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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偏的帝国:大明王朝谁当家-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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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到这里还不算完。就在四个人进了京城，押解害民豪绅的报告刚刚递送上去的时候，沈显二却在这个节骨眼上逃跑了。主管上访事务的通政司让他们把“害民豪强”押到衙门里去受审，周、曹二人私下计议，无奈之下，只得又将真正的“害民豪强”顾匡给绑了起来。
通政司在前面接到的上访报告里，顾匡的身份还是一个良民，现在却要跪在堂下，变成“害民豪强”。所以官员们在审讯周、曹二人时质问：“顾匡是和你们一起抓沈显二的人，你们怎么又把他抓起来了？”周官二回答说：“顾匡本来是我们最早捉拿的人，沈显二受贿把他放了。我等害怕事情败『露』，一同赴京自首。没想到沈显二随后也追了上来，我等就将他当作骗人财物的『奸』民捆绑了来，而把之前的事情隐瞒掉了。如今沈显二跑掉了，我们只好又把顾匡给绑了来，算是向你们交差吧。”
审讯的卷宗递交到了朱元璋的手里，卷宗里的白纸黑字破绽百出，难以自圆其说。
朱元璋实在忍耐不下去了，连皇帝都敢忽悠，真是活腻歪了。他下令，这几个人太不靠谱了，说话前言不搭后语，实在是『奸』诈之极，谁也捉『摸』不透他们心里究竟藏着怎样的阴谋，干脆全部枭首示众。
朱元璋设置那道“旁入公门”的门与让群众互相监视的“知丁法”，看上去是两条完全对立的政策，其本质却是一样的。前者是依赖群众和发动群众，目的是清除官僚和胥吏集团内的贪污行为；后者是挑唆群众之间互相监视，有点“人斗人”的意思，目的则在于清除群众当中的不法游民。游民是百姓中的另类群体，他们往往被视为洪水猛兽，是收刮百姓利益的盗匪。老百姓不敢与权力集团叫板，但可以借着权力集团的手压制游民，少一层伤害就多一份利益。而权力集团也将游民集团视为不法集团，是民间的不稳定因素，他们最害怕的是游民集团与老百姓抱成团，那样的话将会对自己的利益造成冲击。在这样一种三角制衡中，笑到最后的还是权力集团。用朱元璋的眼睛来看，胥吏蛀坏了官僚集团这栋大厦，而游民则破坏着底层社会的和谐稳定。不过事情似乎并没有朝着朱元璋所期望的方向发展，惩治游民也并没有收到预想中的效果。
洪武十九年（1386年），在福建沙田县有13个不愿务农的百姓，想合作干点营生。中间为首的是一个叫罗辅的人，这些人聚在一起商量说：“如今朝廷的法律好生厉害，我等不务农恐怕会获罪，不如大家一起切掉几根手指，如此变成残废，不务农也就没罪了。”大家齐声说好。结果民众集体作弊这件事就被人告发到京城，朱元璋下令将这些“『奸』民”押回原籍枭首示众，将各家的成年男丁诛杀，『妇』女、小孩一律流放。等到案子了结后，朱元璋还痛心疾首假慈悲一番：“你们不遵教化，自残父母赐给的身体，是为不孝；诽谤朝廷法度严苛，是为不忠。将你们这些不忠不孝之人诛杀，朕也实在是迫不得已！”
发动群众来制衡污吏，后来将事态扩大化，变成了发动群众抓捕民间的害民豪强。因为朱元璋后来发现，各衙门所用的胥吏都是当地人，这些人在当地又多半都属于豪强阶层。
朱元璋赋予百姓们莫大的权力去惩治污吏和游民，貌似给予百姓们制约权力的权力，其实却并非如此简单。他给予百姓们的，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制约权，而是一种暴戾的“合法伤害权”。古代的官吏们肆无忌惮地搜刮百姓，因为他们知道，皇帝作为权力集团的真正仲裁者坐在深宫之中，不可能把他的权力触角伸到帝国的每一寸角落。这种“天高皇帝远”的现实，让他们在权力结构底层有了更大的闪转腾挪的空间。如今，胥吏们被朱元璋发动群众这一雷霆杀招彻底打倒在地，百姓们拥有闯进衙门直接拿人的权力。表面上看，是老百姓闯进“公门”去抓人，实际上是皇帝伸展出来的权力触角在抓人。
