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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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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3月，汤寿潜在杭州发起“自治筹备处”，受他影响，商业繁荣的湖州南浔小镇也成立了自治局。1910年，在立宪派的推动下，以各省咨议局为中心，接连掀起了几波国会请愿浪『潮』。先是1909年10月，张謇决定出面联合各省咨议局要求召开国会。11月，汤寿潜在杭州与张謇会面，他同意张的意见。当月28日，他给朝廷上了一份《为国势危迫敬陈存亡大计》，提出治标之策4条：提早开国会、急筹公债、联盟美国以分日本之势、锐意断发以易短便之服。同时有治本之策4条：注重典学，以培植经国的基本；事必独断，要有真正负责任的内阁；统筹财政，以解燃眉之急；议决币制，以定国币之价。1910年，他到广州等地活动，发起集资自办东南铁路，上海《时报》4月25日发表了他在广东向各界呼吁“请开国会”的演讲全文。1910年1月21日，王公大臣在请愿代表见面时，庆亲王向代表问及汤寿潜、张謇对此事的意见如何。各代表回答，汤、张都极力主张。这次对话，上海的《申报》有详细报道。可见他们无论在民间还是在朝廷，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分量。
1911年5月，“皇族内阁”出笼，汤寿潜等联名致电摄政王，要求改组，遭到拒绝，至此，立宪运动走到了尽头。当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包括张、汤在内有影响的立宪派头面人物最终都对清廷投了反对票，汤被推为浙江都督，随后他和张謇一起成为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的内阁总长。浙江革命党人黄元秀回忆，辛亥之前，他“常与民党中人往还，虽未参加革命，行动早有默契”。正是立宪派和革命派联手把绵延数千年的王朝政治送进了历史博物馆。汤的理想本来是君主立宪，为立宪奔走多年，然而当共和政治已为全国舆论所公认，面对清廷这个扶不起来的阿斗，他赞同以美国制度为模范。他在写给赵凤昌的信中，要赵运动法国『政府』承认中国的民主共和制，“法亦民主，能与美同时承认，他国宜不至为梗，庶中国从此不亡。”从他给张謇、张元济的信中也可以看出，他已超越君主立宪的信仰，皈依共和。几年后袁世凯称帝，他就坚决反对。
当他出任交通总长，辞去浙江都督时，陈布雷在上海发表评论说，“求浙江都督于今日，汤氏外实难其选”，认为只有他的“德望足以震慑异议”。这也是当时很多人的共识。
汤寿潜一生对于做官、敛财毫无兴趣，曾一再辞官。1903年4月瞿鸿禨保举他应经济特科，他不去。同年，清廷任命他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他不干。1904年，他坚辞两淮盐运使。1906年，学部任用他为头等咨议官，他不受。1909年，他连辞浙江署财政议绅、云南按察使、江西提学使等多项任命。在浙江全省铁路公司总理一职被革除前，他至少十几次提出辞职。这只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在近代的历史人物中，论辞官次数之多，也许无第二人。
1917年6月6日，他在杭州萧山临浦牛场头的家中谢世，终年61岁，葬于桐庐的青山绿水之间。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1。政协浙江省萧山市委员会文史工作委员会编，《汤寿潜史料专辑》，1993年印。
2。陈志放主编，政协萧山市委员会文史工作委员会编，《汤寿潜研究》，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
3。《汤寿潜档案史料选》，《浙江档案》，1991年第1期。
