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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即将溃败:西方视角下的晚清图景-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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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这个难题。
根据这条报道，清朝『政府』向美国驻华公使田贝（1885年至1898年在任）提出了这个请求，而后田贝将此事向华盛顿作了汇报，“总统考虑了一周或更长的时间”。这天的报道还提到美国国务院两位官员的评论。一位被称为“熟悉中国的态度”的官员说，中国不再隐藏它没有能力再继续打下去的事实。它承认自己被打得措手不及。在这样一个糟糕的局面下，用最小的代价获得和平，对它而言是比较明智的。他说：
日本打这场仗的目的，如它自己所说，是为了朝鲜的完全独立。中国对此会完全让步。中国也可能会支付相当的赔偿。但是，赔偿将是以现金形式而非领土形式。我认为，如果日本非要中国赔上部分领土，那么，任何和平协议都不能达成。
另一位熟悉日本的态度的美国官员则说，日本了解中国的诡计，它不可能被中国开出的任何支票所误导，这种和平条款看上去似乎大有意味，实则空无一物。朝鲜主权就是空头支票之一。中国已经被赶出朝鲜，在朝鲜没什么可以让步的了。“日本不会要中国的任何领土。毫无疑问，日本希望的是足够弥补其战争支出的现金赔偿。这些赔偿再加上日军获得的威望以及对中国的羞辱，就是日本的胜利果实”。
11月13日，发自华盛顿的一条电讯说，中国已经通知美国国务卿格雷萨姆，表示将会向日本承认朝鲜独立，并将支付现金赔款。
这条电讯分析了美国与欧洲国家在亚洲事务上的利益分歧：“如果日本和中国接受美国作为调停者，并因此而结束自普法战争以来最大的战争，那么，美国将第一次在决定亚洲的事务上发号施令。但是，欧洲列强完全不会同意美国所作的义务调停，不会同意在朝鲜独立问题上获利并实现他们所希望获得的其他设计——比如，与朝鲜签订一些条约，获得一些港口甚至是领土——之前让战争结束。”
这条电讯评论说，欧洲列强认为他们的利益比美国的多得多，因此，他们应该在这件事情上发言。他们还认为，美国的“大胆而坚决的”行动可能使日本迅速接受调停的条件，如果日本真的希望在当前阶段结束战争的话，日本的利益也将交在美国——这个对亚洲事务兴趣不大的国家——的手上。
最迟在11月23日，日本『政府』已经收到清朝『政府』的停战报价。这一日，一条发自广岛的电讯写道：“中国已经明示有意支付1亿两白银作为战争赔款，另外，还将付给日本已经支出的所有战争费用。”美联社在当日发布的消息说，日本的战争费用达到1。5亿两白银。因此，中国将支付2。5亿两白银赔款。
无论是美国官员们发表的评论，还是欧美通讯社发表的消息，都与日后发生的事实相去不远。根据1895年4月17日签订的《马关条约》的主要条款，中国同意朝鲜独立，即放弃宗主权，并且割让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两亿两，增加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
在签订条约的前两天，条约的内容已经被西方媒体获知。4月16日，一条发自伦敦的电讯以《欧洲反对日本》为标题。这条综合了欧洲各国反应的电讯写道：
俄国坚决不允许中国将东亚大陆上的任何领土割让给日本，如果日本的领土愿望不能通过别的形式实现，俄国不会畏缩于和日本发生严重冲突。
法国坚决支持俄国的这个立场。
明日（4月17日）的《伦敦早报》将如此评论：中国和日本之间达成的这些和平条款将是对欧洲的挑衅，并将给世界带来危险。
《世界报》（theglobe）发表评论文章说，欧洲不会允许日本攫取其已征服的领土，攫取辽河以东领土，不会答应中国永久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也不会允许日本和中国结盟，因为欧洲不会同意将中国的潜在资源置于日本控制之下的任何条件，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商业竞争之中。
