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即将溃败:西方视角下的晚清图景-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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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摩尔特里的清洁工作让所有在场的中国人感到不快。得知这个消息后，光绪皇帝立即下旨，命人重新印上那些文字，并派人对摩尔特里说，完全没有必要清洁这些琴键。

　　　　这个故事有趣而深刻。既然琴键上的文字是皇帝所印，那它们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很难接受一件会损害自己权威的事情，即便这件事情在外人看来有利而符合美学。简言之，他很难挣脱“威权咒语”的束缚。

第54章　皇帝大婚（）　
外交难题

　　　　西方媒体对同治、光绪二帝的婚事有很多报道。这些报道不仅仅是出于商业上的考量，比如，通过猎奇报道增加报刊销量，从而增加广告，获取利润，更是同期西方人观察中国的政治与文化的重要途径。

　　　　不容忽视的一个大背景是，自1861年“辛酉政变”之后，大清王朝进入了漫长的“垂帘听政”时期。在此期间，外国无法与中国进行正常的国书往来。因此，他们期盼皇帝能在大婚之后亲政，使外交形式正常化。

　　　　正如《纽约时报》在1873年2月26日发表的一篇文章所写，在1860年之前，西方国家一直在为在北京派驻公使而努力，可是，当这个目标在法律上得以实现之后，中国却出现了“垂帘听政”的问题，皇帝仍然不能直接接见外交官。同治帝大婚之后，皇帝直接接见外交官的问题已经在“解决的前夕”了。

　　　　这篇文章提到的一个让西方人颇感无奈的例子：

　　　　在1872年同治帝大婚之前，一位德国特使曾带着国书两次访华，第一次是作为普鲁士的大使，第二次是作为北德联邦的大使。但两次都没能实现直接向中国皇帝提交国书的使命。在同治帝大婚之后，作为德意志帝国的全权特使，他携带着德意志皇帝威廉一世写给中国皇帝的国书再一次来到了中国。他说，只要同治皇帝被宣布成年，他就要将这封国书呈交皇帝。如果仍然被拒绝，他将很高兴离开这个他不是特别喜欢的地方。

　　　　因此，我们可以想象西方国家的外交官们听到中国皇帝即将大婚、太后将退出摄政之位的消息会是怎样的心情。

　　　　相较于对光绪帝婚事的报道，西方媒体对同治帝大婚的关注度似乎更高。主要缘于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1860年之后，英法等国在北京设立了公使馆或大使馆，他们第一次得到了近距离与清朝皇室接触的机会；其二，这是西方人第一次见证中国皇帝的婚礼；其三，这是西方人第一次见证“垂帘听政”的结束。

　　　　根据《清实录·穆宗实录》的记载，两宫皇太后（慈安与慈禧）在1872年10月21日下发了一道懿旨，表示将在同治帝大婚之后“归政”，原文如下：

　　　　前因皇帝冲龄践祚，时事多艰，诸王大臣等不能无所禀承，姑允廷臣垂帘之请，权宜办理，并谕俟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十一年来，夕惕朝乾，未敢稍涉懈弛。皇帝缉熙典学，日就月将，当春秋鼎盛之时，正宜亲总万几，与中外臣工共求治理宏济艰难，以仰副文宗显皇帝付托之重。着钦天监于明年正月内选择吉期举行皇帝亲政典礼。一切应行事宜，及应复旧制之处，着军机大臣大学士会同六部九卿敬谨妥议具奏。

　　　　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英国记者威廉·辛普森（williamsimpson）在一篇报道中写道：“到了1873年2月，两宫太后将从摄政之位上退下。而现在，当有国事需要处理时，这两位女士坐在皇帝的身后，中间隔着一道帘子，但她们能听清朝堂之上所有言语。在她们杀伐决断之后，皇帝就用朱笔（vermilionpencil）签字照准。”

　　　　选秀观察

　　　　在报道同治大婚的西方媒体中，有一家媒体不得不提，它就是英国的《每日新闻》（dailynews）。这家报纸创办于1846年。《双城记》和《雾都孤儿》的作者、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是它的创办人之一。

　　　　狄更斯等人之所以要创办这份报纸，是为了与保守的《泰晤士报》（thetimes）进行竞争。《每日新闻》在创刊号发表的社论中，提出了进步与改良的原则，教育、公民及宗教自由的原则，以及公平立法的原则。

　　　　1872年12月16日，《每日新闻》刊登了一组介绍同治皇帝婚事的特稿。这组特稿由两篇文章组成，分别于10月13日和10月17日从北京发出，换句话说，是同治皇帝册立皇后阿鲁特氏的前两日和后两日。

