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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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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评出的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中，浙大教授有4人，仅次于北大、清华。曾在浙大任教的生物学家谈家桢一再推崇近代中国办大学成功的校长只有蔡元培和竺可桢，“他们两人都具有许多优点，都是胸襟开阔，气度宏伟，都能打破各种思想和学术派系的束缚而广罗人才，充分发挥各种学术思想和发展各个学术领域。”
1945年2月，浙大政治学教授费巩在重庆“失踪”。从知道消息的那一天起，竺可桢就感到这是“专门逮捕和囚禁政治犯的『政府』机构”干的，深为费巩的『性』命担忧，不停地奔走于各个机构、部门之间，尽了一切可能尽的力。他的日记中有关费巩的记载至少有78处之多，可谓牵肠挂肚，多年难以释怀。不仅费巩，他对其他教师也是如此，外文系教授张君川、讲师冯斐等都是受到他的保护才幸免牢狱之苦。在竺可桢13年大学校长生涯中，心理学教授黄翼，文学院院长梅光迪，教务长、物理学家张绍忠，历史学教授张荫麟等先后病故，他都关怀备至，对他们的遗属尽心照顾。
到1949年，他在浙大的最后几个月，他几乎成了一架要款机器，不断地给教育部、行政院发电、写信，不停地奔波于上海、南京和杭州之间，叩开包括代总统李宗仁在内的国民党政要之门。1月29日是他在浙大的最后一个春节，校园内，“学生等颇热烈庆祝，而教员则忙于谋生，食不饱、衣不暖，故可谓毫无兴致也……”他本人忧心忡忡，整天为师生的柴米油盐而发愁。
教授治校是他13年来的一贯主张，他认为浙大校风就是万事公开，实事求是，师生合作。1945年9月17日，他在演讲《战后国家与学校诸问题》时说：“今后大学应行教授治校制，以符合民主之『潮』流。”教授治校主要体现在全体教员每年一次选举教授代表，可以连选连任，参加校务会议，决定学校的大政方针。即使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也未中断，竺可桢日记记下了选举的详细情况。
四是他相信学生，力主学生自治。“爱校如家，爱生如子”，是浙大学生对他的评价。40年代末浙大史地系毕业的女生王来棣80岁时回忆起老校长，“在我的脑子里，他同学生的关系像父亲一样”，“可敬”、“尊重”。他的老友、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荪曾对人说，在竺可桢眼中，“浙大学生个个都是好人品和有学问的。”无论学『潮』如何汹涌，他都坚定地认为“大多数学生乃系善良的也”（1948年1月5日日记）。1948年4月1日，他在浙大51周年纪念会上郑重地说：“办大学教育者必得有基本信仰，就是大多数学生，可以由经验和教训使入于理智所承认为正轨的途径的。”1947年8月，浙江省『主席』沈成章当面指责“浙大乃『共产』党大本营”，认为浙大处理学『潮』过宽，开除的学生太少。他坦然回答：“学校处理学『潮』，不能用武，始终认大部分学生系优良子弟。学校须以德服人。目前要点在于组织教授，扶植善良，潜心读书，不为政『潮』所左右。”每次国民党当局要他开除学生，他总是从爱护学生的立场出发，从不考虑政治立场，他对陈布雷说过：“年轻人欲批评亦未可厚非，若批评『政府』者皆目为『共产』，则不啻为丛驱雀也。”
1947年5月25日，他远在美国旧金山，从报纸上得知浙大还在罢课之中，在日记中写下“真使人焦急”5个字。后来他对1947年4月到1948年4月的罢课作过统计：“共罢课55天，其中例假1天，星期日6天。”一年中罢课的时间竟达8星期之多，也即是上课时间的四分之一。他虽理解青年学生“多不满现状”，“关心国是也是应该的”，但他认为时时罢课，学业损失太大，他更不赞成“以罢课作为要挟的一种工具”。他希望大学教育能让每个学生养成“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这样才能不被“传统的不合理的习惯所拘束”，不被“一时的情感所冲动”，不被“社会不健全『潮』流所转移，或者受少数人的利用”。
