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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堑挠跋旆浅Ｖ�大，他所标立的教育方针，也颇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我后来看了他的自述，才知道他最深于人生哲学的研究。他认为一切道德观念伦理关系，决没有一成不变的。因此，他对于五四运动的思想革命，不仅正面来接受，还加以积极的推动。究竟是因为他接受了新思想而为旧社会所痛恶呢？还是他的正义感，和省议会相冲突呢？也许两者都有一点在；因此，当代表反动势力的齐耀珊省长、夏敬观教育厅长，和浙江旧势力大结合，给他一个总攻击时，经师是昂然站着，一点也不退怯的！”

　　　　在曹聚仁的记忆中，“我们的校长”——“个子高高的，说话慢吞吞的，和我这个小不点儿的学生，恰好相映成趣。这样的校长，望之俨然，我从心底怕了他。”“经校长是勇于负责办事的人，他一生正直，依着自己的理想去做，不十分计较利害得失的，因而有‘经毒头’的绰号。他不爱权位，不治生产，然而他并不是一个遁世隐逸的人。”

　　　　当曹聚仁进入浙江第一师范求学时，经亨颐已做了多年的校长，他在日记中常常提到自己给学生上修养课，在长期的教育生涯中，他逐渐领悟到了教育的真谛，他所在意的是普及教育，养成人格健全的公民，从人格教育的理念到教育实践中的革新，都是向着教育普及这个目标靠拢。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是一个现代型的教育家，他尝试的时间虽短，他亲身在这个岗位上不过一个学期，但刹那就是永恒。他的思考和努力已载入中国教育史，也融入了文明转型的史册中。

　　　　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学生的个『性』得到了张扬，他们的能力得到了提高，他们的精神状态是饱满而热情的，他们确实容易受到各类思『潮』影响，但他们独立思考的空间其实更大了。《浙江新『潮』》等学生刊物的出现，学生施存统惊世骇俗的《非孝》一文的发表，这一切都不是经亨颐意料之中的。那段时期，他到山西参加会议，发生这些事他并不知道，再说他并不干预学生的课外生活。

　　　　但面对来自官厅的压力，他坦然表示，刊物他清楚，学生是浙一师的学生，他就要负责任。同时，有一个叫凌荣宝的学生，一个人办了一份叫《独见》的杂志，以“独见”的笔名发表文章，反对新文化、新价值，与施存统们针锋相对，共办了10期。

　　　　其实，这只不过是守旧势力的借口，关键是要将他从浙江教育界的领导位置上拉下来，除了一师校长，他还是影响很大的浙江教育会会长，办有《教育『潮』》，早就让一些人眼红得不得了。《非孝》一出，正好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有人攻击他“在校刊行《浙江新『潮』》，提倡过激主义，非孝、废孔、公妻、『共产』种种邪说，冀以破坏数千年来社会之秩序，洪水猛兽，流毒无穷。……”还有人攻击他“贻害青年，灭伦伤化”。经亨颐知道，他的革新事业走不下去了，对此他是明智的，但他还是尽了最大的可能来保全浙江一师的革新事业，而毫不在意个人的去留。他在回答学生时如此说，也是如此做的。

　　　　浙江一师风『潮』的最后结局虽并不尽如人意，但在学生和社会各界的抗议声中，官厅做出了一定让步，南开教务长姜伯韩继任校长后，很大程度上延续了经亨颐时代的做法。虽然“四大金刚”走了，但白话文的教师换成了新锐的北大毕业生朱自清、俞平伯们，学科制得到了推行。这大约也是让他感到欣慰的。经亨颐不是一个留恋位置的人，他拒绝接受调任教育厅视学的命令，并立即离开杭州，决不苟且，尽管他那么喜欢生活、工作了十几年的杭州。因为忙，他很少有时间游玩，但日记中还是不时留下了对西湖之美的赞叹。1919年3月23日，一个烟雨『迷』离的星期天，他路过苏堤，感叹“桃花艳湿，新柳如滴，风景不可遇”。同年9月19日夜，他泛舟西湖，日记中说：“湖平如镜，灯影如林，长在杭州，此景亦不多（见）。”

　　　　主要参考书目：

　　　　1。经纬鹰编，《经亨颐诗文书画精选》，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

　　　　2。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杭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浙江一师风『潮』》，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3。《杭州第一中学校庆七十五周年纪念册》，1983年印。