　　　　根据《清实录·穆宗实录》的记载，1872年10月15日早晨3点至5点之间（同治十一年乙未寅刻），16岁的同治帝身着礼服来到太和殿，“阅视皇后册宝”，即检阅册封皇后的文凭。册宝有云：

　　　　朕惟运协两仪，乾健必资夫坤顺；光昭四表，日升更颂夫月恒。观天道之周行，实邦家之肇庆。爰诹吉日，用制宏章。咨尔阿鲁特氏，乃翰林院侍讲崇绮之女也。秀衍桂林，瑞征椒殿，淑身维则，慎德有常。著端范于闺闱，早娴女训；肃庄容于宫壶，允式母仪。兹仰承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以册宝立尔为皇后。尔其勤俭居先，雍和逮下，徽音丕嗣，内治克襄。夏清冬温，亲两宫之『色』笑；陈笾荐豆，佐九庙之声香。令望式孚，蕃厘永迓。钦哉！

　　　　10月13日发出的这篇文章，主要讲的是婚礼筹备的事情，其中重点讲了为皇帝“挑选新娘”的过程。

　　　　文章写道：“它在某些方面让我想起了中国的科举制度，当然，参加科举的主要是汉族人，它可能更像温布尔登『射』击大奖赛的淘汰赛。”作者在文中隐晦地表达了一种遗憾的心情：

　　　　在“挑选新娘”这件事情上，中国皇帝无法像欧洲君主那样进行跨国联姻，使皇帝的大婚变成国际『性』事件，为本国在国际舞台上争取更多的权力。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皇帝自以为君临天下，不承认其他国家的国王的权威，不承认其他国家的国王与自己平等，因此不会请求别国的国王将女儿嫁给自己。

　　　　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英国新闻史上最耀眼的明星之一、前面提到过的英国记者威廉·辛普森。1855年，32岁的辛普森曾赴克里米亚战争现场进行报道。1870年至1871年，他再赴普法战争现场进行报道。他的报道是西方历史学家研究那段历史的重要史料。1872年，为了报道同治皇帝大婚的盛况，他接受了《每日新闻》及《伦敦画报》等报刊的邀请，来到了北京。

　　　　辛普森似乎对中国皇帝的际遇颇为同情。他写道，由于亲王们都是皇室宗亲，皇帝甚至无法与亲王联姻，而不得不局限于在八旗之内寻找妻子。而且，即便是在八旗之内，凡家中有适龄女子的家长，也不见得都乐于将子女送入宫中。

　　　　他在文章中写道，人们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八旗的人会非常高兴地将自己的女儿送入宫中，以获得与皇室沾亲的荣耀，并且会像灰姑娘用水晶鞋给自己增『色』一样，用尽一切办法——华丽的服装、名贵的化妆品等等——将自己的女儿打扮成最美丽的女人，以便俘虏皇帝的心，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他们似乎不想让自己的女儿成为皇帝的妻子，即便是可能成为皇后也不愿意如此。父母将女儿送入宫，就等于失去了女儿，因为“宫门深似海”，他们之间的联系会非常少，甚至可能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女儿。

　　　　因此，父母使出一切手段以避免将孩子送入宫。他们会说自己女儿的腿瘸了，或者耳朵聋了，或者眼睛瞎了。这些残疾特征都可以模仿，有时甚至会人为地制造残疾。由于采取这些办法的人太多了，据说皇宫里发出公文说，无论女儿们是否目盲、腿瘸、耳聋，一律都要送入宫中。

　　　　根据辛普森的记录，在同治皇帝选秀的这一年，在指定的日子被送入宫中参加选秀的女子约有六七百人。这些女子以十个人为一批，被带到“东太后”（theeasternempress）与“西太后”（thewesternempress）面前，接受两宫太后的严格检查。

　　　　辛普森曾在另一篇文章中曾如此讲述两宫皇太后的不同『性』格：“东太后以『性』格好著称，据说她非常安静，和蔼可亲，已经处于退休状态。相反，西太后——同治皇帝的母亲——据说相当放『荡』（ratherfast），而且生『性』挥霍无度。大婚仪式尚在进行时，据说她曾对某件事发脾气，并摔碎了一些中国花瓶。我只是复述口口相传的传闻。如果这是毫无根据的丑闻，那么它仅表明，欧洲的朝廷与亚洲的朝廷之间的相似点不止一处。”

