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偏的帝国:大明王朝谁当家-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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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怎么说，这样的惊天阴谋，其策划实施，张居正都是其中的关键人物。由此可见，张居正行走职场多年，胆大心细是他行事的一贯风格。

　　　　当遗诏宣布说要太监共同顾命的时候，高拱虽然大吃一惊，但是并没有太在意。因为这时候的司礼监的头儿是一个姓孟的太监，人还说得过去。

第69章　不按常理出牌的对手（2）（）　
还没等高拱反应过来，内廷又传达“遗旨“：任冯保为司礼监掌印太监。这步棋在隆庆皇帝崩驾前就已经布局，冯保打通了两宫太后的环节，让隆庆皇帝下诏驱逐掌印太监孟冲，自己取而代之。

　　　　高拱这才如梦方醒，一切尽在张居正和高拱的掌控之中。原来冯保宣读的那份遗诏要司礼监同为顾命，乃是为他量身打造的。如果当时在隆庆皇帝的病榻前宣布遗诏，直接说高拱、张居正、冯保同受顾命，那么势必会引发矫诏的争论，场面一定不可收拾。

　　　　作为首席顾命大臣的高拱再也不能坐视不管，他抛出了自己的观点：驱逐冯保，拨『乱』反正。高拱的想法得到了公司上下的支持，他以为张居正就算不支持他的想法，也应该不会投反对票。高拱高估了张居正的人品『操』守和道德底线，他认为张居正即使不与他同心协力压制太监恶势力，站在正义和公理的一边，至少也会保持中立，绝对不至于卖身投靠一个胆大妄为的太监的；所以，高拱居然把如何驱逐冯保的谋划和张居正商议。

　　　　表面上，张居正做出同仇敌忾的样子。转过身去，张居正就和冯保密谋有针对『性』的对策，伺机打垮高拱。当这一切都谋划妥当，张居正就到昌平出差了（为隆庆皇帝安葬事）。他要避嫌。实际上他和冯保的联络，没有一刻中断过。

　　　　张居正出差之际，正是新旧势力交接尚未完全到位的关键时期。此时的北京城，局势很不平静，处于瞬息万变中。官员们都很紧张，也羡慕张居正所表现出来的貌似超脱。

　　　　而高拱就大不同了，连表面的超脱都做不出来。作为隆庆皇帝托付天下的首席顾命大臣，当朝首辅，高拱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更加强烈。当务之急，他要驱除矫诏欺君、公然干政的恶太监冯保。

　　　　于是，高拱和新入阁的高仪研究局面的应对之策。高仪是胆小怕事的老实人，他正后悔加入内阁，哪里还有什么办法？只是说，没有想到，张居正这个人，诡谲阴狠以至于此，有什么办法呢？天意如此吧！高拱不以为然。他相信，事在人为。于是，高拱以首席顾命的身份，打了一个报告。满篇都是教新上任的小皇帝如何处理政务的，细节都写得明明白白。但是，他的关键意思，就是，政务要交内阁处理，不能交给太监处理。

　　　　文件起草好了，首先请高仪过目。“我不敢反对，但是，恐怕也帮不上什么忙。”高仪依违两可。高拱又派人送给张居正，并且就共同对付冯保的计划，和张居正商量。高拱还特别强调，除去冯保，是正义事业，是为国除害，是为先帝正名，功莫大焉，希望张居正也不要错过立此大功的机会！

　　　　张居正虽然在心里一百个不愿意，可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在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但是回过头来，张居正立即给冯保通报。高拱过于轻视自己的对手，他没有料到张居正、冯保之流的卑鄙无耻已经到了令人难以想像的程度。

　　　　作为高拱的老朋友，张居正虽然对高拱的咄咄『逼』人，一度陷入恐慌。但是等到静下心来，他准备反戈一击。要抓高拱的小辫子太容易了，对于高拱这样认死理的人来说，暴『露』出自己的破绽是早晚的事。

　　　　虚岁十龄的小皇帝，在国丧期间，怎么可能独立行使权力呢？任命冯保当司礼监掌印太监，明显就是事前策划的，哪里会是小皇帝的意思呢？不仅如此，内阁给皇帝的请示、报告，不符合冯保和张居正意图的，都不予批准。

　　　　作为首席顾命大臣的高拱的权力等于被架空了，于是他对到内阁传达皇帝谕旨的太监说，你们动辄说这个是皇帝的意思，那个是皇帝的意思，我们的皇帝才十岁啊，怎么治天下？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这分明不是皇帝的意思，完全是张居正和冯保的意思。