帝国权力结构仍然没有改变皇帝制约胥吏，胥吏制约民众的现状；不过是颠倒了一下程序而已，变成了皇帝制约百姓，百姓制约胥吏。也就是说，将以前掌握在胥吏们手里的权力暂时移交到百姓们手里而已。但是这种临时『性』的权力对于百姓来说，是远水救不了近渴。而陈寿六的明星路是不可复制的，因为大明朝只出了一个朱元璋。
朱元璋之后，这种“旁入公门”的做法就再也没有被他的继任者们继承下来。但“知丁法”所营造出来的“人人都是特务”的政治氛围却一直延续了下来，成为大明王朝权力演进中的主旋律。
第29章 皇位是块硬骨头（1）（）
朱允炆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孙子，朱标太子的第二个儿子。按照正常的长幼排序，他应该算是大明王朝的第三代领军人物。
虽然朱标很早就被朱元璋立为了皇位继承人，但是在朱标的儿子当中朱允炆却并不是长子。在朱允炆前面原来还有个哥哥叫朱雄英，幸好这个朱雄英没能修炼成为帝国的朱英雄，不然的话，也就没有后来的朱允炆什么戏了。按照皇位继承的游戏规则来说，如果不发生什么跑偏事件，长子朱标顺利地从朱元璋继承皇位，而朱雄英又从朱标那里接过权柄。这样的话，作为朱老二的朱允炆到最后能混个藩王，也就算不错了。
但是历史往往并不是按照正常的规则在出牌，规则往往是被那些意外的变局生生打碎。
打破意外的变局是朱元璋的皇族生育体系出现了问题，那就是“长房不旺偏房旺”的现象。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也就是朱元璋的长房子孙的后人越是小辈越是比他的那些父辈们死得要早，白发人送黑发人。
先是朱标的长子朱雄英生下来没折腾几年，英雄没当成，却死在了自己的父亲朱标的前头，成了一个早早就夭折的孩子。而朱标没在太子的位置上坐上几年，又急急忙忙地赶在了朱元璋的前头奔了前世今生。这种人算不如天算的变局让精于算计的朱元璋也只能徒唤无奈，也将还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文弱书生朱允炆一下子从历史的后台推向了前台。
我们可以假设，如果没有这样一场个人命运和历史机缘的变局，作为一名普通皇子的朱允炆能否会过得更加快乐一些。
朱允炆生于洪武十年（1376）十月，他的母亲是太子朱标的嫔妃。朱标的太子妃是常遇春的女儿常氏，这个常氏就是朱标的长子、朱元璋的长孙朱雄英的母亲。而朱允炆的母亲吕氏是太常寺卿吕本的女儿，由于吕本在中央权力中的地位并不高，那么他的女儿也只是一名嫔妃。
子凭母贵，由于朱允炆是庶出而不是嫡出，所以在他刚出生时并没有受到重视。在他生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黑户，一年多以后才算真正有了自己的名字。
洪武十一年（1377）年底，太子妃常氏薨世后，朱允炆的母亲吕氏才依次升格为太子妃。也就是在这时候，洪武皇帝朱元璋才想起来皇太子朱标的膝下还有这么一个没有名字的皇孙，于是将其赐名为朱允炆。朱允炆六岁的时候，他的同父异母的哥哥朱雄英就死了；十五岁时他的父亲朱标也跟着离开人世。
朱允炆就这样在懵懵懂懂之中被命运的『潮』流裹挟进历史的洪流，时也命也。
朱允炆的个人起点并不算高，除了自己的母亲地位低以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自己的外在形象离帝王的要求还有很大地差距。虽然朱元璋本人不幸长了一张“鞋拔子”脸，可他的那些儿孙们中间并不缺乏帅哥。如果选拔皇位接班人也需要面试的话，那么朱允炆肯定是要吃亏的。
朱允炆的外形缺陷看上去非常明显，想遮掩都不容易。他刚生下来的时候，头顶骨歪得很厉害，整个头型看上去象个弯弯的月亮。朱元璋看到孙子这幅充满个『性』的外形就很不痛快，他曾经一边轻轻地抚『摸』着朱允炆的头，一边叫朱允炆为“半边月亮”。谁也不会料到，这“半边月亮”最后也会升起来。
过去的皇帝都很『迷』信，总认为自己是天子，凡事总爱与天意神愿较劲。朱元璋这个草根皇帝也不例外，他没事的时候望着自己的孙子，内心世界充满了纠结，他总担心这个少了半拉子脑袋的孙子将来有一天会不得善终。