4。侯宜杰著，《20世纪初政治改革风『潮』》，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王遂今著，《汤寿潜和浙江铁路》，《浙江籍资本家的兴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6。曹聚仁著，《我和我的世界》，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第13章 宋教仁登南高峰 （1）（）
日出雪磴滑，山枯林叶空。
徐寻曲屈径，竞上最高峰。
村市沉云底，江帆走树中。
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
——宋教仁《登南高峰》
一首《登南高峰》把宋教仁当时的心迹演绎得淋漓尽致。近百年过去了，南高峰上的栎松依然，脚下的西湖依然，远处的钱塘江滚滚东去，只是多了些污染、变得更浑浊了些。“村市沉云底”依旧，“江帆走树中”已变得奢侈。南高峰与北高峰，在西子湖畔遥遥相对，合称“双峰『插』云”，早就被患有“十景病”的文人、王侯称为“西湖十景”之一。晋代就有人在山顶建造了七级砖塔，内藏高僧舍利子，夜夜燃灯，可指示江面的航向，直到明代毁于雷击。南高峰离产茶的龙井村、产桂的满觉陇都近在咫尺，山上有山，有烟霞洞等洞『穴』，春花烂漫，秋桂飘香，虽然宋教仁来的不是时候，春寒时分，雪后初晴，山道上还有残留的积雪，天冷路滑，树枝上尚未长出新叶。不过一旦登上峰顶，视野开阔，俯瞰西湖，美得让人不忍下山，远望钱塘江，水波浩淼，帆影点点。如此景致，他自然会心有所动。1913年即民国二年，当年轻的宋教仁站在这里时，正是他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之时，其时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国会两院选举已近尾声，他代表的国民党胜局已定。
出生于湖南桃源的宋教仁大概是第一次来到杭州，看到了被多少世代数不清的诗人墨客赞美过的妩媚西子。当他登上南高峰，听松涛阵阵，看竹林摇弋、茶园隐约、江波起伏。他内心有许多与他人不同的感受，这才有了上面这首诗。
这年年初，身为国民党实际领袖的宋教仁自故乡湖南出发，从长沙到武汉，顺江东下，在安徽、上海、浙江、江苏等地到处演说，言论风采，倾动一时。在这个早春，长江流域刮起的“宋教仁旋风”是中国史上明亮的一刹那。3月，选举揭晓，国民党以绝对优势在这次选举中获胜，如不考虑跨党因素，国民党在参议院获132席，占48。2％，在众议院269人，占45。1％，统一、共和、民主三党在参、众两院相加都不及国民党的23，选出的议员平均年龄36岁，其中23以上在国内或国外受过新式教育。
此次选举，虽然有选举资格的一些限制（受教育程度和财产等），全国确认具有选举资格的选民只有4000多万，仅占全国总人口的110（真正参加投票的人数更少，有些研究说只有400万人左右，只占全国总人口的1％），而且有贿选等不正常的现象，但大体上不失公平，这毕竟是中国第一次公开、直接的国会选举。国民党的获胜固然与当时的时势有紧密关系，但离不开青年宋教仁的运筹帷幄、苦心经营。
当年2月21日，当宋教仁与于右任等一起到杭州时，选举结果即将揭晓，国民党在国会占有多数席位已没有问题，作为党魁，他将顺理成章地成为国务总理，组成纯粹的政党内阁，这是他一贯的政治理想，他内心的喜悦可想而知。当天，他曾主持笔政的上海《民立报》发表来自浙江、署名“崇拜英雄”的一篇稿件，对国民党三大领袖孙中山、黄兴和他作了比较：
听孙先生演说，理想高远，是一大哲学家；听黄先生演说，诚坦动人，是一大实行家；听宋先生演说，条分缕析，是一大政治家。
此前，徐血儿在1月26日的《民立报》发表《当今之政治家》一文，认为宋教仁有沉毅的魄力、运用的手腕，尤其有系统的政纲，而且能坚持政见，不屈不挠。直言他是“当今第一流之政治家，而无有可以企及者也”。
2月22日，宋教仁一行抽空游览了西湖名胜，登临南高峰，同行的还有南社诗人、他的老朋友陈去病。23日，他和于右任出席国民党浙江支部的欢迎会，他在演讲中着重提出建设问题，强调“责任心”，并区分国民的责任、政党的责任和党员的责任：
