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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偏的帝国:大明王朝谁当家-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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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阶显然没有将这帮“『迷』龙术”的传人放在眼里，最终吃了亏。隆庆二年（1568年），徐阶被强行离职退休，便是因为和太监关系紧张，导致滕样、孟冲、陈洪等一帮太监在皇帝面前集体中伤。等到高拱入阁以后，文官集团与太监的关系得到了极大地改善，尽管如此，可仍然无法圆满地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司礼掌印太监出缺时，冯保认为应由自己顶补，谁料高拱推荐陈洪。等到陈洪出缺时，高拱再次绕开冯保，推荐了孟冲。几次三番，冯保在失望之余更加仇恨高拱。这也为后来，张居正和冯保联手对付高拱，埋下了伏笔。
高拱重新入阁以后，张居正处在了一个较为尴尬的位置。一边是自己的老师徐阶，一边是权力新贵高拱，自己夹在中间，所走的每一步都要步步惊心。热衷权力的人是不会轻言放弃的，但是要想让权力之花常开不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高拱对于张居正，固然感到威胁，但是张居正对于高拱，也时时感到危险。“尔诈我虞”，成为高、张联合内阁的主旋律。传闻徐阶的儿子送三万两银子给张居正。在大学士的朝房里，高拱看见张居正，便半真半假地问起这事。因为是当着众人的面，让张居正有些下不了台。他当时脸『色』就变了，然后极力否认。经过这样一番剖白以后，高拱才出面予以澄清，这完全是一场误会。如此一来，这件事才算勉强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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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庆朝的最后一年，在帝国的最高权力中枢机构里，在帝国的权力巅峰之上，就剩下了两大高手。那就是高拱和张居正。高拱和张居正曾经是最好的朋友，他们有着共同的人生理想和奋斗目标。所有的人都以为他们将会是帝国文官集团中的最佳拍档。所有的人都看好的事情，并不代表即成事实。所谓拍档，往往是一个巴掌拍不响。
至少有一个人并不认为权力中央可以容纳下两大高人的存在，此人就是张居正。
在张居正看来，帝国的官场就像是一个炫目的舞台，而他却又是个不喜欢跳“双人舞”的演员，他要把所有的聚光灯的光芒都集中他一个人的身上。在官场打拼多年的张居正也明白这个道理，要实现第一男主角的梦想，那就要将高拱挤出权力舞台的中央，可这又谈何容易？
高拱在帝国权力核心层中的威信还是很高的，大臣们也都唯马首是瞻。所有的人都睁大眼睛，期盼着帝国的权力系统能出现张、高二人同心同德，共赴时艰的美妙画卷。
高拱和张居正曾经有过一段甜蜜的时光，而且是非常要好的那种朋友。他们都为彼此能够成为朋友，感到欣慰和自豪。官场需要朋友，需要那种真正能够抛去利害计算的朋友。
高拱和张居正虽然是朋友，但却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无论是『性』格还是人品，可以说都是两个世界的人。高拱比张居正整整大了十二岁，通过科举登第进入仕途也早六年。在讲究权力排序的年代里，高拱应该算是张居正的前辈。
帝国的文官在起步阶段都与科举制度有着密切关系，逢进必考。建国初期，朱元璋推行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其本意就是为了加强对文官集团的控制。但这种制度一旦付诸实施，实际上控制所有举子命运也就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帝国的人才选拔权仍然掌握在文官自己的手中。皇帝其实是很想将这种选拔权揽过来的，比如说殿试就是由皇帝亲自主持。殿试的举行意在告诉天下文人，只有皇帝才是真正决定他们命运的终极推手。