每次学生被捕他总要去狱中看望，每次学生开庭他都要到庭听审。滕维藻、潘家苏、王蕙、邵全声、吴大信、李雅卿等学生（有些是中共地下党员）都曾遭国民党当局拘捕，在他的奔走营救下，才得以重获自由并完成学业，他不问他们的政治信仰甚至党派情况。对于营救无效、不幸遇难的学生何友谅、于子三，他引为终生遗憾，他是罕有的一个会为学生下泪的大学校长。
他主张教授治校的同时，也主张学生自治，学生“应当在自治会里练习服务人类、大公无私、为大众谋福利的精神”（1940年12月2日日记）。但他并不一味认同、纵容学生自治会的行为，对学生墙报激进的反『政府』倾向，他一再苦口婆心地提出劝告和批评。当11月27日教育部长朱家骅密电要他解散浙大学生自治会时，他在行政会议上只是决定劝学生复课，只字不提解散自治会一事。
浙大的成功靠的就是竺可桢坚守的这些信条，同样不能忽略的还有他的身体力行，公私分明的自律，包括一些很不起眼的细节。当年杭州庆春街370号东清巷口有一家“恒昇源”文具纸品店，承印浙大的部分办公用纸，有些文教用品也在那里采办。离浙大只有五、六百米，竺可桢常到那里买笔墨、信笺，有时夫妻同行。时间久了，店里的人都认得他。有一次恰好被老板陈鉴永遇上，老板说：“竺校长，这儿正巧有贵校印好的信笺，您不妨拿去用吧。”他回答：“那是公笺，我写的是私人信件，还是应该自己买。”这是那家纸品店老板的儿子陈鸿仪告诉我的，1939年出生的他忘不了少时熟悉的老浙大：
节假日我也常和小学的同学去那儿玩。校园里面有河有桥，有树有花草，虽没有徐志摩笔下的“康桥”令人神往，但其幽雅、安静，绝对是学子的天堂，也是我们小朋友的乐园。现在回忆起来还很有滋味，怀念不已。遗憾的是人亡物非，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又令人不胜感伤。
一个没有了竺可桢的浙大不再是昔日的浙大，迁出了杭州大学路旧址的浙大也不再是竺可桢熟悉的那个浙大。如今楼堂馆所齐全、硬件设施优良的新校区据说也矗立着竺可桢校长的铜像，大概只是一种点缀和装饰，与竺可桢无关，“求是创新”的新校训与竺可桢确立的“求是”校训内涵也不可同日而语。60年前，竺可桢在风雨仓皇中离开杭州，在某种意义上，即意味着老浙大的终结。虽然，在大学路上，浙大校长简朴的办公室外，历经8年抗战烽火幸存下来的一雌一雄两棵罗汉松，还有一桃一枣一柿一梅，如今早已无处可寻，但可敬、可爱、可亲的“书傻子”校长，永远活在老浙大学生的记忆里。在1942年毕业于浙大物理系的许良英眼中，竺可桢校长虽然个子矮小，演讲时总是要把脚踮起来，不大会说话，常说“这个这个”，而且绍兴方言口音很重，但他的淳朴，不摆架子，平和，随和，都让学生感到亲切，“他绝对不会说假话”，更赢得了学生的信任。
主要参考材料：
1。《竺可桢全集》第1—11卷，上海教育科技出版社，2004年到2006年版。
2。『毛』正棠执笔，浙江大学校史编辑室编著，《竺可桢传》上册，1982年。
3。浙江大学校史编写组，《浙江大学简史》第一、二卷，浙江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4。《一代宗师竺可桢》，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5。浙江大学校友总会、电教新闻中心编《竺可桢诞辰百周年纪念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6。2007年8月，对王来棣先生和许良英先生的采访笔记。
7。2007年10月，陈鸿仪先生给我的电子邮件。
第48章 燕京大学：一个“实现了的梦想” （1）（）
我家对面就是“司徒雷登故居”，边上还有一个司徒雷登父母这一辈开始传教的“天水堂”。常有上我家来的朋友，说我与司徒雷登“比邻而居”。到我们这个年龄的人知道司徒其名大概都是从『毛』泽东1949年发表的名文《别了，司徒雷登》开始的。其实，长期以来，我们对司徒其人其事所知甚少，乃至完全是隔膜的。闻一多先生《最后一次讲演》因为选入中学课本而广为人知，他的讲演原文本来有一段是关于司徒的，可惜收入教科书时被删节了，一直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闻一多在“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和“李先生的血，不会白流的”中间，本来还有这样一段话：