既然外形看上去如此磕碜，为什么朱元璋最后还会把皇权交到朱允炆的手中？在朱允炆身上还有那些因素能够打动朱元璋？问题一箩筐，真相却往往只有一线索。
朱元璋是个有着深谋远虑的人，他在开国之时就已经在考虑自己百年之后的事情了。江山得来不易，不守个千儿八百年就是失败。
洪武元年（1368）正月，在大明开国的当天朱元璋就宣布了朱标作为未来皇位的接班人。
为了巩固帝国之根本，朱元璋在这方面可以说是煞费苦心。为此他专门南京明皇宫里建了一个大本堂，专门收集天下古今图书典籍，招揽宋濂、刘基、李希濂等名儒学士作为朱标太子的老师，并挑选德才兼备之士给朱标作伴读。
洪武六年（1373年），也就在朱标23岁那年，朱元璋让朱标尝试着参与国政。
同年八月，朱元璋又命朱标巡抚陕西，考察未来都城迁移的事宜。朱标不负父皇之厚望，出『色』地完成了使命，临回来时向父皇朱元璋进献了陕西地图。所有这些都明确显示，朱元璋完全将朱标当作了永保大明基业的接班人，而朱标尽管与父亲朱元璋在个『性』方面的差异很大，治政也有着很多的意见分歧，但不可否认的是他还是朱元璋心目中理想的皇位继承者。
当朱标成为皇太子并监国之时，未来和他儿子争皇位的四弟朱棣还只是个八岁的『毛』头小子，连个封号还没有捞着。洪武三年，十一岁的朱棣和兄弟们一起被封为王爵，二哥樉为秦王，三哥棡为晋王，朱棣为燕王，五弟橚为吴王，六弟桢为楚王，七弟榑为齐王，八弟梓为潭王，九弟杞为赵王，十弟檀为鲁王。
其后诸王都在朱元璋的授意下于南京学习文武之道，为将来到各自的藩国守卫大明江山做准备。此外，朱元璋的其他一些儿子待遇也尽皆相同，在逐渐长大成人后也都被封为亲王，并陆续到各自的藩国就藩。
但上天却在这时候故意与朱元璋开了个天大的玩笑，就在太子朱标从陕西一路风尘仆仆赶回南京之际，本来身子骨就单薄的他偶感风寒，竟然病倒了。而且这一病就再也没有能够站起来。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四月，年仅三十九岁的朱标太子带着朱元璋的无限期望，毅然决然地撇下朱允炆等五六个尚未成年的儿女，也撇下了他即将接手的皇权，撒手西去。
朱标太子的突然薨世，使明故宫陷入了空前的死寂。这对一心欲使大明帝国稳如磐石和长治久安的朱元璋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一击，也彻底打『乱』了他在此之前的所有政治构想。朱元璋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也就短短的几天时间他的头发、胡须全都花白了。朱元璋悲痛的不仅仅是自己老年丧子，而且还隐含了他对大明江山社稷未来命运的深深忧虑。
太子死了，朱元璋耗尽心智经营了二十五年的大明“国本”也随之破碎。
对于朱元璋来说，一切又要重头再来。朱元璋面临着重新选择皇位继承人，大明帝国的皇位继承问题又恢复到二十五年以前的起点上。可对于这时候的朱元璋来说，他已经没有了刚治国时，那种意气风发的精气神，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允许他再做过多的折腾。
第30章 皇位是块硬骨头（2）（）
太子死后，朱元璋面临着重新选拔接班人。对于选拔皇位继承人，可供朱元璋做参考的历史样板并没有多少，翻来复去也只有三种。
第一种：兄终弟及法。中国历史上的夏商两代很多时候实行的就是这种王位继承法。这种继承法的优点是长君主政，从表面上来看这种继承可以避免幼主继位所带来的权臣弄政和外戚干政的祸『乱』，但实际上所带来的副作用也不少。当了皇帝以后的兄长一般都不大愿意将自己的皇位再传给自己的兄弟，他们总是想方设法地传给自己的亲身骨肉，这样就可能会引发皇位继承的争夺战。
朱标的突然薨世，对朱元璋的打击是毋庸置疑的。而在这期间，一生勤政的朱元璋居然有六七天不理朝政。大臣们提出让朱元璋的二子朱樉或三子朱棡继位，也被朱元璋一一否定。
第二种：立爱立贤法。顺便在这里交代一下何为“立贤”？所谓的“贤”只能是相对来说，无非是以皇帝的价值标准来加以评判。
这种方法值得商榷，因为历史上有着理『性』的思想光泽的皇帝实在是少得可怜。在这种情形下，所谓的“立贤”就成为一个听上去美妙的借口。
