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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偏的帝国:大明王朝谁当家-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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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王叔叔们瞪着血红的眼睛盯着大明帝国的君主的宝座，原本『性』格文弱、与世无争的儒生朱允炆就成为藩王叔叔们的众矢之的。原本就对君主宝座充满了无限的欲望的诸子藩王，由于朱元璋钦定了朱允炆为皇位继承人，转眼间他们就如恶狼一般地将文弱侄儿朱允炆视为了一只待宰的羔羊，还是“喜羊羊”。
第35章 跑偏的“三驾马车”（1）（）
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初十，朱元璋在南京明故宫西宫病逝归天。皇位继承人皇太孙朱允炆随即便将朱元璋的遗诏颁示天下，大明朝廷内外一片举哀；闰五月十六日，朱允炆下令安葬了他的皇祖父朱元璋。
同一天，朱允炆宣布正式登基即位，并发布了登基诏书。这个略带忧伤的年轻人从这一刻开始，就不再是以一个书生的眼光去打量他眼前的帝国，而是投入其中。
时隔不久，建文帝朱允炆又颁发诏令，将朱元璋晚年提拔和重用的文臣齐泰由兵部左侍郎提升为兵部尚书、黄子澄由翰林院修撰提升为太常卿，同参军国事；接着他又将时任蜀王世子的老师方孝孺召为大明翰林院侍讲。
上面三人组成了建文时期的“三驾马车”，左右着帝国的政治格局。
齐泰是应天府溧水人，也就是今天江苏溧水人。起初名叫齐德。洪武十七年1384，中天府乡试第一名，相当于今天江苏省高考状元，在古代叫做“解元”。次年会试，又考中进士。先后在礼部、兵部任职。
洪武二十七年1394，因为连续九年任职没有过失，被选中陪同朱元璋参加祭祀郊庙的仪式。这一次，朱元璋赐他一个新名字，叫“齐泰”，从此他就不再叫齐德了。
能够九年工作没有失误，能得到皇帝亲选陪祭，又被皇帝赐名，这在当时可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齐泰的仕途也就一帆风顺，从兵部郎中擢升为左侍郎了，相当于从司长升到副部长了。工作九年，就从一般干部升职到副部长，也算是平步青云了。
齐泰为什么能够升迁得这么快呢？说起来他确有过人之处。
据说有一次，朱元璋偶然问起守边将领的情况，齐泰竟然一个不漏地讲了出来。朱元璋很是吃惊。再问图籍之事，就是地图的情况，齐泰居然立即从袖子里拿出一本手册献上。朱元璋翻开来一看，上面简要地记绘出边防要地情况，十分清晰。朱元璋不由地为他的才干感到惊讶。朱允炆当皇太孙时，就听说了这些事情，也认为他是有用之才。所以登极之后，就把齐泰升为兵部尚书，让他参与朝廷的机务之事。
黄子澄是个比齐泰还要厉害的人物。他与齐泰是同榜进士，会试第一名，就是全国统考的第一名。他曾经与朱允炆曾经有过一个君臣约定，两人在削藩问题上达成一致。建文帝朱允炆刚被立为皇太孙时，诸位皇叔没有几个心中服气。朱允炆曾经密诏黄子澄于东角门，他向齐泰请教：“皇祖万岁后，我新立，诸王都是我的长辈，他们地位尊崇又都拥有重兵，若其多行不法，我该怎么办？”
黄子澄言道：“您的那些皇叔只有一些护卫军，如同缠足自守，没什么了不得的，若为不法，朝廷派六师去镇压，谁又能抵挡多久？”并以历史上汉七国之『乱』的典故开导皇太孙说：“您大可不必担忧，虽说势力有大小强弱之分。但只看是否顺乎情理，便可知其胜败。”
朱允炆闻言大喜道：“今日得先生之言，我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忧虑的了。”从此直接称呼黄子澄为黄先生。
朱允炆即位后便任命黄子澄为太常卿兼翰林学士，跟齐泰一起参与国政。朱允炆一直惦着与黄子澄的约定，他再见到黄子澄就迫不及待地问：“先生还记得当初咱们在东角门说的那些话吗？”