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
比较完整的演讲记录稿发表在1946年8月2日的《民主周刊》第3卷第19期（收入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闻一多年谱长编》）。当年7月15日闻一多演讲那天，正是司徒雷登受命于危难之时。闻一多说得没错，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本人更是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他是中美友好的象征，在20世纪中叶之前，他在中国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其他在华的外国人，他一生的命运也和中国紧紧连在一起。他在遗嘱中要求将骨灰安葬在中国。他在回忆录《在华五十年》开篇就说：
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缕缕纽带把我与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不但出生在那个国度里，而且还曾在那里长期居住过，结识了许多朋友。我有幸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后来又回到那里当传教士，研究中国文化，当福音派神学教授和大学校长。
1876年6月24日（清光绪二年），司徒雷登生在杭州，就是我居住的这条耶稣弄堂，地处武林门外，父母都是虔诚的牧师，在他出生前的两年定居杭州。那时武林门一带是城市的边缘，不像现在这样繁华，周围就是农村，“处于遭受太平天国严重破坏的中心，是杭州市一个最贫穷的地区。就在这一地区，建立了一座教堂，一所学校和几幢传教士的住宅。传教士‘住宅’所在的小巷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耶稣弄’。”周围乡村的美丽景『色』，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天水堂”成为他儿时的摇篮，也是他成年后踏上传教生涯的第一站。他在这里前后生活了14年之久。
他父母除了向城市贫苦阶层和乡下的农民传播福音，还热衷于办学，父亲办了一所男子中学，母亲办了中国第二所女子学校，成为后来杭州有名的基督教协和女子学校前身之一。司徒雷登和弟弟们一起在“耶稣弄”度过的童年时光，在他的记忆中永远也抹不去——
我记得，我们当时经常进行短途旅行，游逛杭州的各个风景区，在那里举行野餐，采集野草莓。春天，漫山遍野开着杜鹃花；夏天，我们在山顶上一座阴湿的古庙里避暑（起初只是在那里搞一些原始的野营，后来这座古庙成了传教士们避暑休息地）。当时，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讲，那是富有『迷』人的探险意味的。
他幼时在培德学校上学，学校里也有一些经过精心挑选的、同他们讲中国话并为他们所喜爱的中国小朋友。“但在放学后，我们大部分时间还是兄弟几个独自在教会院子里玩。我父亲他们在院内栽了好多棵树。”
他小时候喜欢中国的饭菜、糖果、水果，为婚礼而精心安排的宴席尤其让他难忘。当然，新年里吃年饭、看社戏、观灯、坐彩船游西湖……都在他脑海中留下了“许多生动而美好的回忆”。他有时候还会跟着父亲到街头或庙会上去传播福音。（现在，弄堂附近的墙上还有一幅彩『色』壁画，少年司徒正在跟杭州的小朋友一起玩耍。）