到了今天，就完全成为“说你行就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不服不行”的硬『性』标准。“立贤”实际上也就等同于“立爱”，立皇帝心头之所爱，绝非立帝国臣民之所需。
朱标死后，悲痛欲绝的朱元璋在大臣们的劝解之下，稍稍整理了一下情绪，就开始重新考虑皇位继承人的问题。根据明成祖朱棣钦定的《明太祖实录》记载：就在朱标太子死后的第三天，朱元璋在明皇宫的东角门召集朝中重臣，讨论未来皇位继承人的问题。
朱元璋说：“朕年事已高，太子朱标又不幸夭折，我大明遭此厄运，都是命中注定的。有句古话说得好：‘一个国家要是有年长的皇位继承人的话，那是天下苍生的福分啊。’朕的第四子燕王朱棣贤明仁厚，英勇威猛，雄才大略。他在某些方面和朕很像，朕想立他为太子，诸位爱卿认为怎样？”
朱元璋话音刚落，翰林学士刘三吾马上应对说：“陛下所言极是，但是陛下要是立了燕王为太子，那么将燕王前面的两个哥哥秦王朱樉和晋王朱棡放在什么位置了？”
朱元璋无法回答老臣刘三吾所提的问题，兀自伤心痛哭起来，重立太子之事也就此打住。
我们从朱元璋与刘三吾君臣的这段对话中来看，刘三吾的潜台词是在说，皇帝您要是跳过老二、老三，立老四为太子，这么做只会为自己的帝国带来无穷尽的麻烦与危险。
朱元璋是何等聪明之人，当然能够听得出刘三吾这番话的弦外之音。他最终放弃了“立爱”的念头，而采用最为稳当的君位继承法——嫡长子继承制。
当然上面的事例是记录在朱棣钦定的《明太祖实录》中，其真实『性』是要大打折扣的。因为朱棣在起兵夺了自己侄子朱允炆的江山后，为了证明自己夺位的合法『性』，在官修的史书上曾经做过大量的手脚。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朱棣无疑将他的老子朱元璋当作了一个“政治白痴”。
要知道在朱标死的时候，朱棣前面的两位皇兄朱樉和朱棡还是活蹦『乱』跳的，而且这两个皇子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即使朱元璋立好四弟为帝位继承人，他们兄弟俩也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如果朱元璋立了朱棣为皇太子，那么在其百年以后，朱棣的那两个也有资格入継大统的兄长肯定会兵戈相向。其他的诸子藩王暂且不说，就此“三王”已经先『乱』了。
一旦这种局面出现，就有可能会演变为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似的大劫难、大祸害，朱元璋苦心经营的大明江山就会变得岌岌可危，这是朱元璋最不愿意看见的一幕。
如果真是到了这种地步，朱元璋倒不如遵循最为安全的历代通用的“嫡长子继承制”，立太子之子为未来的帝国一把手，这样也就名正言顺，至少没有为其他皇子藩王起兵作『乱』留下借口。这是朱元璋明智而又无奈的一种选择，但绝对不算是一个错误的决策。
第三种：嫡长子继承制：古代皇帝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生出的龙子龙孙可能多得连皇帝自己都记不住名字。要想在这些子孙中寻找未来的皇位继承者，不能随便抓阄，必须得有规则，否则的话就有可能诱发皇子们之间骨肉相残。
鉴于此，前任皇帝设计出了在立嫡无望的情况下立庶长子的规则，也就是在自己的所有孩子中立年龄最长的那个为太子。这种皇位继承法则的优点在于继承者的既定『性』，谁有好运气最早来到这个世界上，谁将来就当这个家。因此相对于皇位继承法，嫡长子继承制可以杜绝皇位继承所引发的祸端和危机，所以符合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权力诉求。但这并不意味着每朝每代都能很好地照此执行，恰恰相反，真正做好这种皇位继承制的皇帝与朝代并不是太多，但在家国一体化的传统社会里，暂时还找不到比这更好的皇位继承法。所以说，在诸多的皇位继承法中，最为安全的储君方法应该是这种“嫡长子继承制”。在这一点上，朱元璋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