黄子澄当然没有忘记，自己曾经说过话。他也给朱允炆吃了一颗定心凡：这事情我没有忘记，既然说过，我就要去兑现当初的承诺。
下面再来交代一下“第三驾马车”方孝孺，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是个清官。明朝初年，每年布政使司都要派计吏到户部报告地方的财政收支情况，如果地方上报表册所列的财政收支数额与户部掌握的不符，表册就要被驳回重做。很多布政司离京师路途遥远，来回要倒腾数月，因此，有的计吏就预先持空印文书前来，遇到驳回的就重新填写。这种做法本是沿袭了元朝的习惯做法，可以说是由来已久。
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听说此事却勃然大怒，认为这种做法是拿皇帝当冤大头来忽悠的舞弊行为。借着这件事，朱元璋大肆整顿吏治，从上到下杀了一批官员，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就是其中一位。这个事件就是明初的三大案之一的“空印案”。
在这场血腥杀戮过去之后，方孝孺遵照父亲生前的安排，师从宋濂继续学习。我们知道，宋濂也是当年朱标太子的老师。如果这么推算，方孝孺算是朱允炆的师叔。可惜的是，宋濂并没有得到善终。在朱元璋清洗丞相胡惟庸集团时候，年迈的宋濂受到牵连，获罪『自杀』。
父亲和恩师相继死于朱元璋的铁血政策之下，这给了方孝孺很大地打击。
洪武十五年（1382）十二月，由于大臣的推荐，朱元璋下令让方孝孺进京。次年正月，朱元璋在奉天门召见了方孝孺。这次见面，方孝孺不凡的谈吐和举止令朱元璋非常满意。这是一次简单的殿试，朱元璋当场让方孝孺以《灵芝甘『露』论》为题，写一篇文章。这是方孝孺的长项，他下笔千言，一挥而就。朱元璋阅后，赞叹其为世间少有之异才。
朱元璋还回头问身边大臣揭枢：“方孝孺和你相比，怎么样？”
这次方孝孺能够得到朱元璋的接见，全赖揭枢从中推荐。揭枢摇头道：“方孝孺的才学是臣的十倍。”朱元璋听后微笑不语，可见他的内心也是认同的。
朱元璋还让方孝孺去见了当时的太子朱标，对朱标说：“这是一个有才华的君子，加以历练，他日可以辅助你（此庄士也，当老其才，以辅汝）。”
在与朱元璋的第一次见面，方孝孺给皇帝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方孝孺本以为就此可以借着这种美好的印象步入仕途，去完成父亲未竞的事业。理想虽然丰满，但是现实却依然骨感，结果令他大失所望。朱元璋只是给了一些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就让他返乡待业。
虽然没有捞到一官半职，但是方孝孺这个名字已经深深地烙在朱元璋的内心。
后来，方孝孺被仇家所牵连，卷进了一场官司当中，被逮捕至京。朱元璋看见名单中有方孝孺的名字，就将他免去处罚。
洪武二十五年（1392），方孝孺因朝中大臣的推荐，再次受到朱元璋的召见。朱元璋还是说：“现在不是用方孝孺的时候。”碍于朝中大臣一再举荐，朱元璋就授方孝孺一个汉中府学教授的职位，只是个刚入流的从九品学官。以方孝孺的才学、人品和知名度，九品学官显然是不公平的。其实朱元璋心中有数，他是想将方孝孺留给自己将来的接班人。
而方孝孺这时候已经做好了准备，毕竟对于一个三十五岁的男人来说，正是成就事业的黄金时期。
第36章 跑偏的“三驾马车”（2）（）
朱元璋死了，孙子朱允炆继承皇帝位，就是明惠帝。这时候又有人向他提及方孝孺。经过洪武年间的血腥清洗，这时候的帝国权力系统可以说陷入了人才荒。朱允炆就把方孝孺从汉中召来南京任翰林侍讲，第二年又将其升为侍讲学士，职务级别虽然不是很高，只是从五品，但却很有实权，建文帝非常倚重于他。
君臣二人的关系亦师亦友，每遇国家大事犹豫不决，朱允炆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方孝孺。可以说，方孝孺成了朱允炆智囊团的一名政务高参。这种依赖『性』并不仅仅局限于政务方面，就连平日的读书学习，遇到疑难问题，明惠帝朱允炆也会去请教方孝孺。皇帝上朝处理政务，对官僚们的提议，有时就命方孝孺当场批答。同时方孝孺还是修撰《太祖实录》领导小组组长。燕王朱棣起兵后，朝廷讨伐他的诏书和檄文都是出自方孝孺之手。