《标准报》明天将表示：无论中日条约的具体条款如何，务必清楚的是，这些条款要得到与东亚有关系的其他国家的许可。只有当这些条款没有不公正地与欧洲人的合法权利相冲突，它们才能被允许生效。任何能够让日本在政治和商业上控制中国的条款都不会被允许通过。
4月16日，柏林的《北德公报》发表评论称，鉴于中日关系正在发展，德国将加强其在东亚水域的军事力量，以保护并维持其商业利益。英国《图片报》在同日发表评论说：“中国的‘日本化’（japanizationofchina）将是在东亚的欧洲人的丧钟，将是西方工业的幻灭。”
4月17日，条约签署之日，巴黎的《论争杂志》发文说，法国、德国和英国不会坐视让日本完全掌控通往中国的贸易路线。
显然，这些报道表达的真实意思是，东亚新秩序已经形成。在这个新秩序之下，日本占据了一席之地。可是，主宰东亚事务的仍然是欧美列强。1895年10月，在俄国、法国和德国的干预下，日本将辽东归还中国，但索要了3000万两白银的对价。
无论如何，福泽谕吉的梦想初步实现。1885年3月16日，福泽谕吉曾在《时事新报》上发表《脱亚论》一文，文章写道：“我国不可犹豫，与其坐等邻邦之进步，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队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对待中国、朝鲜之办法，不必因其为邻邦而稍有顾虑，只能按西洋人对待此类国家之办法对待之。”
中国则沦落到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境地。正如《纽约每日论坛报》在签约当日发表的一篇极为坦率的评论文章所写：
清朝『政府』代表签署了亚洲史上最耻辱的和约……多年以来的一个公开的外交秘密是，预见到大清帝国的最终崩溃的英国、法国和俄国，已经非正式地勾勒了瓜分亚洲的广袤领土的各种方案。中国各地区的彩『色』地图已经被分配给了这三个国家，并被小心地锁在上海和北京的外交官的档案柜里面。圣彼得堡、伦敦和巴黎被认为在瓜分中国的问题上达成了某些秘密的谅解。作为当前这场战争以及日本获胜的结果，未来的欧洲问题已经变成了未来的亚洲问题。
至于日本，它已经突然将亚洲的均势（thebalanceofpowerinasia）的新理论变成了现实……带着从这场战争中获得的威望和资源，实力大增的日本将脱离亚洲的保守主义和惯『性』，成为一个新兴的进步的国家。
西方人发现，清国皇室的条条框框，让皇帝变成墨守成规、谨小慎微的人。在需要采取持续而积极的行动时，皇帝的祖先们定下的规矩毫无用处。
第52章 忙碌的“祭司”（）
我们在西方媒体对皇室的报道中发现，在西方记者的笔下，很少有羡慕中国皇帝生活的词句，其文章的主『色』调，更多的是惊诧或者是同情。这主要是因为经过启蒙运动及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民主、自由、平等成为西方人最看重的价值。他们无时无刻不以这些价值标准去判断一切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等方面的事件。
透过皇帝充满无奈的人生，他们看到了这个王朝的末日。
19世纪的西方记者已经注意到，中国的皇帝有着双重身份，他不仅是世俗的君主，同时还是最高祭司。
到了中国，西方的格言“国王不会有错”升华成为“无论皇帝做什么，都被认为是神圣的、正义的、完美的”。于是，皇帝做的许多事情，欧洲人看见了会皱眉，而在中国，却被当做宗教的神圣旨意而被接受。
在西方记者眼中，在世俗与宗教事务上兼具最高地位的中国皇帝，与历史上的希伯来的国王们有些相像。正如伦敦《康希尔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所写：“他将充分发挥自己的每一项能力，无论是作为坐在龙椅上的皇帝，还是作为站在祭坛前的祭司，或者是作为享受天伦之乐的家长”。