　　　　辛普森写道，西太后之所以能从一般嫔妃升格为皇后，是因为她为咸丰皇帝生下了儿子。显然，他以为在皇后无子嗣的情况下，嫔妃诞子即升格为皇后属于制度安排。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依据《清史稿》的记载，咸丰六年（1856年）三月，西太后慈禧诞下皇子（即同治帝）之后，并未直接被封为皇后，而是从“懿嫔”升为“懿妃”，过了一年之后被封为“懿贵妃”，在咸丰皇帝病逝、同治皇帝即位之后，才“与孝贞皇后并尊为皇太后”。在此后才有所谓“东太后”、“西太后”的说法。

　　　　至于秀女入宫过程的细节，美国《蜜蜂报》刊登的一篇题为《中国的皇家婚礼》的文章有过交代。但这篇文章讲述的并非同治帝的婚礼，而是光绪帝的选秀。文章的发表时间是1888年12月3日。文章写道，运送秀女们的车舆，在凌晨2点就抵达了宫门外，而后，她们在夜『色』中经过了皇宫中的小湖：

　　　　她们在凌晨3点吃早餐。此时，北京的其他地方尚在沉睡。之后，她们有一点时间进行打扮和补妆。然后，她们以四人或五人为一组，被迎接到慈禧太后的跟前。每个女孩都带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她的姓名和生辰八字，这些牌子被交给了太后。太后向年轻的女孩们发问，并品评她们的长相。在场的男『性』都是宦官……不合格的女孩将交给这些宦官，她们可以得到一块鞋形银锭，重量正好是一盎司（28。3克），然后被送走。

　　　　东西两宫太后检查的科目包括秀女们的教育水平以及她们认为重要的其他事情，“如果能知道两宫太后对美貌、智力、仪态、教育水平或其他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事情的评判原则，将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根据辛普森的记录，在经过第一轮选秀程序之后，有资格参加第二轮的秀女仅剩下五六十人，再下一轮只剩下三十人，然后依次剩下二十、十人，最后胜出的只有五人，其中一人是皇后，其余四人为嫔妃。文章写道，被选中的皇后新娘居住在紫禁城北部的一个大宫殿之中，她在那里受到很多宫女的照顾，这些宫女要教给她所有必要的宫廷礼节，到了大婚之日，她才能搬入皇后的宫殿之中。

　　　　这名英国记者比较愿意相信，皇后阿鲁特氏之所以被选中，完全是因为她的美德，而非出于对政治的考虑，也非所谓的家族诡计。证据之一在于，阿鲁特氏家族并不光荣，“她的外祖父在大约十年前被判斩首”。

　　　　而这条内容并非讹传。根据《清史稿》的记载，皇后阿鲁特氏的父亲崇绮，在同治三年（1864年）“成一甲一名进士”，即考中状元。“立国二百数十年，满、蒙人试汉文获授修撰者，止崇绮一人，士论荣之”。换句话说，他是大清立国两百多年来第一位非汉族状元。崇绮对慈禧太后忠心耿耿。他的岳父，即皇后阿鲁特氏的外祖父，则是咸丰去世时（1861年）任命的八位“赞襄政务王大臣”之一，大名鼎鼎的郑亲王端华。在咸丰去世两个月后（阴历九月），端华与载垣、肃顺等人皆被慈禧处死。

　　　　辛普森发给《每日新闻》的特稿还提到了一个故事，给同治皇帝选后之事增加了某种怪异的气氛。大意如下：

　　　　某日夜，17岁的同治皇帝做了一个梦。在梦中，他爱上了一位年轻的女孩，而这位女孩有点驼背。因为根据太后发布的诏令，无论是否残疾都要征召入宫，这位女孩也在众秀女之中。同治帝将这个梦告诉了他的母亲西太后。

　　　　西太后认为这个梦是一个预兆，认为梦中的女孩应该成为皇帝的妻子。而这个女孩竟然通过了第一轮面试，成为留下来的那五六十名女孩中的一个。太医们曾开会商讨治愈她的驼背的可能『性』。在经过一些徒劳的尝试之后，据说出现了一位非常强壮的蹄铁匠，他试图用蛮力推平这个女孩的驼背，结果导致这位可怜的女孩不幸死亡。

　　　　册立皇后及大婚

　　　　皇后人选确定之后，要进行册立皇后的仪式。根据《清实录·穆宗实录》的记载，1872年10月15日寅刻（3～5点），同治帝“阅视皇后册宝”之后，即“遣惇亲王奕誴为正使，贝勒奕劻为副使，持节奉册宝诣皇后邸，册封阿鲁特氏为皇后”。