为了确保皇权的和平过渡，朱元璋并不愿意冒险，他还是作出了最为理『性』的选择。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九月，朱元璋正式册立了朱标太子的儿子朱允炆为未来的皇位继承人。对于选择嫡长子储君法，朱元璋给出的解释是：现在我开创的大明帝国及其一切章法都是要传之后世的，如果我不遵守自定的祖制，将来子孙后代就会仿效，这就与确保大明长治久安的根本精神背道而驰，子孙后代的『乱』与治不仅与我立的祖制有关，而且与我是否率先按照祖制执行有着很大的关系。（自我创天下而以天下传之庶孳，万世而下有庶夺孳抗宗者，我开其『乱』也。『乱』传而万世之传，足虑焉。）
第31章 屁股下的火药桶（1）（）
从大明帝国建立的那天起，为了能够使得朱明江山稳如磐石，传之千秋万世，朱元璋的大脑就没有一天不在考虑“家天下”的长治久安。可以说他是在一片反对声中，处心积虑地推行早已被历史多次淘汰的分封制。朱元璋决定了的事，其他人的反对换来的也只能是一声叹息。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朱元璋并不是一个冲动的热血青年，他对于自己已经决定的事，往往有着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决绝。另外我们要搞清楚的一点就是，朱元璋并不是一个辨不清方向的庸君，而是一代雄主。他对历史上由分封所带来的沉痛教训还是心知肚明的，所以他推行的分封制，是一种有别于前朝制度的继承和发展。并且他固执地以为，他的分封是巩固皇权的一种手段
那么经过朱元璋创新发展的分封制又是怎样一番面目呢？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让藩王的势力远离帝国的心脏地带。从明朝分封诸王的就藩地点来看，基本上都是以北方边境为重心，长江以南很少。这一点与历朝历代是有所区别的，在明朝之前的分封藩地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交通要冲、军事要地或者经济中心来大做文章。这等于什么呢？等于为朝廷的权力躯体做了一次心脏搭桥手术，一旦手术所搭建的桥梁崩塌，就有可能危及到帝国的政治生命。如此分封带来了诸多弊端：许多地区经济中心被各路藩王占有，直接削弱了帝国中央的经济实力。同时帝国的许多军事要地被藩王们占有，一旦藩王与中央『政府』闹翻脸，就很容易出现藩王割据的『乱』世。如果将帝国的核心地区封给藩王，一旦祸起萧墙，往往一发而不可收。西晋的“八王之『乱』”正是祸起于此，最终引爆了帝国的灭亡。
这么多的前车之鉴摆在那里，朱元璋大搞诸子藩王分封时完全可以参照着来。在大明帝国的心脏地区——南京（包括今天江苏与安徽两省）和两浙等地不实行分封，要封就把诸王封得远一点。朱元璋以北方边境军事防务为中心，沿着长城一线布防分封。一方面可以将这些藩王支得远远地，另一方面又可以让这些诸子藩王来保卫边疆，辅佐中央皇室。当时分封到长江以南地区的藩王很少，这也是分封制的创新所在。他的那些继任者们也是坚决贯彻，谁也不肯将帝国的心脏地带拿出一小部分来分封给诸子藩王。
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第一次大封诸子藩王时，第五个儿子朱橚曾被封为吴王，但因为年纪尚小并没有迅速就藩。洪武七年的时候，有司请将其安置在杭州一带。朱元璋只说了这样一句话：‘钱塘财赋地，不可。’”
永乐年间，朱棣大行分封之事，宁王朱权在靖难战争开启时就跟着朱棣举兵，算是开业功臣。在举兵之初，朱棣曾经开出过口头支票：“事成，当中分天下”。而等到曾经的燕王朱棣摇身变为永乐皇帝，口头支票却成为永远无法兑现的一张白条。朱棣不仅没有分一半天下给朱权，甚至还想赖账。此一时彼一时，朱权也无话可说。可作为一个小股东，最起码的利益，自己总要争取一些吧！朱权向朱棣提出要求去苏州，朱棣笑着摇头说：“这不行，苏州在京都周围（畿内也）。”言下之意，如果我这个皇帝将你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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