　　　　4。阮毅成，《三句不离本杭》，杭州出版社，2001年版。

　　　　5。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第46章　“书傻子”校长竺可桢与浙江大学　（1）（）　
从1936年到1949年，竺可桢做了13年浙江大学校长，其中有8年在流亡途中，还有半年出国，实际在杭州的时间不超过4年。他的故乡浙江上虞东关，离杭州不远，青少年时代出门求学他曾路经杭州，但第一次见到西湖已经是1919年，一年前他获得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学位回国。1948年2月8日，他生平第一次到西湖边的孤山探梅，日记中说：

　　　　余第一次到西湖是在民国八年夏天，在宋庄过夏三个月，把西湖统走到了，但从未记得有林和靖墓和放鹤亭，也许年久忘了。以前光绪卅三、四年虽曾经过杭州，均由西兴过江，直至拱辰桥坐轮赴沪，不至西湖也。

　　　　就是1919年的这次杭州之行，青年竺可桢在1920年写出了科学论文《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认为西湖“可以断定是一个泻湖”，西湖最初是钱塘江口左近的一个小小湾儿，后来钱塘江带下来的泥土淤积沉淀，慢慢把湾口塞住，变成一个泻湖。他推断西湖形成“至少在一万二千年以前”，“如果没有宋、元、明、清历代的开浚修茸，不但里湖早已受了淘汰，就是外湖恐怕也要为淤泥所充塞了。换言之，西湖若没有人工的浚掘，一定要受天然的淘汰。现在我们尚能徜徉湖中，领略胜景，亦是人定胜天的一个证据了”。至于“杭州附近的冲积平原，不过是钱塘江所成的一个三角洲”。此前1916年10月，他在美国留学时，曾在《科学》杂志发表过一篇论文《钱塘江怒『潮』》，对“世界之奇观”浙江『潮』作出科学解释。

　　　　1936年4月下旬，竺可桢初到杭州，5月18日正式宣誓接掌浙大，千头万绪，为经费、为校舍、为图书设备、为聘教授而苦心焦虑，除了偶尔参与集体活动，他几乎无暇顾及西湖的湖山之美，日记中留下的记录很少。当年11月22日是个星期天，浙大教职员“康乐社”组织登山比赛，爬西湖边的葛岭，共有男女老幼60人参加，第1名是物理系的王淦昌教授，登顶只用了8分钟。竺可桢是第13名，他给所有人发奖品，第1名得到郑晓沧翻译的《小男儿》，其他人是“飞机”、泥菩萨等不一。1937年1月27日，他在日记中讲到苏东坡疏浚西湖，400年后又成了桑田，苏堤以西，高者为田，低者为『荡』，阡陌纵横，船也过不去，到明代的杨孟璞才恢复宋时西湖。这一天他的日记中还错把“接天莲叶无穷碧”当成了苏东坡的诗。2月14日他到超山探梅，3月7日，他又带社会学家陶孟和前往，“抵宋梅亭则梅已盛开，较之二星期间大不相同，下星期则全部将落矣。”3月21日，“中国科学社”在杭州开社友会，他们16人徒步到烟霞洞，为胡明复扫墓。

　　　　浙大的13年，竺可桢没有因校务繁忙而完全中止科学研究，其中也有与杭州有关的论文、讲稿，1936年11月2日、3日，他连日早起写成了《杭州的气候》讲演稿，对杭州的气温、雨量、风、霜等都有细致的考察。1948年9月20日，他写过《中秋月与浙江『潮』》一文。他对物候、气象的观察几乎天天记在日记中，如今读来更觉亲切而珍贵：1936年11月18日，“近来浙大校长官舍墙上自爬墙虎已落叶（青者未落），枣树叶全落，柿子、梧桐尚未落叶。”即使游玩，他也带着研究的眼光。同年9月13日登玉皇山时，他在山半、山顶分别测量高度，下山经过满觉陇，见桂花未开，他推测“迟一周则香气满谷矣”。1937年4月14日，他从南京回来，“抵杭州则桃花均落，偶有开者极少。金枪花全落，小绣球盛开，墙上爬山虎叶已出。”