　　　　这句话并没有激怒张、冯二人，他们反而笑了，因为高拱的门户大开，给了他们出手的机会。冯保跑去对年轻的太后和小皇帝说，高拱不忠，竟然说十岁的小孩子怎么做皇帝呢？他是不是要篡位？或者他要密谋立其他人为皇帝啊？像这样的人，应该让他远离权力核心，不然后患不穷。

　　　　太后和万历小皇帝在惊恐之下，责成张居正调查此事。张居正拟好最后的文件，又交给了冯保。两个人也商定：事不宜迟，要杀高拱一个措手不及。第二天上朝，小皇帝的圣旨就出炉了。罢斥首席顾命大臣、内阁首相高拱，即日离京，回老家养老。

　　　　这时候离隆庆皇帝拉着高拱的手恋恋不舍地托孤之时，才刚刚不到八天。小皇帝登基也才刚刚六天，屁股底下的龙椅还没焐热。真是职场风云变，冷暖太无常。

　　　　其实，张居正心里最清楚，这就是不按照牌理出牌的效果。张居正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做上了内阁第一把交椅，这早该属于自己了。

　　　　在权力场上，张居正属于演技派的代表人物。事到如今，自己的老朋友终于倒在了自己的枪口之下。他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兴奋，而是故作震惊。他大声疾呼，我绝对不相信高拱不忠，要是高拱有罪，那我张居正就是他的同党，连我也一并撤了吧。

　　　　到此为止，在以构陷、驱逐国朝杰出的政治家、正直有为的高拱的大政变中，张居正这个幕后总导演，却一直是以局外人的面目，展示给国人的。严格地说，他表现得还不完全是局外人，而是高拱的同党和辩护人、保护者。

　　　　高拱就这样被自己的职场老伙计给算计了，他在离京的那一刻也没有弄明白自己怎么玩着玩着就出局了。

　　　　按说张居正既然已经大权在握，登上了权力的巅峰，对高拱监视也罢、防范也好，也都属于符合逻辑的范畴，如果再进一步构陷和加害，那就实在是太不像话了。可是，张居正并没有就此罢手，一场更为阴险毒辣的阴谋活剧正在悄然拉开帷幕。

　　　　官场是天然的猎场，所有进入其中的人，都要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到这场狩猎游戏之中。张居正未必算得上最阴险、最毒辣的人，但却是一个擅长用虚伪来掩盖其阴险毒辣的政客。

　　　　张居正是个真正的权术大师，所谓大师，就是能化腐朽为神奇的那部分人。

　　　　万历皇帝刚刚登基十九天，宫里发生了一件蹊跷之事。这一天，睡意曚昽的九岁小皇帝坐着轿子刚刚出乾清宫，一个男子突然从西边的台阶向御驾奔来。警卫人员眼疾手快，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其当场拿下。

　　　　不用说，这个消息很快就报到了最高实权人物张居正那里，张居正大吃一惊。张居正吃惊的是，这个闯宫者自称叫王大臣，是戚继光的麾下。帝国谁人不知，戚继光与张居正的关系。

　　　　张居正一听说戚继光的部下有人闯宫，顿时吃惊不小。作为一名官场老油条，张居正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往往把事情想得复杂化。他以为别人也像他那样设圈套、挖陷阱，因此，就有些不安，有些惊讶。这是不难理解的。好在权势在握，他自信有能力驾驭局势，他转告他的盟友冯保（冯保主管特务机构——东厂），禁止人犯说他是戚继光的部卒。

　　　　冯保心领神会，他决定将这盆脏水泼向已经远离京城，回家养老的高拱。张居正与冯保经过商量，写了一道奏疏。要将此案一查到底，找出幕后真凶。

　　　　高拱的日子过得那叫一个郁闷，曾经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如今却远离官场，仅靠回忆温暖自己剩下的日子。他以为这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下辈子重头再来吧。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远在京城的张居正时刻没有忘记他，又给他送来一份要命的大礼。

　　　　冯保的前任陈洪和高拱家的仆役被逮捕并火速押解到京，经过一番折腾，获取了闯宫者的“口供”和“物证”。事态进入十万火急的当口。不仅京城里可以感受到扑面而来的血腥，就连地方上关心时局的人们，也在私底下为高拱鸣不平。