　　　　当日申刻（7～9点），两宫太后“御慈宁宫。升座。上（同治帝）礼服诣慈宁门行礼。礼成。御太和殿受贺”。完成这个仪式之后，“遣惇亲王奕誴为正使、贝子载容为副使，持节诣皇后邸，行奉迎礼，作乐宣制如仪。”也就是说，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在寅刻至申刻之间，奕劻的迎亲副使之职被载容替代了。

　　　　辛普森发给《每日新闻》的特稿（10月17日发出的那一篇）详细描述了同治皇帝册立皇后仪式的盛况。文章开篇如此写道：

　　　　北京的街道尘土飞扬。新娘府（thebridesfoo，即皇后邸）通向皇宫的路线已经选定。这条路线的主路已经压平，并铺上了厚厚一层黄『色』——皇帝独享之『色』——的新沙。在大婚前一周的每天破晓之后，沿着整条路送贺礼的人马络绎不绝。据说，这些嫁妆是中国各地呈送的礼物。这些礼物被送到皇宫之中未来皇后将要居住的宫殿之内。

　　　　这些礼物多种多样，大件的有柜子，小件的有玉碟、酒杯、花瓶等，也有诸如椅子、洗脸盆等日常用具，以及各种以黄金和白银制成的物什。小巧而精致的礼物摆放在黄『色』台子上，被仔细地保护着。礼物都被裹以丝绸质地的黄『色』及红『色』的条幅。

　　　　为了一睹这些奇珍异宝的真颜，北京城的百姓每天早晨都蜂拥而出，沿这条送礼之路的两侧驻足观望。不过，看热闹的百姓并非每次都能得偿心愿。有一日，因为运送的礼物异常贵重，押送者破晓前就将礼物送到了皇宫。有人向这篇文章的作者解释说，他们这么做是为了防止礼物被北京的盗匪抢走。

　　　　这些礼物包括皇帝赐予皇后的“大征礼”。根据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版的《钦定大清会典》的记载，清朝皇帝大婚之前，要遵循两道下聘礼的程序：先行择吉日行“纳采礼”；在大婚的前一日再行“大征礼”。

　　　　我们无从得知同治帝所行“纳采礼”及“大征礼”的具体情况，但可以参照有关顺治帝大婚的记载。顺治八年（1651年），14岁的少年皇帝大婚，“前期择吉行纳采礼马十匹、鞍辔具甲胄十副、段百匹、金茶筩一具、银盆一具。前期一日行大征礼黄金二百两、白金万两、金茶筩一具、银筩二具、金银盆各一具、段千匹、布二千匹、马二十匹、鞍辔具驮甲二十副、常等甲三十副”。

　　　　除了看各式奇珍异宝，北京城的百姓还被另一件事情吸引着，那就是负责抬皇后所乘花轿的轿夫们的演练：

　　　　宫廷轿夫能够平稳地扛抬花轿，并且能够快速地换肩换手。有传言说，为了检验轿夫的稳定『性』，花轿中会置放一个盛满水的花瓶。轿夫要确保花瓶中的水在扛抬过程中不溢出来。每次当有人喊花轿要过来了，百姓都会『潮』涌而至，但经常都是空欢喜一场，因为轿夫的『操』练总是在百姓不注意的时候进行。

　　　　在大婚之日，凡是与这条送礼之路——连接“皇后邸”与皇宫之间的道路——相连的其他街道或空地，都树立起了竹架子，而后，又在竹架上覆盖上蓝布帘子和席子，以阻挡百姓们的视线。文章作者曾询问其中缘故，结果被告知，主管大婚仪式的机构——礼部——不想让百姓看到与此相关的任何事情。

　　　　根据辛普森的记录，在15日早上，迎接皇后的花轿队伍离开皇宫。“领头的是一位蒙古王公，蒙古首领们的服装格外华美。醇亲王（princetun）与一位凌（或林）姓（ling）官员主持着整个仪式。蒙古王公手上捧着象征着皇帝无上权力的如意，这可能被理解为皇帝亲临，给予这个仪式以最高尊严”。

　　　　紧随蒙古王公之后的，是三十匹装饰以黄金和黄『色』饰品的白马，其后是五颜六『色』的彩旗和“非常高的绣有龙凤图案的三重伞”，以及圆形、方形和心形的大扇子，还有“顶部是金瓜状的长杆”。