最能表现皇帝祭司身份的活动，主要集中在重要的节日上，尤其是新年。1887年1月3日，英国《伯明翰每日邮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讲述身兼国家祭司身份的光绪皇帝如何过新年。他们发现，祭司身份在带给皇帝权威的同时，也成为皇帝肩膀上的沉重负担。文章开篇写道：
在世界上所有的国王之中，恐怕没有谁的日子过得比中国的皇帝更不自在。在最好的时光里，他的时间表被掌管礼仪的官员仔细地制定，没有留出一点空闲的时间。而在一年之中，又没有哪段时间像新年那样，让那些低三下四的官员们感到如此兴奋，让皇帝肩上不得不担负的职责显得如此令人厌烦。
作者向西方读者交代了中国的新年与西方的有什么不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新的一年始于太阳进入宝瓶宫（aquarius）之后的第一轮新月，因此，中国的新年可能在1月21日至2月19日之间的任意一天。在新年期间，北京的气温通常在零度以下，河流都被冻住了，地面上会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积雪”。
在欧洲人——欧洲大部分地区冬天同样寒冷——看来，既然北京的天气如此恶劣，如果将皇帝办公的时间定在中午前后，定在阳光最充足的那段时间，应该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事情正好相反。
这篇文章写道，根据先帝们定下来的规矩，皇帝不得不在新年那一天的凌晨4点离开乾清宫，尽管此时距离太阳升起还有四个小时。在由亲王、大臣、弓箭手、乐师等人组成的一大批人的护送之下，皇帝要在凌晨4点去往立有祖先牌位的奉先殿，他要在这里上香、跪拜祖先牌位，祈祷祖先保佑江山社稷。
奉先殿位于紫禁城景运门东北。顺治十三年（1657年），皇帝下诏兴建此殿，并于一年后建成。奉先殿的祭司制度如下：
在元旦、冬至、岁除、万寿、册封、月朔望之日，“奉神位前殿，帝亲行礼，供献如太庙大飨仪”；在立春、上元、四月八日、端阳、重阳等寻常节日，以及国忌、清明、霜降、十月朔等哀慕期，皇帝也要亲祭，但是“不赞礼、作乐”。
英国《伯明翰每日邮报》的记者写道，在祭拜完先祖之后，皇帝还要向在世的长辈行礼。“现在这位皇帝要拜访慈宁宫，也就是慈禧太后的住所。他要在这位威严的女士面前磕头行礼”。
而后，皇帝要在早上8点赶到中和殿，在那里接受朝中大臣代表的行礼。然后，又要去往太和殿，接受蒙古亲王、朝鲜特使以及其他驻京代表的行礼。“在冬日天刚亮的某个早晨，在这昏暗的大殿之中接受朝拜的场景，一定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沉闷”。尽管如此，作者仍然忍不住作了一番描述：
皇帝高坐在大殿北端的龙椅之上，面南向，左右是随从护卫。在大殿的中央，朝拜皇帝的官员分列左右，各有十八排。距离皇帝最近的是亲王、最高级别的满汉官员。级别低的官员站在他们身后。通常各级文官立于大殿东边，武将立于西边。在大殿的地面上，以合理间隔固定以石制标志，方便朝臣站立行礼……在皇帝的示意下，仪官以满语发令，朝中亲王大臣等拜倒在龙椅下，叩头九次以表示尊敬。
这位西方记者试图描述的，是清朝宫廷的“大朝仪”。根据《清史稿》的记载，顺治帝八年（1651年），皇帝将春节、冬至以及万寿圣节——皇帝生日——定为三大节，在这三大节都要采用“大朝仪”。康熙帝在位期间，“定正朝会乐章，三大节并设”。
每逢这三大节，亲王、贝勒、贝子在太和门集合，“八分公”以下官员在午门外集合。钦天监报时之后，皇帝离开中和殿，午门钟鼓齐鸣，中和乐作，抵达太和殿后，鼓乐停止。在太和殿内，大臣分立前后，大学士、学士、正少詹事立东檐下，御史、副佥都御史立西檐下，在銮仪卫官赞“鸣鞭”之后，王公百官及朝鲜、蒙古使臣等按排班次序就拜位立跪。
大朝仪的进程一般会比较快，因为皇帝还要在9点赶到皇家道观（theimperialtaoisttemple）。文章还解释说，尽管光绪帝尊崇儒学，他同时也颇信道教。“他在这里祈求上天保佑天下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大概在上午10点，光绪皇帝还要赶到寿康宫。至此，上午的活动告一段落。