在年轻幼稚的建文皇帝当政四年中，比皇帝大二十岁的方孝孺充当着朱允炆精神导师的角『色』。意气风发的朱允炆对学识渊博、人品出众的方孝孺寄予了无限的信任与期望。四十岁刚出头的方孝孺正值一个男人干事创业的巅峰期，他的政治的蓝图正在徐徐展开。
眼前这个青春勃发，仁心宅厚的书生皇帝，对他这个老师尊崇有加。朝堂和谐，君臣同心。他们在成全对方的同时，也在成全自己。
建文帝执政的四年时间，正是沉寂半生的方孝孺一步步走向人生巅峰的四年，也是他一步步滑向权力深渊的四年。
在建文帝朱允炆打造的帝国上层权力结构中，齐泰、黄子澄和方孝孺犹如并驾齐驱的“三驾马车”。三人都不是吃素的，均是帝国的饱学之士，更是书生中的道德标杆。他们的言行引领着天下读书人唯马首是瞻。
朱允炆本来就是『性』情温和之人，而他所倚重的这“三驾马车”，更是文人中的典范。自古以来，书生治国并不缺乏飞扬的激情，也不缺乏理想化的施政纲领，往往缺乏的是对于政治全局的一种掌控。
而这时候，弥漫在帝国权力空间的书卷气，使得朱元璋留下的铁血政治来了个急刹车。
建文时期的“三驾马车”，定下了朱允炆执政时期以儒治国、以礼治国的文人调调。
建文帝与三人组合进入了一个你侬我侬的蜜月期，君有情，臣也尽心。朱允炆的执政理念与他的皇爷爷朱元璋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而这种不同完全是颠覆『性』的不同。朱元璋奉行的是个人专制和铁血规则。而对于齐泰、黄子澄和方孝孺“三驾马车”来说，建文帝对他们的倚重与信任，给了他们无穷无尽的动力。可惜的是这种动力并没有及时转化为治国的效率，文人的高度热情换来的却是政治上的不成熟和冒进，这在无形之中就拖了帝国前进的后退。
“三驾马车”跑得虽然十分卖力，却让人感觉有跑偏之嫌。而留给他们的时间是有限的，跑得越卖力，离他们的终极目标就会越远。
“三驾马车”左右了建文帝朱允炆短暂的政治命运，虽然齐泰、黄子澄和方孝孺联手打造了“建文新政”，但哥三个在具体分工上却各司其责，齐、黄致力于削藩，方孝孺忙于推行新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方孝孺是建文帝执政期间的总设计师，总揽全局。建文帝的这种做法改变了朱元璋时代那种独揽大权，一个人说了算的专制局面，无形中扩大了臣属的权力范围。
用后来明成祖朱棣的大臣姚广孝的话来说，方孝孺是天下读书人的种子。
既然是种子，就要发芽开花结果。在治国方面，方孝孺倾向于复古，能够以《周礼》制度来重新界定大小诸司的品级和阶勋。
在官僚制度的改革上，朱允炆与帝国的前任领导朱元璋唱的是反调。朱元璋实行的是“右武抑文”的做法，这是一种让人非常纠结的做法。他一边大肆杀戮开国的那些功臣勋将，一边又以文臣学士作为主要的仕进对象，对帝国的权力结构实施文职化。
朱元璋对文臣学士及士大夫阶层是没有什么好感的，甚至处于一种敌对状态。他创设的廷杖制度，可以说就是为文官量身打造的。稍有不满意，当场扒下裤子，摁到在朝堂之上廷杖翻飞，血贱玉阶，肉飞金陛。文官们本来就是一群顾脸又顾屁股之人，这般肆意肆意摧残和侮辱，简直让他们生不如死。
与朱元璋相比，朱允炆显然要比自己的爷爷朱元璋温柔得多。这种温柔更多是对杀气过重的帝国制度的修正。这种制度上的软化除了朱允炆的『性』格使然，更多是来自于方孝孺等人的影响。作为“读书人种子”的方孝孺更倾向于《周礼》，他提议用《周礼》制度来重新界定权力制度中的大小诸司的品级和阶勋。如何将天下读书人散了的心，重新缝合起来。方孝孺开出的『药』方是，国家应该归还文官应有的地位。
建文帝与方孝孺等君臣在以仁义礼乐治国的理念上的是高度一致的，正是这种和谐一致，建文君臣才营造出有别于洪武年间“铁血政治”的良好政治生态环境。