在殿试结束而公布考试结果的时候，被录取的三等举子前面一律冠以一个“赐”字，分别为“赐进士及第”、“赐进士出身”和“赐同进士出身”。然而殿试毕竟是一个形式。参加殿试的资格是先通过由礼部官员负责的会试。凡通过会试者一律参加殿试并一律保证通过，皇帝只是偶然更改一下名次。而要取得会试的资格，则必须通过由文官主持的各省乡试。而乡试资格的获得，则是通过府县的考试而成为秀才。
在这层层的考试中，主考文官对士子的政治命运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他们实际上取代皇帝而『操』持着人才选拔的大权。在应考者方面，除了对主考者心怀感激而结成师生盟谊之外，他们还有一个观念，即认为自己获得迈向政坛的通行证，完全凭的是自己的运气和才学。换句话说，科考的成功者认为他们获得仕途的通行证，并不应当感激皇帝，而应归功于个人的努力。在帝国科场上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一缘二命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读书都被放到最后一位，所以更谈不上对皇帝这位殿试主持者的感激之情了。
正因为科考如此直接地影响着知识阶层的政治命运，而科考的通过又完全凭借个人的才学和运气，这样，知识阶层在步入仕途以后，自然就认为有理由控制社会的部分权力。而科举这种选拔政治人才的方式又为从知识阶层中产生的文官集团攫取社会权力提供了便利。
那些知识分子在科举考试的道路上，必然要结成各式各样的关系，考官与考生之间形成的师生关系，考生与考生之间形成的“同年”（同年及第）或“同乡”（同乡考生）关系，同姓考生之间结成的同宗关系，等等。这些关系的形成，无疑会为帝国文官集团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政治实力提供了保障。
第66章 与狼共舞的日子（3）（）
高拱非常欣赏这个小老弟，在工作接触过程中，高拱如此评价张居正“年少聪明，孜孜向学”。对于如此好学之人，高拱将自己在官场积累的经验毫无保留地倾囊相授。用高拱的话说，他和张居正的关系“在乎师友之间”。直到徐阶将高拱排挤出内阁，下野回老家赋闲，两个人还书信往来不断。很显然高拱并没有因为张居正作为好朋友没有替他说情而产生怨气。随着高拱的复出，事实上是主持中央全面工作。他的复出其实是张居正从中斡旋的结果，由此高拱对张居正就更加高看一眼。
复出后的高拱，当涉及到帝国的大政方针和干部任用等大事，他都会和张居正商量着来。两人携手，开启了为时十多年的隆（庆）万（历）新政。但是这种来自于表面的琴瑟和弦，却无法掩盖权力阴影下的暗流涌动。从高拱复出之日起，张居正就已经在为自己留后路。
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内阁是没有人事任免的职责和权力的。帝国重要官员的任免，按照制度是不允许内阁干预的。但是高拱作为帝国权力集团的核心人物，又是吏部部长。双重权力赋予一个人的身上，可见高拱的权限有多大。
张居正并不是真的盼望高拱复出，这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早就想成为内阁的一把手了，而且这种争先进位的信念从来就不曾动摇过。两个人的蜜月期虽然很长，但还是迎来了分崩离析的那一刻。
高拱在一些官员的任命上，充分征求张居正的意见。在这些任命的官员当中，其中也有张居正推荐的人选。高拱在人事任免上征求张居正的意见，这等于是赋予了张居正一定的人事权力。如此一来，那些想要提拔重用的官员就会跑到张居正那里活动活动，大家都知道高拱是个不容易变通之人，很难做通工作。而张居正作为高拱的政治盟友，是个懂得攻守进退之人。
当时帝国的官场上流传着一些话，某某人得到职位，那是张居正向高拱推荐的结果。还有某某人为什么丢了职位，是因为高拱不满意，而张居正再三求情，可是高拱就是不听。无风不起浪，有传言的地方就有人心向背。
这个传言真真假假，那些受到提拔的人觉得张居正才是他们恩人；而遭到撤职或者降级的人，也对张居正心存感激。也就是说，好人都让张居正当了，恶人都让高拱当了。