上述这篇文章的作者感叹道：“在新年第一天的上午，皇帝要忙碌七个小时左右。我们可以想象，他并不愿意详细地听钦天监官员的预报，即便他们能从在破晓吹过的东南风中预见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以及丰富的年景，或者从在除夕晚上环绕着木星的有『色』晕轮中预见到社稷的前景。”
在新年第一天的上午，皇帝的工作主要是祭祀，是宗教『性』的，下午的工作则主要是社会『性』的，而且要持续到当天的黄昏时分。这些工作包括宴请亲王及其他皇室成员，并且回赠亲王及其他皇室成员礼物。“在一两年前，恭亲王得到一个钱包，上面绣有八名僧人。他忍不住将自己的喜悦之情刊登在《京报》之上”。
澳大利亚墨尔本《阿尔戈斯报》写道，光绪帝每年至少要向不同的神仙祭祀46次，每次祭祀都要用上一个假日或更多个假日，而这些假日他一定是在完全的孤独中度过。“他或者是在晚上，或者是在黎明做这些祭祀。他坐在封闭的銮舆之中，穿过荒凉的街道。街道两旁竖起黑『色』的帷幔，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沮丧的效果”。
第53章 束缚无处不在！（）
西方媒体掌握的信息是，清朝皇帝自幼便处在无处不在的束缚之中，生活毫无自由与乐趣可言。比如，《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如此讲述皇子们的学习生活：
满洲的皇子们自幼就在一套严格的教育制度下进行学习。他们在凌晨3点左右起床。先是上中文课，由一位有着“师傅”头衔的导师进行监督。当皇室学生走进课堂并向导师行礼时，导师立即起立还礼。导师就座，课程开始。学生们拿出课本，摆放在导师面前，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并背诵课文。
这篇文章写道，导师和学生在教学时，有太监在一旁侍候着。如果学生没能学好，或理解有误，导师会要求太监拿来教鞭，纠正学生的错误。每位皇室学生都有8位伴读，他们与年轻的主子们学习同样的课文。如果有必要更加严厉地训诫少主们，导师会用教鞭抽打他们的伴读。如果少主们的学习表现良好，伴读也会受到导师的嘉奖。
如果某位皇室学生过于顽皮，不服导师管教，导师会命他自己打自己，实在没有办法了，就会把他带到皇帝跟前。皇帝就会命一名太监拧他的脸。“同治帝幼时经常被太监拧脸”。
皇子们的文化课程主要是中文、满文和蒙文。学习中文课的时间为两个小时，然后是学习满文课和蒙文课。“教授满文和蒙文课程的导师的级别比中文课导师要低。他不能坐在椅子上等学生进来，而是必须出门迎接学生；学生不会先给他行礼，他必须先给学生行礼”。文化课上完之后，皇子们还得学习骑『射』、击剑等体育课程。“年轻的皇子们的时间几乎完全被智力或体力训练占据，他们就寝的时间非常早。他们吃饭的时间很有规律，食量也颇有讲究，他们不允许在吃饭时玩笑打闹”。
除了学习，皇帝的饮食起居也都遵循着一套严格的制度安排。澳大利亚墨尔本的《阿尔戈斯报》刊登的一篇报道说，光绪帝每天凌晨2点就要起床。在3点的时候，他要梳洗完毕，接见群臣。从3点一直到6点，他要处理国事。他在早上9点左右吃早餐，在下午5点左右吃晚餐。
关于皇帝用餐的时间，《纽约时报》刊登的另外一篇文章有不同的记录。大致是皇帝起床之后半个小时，即凌晨2点半左右，会简单地吃点早餐。上午处理完政事之后，大概11点左右会吃第二次早餐。
至于皇帝的饮食构成，西方媒体的报道基本一致。比如，美国《斯克兰顿论坛报》及《奥马哈每日蜜蜂报》报道的内容皆如下：
每天摆在皇帝面前的肉食达到30磅，还有7磅的肉汤。每天要定量供应一磅猪油和黄油。御膳房每天要为他准备两只绵羊、两只鸡、两只鸭。他喝的东西也有严格限制，牛『奶』由18头『奶』牛专供，茶叶则每日准备75包。
这些内容很可能是翻译自张廷玉、鄂尔泰编纂的《国朝宫史》一书。根据这本书的记载，皇帝每日膳食消耗的原材料大致包括肉22斤、汤肉5斤、猪油1斤、羊2只、鸡5只、鸭3只、蔬菜定量，皇帝每日享用玉泉酒4两左右，专供皇帝的『奶』牛有50头，每日供『乳』在100斤左右，每日消耗茶叶75包。
供皇帝享用的饮食不可谓不丰富，但是，前述《阿尔戈斯报》刊登的文章仍将光绪帝称为“不幸的君主”（unhappymonarch）：
