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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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8年，苏曼殊少年时代即东渡日本求学，先后进过横滨的大同学校、东京的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等学校，过着清苦生活。为了节省火油费，他晚上不点灯。在日本，他参加过“青年会”“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踏上了反清革命的路。为此他不惜与资助自己的表兄闹翻。1903年9月，他回到上海，写信给表兄，表示“今日黄浦投江死”，实际上是与表兄决裂。此时正是“苏报案”发不久，他在苏州吴中公学教书，给章士钊等人办的《国民日日报》写稿，翻译了雨果的《悲惨世界》，成为最早将雨果作品译成中文的中国人。他一直有两面，一面是“芒鞋破钵何处去”的自我流放的心态，一面又敢于反抗社会黑暗、向强权说不，留下了“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的诗句。他不断地流浪、自伤，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理想出路，与他同时代的好友陈独秀、冯自由、柳亚子他们不同。当苏曼殊死时，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已大放异彩，其本人应蔡元培之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成为举国青年的偶像。

　　　　这当中诚然有苏曼殊自身的『性』格原因，比如敏感、脆弱、自卑等，这些都与他童年的遭遇有关。坎坷的身世、后娘的苛待、畸形的家庭环境对他的伤害太深，他摆脱不了那种阴影。

第15章　宋教仁登南高峰　（3）（）　
1903年冬天《国民日日报》停刊，苏曼殊带着好友到香港找《中国日报》的陈少白，受到冷遇，生计无着，愤而削发为僧，从此以和尚自称。其实，他的血未冷，1904年春他还曾决心用手枪暗杀康有为，表达对保皇派的强烈不满。因陈少白等人力劝，才没有实施。也是这年秋天，他在长沙参加华兴会，起义流产后，他在上海还参加过华兴会的秘密会议。毫无疑问，他也是那个时代的热血少年。

　　　　苏曼殊身上的病态显示了一个转型尚未完成的非常态社会特征，时代之病通过一个诗人、僧侣的人生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在“五四”前夜的中国，他四处飘零的短暂人生，不幸的身世，让人羡慕的才华，处处都能打动人心。他写的是旧体诗、文言文，但他的诗文清新可读，有了“一脉清新的近代味”，字缝当中已是晨光熹微，长出了近代意识的几瓣嫩芽，预示了新文学黎明期的到来。

　　　　1918年5月2日，当苏曼殊在上海离世时，只有35岁。这位诗僧对杭州怀有独特的情感，他在灵隐寺、凤林寺边上的陶庄住过，一度在西湖雷峰塔下的白云庵昼伏夜出。他在西湖写过许多美丽的诗篇，其中有一首《住西湖白云禅院》：

　　　　白云深处拥雷峰，几树寒梅带雪红。

　　　　斋罢垂垂浑入定，庵前潭影落疏钟。

　　　　始建于宋代的白云庵，清末民初的主持意周和尚是个革命志士，因此小小的白云庵成为秋瑾、陶成章等革命党人出没的地方。意周和尚说苏曼殊在五、六月间，白天老是睡觉，到夜里则披了短褂子，赤足，拖着木屣，在苏堤、白堤上到处跑，尽享湖山夜『色』，不到天亮不肯回去。他以酒当茶，诗画自娱，风流洒脱，手头窘迫，常常向庵里借钱，然后汇到上海的一个『妓』院。过不了几天，就有人从上海带来许多外国的糖果、香烟，他则躲在楼上吃糖、抽烟，饭也不吃了。

　　　　直到1924年6月，由孙中山出资，柳亚子等友人将苏曼殊葬在西湖的孤山北麓、西泠桥畔，还建了“曼殊塔”，与其遥遥相对的是一位历史上有名的苏姓美女苏小小之墓。生也匆匆的诗僧若有知，也许感到欣慰吧。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位浪漫、颓废，在诗书画酒中将青春消磨殆尽的诗僧也有金刚怒目的时候。1913年，面对宋教仁的血，苏曼殊写下的《讨袁宣言》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另一面：