这样的生活持续到他11岁那年（1887年），他随着休假的父母回到美国。1904年冬天，在神学院毕业之后，28岁的司徒雷登带着新婚燕尔的妻子回到杭州，踏上他儿时熟悉的这块土地。尽管离开杭州18年，他幼年时学到的方言几乎全忘光了，但他还是很快适应、学会了杭州话。他说：“这一方言在整个中国是很独特的，它是官场语言（普通话）和所谓吴语（苏州和浙北方言）相混杂的一种语言，早在南宋王朝迁都杭州时就形成了。我对这种语言怀有偏爱心理，它好像具有其他方言所没有的轻快悦耳的音韵和丰富的表现力。”他开始在杭州附近的许多乡村传教，为贫苦农民的孩子开办免费的圣经学习班，“很快就成了他们的知心人”。“我在杭州及其附近度过的那些岁月是极其宝贵的。当时，我除了同家里人以及偶尔同住在城里的其他一些传教士有所交往之外，同当地人相处得也十分亲密，讲的、听的全是他们的本地话。”
1906年2月，他唯一的儿子也在杭州出生。
在1908年2月发表的《传教士与中国人民》一文中，他袒『露』自己近三年来在中国传教的感受，在批评了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丑恶、不诚实、贪婪和缺乏道德”的弊病后，他也对他们的忍耐力表示赞赏。他认为传教的事业几乎是“创造一个国家”，充满了神圣的使命感。也正是这种使命感促使他应邀前往金陵神学院任教。
在杭州传教的三年半，他终生难忘，“我在杭州的那些年间所结交的朋友，主要是布道团的雇员，如传道士和教师。他们忠诚可信，办事稳妥，只是有些阿谀奉承的习气，在下属人员中算是比较好的。……我同教会中的这些成员虽然经常友好交往，互谦互让，但意气相投的并不多。我有时还同农民一道用午餐，他们在稻田里或在桑园里干完一上午的活后，饥肠难熬，一餐要吃五大碗米饭，而我只能吃一碗半。所有这些经历有助于我了解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偶尔还带来明显的好处。”
他永远忘不了清朝官僚的排场，“记得有一次我在杭州的一条街上行走（在当时，对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来讲，步行本身就是不体面的），正在这时，巡抚过来了。他坐着八人抬的装饰华丽的大轿，有一帮穿制服的家仆前呼后拥着。我怀着敬畏的好奇心凝视着这位高级官吏，对我是决不指望能更靠近一步的，而且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他如何以鄙夷的眼光看着一个孤独的野蛮人闪开道让他过去。”
让他感到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位官吏的夫人是一个入教多年的虔诚基督徒，她是曾国藩的女儿，后来她在83岁那年造访燕京大学，回到杭州，还给他送了一幅“书法清秀的对联。”她有17个孙儿、孙女曾在这所久负盛名的学府学习。谁又能料想，这个当年在杭州街头独步的美国青年传教士会成为“燕京大学之父”。
1909年，司徒雷登的大弟因猎枪走火意外身亡，埋葬在西湖畔九里松的外国坟山。1913年秋天，他73岁的父亲去世，他回杭州奔丧，将父亲安葬在大弟的墓旁。杭州的教友还集资在众安桥建“湖山堂”纪念他在中国传道40年的父亲。1925年1月，他83岁的老母病故，与他父亲合葬在西湖畔。
司徒一生的事业在中国，他是个传教士、神学教授，更是一位教育家，他成年后的人生可以分为三段：一是传播基督教，从杭州到金陵神学院，前后大约15年；二是创办燕京大学，从1919年到1946年；三是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为时不足3年，他以一个失败的大使黯然别了他深爱的第二故土。从此，没能再回来看一眼杭州、北京、南京，看看他出生并度过幼小时光的老屋，看看他父母在西湖九里松的墓园，看看他度过一生最宝贵岁月的未名湖、燕园，看看临去时的南京中山陵……
司徒在燕京大学的二、三十年是燕京的黄金岁月，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所在，达到了他生命的颠峰状态，他被誉为“燕园之父”当之无愧。到晚年老病之时，他在遥远的大洋彼岸，看着窗外飘零的落叶，脑子中浮出的仍是燕园未名湖畔一丝丝、一缕缕的绿意，燕京大学在他心中就是一个“实现了的梦想”。司徒60岁生日时，北大校长蒋梦麟致辞说，在他身上汇集了希腊文化的智慧、希伯莱的宗教圣灵和中国文化温和的人道主义精神。我的一位朋友说司徒雷登是一个理想的中国大学校长。我很同意这个判断。司徒对这所大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仅举其大者：