尽管宫中有很多太监和仆人，这个可怜的人可能是这个世上被伺候得最差的君主。每天的菜单在很长时间以前就写好……时令蔬菜和水果至少在应时一个月后才会摆在皇帝的餐桌上……他非常喜欢美好的生活，偶尔会多吃几口喜欢的菜肴，然而，根据每顿饭都在场的太医们的意见，这道菜不会再被允许出现在菜单上。御膳房的开支十分巨大，而皇帝却只能享有某种“幻想的酒宴”（barmecidefeast）。
文章提到的“幻想的酒宴”，是源自阿拉伯文学著名著作《一千零一夜》中的一则故事。这则故事的大意是：某个贵族家庭邀请一名饥饿的乞丐享用晚餐。他们在乞丐面前摆满了盘子，每个盘子都取了一个令人垂涎欲滴的菜名，但是，每个盘子中都是空的，并没有盛任何食物。
在西方人看来，这些关于学习与饮食方面的毫无价值的规定会使皇帝变成一位墨守成规、谨小慎微的人。
正如1872年11月22日《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写道的，“当迫切需要采取持续而积极的行动时，创立这个王朝的皇帝们定下的规矩似乎毫无用处”。这段文字显然是针对“洋务运动”而言。在写这篇文章的编辑看来，30岁就驾崩了的咸丰皇帝，过于遵循先祖们定下的规矩。同治皇帝也不能寄予希望，受摆布的婚姻说明他的意志已经失去自由，遵守祖制则必定思维保守、行为幼稚。文章写道：
据说他（同治帝）的口味和娱乐方式是幼稚的，而他身边都是阿谀奉承之人，鼓励他沉溺于享乐，如果这些说法属实，他的前景不容乐观。
最迟从同治大婚前后开始，西方记者们对康熙、乾隆留下来的文学和行政遗产持严重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只要中国仍然是帝制，祖制的影响就将持续下去，他们甚至认为晦涩难懂的中国文化本身也是发展的阻力。
西方人无疑会对光绪帝抱有希望，因为根据西方媒体的报道，这位皇帝曾表现出对西方文化的兴趣。
在美国记者卡朋特的笔下，光绪皇帝是一位身材苗条、脸『色』蜡黄、眼若杏仁、拖着一条乌黑的长辫的年轻人，他有普通人都有的本能，他和他的臣子们一样喜欢有趣的事物。1888年12月，卡朋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前几天，这位年轻的皇帝登上了一艘小汽艇。让随侍太监们感到恐怖的是，他迅捷地从他们身边走过，钻进了引擎室里面。他在那里看见了一名苦力。这名苦力以一条脏『毛』巾缠住脑袋，正在给机器上油。皇帝问他是哪个民族的，这名苦力回答说，他是一名中国人。这个回答让皇帝非常高兴。
作者显然希望通过这段文字告诉西方人，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表『性』商品之一，汽艇已经进入到了皇宫之中，而且引起了皇帝的兴趣。
钢琴，是光绪帝喜欢的另一件西洋商品。正是透过这个信息，《纽约时报》的记者认为中国皇帝正在向欧洲文明靠近。
钢琴起源颇早，有人甚至认为可追溯到古埃及与古希腊时期的一弦琴。在经过漫长的变化过程之后，在1710年左右，意大利人克里斯托弗里在佛罗伦萨制作出了第一架现代意义上的钢琴。既然钢琴被西方人认为是欧洲文明的象征之一，购买并演奏钢琴的行为也就自然被认为是向欧洲文明靠近。
但是，《纽约时报》刊登的题为《中国皇帝的钢琴》的文章表明，即便光绪帝“正在向欧洲文明靠近”，这种靠近也是犹豫而充满矛盾的。
文章写道，光绪帝的钢琴的音『色』有些不准，因而命人给它做清洁和调音。从事这项工作的是英国的音乐家摩尔特里（moultrie）。根据这位音乐家的描述，“这架钢琴的琴键很脏，印有各种中国文字。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调音了”。他很快就完成了调音和清洁工作，并且清除了印在琴键上的中国文字。
但是，摩尔特里的清洁工作让所有在场的中国人感到不快。得知这个消息后，光绪皇帝立即下旨，命人重新印上那些文字，并派人对摩尔特里说，完全没有必要清洁这些琴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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