　　　　昔者，希腊独立战争时，英吉利诗人拜伦投身戎行以助之，为诗以励之，复从而吊之曰：

　　　　（希腊！改换了你的主人，你的情况仍旧这般！

　　　　你的光荣日子过去了，但你的耻辱岁月还是存在。）

　　　　呜呼！衲等临瞻故园，可胜怆恻！

　　　　自民国创造，独夫袁氏作孽作恶，迄今一年，擅屠『操』刀，杀人如草；幽、蓟冤鬼，无帝可诉。……况辱国失地，蒙边夷亡；四维不张，『奸』回充斥。上穷碧落，下极黄昏；新造共和，固不知今安在也？独夫祸心愈固，天道愈晦；雷霆之威，震震斯发。普国以内，同起伐罪之师。

　　　　衲等虽托身世外，然宗国兴亡，岂无责耶？今直告尔：甘为元凶，不恤兵连祸结，涂炭生灵，即衲等虽以言善习静为怀，亦将起而褫尔之魄！尔谛听之。

　　　　宋教仁遭暗杀，文人苏和尚持钵而起，书生任鸿年悲痛绝望，选择了在西湖边投井『自杀』。1947年10月25日，一个阴霾的日子，时任浙大校长的竺可桢和“中国科学社”的老友任鸿隽步行来到白云庵即月下老人祠遗址。他当天的日记中说，任鸿年就是任鸿隽的弟弟，当年只有24岁，因宋教仁之死，“觉中国之无望，于烟霞洞旁投井而死，革命同志为之葬于白云庵旁。此卅年前事，迄今墓地旁野草丛生。月下老人寺既废，寺僧亦不能照顾矣……”（在任鸿隽的记忆中，他弟弟“发愤投葛洪井死”。）

　　　　又是两个30年过去了，任鸿年之墓早已无处寻觅。中国有重官的传统，西湖边上那些达官贵人乃至红粉佳人的墓都纷纷重建，比如王文韶、陈夔龙等明清做过大官的故居、墓『穴』都成了新景点，“慕才亭”中虚拟的苏小小墓更是成了芸芸游客“『摸』财”的去处。而像任鸿年这样的志士注定了被淡忘，甚至被彻底遗忘。宋教仁是谁？今天的许多红男绿女尚且一无所知，何况任鸿年、苏曼殊。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1。《宋教仁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2。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岳麓书社，1986年版。

　　　　3。徐血儿等，《宋渔父》，民立报馆，1913年版影印本，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三编之84

　　　　4。吴相湘，《宋教仁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5。苏曼殊著、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影印本），中国书店，1985年版。

　　　　6。《竺可桢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898年的春天，19岁的安徽秀才陈独秀进入杭州求是书院，功课有英文、法文、天文学、造船学。没有多久，他即因反清言论受到追捕，逃往南京。1909年底，他再到杭州，在浙江陆军小学当了两年国文、史地教员，与马一浮、谢无量、沈尹默、刘季平等徜徉山水，诗酒往还。几年以后，他在上海手创《青年》（《新青年》）杂志，或许包括他本人在内都没有想到一本民刊竟能鼓动风『潮』，造成时势，改写了历史。在摆脱“衰世”的努力中，这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我们可以把那个时代叫做“五四时代”，或者干脆叫做“《新青年》时代”。陈独秀唱的不是独角戏，他也不是这方小小舞台上的唯一主角；《新青年》更不是一花独放，但他无疑是当时引领『潮』流的人物；《新青年》无疑是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的杂志，许多新人物都在这个小杂志上破土而出，进入历史的视野：胡适、鲁迅、周作人、陶孟和、高一涵、李大钊、吴虞、傅斯年、钱玄同、刘半农……他们的名字是读者所熟悉的。

　　　　在近代中国思想界，梁启超是一个引领风『潮』、造成时势的新人物，从《时务报》到《清议报》《新民丛报》，他以带有感情的笔锋风靡了一个古老民族，直到“五四”之前无人可以代替，辛亥革命后围绕在他身边的张君劢、张东荪、蒋百里、蓝公武等一批知识分子，也都代表了当时最优秀的一群人。这个群体在“五四”时代仍非常活跃，他们主办的《时事新报》《晨报》等报刊，永远留在那一代读者的心中。

　　　　梁启超故后，杭州人张东荪坚持书生议政，试图走出第三条道路，代表了两极对峙的夹缝之中的“中间势力”。时代的洪流浩浩『荡』『荡』，已非晚清民初的大势和格局。张东荪构想的民主政治、计划经济蓝图，曾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许多中间知识分子的共识，即中间偏左，与胡适走的路不一样。生死成败转头空，是非功过却不能不认真，也许今天还不到从头细说的时候。