张居正和高拱的分歧也正是在这时候出现的，官场内部开始流传张居正接受跑官人的贿赂的言论，高拱也是从别人口里听到的。其实这不难理解。即使都是权力高层，谁没有一些耳目啊？况且在那个时候，像高拱、张居正这种级别的官员，都当过科举考试的主考、副主考。既然如此，谁没有几个门生？
高拱虽然没有就这些传言作出针对『性』的措施，但是在态度上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此以后，高拱也就很少再与张居正共同研究干部问题了。张居正是一位精算得失而后才肯出手的人，在他与高拱之间，他做过一个衡量。想轻易取代他的生死之交兼领导高拱，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这一点上，张居正非常清楚，而且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张居正不是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可高拱能够抓住的把柄实在是少之又少。
高拱是个才干超群的官员，在任期间政绩斐然。准确地说，明朝中期的改革实际上是从隆庆三年（1569）高拱复出，其后任内阁首辅，张居正任重要阁员时期开始的。换句话说，隆庆时期实为大改革的始创期，也为万历时期的改革奠立基础和确定政策走向的关键『性』时期。由张居正总揽大权以主持的万历十年改革，基本上是高拱在隆庆时期推行改革方案的合理延续和发展。帝国官员中喜欢不喜欢高拱的人，也不得不承认高拱的执政能力。还有就是高拱的意志力非一般人可比，金钱美女糖衣炮弹是很难将其打垮的。当然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高拱和隆庆皇帝的私人感情，皇帝对他的信任完全是一种无条件的信任。
事实证明，君臣之间建立起来的私人感情，既成就了高拱，也同样害了高拱。但是在高拱发迹之初，这种勾连关系是高拱的一笔雄厚的政治资本。不管官员如何看待，至少在隆庆皇帝眼里，高拱是个集人品、学识、能力、功勋于一身的文官楷模，是帝国百年不遇的大才之人。这是隆庆皇帝在公开场合说的话。以一国之君的身份如此公开褒扬一个官员。可以说，这是帝国建制以来，绝无仅有的。由此可见，在隆庆皇帝的心目中，高拱作为一个帝国官员是无可挑剔的。
在皇帝心目中的高拱，与在百官心目中的高拱是截然不同的。高拱同时期的史学家王世贞在其所著的《高拱传》中如此评价道，“高公持正，而暗于事几”；“『性』刚而机浅”。也就是说高拱身上所表现出来刚『性』过头，柔『性』不足的个『性』让人不容易接近。
在与阁臣同僚相处的过程中，高拱锋芒毕『露』的傲慢常常会让人陷入难堪的境地。尽管他并无半点恶意，但这种『性』格还是会让人感觉到不快。这是一名成熟的政治家不应该具备的『性』格缺陷，也可以说是大忌。
高拱这一秉『性』的延伸便是其没有城府、不谙权术的表现。这样的人在激烈的权力角逐中很容易就会落入别人的圈套，遭人暗算。与『性』直坦率的高拱相比，张居正可谓擅于心计，老谋深算。
高拱既然是隆庆皇帝心目中的一哥，那么张居正就是其心目中那个最佳的副手人选。隆庆皇帝希望张居正能够做好高拱的助手，最好不要有其他非分之想。可张居正偏偏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人，他有自己的政治理想要去实现。
如果我们非要找出高拱和张居正有什么志同道合的地方，那就是他们都有着强烈的事业心。在张居正看来，高拱走得未免太远了。高拱要开海运，那闭关锁国的国策还要吗？一旦国门洞开，那帝国的权力系统就『乱』了套。张居正持强烈的反对意见，但是他表面上又不能公开反对。在张居正看来，高拱所采取的战略属于软弱政策，如果任其推行下去，必是养虎为患。而张居正本人却是真正的强硬派，他主张在帝国的权力系统内实行铁血政策来实现政治的稳定。
至于其他方面，比如高拱的施政纲领是把除弊放在第一位的，而除弊的方略，就是推行改革。推行改革的结果就是常常忽略“祖制”，这也是张居正所不能认同的。
基于以上因素，张居正下决心要整垮高拱，并且能够取而代之。唯有如此，他才能让自己的政治蓝图在帝国的版图上得到实现。
第67章 与狼共舞的日子（4）（）