民国虽已底定，然百事不能满意，缘凡事破坏易而建设难，即守成亦不易，即『政府』虽立而邦基未巩，尚不能高枕无忧；况目下大局岌岌，除三五报纸外，无一人顾问其事。如此次『政府』奖赏功位勋章，皆属不应为而为，而窥其用意，仅求表面。今中华民国政策，无非除旧更新，前年革命起义，仿佛推倒一间腐败房屋，此后之事岂不更难？然房屋拆而重建，责在工人，而政治改革，则责在国民也。
前岁九月至今忽焉半岁，其于财政外交国民生计丝毫未有端倪，凡为国民，能不赧然？总之，政策不良，国民以建设『政府』为入手，建设『政府』全藉政党才识。若其他政党有建树之能力，则本党乐观成局，倘或放弃，则本党当尽力图维，此皆吾国民党员所应共负。试问国民党员不救国民，国民尚有噍类乎？愿天下同志同胞时时存责任心也。
两天后，也就是他从杭州返回上海当天，这篇演说词刊登在《民立报》上。3月2日，《民立报》又公开发表他的《登南高峰》诗，一句“我欲挽强弓”，将他当时的心态毕『露』无遗，可见他内心的坦『荡』。确实，根据民国的《临时约法》，由他组成责任内阁，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的时刻就要到了。今天南高峰顶上有一个“骋望亭”，极目远眺，钱塘江就在眼底，柱子上镌刻着对联：“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乃是北宋改革家王安石的诗句。在宋教仁之后很多年，“红军之父”朱德登南高峰时『吟』诵的就是这两句诗。这和宋教仁当时向往的境界完全不同。宋教仁生处转型之际，已摆脱古代的传统型人格，具备了万里无云的阳光『性』格，他对政治、对权力的理解也都是近代化的，他选择的是阳光下的政治，所以他的内心才会那么坦然，他的灵魂才会那么透明。他深信，他的地位只能通过合法的选举取得，只能采用光明正大的手段，不可能依靠策划于密室之中的阴谋，更不可能仰仗铁与血的暴力。此前，他在2月1日国民党湖北支部欢迎会上演讲时说得清楚：
选举的竞争，是公开的，光明正大的，用不着避甚么嫌，讲甚么客气的。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
此后，3月18日他在上海国民党交通部公宴会上演说时进一步表示，革命党与政党虽然都是过政治的生活，牺牲进取的精神也始终一贯，但从事政治的方式毕竟大为不同。“昔日在海外呼号，今日能在国内活动，昔日专用激烈手段谋破坏，今日则用和平手段谋建设。”他解释说，“建设”就是要排除原有的恶习惯，呼吸文明的新空气，最终达到真正共和的目的。他当时力主“先定宪法，后举总统”，和袁世凯“先举总统，后定宪法”的如意算盘针锋相对。他认为自己的主张光明正大，“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迁就之，亦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束缚之。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凡共和国家存在之原理，大抵如此。”
在辛亥一代革命党人中，宋教仁也是一个满腔热血的男儿，曾亲赴辽东，运动马贼，策划武力革命，武昌起义也与他组织中部同盟会，推行他的“上中下三策”之“中策”有莫大关系。（上策是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北为后援，一举占领北京，号令全国；中策为长江流域各省同时起事，设立『政府』，然后北伐；下策为边境革命，或云南、或两广、或东北，在国外设立秘密机关，先占据边隅之地，徐图进取。）在辛亥革命到来的前夜，他在上海《民立报》主持笔政，以“渔父”等笔名发表大量光焰『逼』人之文，内政外交、经济文化无不涉及，笔锋犀利，学识远大，为世人所钦服。了解他的挚友于右任在1912年如此评价：“如渔父者，才、学、识三者俱备，昔日为国南走粤而北走辽，无时或息。”称许他对国不可谓不忠。黄花岗起义前夕，他应黄兴之召奔赴香港，参与筹划。在上海登船前，于右任对他说：“以大义言，何敢阻君？以私交言，则甚不愿君行也。”他回答：“无恐。事成，为四万万同胞造幸福；不成，则送我一个头颅已矣！”两人在码头含泪而别。
第14章 宋教仁登南高峰 （2）（）