　　　　“五四”成就了年轻的胡适，作为新思『潮』的代表、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他一生以思想、言论、学术影响社会，在他身边聚集了一群学冠中西的优秀知识分子，包括丁文江、傅斯年、梁实秋、徐志摩、王世杰、叶公超、丁西林、蒋廷黻、任鸿隽、陈衡哲等（一度也包括罗隆基、王造时、闻一多等人），他们的思想容或有分歧，但在许多大是大非问题上，在民族前途等问题上他们有着基本的共识，以胡适为中心的这个知识分子集团曾先后通过《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以及《大公报》等平台发出他们清醒、理智、独立的声音。（胡绳晚年也承认胡适“始终保持一定的独立”。）胡适反复强调，要在思想文艺上面努力，为新社会造一个基础，1948年冬天离开大陆之前还含泪对司徒雷登说，自己战后回国把精力耗费在《水经注》等考据上，没有尽到应尽的思想言论方面的责任，深为愧疚。

　　　　从梁启超到胡适（这中间也包括了许多其他人的努力），晚清、民国当然是个动『荡』的『乱』世，却是王纲解纽、思想开放的半个世纪，中华民族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在摇摇欲坠的晚清朝廷和民初军阀的刺刀，乃至蒋介石的一党制下，文化思想的多元化进程从来没有停止，其开放程度是我们今天不容易想象的，虽然其中也伴随着杀戮和流血。正因为如此，才产生了梁启超、胡适这些公认的思想领袖。思想领袖只能建立在人们内心的广泛认同之上，和千千万万普通人同命运、共呼吸，他生活在普通人当中，而不是游离在社会之外；他的力量是一种和风细雨，是空气，阳光，润物细无声，潜移默化，而不是雷霆，不是暴风骤雨，不具有任何外在的束缚。他们在权力格局之外对青年、对世道人心产生某种内在的影响，哪怕不能左右时局的变迁，王朝的更迭。

　　　　胡适曾在西湖烟霞洞度过一生中“最快乐”的三个月，寂寞的烟霞洞旁边埋葬着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师复的遗骸，火一样的理想燃尽了师复年轻的生命。师复追求的无『政府』主义梦和中国固有的古老“桃花源”之梦并不一样，这个梦不是出世的、宁静的，悠然见南山的，而是入世的、灼热的，带着强烈的改造世界的冲动，与胡适信奉的自由主义强调点滴、渐进等原则不同，他寻求一种彻底的解放，一种纯粹的理想境界，他的梦注定了在现实世界中碰得粉碎，他依然无所反顾、毫不犹豫地前行，不怕任何的阻力，宁折不弯，平静地面向死亡。

　　　　他要以道德的自我完善、整个生命的奉献去为理想殉道。我们可以不认同他的主义，却难以否认他身上的那股子气，那种理想的情怀。当我的目光落在永远年轻的师复身上，我想到了活过100岁的巴金，他们是精神上的同道，我也想到了许多与师复不是同道的早凋者或长寿者。在历史的天平上，生命的长短显得那么无足轻重。无论他们最后选择了怎样不同的道路，在他们身上，我们都能看到一些异质的光，那是来自不同文明的光，一旦汇入我们的心中、汇入我们的梦中，这光也就属于了我们。如果说中国缺乏自由主义的传统，胡适出现了，傅斯年出现了，这就是传统。确实，传统不能以时间的长短来衡量。

第16章　火一样燃尽自己的师复　（1）（）　
离西湖烟霞洞不远，有一个“师复墓”，墓志铭就刻在摩崖上，字迹依稀可辨：

　　　　师复为人道主义者，生平谋炸悍将，厉行革命，被锢三年，出而组织东方暗杀团。辛亥而来，舍其单纯破坏，转而为自由社会主义宣传，创晦鸣学舍、世界语研究会及心社。旋发刊《民声》杂志，淬厉自刻，尽瘁其主义，呕血而死。死年才三十有一，不终其纪。痛矣！君于公历1884年6月27日生于东亚之广东香山县，以1915年3月27日殁于上海，同年葬于浙江西湖之烟霞洞，越八年而修其墓，以志不忘。