帝国的权力中枢舞台之上只能留下一个人独舞，那些听上去很美的音符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和谐。曾经可以畅谈人生理想，工作上互帮互助的朋友也将一拍两散。
先说高拱。他曾经希望能和张居正在大明权力中枢的舞台上共舞一番。但是，此一时彼一时也。高拱已经明显感觉到，张居正并不是自己的最佳拍档，因为他们始终没有踩在一个步点上。张居正始终没有按照主旋律在跳，人家是一个人在玩“独舞”。
高拱考虑来考虑去，觉得还是应该多拉一个帮手在身边，或许这样可以掣肘张居正。高拱拟了道奏疏，要求再提拔些年轻干部，充实到内阁领导岗位上。当然，这道奏疏是高拱和张居正商量过后联名上奏的。
张居正对高拱的做法非常不满意，他虽然不喜欢“双人舞”，但是更不喜欢“多人舞”。既然如此，那么张居正为什么还会联署签名上上奏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程序如此。如果张居正不联名，那不就公开和高拱叫板了吗？这不符合张居正的行事风格。况且张居正对于这道奏疏的最后结果，已经事先预料到了。因为这道奏疏的批示，也是张居正草拟完成的。
不出所料，这道奏疏果然被隆庆皇帝毫不留情地驳回。不是张居正能掐会算，而是他抓住了隆庆皇帝的工作方式。隆庆皇帝疏于朝政，不太愿意看官员的奏折，更不想自己动脑筋甚至动手去做批示。
通常情况下，奏折都是交由内阁去拟好批示，然后再交由他身边的司礼监秉笔太监照着内阁拟好的底子代皇帝用红笔批示下发。然而只一次，皇帝没有交内阁拟批示，而是直接批了。这就给了张居正可乘之机，他偷偷事先拟好了批示，派人交给皇帝身边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太监照着誊抄了一份。
张居正拟草，太监誊抄的这份批示的大致意思是，你们两个人能力强，我信任你们，不需要再充实人了，有你们两个人就足以把国家的事情办好。
高拱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皇帝既然这么说，他也无话可说。在关键时刻，向张居正伸出援手的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在这件事上，张居正做得并不牵强。他会让皇帝觉得这个批示不错；让高拱也无话可说。任何人都挑不出什么『毛』病。
高拱心里明白，张居正这样做隐含着深谋远虑。他知道现在张居正与冯保内外勾结，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整垮自己。就连高拱也在事后发出感叹，张居正这套官场手法“其谋至深”。
如果我们把张居正比作一种动物，他应该像一头狼。英国动物学家绍·艾利斯说过：“在所有哺『乳』动物中，最有情感者，莫过于狼；最具韧『性』者，莫过于狼；最有成就者，还是莫过于狼。”凭着高拱和隆庆皇帝的私人关系，本不应该让张居正和冯保的阴谋得逞。张居正之所以有把握赢下这场牌局，就是因为他像狼一样了解自己的对手，了解高拱。
第68章 不按常理出牌的对手（1）（）
明朝禁止外廷大臣与宫中太监私下交往，皇帝担心他们内外勾结，将朝局玩弄于掌心。但是官场上的事情，说和做往往很难统一。尤其在太监专权的明朝，如果内廷没有人，官员们就很难走出自己的权力困境。
那些照顾皇帝起居的大太监，与皇帝朝夕相伴，对皇帝的心思也是『摸』得一清二楚。隆庆光即位时，张居正就将目标锁定在了照顾太子（后来的万历皇帝朱翊钧）生活的冯保，于是便百般结交。这是一项长线投资，等到太子有朝一日登上皇位，那么陪伴他度过童年时光的冯保也到了收获的季节。
与张居正的暧昧态度不同，高拱却在千方百计遏制冯保的权势。高拱如此做法，更符合帝国政治体例。当年朱元璋将“不许太监干政”制度化，就是从帝国的长远发展考虑。现如今，帝国建制两百余年，朱元璋定下的这项制度早就被他的继任者们抛之脑后。
隆庆皇帝在位时，冯保是宫内太监的二把手，以司礼监秉笔太监之职提督东厂，也就是说他掌握了令百官十分恐惧的特务机构——东厂。东厂是隶属皇帝的特务组织，可以不通过朝廷的司法机构——刑部，自行侦缉、逮捕、关押人犯，很多时候都可以左右审判结果。恰逢宫内太监最高职位的司礼监掌印太监空缺，冯保作为二把手，本可以顺理成章地变为一把手，但高拱担心他难以控制，就向皇帝推荐了另一位太监陈洪担任此职。而陈洪能力实在太差，不久便被罢职。高拱干脆将冯保得罪到底，又绕过冯保推荐了另一人。如此几次三番，冯保心中又怎能不痛恨高拱？