如果不是他筚路蓝缕、到处奔走筹款，燕京的迅速崛起是不可想象的。1918年12月当他受命之时，这是“一所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没有人关心的学校”，学生不足百人，教授只有20多人，其中中国籍的2人，许多外籍教师压根就不具备在大学任教的资格。从1919起他不止10次到美国募捐，到1937年抗战爆发时，他在美国募捐到大约250万美金，成为燕京主要的经济来源，同时他在中国的军阀、政要和社会名流之间募捐。随着时局的变化，1934年到1937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每年给燕京拨款6万元，而且从“庚子赔款”退款中每年再增拨1。5万元，燕京成为当时受到『政府』财政补贴的20所私立大学之一。不过，即使国民『政府』拨款加上中国各界的捐款，也只占到燕京每年经费来源的十分之一。
第49章 燕京大学：一个“实现了的梦想” （2）（）
燕京之所以成为当年第一流的综合『性』大学，固然离不开司徒雷登长袖善舞的募捐本事，但更重要的还是他确立的办学方向，一开始就摆脱了教会大学狭隘的宗教范畴，使燕京弥漫着浓厚的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空气，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他在聘请教授时，只问有没有真才实学，不问政治倾向、宗教信仰，也不管学术流派。他力图要把燕京办成经得起任何考验、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所传授的真理应该是没有被歪曲的真理，至于信仰什么或表达信仰的方式则完全是个人的私事。说白了，在他看来，大学教育无非就是给每个学生以选择的自由。
从学科的建立与健全，无不显示出燕京的传承与创新能力。中国最早的社会学系就是1922年在这里诞生的，培养了一代社会学专业人才。新闻系也令举国瞩目，1945年9月在密苏里军舰日本投降仪式现场的三个中国记者，朱启平、黎秀石、曾恩波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朱启平那篇通讯《落日》已成为传世之作。司徒曾说：“我们的目的，是以养成一种合作、建设、服务人群的精神以服务社会国家……我们不要变成世界上最有名的学校，也不要成为有史以来最有名的学校，而是要成为‘现在中国’最有用的学校。”
燕京汇集了教育家陆志韦、林迈可，社会学家许仕廉、雷洁琼，人类学家吴文藻，考古学家容庚，宗教学家赵紫辰，法学家张友渔，哲学家张东荪、洪谦、冯友兰，史学家顾颉刚、钱穆、邓之诚、韩儒林，政治学家萧公权，还有来自国外的心理学家夏仁德等人，文学系更是名家济济，有周作人、林庚、顾随、郑振铎、陆侃如、冯沅君、冰心等。
黄卓是燕园有名的“左”倾教授，他在经济系开“社会主义”课，在课堂上讲《资本论》，有一次他问：“看过《资本论》的请举手。”结果没有一个人。他摇头叹息：“《资本论》都没有看过，主修什么经济系！”这一来，学生都抢着去找《资本论》了。
司徒说：“我的任务是让老师尽可能自由地去从事他们的工作。”独立报人俞颂华1947年在评价长期担任燕京哲学系教授的张东荪时说过：“他在燕大讲学，燕大校长司徒雷登崇尚自由研究的学风，……不仅在讲学上不受任何的拘束，并且他可放言高论，无论在口头上或文字上都可以发表其独特的见解，即使不为一部分人所谅解，但校长不但不加限制，且予以保障。”
“中国化”是司徒始终如一的办学目标，但在他心里，“中国化”并不排斥“国际化”，作为教会大学，燕京校园里弥漫的却是世界主义而不是宗教的氛围，比如与世界许多大学都有交换教师、学生的制度，比如男女同校授课等。对不同文化的尊重，各取所长，融会中西，这就是司徒平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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