碍；即便是在独立战争期间，也有很多美国“特洛伊”（tories），他们为反独立而战。在所有这四场战争中，有如此多的公开发对者，美国的成功一定被认为是令人惊讶的。

　　　　而当日本处于战争状态时，4000万日本人就像是一个人。

　　　　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在与别国交战时，几乎总有一个敌人在国内捣『乱』。英国进行的几乎每场战争，从克里米亚战争到对中国的战争，到在印度的镇压印度兵（sepoy）的战争，在国内都有强烈的反对者。法国、德国、意大利以及其他欧洲国家似乎都是如此。

　　　　并非是说日本绝无“铜斑蛇”与“和平党”。必须补充的是，在过去一年中，数以百万计的日本人对爱国主义事业、对天皇——其帝国的代表——的忠心似乎有些过度。每一个强健的人都渴望加入陆军行列；每个士兵最自豪的希望是他会被置于战斗的最前线；父亲愿意失去他的儿子，妻子愿意失去她的丈夫。

　　　　在帝国议会中，有保守的、激进的以及其他派别，但是，所有人都站在一起，一致投票支持战争，足额划拨所有战争款项，支持每一项必要措施，没有论战。日本各宗教的信徒都为国出力，僧侣也跟他们一起。社会各阶级，从世袭贵胄、好战的武士（samurai）到商人、农民、劳工以及人力车夫，都因战争而团结在一起。本国媒体——包括很多有影响力的报纸——只有一个声音，没有出现一篇破坏这个“日出之地”（thelandoftherisingsun）的“好战和声”的文章。整件事是显著而没有先例的。

　　　　还必须被记住的是，日本人没有奴『性』，同时也不是猥琐的人种。他们与那些最强的种族有相同的个人素质。他们是文明的，机智的，拥有良好的艺术感觉。他们十分勤勉，比东方世界的其他任何民族都有事业心。他们有一部宪法，有一个比较独裁但并不暴虐的『政府』。即便是在旧秩序之下，他们也遵循着很多基本的天赋人权。

　　　　日本最为杰出的政治家，像伊藤博文（countito）和陆奥宗光（viscountmutsu），是日本民族精神的完美化身。他们以高妙的能力进行谈判。内阁部长会议或枢密院从没有传出过不和谐的声音。自战争开始以来，掌权的这些人一直处于和谐之中。

　　　　可能最明显的事情——迄今为止所了解到的——陆军或海军的指挥官之间从未有过任何嫉妒或阴谋。带着国旗从朝鲜打向北京的最杰出的陆军将军们，以及摧毁中国最强大的海军的日本海军上将们，似乎完全脱离那些“低级『性』状”（basertraits），这些『性』状在其他国家的军事领袖之间经常出现，经常给他们自己的『政府』以及他们从事的事业带来坏处。

　　　　如果还有什么事情比日本指挥官之间在战时的和谐更加引人注目，那就是在购买武器或军需品时没有欺诈的行为，而这样的事情经常使其他处在战争状态的国家丢脸。各种军事物资的装备业务似乎都在带着必须赢得世界尊重的荣誉感来进行，他们为所有欧洲和亚洲国家，为整个基督教世界装备出一个榜样。

　　　　这篇文章的作者感叹道，日军的纪律很难被超越！“不久以前曾在横滨停留的一位美国人说，如果说日军中有逃亡者，那他只听说过有一个，那人当时处于恋爱之中。日军队列中还没有发现一个叛徒”。

第51章　崩溃！新秩序！文明之光？（）　
甲午战争最终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平壤失守、黄海海战失败之后，中国海陆军兵败如山倒。1894年10月下旬，战火已经越过鸭绿江，燃烧到辽宁的丹东九连城。11月下旬，日军攻陷旅顺。1895年2月，日军攻下北洋舰队基地威海卫。两个月后，清朝『政府』代表李鸿章与日本『政府』代表伊藤博文在日本下关签署和约。

　　　　最迟在1894年11月，有识之士已预见到中国的失败。1894年11月18日，《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题为《帝国的崩溃》的社论写道：

　　　　战争的过程不仅让所有外国观察家感到惊讶，也出乎两个参战国本身的意料……任何一位日本有识之士都不可能相信，清廷将被如此轻易地打败，4亿人在面对只有其十分之一的人口时会如此的无助……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中，英国『政府』的审慎判断是，是清国而非日本强大到足以被当做令人担心的敌人，或被当做值得怀柔的盟友。

　　　　……

　　　　这场战争经常被称为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而它应该更准确地被称为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冲突。尽管日本的文明源自中国，它在日本得到了发展……然而事情不进则退，哪里没有进步，我们就能确定，哪里在退步。在中国的旅行者和外国居民一直在反复说——自外国人旅行和居住在中国得到允许以来——清『政府』是绝对的、无处不在的腐败，其行政制度是说谎和偷窃的制度。甚至其竞争制度（指科举制度）也是闹剧（farce），无能而有钱行贿的候选人被录用并晋升，排斥有能力的候选人。

　　　　清廷的整个公务员系统被纽约警察局刚刚暴『露』出来的那种制度渗透。这种制度由低薪者管理，因而会通过敲诈勒索弥补实际收入与合适收入之间的差别，弥补他们为得到其官位而支付的贿赂。纽约警察局的例子可以说明，没有有效的反对制度，没有忠实的改革尝试，那种政治腐败不会在整个国家盛行如此之久而不腐蚀所有的人。

　　　　这场战争已经“突显”（writlarge）了这样的事实，即清朝『政府』是一个谎言、偷窃和勒索的系统。本应为国而战的军队并不存在，他们存在于纸面上，而某些官员则能从中渔利。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和平时期，腐败都同样存在。这场战争还向我们展示，人们已经变得如此腐败，以至于爱国主义和荣誉在中国毫无意义；以至于将领们能在战斗前夕逃走，留下他们的军队让敌人屠杀；以至于高官们对其人民的困难漠不关心，而他们又对无助的囚犯实施野蛮而恐怖的酷刑……基于人道和文明的理由，现在要对这个致命的、腐败的社会国家做的事情是，把它打碎，让这个国家的4亿人沐浴文明之光。

　　　　从1894年11月开始，欧美外交圈已在讨论中国求和的可能『性』。11月10日，一条发自华盛顿的电讯写道，美国很快要应邀在让中日两国都满意的基础上调停中日关系，以期实现永久和平。“日本理所当然地坚持中国应该在寻求重启和平的任何谈判中采取主动，但是，它无疑将十分乐于接受任何合理的提议。在10月25日的九连城战役中，中国军队大败。此役之后，中国人彻底慌了，开始相信必须做些事情以结束战争”。但是，“他们无法低下其骄傲的头，直接向日本诉求和平”，而是希望美国能基于1858年的《中美天津条约》予以斡旋。这个条约的第一款的大意是，万一中国受到其他国家的压迫或不公正对待，美国将动用其影响力去处理这个难题。

　　　　根据这条报道，清朝『政府』向美国驻华公使田贝（1885年至1898年在任）提出了这个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