宋教仁从来都不是畏缩不前的懦夫，但他有的不是匹夫之勇，在同盟会领导层中他是最重视建设的。初到日本，他本来想学陆军，后来还是选择了法政。他之“专心研究政法、经济诸学科”，就是“为将来建设时代之需”。他深知要以新的政治制度代替旧的专制制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当时的革命者还没有几个人注意到这个问题。在日本留学6年，他研究各国的政治、法律、官制、财政等，翻译了日、英、德、美、匈牙利、奥地利等国的宪法、官制、财政制度等，他的日记有详细的记录。在日本留学生当中，每次讨论这些问题，只有他能“本末悉举”，大家都很服气。在这方面他确实走在了同时代人的前面。景梅九在《罪案》中回忆，宋教仁在回国前夕说过：“但破坏容易，建设难，我看同志从事于破坏一途的太多，对于建设，很不注意，将来要组织共和国，不是玩笑的事！什么临时约法，永久宪法，都须乘此工夫，研究一番才好！所以我很想邀集精悉法政同志们，一齐干起来，你以为如何？”宋死后，景梅九想起往事，痛心不已，挽联中有“破坏易，建设难，勉为其难，遂死于难”句。
辛亥革命之时，章太炎在《民国报》《神州日报》发表宣言评点当世人物，认为孙中山只是“元老之才”，“至于建制内阁，仆则首推宋君教仁，堪为宰辅”，“谓总理莫宜于宋教仁……”（1911年12月1日）这不只是章氏一家之言，蔡元培在《我之历史》序言中也如此说：“（同盟会）其抱有建设之计划者居少数。抱此计划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数，宋渔父先生其最著也。”还有一句：“南京临时『政府』之议起，章炳麟君以国务总理许先生，先生亦以此自许。”
众口悠悠，几乎都说宋教仁以总理“自许”。一时舆论对他误会很深，以为他主张内阁制就是想自己当总理，乃是出于私心。经过数千年的君主专制高压，中国社会弥漫着一片乡愿气息，似乎特别看重谦让，凡事都不能出自本人的口中，惺惺作态，假意退避，流弊所及，一时难以纠正，所以当时人们对宋教仁以建国大任自许，嫉妒、讽刺远多于赞助支持。武昌起义之后两个半月没能产生一个领导全国的中心机构，就与这些因素有关。他固然自信可以施展经世的长才，但他自知在年龄、声望、资历等方面，当时还不是担任总理的合适人选，他心目中的理想人选是黄兴。一年后，时势变化，他才有总理自任的念头，这一点他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坦诚相告。
自辛亥革命以来，有关宋教仁想当总理的说法一直没有断过。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光，他曾两次公开在报纸上驳斥这样的攻击。
一次是1913年3月12日，他在《民立报》发表《驳某当局者》，针对外间谣传他之所以批评袁世凯『政府』，是因为当不成总理之故，他说：“今世人往往有可怪之心理，谓人欲为总统或总理或国务员，即目为有野心，咸非笑之，岂知国家既为民国，则国民自应负责任，有人欲进而为国服务，负责任，乃反以争权利目之，视民国之职务与君主时代官爵相等，致令人人有退让之虚文，视国事如不相关，岂非无识之甚乎？”第二次是3月15日，他在《民立报》发表《答匿名氏驳词》：“世人诬吾运动总理，由来已久。吾虽无其事，实不欲辨（辩），且因以自励，盖已久矣。夫人立志为总理，岂恶事哉？而乃非笑之如是，吾实不解。国家既为共和政治，则国民人人皆应负责任。有人焉自信有能力，愿为国家负最大之责任，此国家所应欢迎者。美国小学生立志欲为总统，传为佳话。各国政党选举总统或组织内阁，其党魁之自负之运动之竞争为何如者？盖为国服务，本非权利，共和国之职事，亦非专制国之官爵可比，人苟可以自信，则不妨当仁不让，世之人亦只问其有此能力与否，不能谓其不宜有此志。吾人惟自愧无此能力，固不欲当此大责任。吾人之志则不讳言，实深愿将来能当此责任者也，且希望人人有此希望者也”。
宋教仁自故乡湖南到武汉时，这样的谣言已甚嚣尘上，时为长江巡阅使的谭人凤劝他：“责任内阁现时难望成功，劝权养晦，无急于觊觎总理。”希望他留下来载酒同游，饱览长江风景。他的回答是：“总理我无冀望之心，载酒游江亦诚乐事，惟责任内阁实应时势之必要，未便变其主张也。”