在方孝孺的大力倡导之下，建文帝重新规定官制：升六部尚书为正一品，设左右侍中，位列侍郎以上。这是在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后，建文帝第一次把六部尚书提到了与都司同级的地位。朱元璋在废除宰相制以后，仅将分掌天下各项政务的六部尚书品秩定为正二品。相比那些动不动在朝堂上就被打屁股的文官，帝国的武官地位显然要高于文官，比如中央的五军都督府的左右都督的品秩都是定为正一品。
在方孝孺的建议之下，建文二年（正月下诏，更定大明官制，大致内容如下：将六部尚书由原来的正二品升为正一品，增设左右侍中，其位置在六部侍郎之上；
将地方文臣布政使由正三品升为正二品；将都察院改名为御史府，其长官都御史改名为御史大夫；
将都察院下属的十二监察道改名为左右两院，左院叫拾遗，右院叫补阙；将通政使司改名通政寺，原通政使改称为通政卿；
将大理寺改名为大理司，大理寺卿改称大理卿；光禄寺卿改称为光禄卿；
在翰林院下重新设立承旨，将侍读学士和侍讲学士改名为文学博士；
在詹事府下增设资德院；增设文翰、文史两馆；
将殿阁大学士一并改名为殿阁学士，内各设学士2人；
将明皇宫的谨身殿改名为正心殿，增设正心学士1人；
增设亲王宾辅，提高太仆寺少卿、鸿胪寺少卿丞和国子监丞等官的品秩等等。
建文帝改革地方官制，精简机构有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撤销的机构大多与收税有关，整个建文四年仅增设了一个河泊所。大量地方机构尤其是税务部门的裁撤，大批冗官冗员的淘汰，减轻了广大人民的负担。
这种文官制度的修订，是建文帝加强文官之治的开始。他尝试着想把权力重新交还给六部尚书，显然这是对于朱元璋专制制度的一种矫正。
建文帝在有意无意之间，扩大了国子监和翰林院的职责和人员编制。这样就传递出一个信号：皇帝正在从教育和训练太子及诸年幼王子方面入手，普及儒家文化。他希望能够以修齐治平理论来重新构建一个崭新的帝国。他在人与人之间的礼仪上同时规定：亲王对自己的老师要以礼相待，谈话的时候，老师不必称臣，可以只称姓名。建文帝这么做就一个目的，那就是尊崇儒家文化，仁义治国。
据《明史》记载，建文元年即建文帝即位后一年的时间里，大明刑部上报的在押囚犯比洪武时减少了3∕10。大量的冤假错案的复审平反和刑典的改轻，宽刑疏法，这对缓和社会矛盾和稳定大明帝国的统治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第37章 跑偏的“三驾马车”（3）（）
自从登基起，建文帝就在不断地下诏强化自己的统治。帝国出台的所有新政都打上了“建文”牌烙印。建文帝的品牌就是以先儒的“法先王”和“托古改制”的儒家之风。建文君臣对于这种对“明君主”和“理想政治”的不懈追求，执着到了几乎入『迷』或者说是走火入魔的一种地步。
建文帝一上台既要推行他的新政，又要削藩，新政中“更定官职”、精简地方行政机构等不少举措的实施，“侵犯”了大明帝国官场上许多官僚及其关系人脉的既得利益，造成了建文朝内在的不稳；削藩又与新政同时并举，一下子激化了中央与地方藩王之间的矛盾，使得建文朝廷顿时陷于内外交困的被动局面。
在朱棣起兵造反危及建文帝政权统治的关键时刻，朱允炆这个书生皇帝还在气定神闲地“日与方孝孺辈论周官法度。”这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
“三驾马车”载着建文帝一路狂奔，正所谓成也三人，败也三人。毋庸置疑的是三个人的确是“读书人的种子”，但可惜的是种子既没有开出美丽的花，也没有结出丰收的果。
三个人给太学院的学子们上上课，论论道，当个学院派显然是绰绰有余的。可是将他们放到大明的权力中心来玩一场权力博弈的游戏，实在是勉为其难的事。虽然他们自信满满，胸中也藏着貌似锦绣的蓝图。可现实是他们缺乏官场的历练，缺乏处事的经验。他们的执政纲领都是从圣贤书上背出来的，与现实世界产生了严重的脱节。课本里学的，和现实世界所发生的，一面是温情脉脉的儒家文化，一面是步步惊心的政治凶险。满腔的热血也换不来一条帝国的通天大道，崇高的理想更打造不出一副帝国的铁血脊梁。三个人完全将建文帝的万里江山当作了自己的一亩试验田，结果却结出了“误国误君误己”的苦果。