　　　　其实，张居正对高拱还有七分敬畏的。高拱作为职场前辈，身上有很多地方值得张居正学习。高拱的人品节『操』、水平能力，都是他张居正难以望其项背的。

　　　　张居正对高拱的敬畏还有一方面，那就是他对高拱抱有一份愧疚。作为堂堂首席顾命大臣、内阁首相的高拱能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完全是他张居正勾结冯保矫诏欺君，构陷加害之所致。玩着玩着，张居正动了恻隐之心，他决定放高拱一马。话不可说满，事不可做绝。因为一个已经在野的高拱而失尽天下人心，那就太得不偿失了。

　　　　当事态进入到转折的路口，张居正给高拱写了一封信：“最近京城有点情况，一些别有用心、心狠手辣的人，想制造事端，妄图置我兄于死地。请高兄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设法解救，绝不允许这些小人的阴谋得逞！”

　　　　在这以后的七年时间里，高拱在家乡过得并不开心。张居正不断对他的老兄弟问寒问暖、寄『药』访医。后来，当他唯一一次衣锦还乡路过河南，来回都特意改道前去专程看望高拱。

　　　　高拱含冤死后，张居正“哀恸不已”，又出面替高拱申请『政府』丧葬补助。张居正也许是为自己失去一个最佳拍档，失去一个真正的对手而痛苦。阴谋搞垮自己的前任，不管是恩师还是密友，张居正都不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人。但是从自己的前任被整倒，直到其死去，一直以近乎亲人和朋友的面目出现，以辩护者、保护人的身份展示于世人的，恐怕就只有张居正了。

　　　　在利害计算横行的官场上，偶尔进行作秀甚至进行虚伪表演，算不得本事。能够将虚伪表演进行到底，善始善终才是真本事。张居正为我们做了一个绝佳的注解。

第70章　帝国需要这个古怪的道德模范（1）（）　
大明隆庆三年（1569年），南京街头弥漫着一种异样的气氛，豪门权贵忙着把自家红『色』的宅门涂抹成黑『色』，平时在街上飞扬跋扈的地痞流氓也都不见了踪影，就连一向趾高气扬的江南监织造的官宦们也都低着头赶路匆忙，更有一些平常恶名昭彰的官吏更是主动请求免职。

　　　　究竟是谁能够拥有如此大的威慑力，让平日里繁华异常的南京城突然变得如此异常？老百姓心中狐疑，私底下纷纷猜测：是当今天子驾临，还是周边县城的土匪来袭？当谜底揭晓，他们无不额手称庆，原来是当朝著名廉吏海瑞大人要来巡视。

　　　　这时候海瑞的名声早已传遍全国，他初入官场就以雷霆万钧之势取消了自己辖区内官吏们捞取油水的“常例”；随后又在担任户部主事期间拿出誓死的决心（买上棺材）与嘉靖皇帝直接叫板。这些几近疯狂的举动让海瑞早已成为官场同僚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如今最让南京城的豪门权贵们忌惮的还是海瑞的清廉，那种像是天生与富人贪官有仇的态度让他们忐忑不安。海瑞初入官场担任浙江淳安县令，上任不到十天就革除所有常例。常例是帝国官场上不成文的规例，明朝官员俸禄本来就低，这是官员为获得制度外的收入而形成的“灰界限”。虽然没有红头文件，但人人都心知肚明，人人都墨守这一陈规。海瑞一上来就在“常例”上动起了刀子，直接将地方官吏获取黑灰『色』收入的管道截断，把所有的“不合理收费”一刀切，不光是自己应得的那部分，还包括县丞、主簿、典吏、教谕、师爷、衙役、门子。也就是说，全县大小官吏的全部额外收入全都被取消。海瑞这种做法无异于给帝国官场来了一场强地震，权力系统内部从上到下都将目光聚焦到了海瑞这个人身上。

　　　　海瑞不光劳别人的筋骨，苦别人的心志，更重要的是他先苦自己。他靠着月薪五两银子，居然能够在当时养活一大家人。当然在这个奇迹背后，生活质量是无法保障的，既然不愿意拿俸禄之外的“常例”，那就要从其它地方想办法来贴补家用。海瑞自己动手在官署后院开辟了一块菜地，里面种上黄瓜、豆角。每天在官府衙门忙完公务，他就会换上粗布衣服，像个农民似的扛上锄头在地里忙活。全家人每天吃的都是粗茶淡饭，一年到头也不沾荤腥。自从海瑞当了官，家庭生活水平反而直线下降。就连那身官服在海瑞身上都穿了六年，四处补丁，看不出颜『色』。每天烧饭用的柴，都是家里的仆人上山砍的。有一天，海瑞发现仆人砍来的山柴枝叶枯干，不像是新砍的，就把仆人叫来讯问。仆人交代说是街上有人为了巴结他，替他打好背回来的。海瑞立刻叫他把送柴人找来，当场付了五十个铜钱，回头关上院门就把仆人狠狠教训了一顿。