对宋教仁而言，权位金钱不能『淫』，政见则不可牺牲，这正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风骨。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总长、总理的位置，而是政见能否得到实施。当初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因临时参议院中有人反对，宋教仁没当成内政总长，只做了法制局长，有人为他抱不平，他回答说：“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且主张政党内阁，如今七拼八凑，一个总长不做也罢。”说白了，他的从政实在是因为怀有一种责任心，建设这个生养他的祖国的责任心，这不是做官、抓权者所能理解的。阳光人物在一片缺乏阳光制度、阳光规则的土地上，注定了被黑暗的力量吞噬，这也是宋教仁的热血给予历史的启示。
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
宋教仁的弓还没来得及张开，黑暗的『潮』水就把他32岁的阳光生命淹没了，这是多大的痛苦啊。挚友于右任于万般悲痛之中，想起的正是一个月前他们同游杭州南高峰的这首诗，感慨海门之『潮』正汹涌而来，而“才、学、识”兼备的宋教仁已被生生地夺去了生命。然而，这决不止是他家人、朋友、同伴们的悲伤，也不止是与他同时代的国人的隐痛，更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百年伤痛，是整部近代中国史不能弥合的创伤。因为宋教仁，我的心中总是想着南高峰，想着他留下的诗句，这位近代的阳光型政治家，有了他，西湖就有了别样的意义，西湖就有了近代的气息，不再是古典的山水，只活在苏东坡、杨万里们柔媚的诗行里，只活在张爱玲“前朝名『妓』的洗脸水”式的散句里，只活在岳飞“三十功名尘与土”的壮怀激烈、于谦的“石灰『吟』”和张苍水浩气长存的一声“好山『色』”里，也同样活在宋教仁的笔底，活在他心无旁鹜为共和奔走的脚印里。
登南高峰，有几人还会想起宋教仁和他最后的诗？要说悲哀，这才是最大的悲哀。
离登临南高峰不到一个月，上海火车站的黑枪就响了，他被小小的子弹击中，倒在了血泊之中，枪声震颤了晨光熹微的民国。上海火车站记住了这一时刻：1913年3月20日，3天后，他的心脏停止跳动。一代人杰，中国近代史一个阳光般的政治人物，一心要完成从革命党到普通政党的转型，从暴力革命到民主宪政的转型，最终带着未竟的理想撒手而去。
举国同悲，普天共愤，眼泪和愤怒铺天盖地，从上海到北京，整个中国都为他的死感到悲痛，包括嫉恨他的人那一刻甚至也感到了失去对手的痛苦。对世事似懂非懂的小学生都在班上传观他被刺的照片印本。当时只有11岁，在常州冠英高等小学读书的程沧波回忆，国文教员给他们出了一个作文题目就是《祭宋渔父先生》。多年以后他还觉得老师真荒唐，怎么叫小学生作祭文，他根本无法体会老师那一刻内心的怆痛。
宋教仁之死，引起一浪高一浪的抗议，从民间到国会，从报纸到集会，最后孙中山、黄兴仓促发动“二次革命”，以武力反对袁世凯，就连流连于水光山『色』的和尚苏曼殊都坐不住了，他在西子湖头愤然写下《释曼殊代十方法侣宣言》（后称《讨袁宣言》）。
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
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我之喜欢苏曼殊，先是这位“行云流水一孤僧”的诗句，以后看到他那些感怀身世的小说，在新旧文学的交汇点上，他哀怨动人的伤感文字，他悲剧的故事，无疑吸引并影响了年轻的一代。我把他的诗和小说都看成农业文明走向衰落时的挽歌，它不是田园牧歌式的优美如画，也不是革命的高歌猛进、慷慨激昂，他的调子常常是忧郁的，仿佛有着无尽的惆怅，以后在郁达夫的作品中我们依稀能找到一点苏曼殊的影子。作为过渡时代的人物，苏曼殊在文学史上、乃至辛亥革命史上都留下了富有个『性』的痕迹。
1898年，苏曼殊少年时代即东渡日本求学，先后进过横滨的大同学校、东京的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等学校，过着清苦生活。为了节省火油费，他晚上不点灯。在日本，他参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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