建文二年1400年正月，建文帝还做出了另外一项尝试：诏减苏、松、嘉、湖重赋，每亩不得过一斗。朱允炆让自己的儒风雅韵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了体现，也使建文朝成为整个大明帝国最为令人怀念和惆怅的黄金时代。
短短的四年时间，朱允炆如此疾风暴雨般的改革，让天下臣民们看得是眼花撩花。
建文新政的实施是在藩王林立的背景下展开的，朱元璋生前分封的25个藩王在全国各地虎视眈眈着建文帝的所作所为。在这25个藩王中，有24个是朱元璋的儿子，只有一个是其从孙。也就是说这些藩王绝大部分是建文帝的叔叔辈。位高权重，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在这样的背景下，建文新政，像极了一只羊在一群狼当中孤独舞蹈。建文帝可以孤芳自赏，但是狼们却各怀心思。
最要命的是，建文帝的改革直指各路藩王们的痛处。因为他一方面提升文臣的地位，设文翰、文史二馆，增设正心殿学士，另一方面改都察院为御史府，改都御史为御史大夫，罢十二道为左、右两院，改通政使司为寺，改大理寺为司。这些改革都明显地透『露』出一种信号，那就是抑武崇文。这与朱元璋掀起的洪武狂飙，走的是反方向的钟。
那些藩王叔叔们隐隐感到，这个侄皇帝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他们眼中的书呆子。朱允炆正在逐渐进入角『色』，不管不顾地构筑着属于自己的帝国。本来他们以为，这个孩子个『性』纯良，柔弱，凡事会依仗着他们这些藩王。可从他登基以来，所采取的种种改革措施，这不是在与他们分蛋糕，而是在与他们抢蛋糕。他们既不是利益共同体，更不是利益的相关者，他们只是边疆站岗放哨的，用不了多长时间估计连他们的站岗资格也会被剥夺。
他们倒不是担心建文帝一意孤行的改革，他们担心的是自己从朱元璋那里得到的既得利益，会毁在朱允炆的手中。
他们焦虑，焦虑过剩有时候就像一块焦炭在体内被欲望之火点燃。
第38章 谁才是真正王牌（1）（）
如果说这时候建文帝最大的心病是什么？削藩应该是排在第一位的。
在青年皇帝朱允炆还是少年太子的时候，他就对虎视眈眈的藩王叔叔们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担忧。
他曾经就此事请教过一生什么难事都没难倒的朱元璋，可朱元璋却在这个难题面前显得束手无策。对付别人，朱元璋有的是手段和办法；而对待自己的子孙，他也会优柔寡断。
祖孙俩就这个问题交流了看法，并说了一些诸如“以德怀之，以礼制之”这样务虚的话，最后达成了统一共识，那就是在别无路径可以选择的情况，可以痛下杀手，削地削藩，以兵讨之。
如果真像朱元璋预测的那样，自己的子孙走到兵戈相向的那一步，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朱元璋当初封王封地之举，就属于没事找抽型。祸根其实早就埋下，朱允炆不幸当了那个引爆者。由于引爆条件不成熟，最后被爆得死不见尸的人成了建文帝朱允炆。所以说削藩并不是建文帝擅作主张，也不像朱棣后来所指责的违背“祖制”。
其实伏笔早在朱元璋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打下，当然朱元璋没有料到的是，暴风雨会来得这样快，这样迅猛。对于这一点，作为当事人的建文帝比谁都清楚。正因为他始终无法摆脱来自内心的恐惧，他才觉得削藩大事要非做不可。不但要做，而且要短平快地做。年轻的书生在一帮老书生的协助下走上了义无反顾之路，儒家理想主义的大旗还没有在帝国的上空呼啦啦迎风招展，他们就已经上路了。
一切都在表明，建文帝连一分钟都等不了。两大剑术高手过招，讲究的是稳准狠，最忌讳的是心浮气躁。而建文帝既不稳，更谈不上准，狠也欠缺火候。
有时候我们会做出这样的假设，假如没有黄子澄、齐泰、方孝孺这“三驾马车”，结果会不会不一样。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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