冯保有一个干儿子，也是他的管家，叫徐爵。这个人过去在军队里待过，后来因为犯事儿当了逃兵，拐弯抹角就被冯保收留在身边。此人脑子特好使，腿脚也勤快。于是，张居正就嘱咐自己的管家游七，想尽一切办法和他交朋友，拜为把兄弟。一切都在张居正的掌控之中，官家没费力气就摆平了徐爵的这个干儿子。连张居正都亲自出马。经常把徐爵请到家里去，贵重的礼品、价值不菲的银票就不说了。有几次，张居正竟还把他引入书房共进晚餐。这让徐爵受宠若惊，感激不尽。
时间久了，徐爵就完全被张居正收买了，成为张居正与内宫的“信息联络员”。这样一来，冯保、张居正外加徐爵，就形成了一个内廷和外朝的“铁三角组合”，也由此形成了对首辅高拱的包围之势。
有一天，刚刚和高拱、张居正两个人谈完话的隆庆皇帝，又派人叫高拱进去说说私房话，而且很可能是和他谈自己的身后安排的。因为刚才谈话的时候，皇帝就说，自古帝王身后事要早安排。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可是高拱却觉得，内阁里就他和张居正两个人，自己一个人进去，会引起外边的诸多猜疑，会让别人觉得，皇帝对待两位阁臣轻重有别，从而有损张居正在百官中的威信，不利于团结。于是他要求和张居正一起进去说话。高拱是个死认牌理的人，可官场之上又有几人按常理出牌？
张居正就是那个不按常理出牌，在长期与高拱的合作过程中，他找准了对方的死『穴』。对于这个老朋友，张居正了解对方超过了解自己。在权力博弈的帝国官场之上，只有了解自己的对手，才能真正击败对手。
如果光挖好陷阱，做守株待兔型的被动等待还不行。等待会错失机会，等待会消磨意志。张居正不想等，就连冯保太监也不想等。张居正不可能停止执行他的计划。实际上，张居正和冯保，已经在密谋一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惊天阴谋。
有了某种密谋要实施，人就变得格外敏感，也特别会察言观『色』。
隆庆皇帝弥留之际。高拱、张居正和后宫太监都在皇帝的病榻前，冯保拿出张居正事先拟好的白纸揭帖，替皇帝留下遗言，说要高拱、张居正和司礼监“协力辅佐”。这份存在争议的遗诏让冯保晋升为掌印太监，入顾命大臣行列。
对这样一份遗命，高拱是不认可的。他认为帝国建制200多年，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太监受顾命的不伦之事。可既然是先皇遗命，他就算不同意，可也没有办法。等到万历皇帝登基，内阁两大臣高拱、张居正，加上内臣第一大太监冯保三足鼎立。这就如曹、孙、刘三股政治势力，高拱好比曹『操』，因为他是首辅，说话最有分量，而张居正和冯保好比刘备、孙权，和高拱没法单打独斗，但两人联合起来，力量的天平就向张、冯这边倾斜了。
张居正早就和冯保暗通款曲，两人的联合几乎是水到渠成、一拍即合。
司礼监何许人物？所谓司礼监，在这里只是一个个官衔。说白了，就是太监头子。对明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明太祖朱元璋当年对宦官干政最为痛恨，早就立下过规矩，绝对不许宦官干政。他的不肖子孙虽然未能坚守，但是公然委托太监顾命、辅佐皇帝的事情，有明一代，可谓绝无仅有了！
其实隆庆皇帝已经昏『迷』不醒，冯保宣读的所谓遗诏，是他和张居正冒天下之大不韪事先拟好的，根本不可能是隆庆皇帝的真实意思表达。恰恰相反，隆庆皇帝此前还谆谆告诫高拱和张居正，要他们警惕宦官。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张居正和冯保联手矫诏。按照大明法律，属于犯了弥天大罪，有灭族的后果。有必要说明的是，矫诏，是为史家所公认的，但是矫诏的参与者，史学界还有不同看法。多数倾向于是张居正所策划、拟就，冯保具体实施的。
不管怎么说，这样的惊天阴谋，其策划实施，张居正都是其中的关键人物。由此可见，张居正行走职场多年，胆大心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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