　　　　师复本名刘绍彬，因立志反清，光复故国，改名刘思复。信仰无『政府』主义之后，他连姓氏都废弃不要，改名师复。三个名字代表了他短暂一生的三个不同阶段。1923年，他的生前好友重修其墓，将郑佩刚撰文、王思翁书写的这个墓表镌刻在崖石上。

　　　　一安那其主义思『潮』在中国

　　　　“无『政府』主义”本是日本的译法，高一涵主张译为“无治主义”，辜鸿铭主张译为“无王主义”，师复的墓志铭称为“自由社会主义”，巴金等人干脆用译音“安那其主义”。无论叫什么，都不能否认那曾是19世纪的一股世界『性』思『潮』，俄国十二月党人的慷慨悲歌，伴随着他们流放西伯利亚路上的漫漫风雪，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理想曾激动过几代青年，《面包与自由》等都成了传世的经典，也是几代年轻理想主义者的口号，活了104岁的小说家巴金就是他们在东方的传人。『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亲口对斯诺说，他年轻时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20世纪这一思『潮』初传中国，打动了一些正在寻找精神出路和民族出路的读书人，李石曾、吴稚晖、张继、刘师培、张静江等一度都热衷于此，《天义报》《新世纪》《衡报》《人道》等中文期刊先后在日本和巴黎问世，那时无『政府』主义思『潮』和“驱除达虏，恢复中华”的革命浪『潮』纠结在一起，密不可分。包括蔡元培、马君武、马叙伦、杨笃生等人都曾写过一些绍介文章。（直到1933年《东方杂志》“新年的梦想”征文中，还包含了许多无『政府』主义式的梦想。）

　　　　民国初创，多元格局出现，各种政党、报刊蜂起，中国社会党以太虚等人代表的一派就是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出版过《社会世界》《良心》月刊等，并另组社会党，很快被袁世凯取缔。师复创立“晦鸣学社”与《民声》周刊，系统介绍克鲁泡特金的思想，组织“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被看作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奠基人。

　　　　“五四”时代，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各种刊物应运而起，《进化》《劳动》《自由录》《民风》《新生命》《闽星》《奋斗》《劳动者》《自由》，等等。《民国日报》著名的“觉悟”副刊也发表过太朴等人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毛』泽东等人热衷过的新村运动、匡互生在上海创立的立达学园都带有无『政府』主义实践的痕迹。就是在那个时候，少年巴金在四川皈依这一主义的。（他和志同道合的伙伴办了《半月》，1921年4月1日，当他在这个杂志17号发表《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时，他只有17岁。杂志被军阀查封，是他第一次尝味到专制的滋味，但他没有丧气。

　　　　当年9月1日，他的《爱国主义与中国人到幸福的路》又在新办的《警群》上发表，开篇提出“现在中国的社会黑暗到了极点，一般的青年人处在这种势力下面，被他弄得全无生气，力量薄弱的只能顺世堕落，不敢稍有反抗，稍有血气的也只有忍气吞声，听天于命”。他说这个主义最令他满意的就是“重视个人自由，而又没有一种正式的、严密的组织”。他远去巴黎就是要去取安拿其主义的真经，他的《爱情三部曲》贯穿着安拿其主义追求与幻灭的淡淡忧伤，在漫长的一生中，他不时怀念早年的那些同伴。在《我的幼年》中有深情而无奈的回忆，这是他百年挥之不去的一个梦影。）

　　　　师复虽然早逝，但无『政府』主义的信徒们一直忘不了他，他的筚路蓝缕之功，他的坚忍不拔的意志，他的苦行僧作风，他的大刀阔斧、冲锋陷阵的勇气，以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都为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闯开了一条路。虽然这一思『潮』最终在20世纪前半叶的历史洪流中渐渐枯竭了，但我们否定不了包括师复在内那些青年的热情、热血和理想情怀。那一激动过无数热血青年的思『潮』不是什么洪水猛兽，更不是见不得阳光，而毋宁带有更多理想主义『色』彩，其核心其实是人道主义，尽管其中包含了很多幻想成分。今天，我们可以不认同他当年的信仰，却也不能不佩服他身上那种人格力量。《民声》周刊上有师复的大量文章，可见其战斗的豪情，他为主义牺牲生命的那股子劲。他生前的文章，有1927年出版的《师复文存》。在整个安拿其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中，他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标志『性』人物，回溯这股思『潮』，就不能回避这个人物。