　　　　1945年10月18日，抗战胜利后，竺可桢由遵义重回阔别8年的杭州，第二天他来到西湖边，经白堤、断桥到了平湖秋月。他终日为浙大回迁事务而奔走，无心风景之胜。虽然湖山依旧，但浙大校舍已被日寇糟蹋得面目全非，华家池的浙大农学院4层洋楼本是30年代杭州最好的建筑之一，气派壮观，如今是一堆荒草石砾（被趁火打劫的本地不良百姓拆毁，拆下的玻璃钢条卖给了日本人）。校本部的图书馆也只剩下了一个空空的框架，宽敞整洁的办公厅成了一个摇摇欲坠的空架子，大礼堂仅存屋顶和柱栋。当时拍下的一组照片“浙大校舍劫后景况”就是真实的历史见证。11月11日，他返回贵州前一天，在昔日的校长办公室中徒步，8年了，当年他亲手种的一雌一雄两棵罗汉松竟都安然无恙，墙角的桃树，他以为必死，哪知也是硕果犹存，一枣一柿一梅也如故。“低廻往复，恋恋不舍”。

　　　　1946年6月，浙大终于迁回杭州，他才松了一口气。7月20日，他和同事、友人在“楼外楼”吃饭，在三楼上看苏堤、阮公墩，景致极佳，一年前在遵义时还没料到有今日，“谈笑甚欢”。8月15日，他路过苏堤，“六桥杨柳依然如故，但桃花尽去，而路面不修，故不及九年前之易走，惟风景仍佳丽耳”。是日，他在飞来峰下喝茶，再到孤山下的“楼外楼”吃饭，又在三楼看苏堤、阮公墩，日记中说“至足乐也”。

　　　　1948年1月2日是个晴天，他带着一家人到灵隐，经云林寺到韬光寺，上北高峰，45分钟到山顶。1949年1月28日是他在杭州的最后一个除夕，国民党政权的崩溃指日可待，他在日记中写下：“今日年夜，杭城闹市锣鼓喧天，而『政府』则和战未决，兵临城下，读宋人‘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薰风吹得游人醉，莫把杭州作汴州’，不竟感慨系之。”此刻，他还没有想到，仅仅3个月后他就要在大雨中告别杭州。他在答应出任浙大校长之前，通过陈布雷等人向蒋介石提出的三个条件中有一条，他只愿意做半年（至多一年）。却因为抗战爆发，浙大处于危难之中，受责任心的驱使，加上他与浙大师生与日俱增、难以割舍的感情等因素，一拖就拖了13年。期间他多次求去而不得，到1948年1月31日，他已决心辞职，面对浙大教授会代表的挽留，他说自己在校12年，已是忧患余生，“抗战时期日在流离颠沛之中；抗战胜利以后物质条件更坏，同事所得不敷衣食住；再加学生政治兴趣浓厚，如此之环境，实非书傻子如余者所可胜任。”

　　　　1949年4月24日，时局风雨飘摇，竺可桢主持召开浙江大学校务会，为应付环境，亟须加强“安全委员会”的组织，讨论决定取名为“浙大应变执行会”。因为这一天“林社”要公祭晚清杭州太守林启，所以他先离席，匆匆赶去孤山，到了放鹤亭，祭典正好开始。1897年5月21日，兼讲“中西实学”的求是书院（即浙江大学前身）在杭州普慈寺开学，成为中国最早的四所新式高等学堂之一。蒋伯器、蒋百里、蒋梦麟、陈独秀、陈仪等都是求是书院的学生，邵飘萍、陈布雷、邵元冲等是浙江高等学堂的学生。热心办学的林启在杭州只有短短4年，却创办了3所新式学堂，其他两所为1898年办的蚕学馆，开了职业教育的先河；1899年办的养正书塾开中等教育的先河。有了这3所开风气的学校，林太守就是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绕不过去的人物，所以竺可桢在风雨仓皇之际仍不忘赶去“林社”祭奠。

　　　　此前，竺可桢在1945年11月9日的日记中说，当年毕业于求是书院、又做过浙江高等学堂校长的邵裴子告诉他，人们都说求是书院是林太守所办，其实是浙江巡抚廖寿丰创立的，林办的是养正书塾，不是求是书院，一个是省立，一个是县立。现存创办求是书院的奏折确是廖寿丰上的，上面有光绪帝的亲笔朱批，但毫无疑问林启是求是书院最重要的创办人，折子中写明“即委太守林启为总办”，从制定章程到聘请教师、招收学生等，林启无不躬亲其事，而且亲自兼任过国文教学。（当然“颇重储才崇实”的廖寿丰也功不可没。