　　　　淳安府的县丞、主簿们都不愿意与海瑞共事，纷纷要求调离此处。就连那些临时聘用的衙役、门子宁愿失业，也不愿意留在海瑞身边。本来胥吏就没有国家派发的正式工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常例”。如今海瑞将他们的收入渠道堵死，也就等于让他们失业。身边共事的人能离开的都离开了，忙得海瑞焦头烂额，一年没有几天休息的时间。不光与同事之间出现僵局，就是在处理上下级关系上，海瑞也是左支右绌，不按规则来。比如说上司生日、红白喜事，别的官员都奉上成百上千两，他只送上一封贺信。上级官员来检查工作或者路过，海瑞在招待住宿上严格按照洪武年间定下的标准来执行。渐渐地，海瑞的淳安县成了官员们的回避之所，不到『逼』不得已，谁也不愿意上门找不痛快，此时的海瑞就这样成为帝国官场上的“怪物”。

　　　　大明隆庆三年（1569年）闰六月，李春芳为大明首辅，任命海瑞为右佥都御史（正四品），巡抚应天十府。消息传开，应天十府中一些贪墨官吏，吓得纷纷自动离职，一些高门大族把红『色』大门自行涂黑，连在苏州府等地监督皇家织造的太监违规乘坐的八抬大轿也换成了四抬小轿。海瑞威慑力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海瑞自己也踌躇满志，朝廷把国家赋税重地的治理权交到自己手中，他感受到的是更为深重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一路上地方百姓夹道欢迎，使他感动之余更坚定了信心。上不负天子，下不负万民，他决心以澄清天下为己任，在江南之地干出一番事业。也就是说，此时的海瑞是作为皇帝的代表，来南京地区巡视的。这次巡视的主要目的，一是察看地方的民情，二是看看地方官员的官绩政效如何。所以当海瑞来了以后，当地那些平日里违法『乱』纪的人，从内心深处感到胆怯。当时海瑞的主要职责是监察百官为政的『操』守，比如行政效率，行为作风等等。在明、清时期，都察院的官员就相当于皇帝的耳目。如果让他们不满意，那就等于得罪了当朝天子。所以南京城里的达官贵人一听说海瑞来了，唯恐避之不及。

　　　　排列古往今来的官场精英人物，海瑞绝对算是清官中的vip。作为古代官员无法超越的道德标杆，海瑞符合民间对于一个清官的种种诉求。海瑞以一己之道德所长，试图补救帝国在官家制度和技术上的漏洞。自洪武开国到海瑞出任巡抚，帝国的钟摆已经整整摇动了两百年，这时候，由朱元璋引领的以武治贪的酷烈之风已经渐渐趋于转向理『性』的道德面。帝国权力系统中的吏员早已将自己的权力触角伸展到各个角落。

　　　　洪武时期，全国上下只有八千名官员，现在已经滚雪球式得发展到了两万人。当年朱元璋为了防止胥吏和官员祸害百姓，规定胥吏们不许下乡。如今这项禁令早已经取消，曾经被取缔的那些常例陋规又渐渐成为官场上的显规则。

　　　　一个地方县令，其家中的生活费用、招待客人的酒食、馈送上司的礼物，也都在地方上摊派。对于貌似合法非合法的收入，朝廷也是听之任之却又遮遮掩掩。在各地区之间，官员捞取的黑灰『色』收入根本就没有统一的标准，因为一个富裕的县，税收上稍加几分，县令就可以大捞特捞，而在一个贫穷的县要征收同样的数字，则已是极为暴虐的苛政了。

　　　　帝国有一千多个县，而建立在县制之上的官僚系统基本上都是在常例的支持下运转。没有这些收入，官员们根本连最起码的生活都失去保障，更谈不上维系自己权力的运转和人情社会的关系网。所以说，这时候的常例已经成为国家机器运转的润滑剂。这种情形使得文官集团看重的『操』守，也变得毫无意义。