　　　　二也曾热血侠少年

　　　　刘家在广东香山是个大家族，被称为“水楼刘家”，师复的父亲就是个不简单的人物。他在维新运动期间创办了当地第一所新式学校，组织了“天足会”，允许其女儿留天足，带头下河游泳，还每年印赠小册子，宣传废科举、兴学校、开矿筑路，被看作香山县第一个新派人物。

　　　　师复15岁中秀才，名列全县第一，到广州应乡试，亲眼目睹科场黑暗，产生厌恶心理，后来他对弟弟刘石心说：“看到考场的黑暗情景，才使我认识到政治非改革不可。”

　　　　从此，他开始独自研究小学和诸子，作了大量的笔记，对中国古代的数学，如天元、八线等，尤其有深入研究。1904年，他先赴香港，再到日本留学，期间，参加了同盟会，和汪精卫成为好友，两人结识了一位俄国的虚无党员，学会了造炸弹，并相约从事暗杀活动，汪北上暗杀摄政王，他暗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

　　　　凶狠残暴的李准当时成了广东革命的一个大障碍，1907年，他在广州等待暗杀李准的机会，不料在一次制造炸弹时发生了意外的爆炸，他的头、胸、手到处是伤，血流如注。幸亏隔壁的医生、也是革命党人的伍汉持赶来，他请伍医生将两颗制成的炸弹扔进屋后的水井里，并在警察赶到前烧毁了违禁的物品。他被送进医院后，没有吐『露』真实姓名，自称“三水李德山”，做化学实验不慎爆炸，却被原在他家乡香山做知县、时为广东营务署总办的郑荣认出。他回国之初，在香山创设演说社、阅书报社，暗中提倡革命。

　　　　那时风气未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盛行，不准女子读书，他借助清廷鼓励兴新学的机会，不顾种种反对和非议（包括知县郑荣和人称“何老虎”的大乡绅何玉铭在内），私人集资在香山创办了第一所女学校——隽德女校，使当地女子有上学的机会，因此与郑荣发生过冲突。他曾在公堂上大骂郑荣反动。他左手伤势虽重，本来是可以保下的，但郑荣令医生锯掉了他的左手，使他终身残疾。（可别小看他一只手，以后办《民声》印刷部，他一只手排字、印刷、摇机，什么都能干。有人担心他做事不便，想帮他，他总是婉拒。有朋友作了一联：“稚晖五体投地，师复只手回天。”前一句，是吴稚晖写给师复信中的话。）故乡香山的绅士父老上千人联名保他，朋友郑彼岸（原名云鹗）只身上北京告御状，结识了京师的一些达官贵人，为刘师复说话，最后他被以嫌疑犯身份而移往故乡香山县监狱监管。

　　　　这个敢于暗杀清廷大员的热血少年，在狱两年多，始终不屈，以读书自娱，写了《粤语解》《佛学大意》《狱中笔记》等文章，有些曾在郑彼岸主办的《香山旬报》上发表。他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起草了《改良监狱议》，呈给正在筹划改良狱政的两广总督岑春煊，受到赞赏。闻他的事迹而怀仰慕之心的香港安怀女子学校教师丁湘田（他后来的女友），赶到香山探监，在他家住了五十多天，他始终不同意见面，只愿书信往来。为救他出狱，上下疏通，他家因此破产。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宣统即位后大赦天下，香山绅士上千人联名保释，他才于1909年底获释。

　　　　他出狱后，即到香港结合有志于单独行动的个人，组织暗杀团，以反抗暴政，成员中包括陈炯明、谢英伯、高剑父、林冠慈、丁湘田等。这个时候他主张单纯的破坏主义，认为没有破坏就没有建设，《波兰亡国记》一书对他影响很大。1911年，暗杀团团员林冠慈在广州双门底炸李准，李沛基在大南门炸死广东将军凤山的行动，都是他精心策划的，炸死凤山的炸弹还是他亲手制造的。这都是当时轰动视听的大新闻。

　　　　三心社·晦鸣学舍·世界语研究会

　　　　辛亥革命爆发，他与刘兆槐在靠近香港的新安组织革命军，名为“兆军”，和他一同发起和赞成“心社”的莫纪彭、郑彼岸、林君复等则策反驻扎香山与澳门交界处的一支清军，组织“香军”，有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