　　　　）1947年10月7日的竺可桢日记认定“求是书院”为林启所创，校舍设在普慈寺，是因为杭籍大臣王文韶的媳『妇』“与寺僧通『奸』”，寺院被没收为官产。这是林启1896年上任伊始查办的，他提请巡抚廖寿丰以充公的寺屋办新学，因此有了“求是书院”。竺可桢还讲到求是的校风一开始就含有牺牲精神，“求是书院成立在戊戌变政以前，是时科举未废，入院者多为有志之士。辛亥革命，江北总督参谋长史寿白提兵攻取南京，与克服浙江之总司令周赤忱，皆求是学生，但功成后皆寂然无闻。即先后主持学校之人如陈仲恕（求是）、邵裴子（高等）、吴雷川（高等）、许潜夫皆彬彬君子，一介不苟，至垂老而两袖清风。此浙大之校风为可贵也。”

　　　　自1901到1903年，求是书院先后易名为求是大学堂、浙江大学堂、浙江高等学堂，到1928年易名为国立浙江大学。竺可桢一生的事业，一是气象学、物候学等科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二就是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奇迹般地把浙大办成一流的综合『性』大学，被李约瑟誉为“东方之剑桥”。他接任浙大之初，只有文理、农、工3个学院、16个学系，在颠沛流离的抗战岁月中竟成长为拥有文、理、农、工、法、医、师范7个学院、27个学系的大学，还创建了数学、生物、化学、农经、史地等5个研究所，教授、副教授由70名增至201名，学生由512名增至2171名，荟萃了陈建功、苏步青、王淦昌、束星北、胡刚复、何增禄、谈家桢、蔡邦华、卢守耕、赵九章、吴耕民、夏鼐、张荫麟、张其昀、谭其骧、费巩、梅光迪等在各学科享有声誉的教授。抗战胜利后，他还雄心勃勃，想把浙大办成有5000名学生的大学。

　　　　1936年2月25日，竺可桢在接受浙大校长的任命前夕，也曾有过犹豫与忧虑，日记中说，他个人的困难之一在于“不善侍侯部长、委员长等，且不屑为之”。然而经再三考虑，如果自己明哲保身，不去浙大，浙大必将陷入国民党党部之手，“而党之为人『操』纵已无疑义”。陈训慈在《竺可桢出长浙大由来及其他》文中回忆：“我则确记竺师母当日对我们几位同学说：‘你们的老师说是现在政治混『乱』，书生气的人，校长不易做得好。而我说正因为当今高等教育情况不好，好人更应出来，才有改进希望。’云云。”其时，民族危机迫在眉睫，浙大学『潮』汹涌，前任校长郭任远不得人心被学生赶走，蒋介石急于找一个专业上有成就、社会上有声望的浙江籍学人接掌浙大，竺可桢被多人提名。他提出三个条件，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用人校长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蒋介石曾予以首肯。

　　　　他一向认为“对于教育与政治总以为不应过于接近”，在浙大的13年中，他无时不以保持与发扬求是学风、不分党派门户、维持学术标准的浙大传统为荣。在1938年西迁途中，他在广西宜山确立“求是”为校训，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浙大的前身是“求是书院”，向来学风笃实，另一方面他对“求是”的解释即“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赋予“求是”以牺牲精神。他在浙大13年，浙大整体学术水平大大提高，学风踏实，教师、学生在学术上有成就的很多，基本上都没有走当官这条路，其中与竺可桢的影响和“求是”学风的熏陶不无关系。叶笃正从西南联大毕业、考到浙大读研究生，就是认为联大校风比较“浮夸”，浙大“实实在在”，这是他个人当时的体会。