　　　　上至皇帝，为了自己的私人小金库加收矿税；下到地方的小衙役，通过权力垄断，坐拥上万家资。居官如同市场贸易，读书只为利益敲门。办一件事需要多少贿赂，有公开的明码标价。官吏上下其手，腐败的细胞已经渗透到帝国的心脏。

第71章　帝国需要这个古怪的道德模范（2）（）　
前文中有一个细节：南京城里的当地人听说海青天来了，吓得把自家大门的红『色』涂成黑『色』的。这是为什么呢？过去住宅跟我们现代人是不大一样的，现在只要有钱住什么样的房子都没人管你。过去就没有这么自由了，这住宅是分等级的，只有那些豪门望族的人，才有资格拥有朱漆大门，平民老百姓只能用黑漆大门。好端端的大门为什么会改成黑『色』，就是因为海瑞驾临，这些豪门望族怕被海瑞查出问题来，所以就把自家的大门给涂黑了。这就等于告诉海瑞，自己只是普通的小老百姓，你的眼睛就不要盯着我了。这些人自愿降低身份，就是为了躲开御史海瑞的注意，逃避检查。

　　　　海瑞在江南之地对官场的奢侈做了种种限制，颁布了一份《督抚条约》。这个条约可谓事无巨细，就连各地方官员参见巡抚时应该穿什么服饰，招待巡抚应该采用什么标准，巡抚临时的住宅应该如何装修都做了详细规定。他要求物价高的地方，在招待巡抚的时候，只准花银三钱；物价低的地方只准花银二钱，菜肴只能三菜一酒，严禁海吃海喝。甚至还规定公务用纸，不许用高价厚纸，只能用低价草纸等。一句话说到底，能省则省。

　　　　海瑞的清廉到了让同僚们无法忍受的地步，他平日里自己放着八抬大轿不坐，偏要骑个『毛』驴去上班。他这样的省部级高官都不坐轿子，其他官员谁还敢坐？应天府那些当差的“属吏惮其威，墨者自免去”。这就是说，海瑞清官的权威是树立起来了，可没有人愿意再替他干活儿了。有人以此来推断，海瑞不像是一个官员，更像是堂吉诃德式的精神斗士。堂吉诃德是一个人在战斗，可海瑞不是。

　　　　谁给了海瑞这么大的胆子？不是别人，正是开国皇帝朱元璋。海瑞所效忠的大明朝，是一个过度强调道德意识形态的朝代，尤其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维护农民利益，不惜牺牲官僚利益。他通过酷烈的手段打击地方豪族、限制官吏伤农以及事无巨细的道德教化，将大明王朝的权力系统打造成为扁平化结构。国家上层建筑方面，他除了动用酷烈的惩戒手段，更是通过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低水平的薪俸制向帝国官员进行道德批发。

　　　　然而事后官僚集团们发现，在这种高姿态里面其实充满了谎言。

　　　　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员们对一个特定时代的道德指令产生了厌弃，同时夹杂着对道德专制的逆反，进而容易变成对道德本身的怀疑与不信任。到了海瑞所生活的晚明时期，官场腐败，贪官横行，社会矛盾日趋紧张。

　　　　即便如此，这时候左右着帝国命运的文官集团，并没有完全摒弃儒家的道德观。从嘉靖朝的“大议礼”事件，再到万历朝群臣抗议张居正“夺情”风波，帝国的官员们可以为了一个虚无抽象的道德目标，不惜罢官流血，也要犯颜上书。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中，海瑞才会挥舞着道德的大棒与富户贪官一较高下，才会敢于和皇帝公开叫板。

　　　　他把朱元璋提倡的各项原则都奉为自己的金科玉律，对自己和身边的人要求近乎苛刻的节俭。他的道德大棒是从朱元璋手里接过来的，他和太祖皇帝都天真地认为只要官员都回到社会的道德规范中去，很多违法『乱』纪的行为就能避免。

　　　　比如贪污就是因为官员们道德败坏而产生，所以需要加强这个社会的道德建设。对于制度『性』的腐败，历朝以来可供借鉴的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杀”，也就是从肉体上消灭贪官；另一个就是“教育”，通过苦口婆心的说服教育，来感动人转化人。而朱元璋希望两手抓两手都硬，他除了派发道德指令，还动用了残酷的整治手段。

　　　　在权力结构中，作为皇帝的朱元璋这么做可以做得百无禁忌；而作为官员的海瑞要想将朱元璋的这些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