　　　　辛普森写道，排在这支迎亲队伍末端的是帝王华盖，“它有些像佛教所用之伞，也属于三重伞的一种”。紧随其后的就是皇后新娘的花轿。花轿之主体由黄『色』丝绸制成，轿顶为金『色』，形状与皇冠相近。花轿被装饰以龙凤图案。这篇文章的作者显然十分欣赏花轿的装饰风格。他写道：“（花轿）没有饰以粗俗的珍珠和黄金，相反，其装饰无法再简单和朴素了。”

　　　　在对仪仗队元素构成的描述上，《每日新闻》的另一篇未署名的报道——也可能是辛普森所写——有些许的不同。1872年12月14日出版的《便士画报》引述了这篇报道的部分内容：

　　　　仪仗队队伍不是很长，但他们的服装都很华丽。首先出现的是一位骑马的亲王；然后是48匹白『色』小马，领队者身着猩红『色』外套；一组乐队，成员身穿猩红外套，没有演奏；32面旗帜，48把扇子（又大又圆的东西），2把黑伞，2把白伞，6把黄伞，6把红伞，2把蓝伞，2把绣了图案的黄伞，192盏灯笼（所有这些东西都由身穿猩红『色』服装的人拿着）；醇亲王骑在马上，看上去很英俊，他身旁是四人抬的轿子；然后是新娘的金黄『色』花轿，由16名轿夫扛抬，都身着猩红『色』外套，还有16名随时准备换肩的轿夫；其后是骑马的官吏，大约有100人，都身穿华服，步行官吏大约有200人。

　　　　如与《大清会典·舆卫》篇章作一对照，则可发现西方记者对仪仗队诸元素的描写接近真实。不过，他们提到的仪仗队中的“花轿”、“伞”、“扇”、“彩旗”等物，皆属皇后仪驾之设备，在《大清会典·舆卫》篇章中都有专词特指：

　　　　“花轿”被称为“凤舆”；“扇”被称为“凤扇”，既有圆形的“龙凤扇”，也有非圆形的“鸾凤扇”，“有明黄红二『色』”。“金瓜”则有两种，依瓜之形状不同而分别为“卧瓜”和“立瓜”，皆雕木为之；“彩旗”则被称为“凤旗”，缎质，有五种颜『色』。而文中所谓的“帝王华盖”或各式“三重伞”，应该是皇后仪驾中的“九凤曲盖”、“九凤伞”或“花伞”。无论是“凤伞”还是“凤扇”，其高度皆一丈有余。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凤舆”。根据《舆卫》的记载：“皇后仪驾凤舆，木质，髤以明黄，通高七尺，穹盖二重，高一尺五寸五分，上为八角，各饰金凤……升以十六人。幨销金凤，四柱四周绘金凤，坐具绣彩凤，倚同抚式，皆绣金凤”。

　　　　蹲守鸦片馆

　　　　根据辛普森的报道，清廷曾给驻京外国公使团发文，请求公使们禁止本国国民在10月15日或16日靠近迎亲仪仗队所经之路。辛普森对此百思不得其解，他在文章中写道：“人们很自然地会问，既然不让人看，那么，清宫弄如此庞大的婚礼阵势到底目的何在？”尽管如此，这位记者仍然见证了这个过程。

　　　　辛普森写道：“我有两到三个突破障碍的计划，最终，我接受了由某位女士发出的邀请，这位女士与公使团的某位成员有往来。这位女士有许多中国朋友，她为我在一家商店找到了一个好位置。这家商店位于仪仗队的必经之路上。”

　　　　根据辛普森的描述，这家所谓的商店其实是一家又脏又破的鸦片馆子，不过，它那不起眼的外观反倒是不错的掩护。这家鸦片馆坐落在一条狭窄街道的拐角处，距离皇宫仪仗队将要经过的那条街道非常近。

　　　　随作者一起在这家鸦片馆蹲点的，还有一位身份不明的女士，一个渴望看到皇后花轿的小女孩，以及一名充当向导的中国『妇』女。他们一行四人在15日晚上9点抵达鸦片馆。因为他们得到的消息是，新娘的花轿将在15日午夜11点左右离开“新娘府”，要在16日凌晨2点之前抵达皇宫。这段时间被认为是“吉时”。

　　　　辛普森对蹲守鸦片馆经历的描写，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中国的面貌，尤其是晚清军队的纪律情况。因为前厅还在营业之中，辛普森等人不得不先在后院待着，一边喝着茶聊着天，一边看着烟客们吞云吐雾。后来，他们四人被领到了前厅。这篇文章写道：

　　　　我们经过了一间后房，里面有两到三个人躺在垫子上，正在吸这种舒缓的『药』物，他们没有看见我们。我们来到了前厅，那里非常的黑暗。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