　　　　自称“书傻子”、不屑也不善搞中国式人际关系的竺可桢之所以办大学成功，归根结底无非这样几条：

第47章　“书傻子”校长竺可桢与浙江大学　（2）（）　
一是他始终相信“大学因为能包涵万流，所以成其为大”。他在浙大13年，拿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采英美之学术自由”。他认为大学里头，“马克思主义也可以研究”，教师、学生有研究的自由、读书的自由，即探索真理的自由。同时，他主张通才教育和技术教育并重，尤其重视基础学科，“大学一二年级中，工院自宜打定数理良好基础，文法等院自宜重视文学、经济以及中外历史，以备专精。虽然彼此不可偏废，仍宜互相切磋，不限系院……”1936年，他甫一上任，第一次主持召开校务会议时，就提出大学各学院一年级不分系的建议，避免学生过早进入专业学习而忽视基础，最后决议成立一个公共科目课程分配委员会。

　　　　为加强数、理、化、国文、英文等基础课教育，他要求“第一等的教授”亲自到教学第一线。他经常鼓励学生跨院、跨系选修课程，选读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学科或爱好的学科。1945年9月23日，他在《我国大学教育之前途》一文中说：“目今我国社会，仍然充满了这种功利主义。大学里边的课程，支离破碎，只求传教零星有用的知识，而不注重理知的培养。大学生认定院系，不问其『性』情之是否适合，而只问毕业后出路之好坏，待遇之厚薄。选择科目，不问其训练之价值如何，而专问其是否可应用到所选定之职业。在大学内通才教育与技术教育，理应并重。”1946年7月25日，在南京教育部高等教育会议讨论《大学组织法》时，他主张加入通才教育，最终没有通过，他在日记中深感遗憾。

　　　　二是他一向认定“对学校应能自治，以维护大学之尊严”。也就是力主独立办学，超越党派纷争之外，他公开提出“大学是超政治的，三青团不应进入大学”，“大学中不应再有党部，即青年团亦只能作为一种服务团体，如青年会然。学生对于政党信仰完全自由，但不应作政治活动”。有一次他调阅三青团浙大区团部档案，亲眼看到他们给上司的报告中三次提及浙大的“环境不适于青年团”。1938年、1939年，他几次拒绝加入国民党，到1940年前后，他成了唯一不是国民党员的国立大学校长。1940年8月，他不顾压力，聘请不是国民党党员的费巩出任浙大训导长，教育部规定这一职务必须党员才能担任。

　　　　以后他虽被迫填写过加入国民党的志愿书，甚至被缺席选为中央委员，但他从未付过党费，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党的会议。国民党强硬势力攻击浙大是“共匪之租界”，其实竺可桢一样不赞同学生“左”倾，他在日记中多次说，“学生对于政治可以有主见，不能有活动”，“学生信仰可以自由，但不能作政党之活动”，“学生应埋头求学问，否则从军可也。在学校闹党派，则不特于抗战无益，学校亦不成其学校，故本人主张政党须一律退出学校”。1947年6月17日，他出国半年一回来面对的又是汹涌的学『潮』，他批评学生自治会所出的《快报》《求是学报》“均相当左倾”。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杀害后，他在11月10日的校务会议上说得明白：“余同情于子三之惨死，但并不同情于其政治活动。学生在校，尽可自由信仰，但不得有政治活动。”

　　　　1948年2月14日，他当面批评学生自治会代表，“自治会对政治兴趣太浓、舆论太偏、手腕太玩弄”，“过去自治会所出之《浙大周刊》《求是周刊》以及学报，对于学术文字完全不载，满篇都是骂『政府』之文字，无怪乎外人以浙大为『共产』党之集中地也。”12月13日下午，他亲自去看浙江校园里学生自办的“费巩壁报”，其中有赞美张学良、杨虎城的文章，他感叹说：“大致说来，可谓一致反对『政府』之言论，无怪乎外间攻击浙大为共匪张目之中心矣。”

　　　　1949年5月，他离开浙大后，浙大校园的壁报上还在批评他——“受英美教育之毒，做事不彻底，不能对恶势力争斗，只剩了些科学救国空谈。竺对于旧的固然厌恶，对于新的心存怀疑。但民主与反民主不容有中间（道）路的，而竺某偏偏走了中间毁灭之路……。”岁月轮回，这对他是褒还是贬呢？

　　　　三是他自始认定“教授是大学的灵魂”。1948年6月12日，他对学生说：“大学应以教授为重。”早在1936年4月25日，他上任之初就在演讲中提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作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的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浙大学生谢觉民追忆，竺可桢以人品、学识和诚恳的态度请到了一批品学兼优的好教授，“他们有品格，有学问，但有时不免也有脾气”，牛津出身的费巩“最会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