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偏的帝国:大明王朝谁当家-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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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事件的带头大哥是户部尚书韩文，他率先发难，五府六部各衙门官员联名上疏谏劝明武宗。在这次官员反“八虎”行动中，内阁、部院、科道等各级权力机构的官员达成统一共识。

　　　　这次统一行动是文官为了争取自己利益合法化所采取的必然措施，他们不能坐等宦官的势力做大。那样的话，他们的利益就将趋于边缘化。

　　　　对于一个王朝来说，宦官的骄横是因为皇帝对文官控制能力不断减弱造成的。皇帝对宦官的重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与文官集团分庭抗礼，这也是宦官势力得以壮大的根本原因。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反“八虎”的舆论浪『潮』中，有一个人起草的奏疏让皇帝读得“惊泣不食”，差点走向精神崩溃。此人就是当时的文学名士李梦阳，他是替户部尚书韩文拟草的弹劾奏章。

　　　　这个李梦阳并非籍籍无名的小角『色』，由他起草的奏章，文风犀利，直击要害。

　　　　这已经不是李梦阳第一次拟草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奏疏，早在弘治十八年（1505），时任户部郎中的李梦阳就因为奏疏制造了一起轰动事件，史称“应诏上书”。

　　　　当时李梦阳写的是一篇长达五千言的《应诏上书稿》，在那篇奏疏里，李梦阳将国家弊政概括为二病、三害、六渐。奏疏中重点弹劾的是皇后张氏（后来的太皇太后）的弟弟寿宁侯张鹤龄“骄纵犯法”之事，结果身陷牢狱。等到他出狱后，在路上遇见身为外戚高官的张鹤令，他扬马鞭打落其两齿，可见这是一个不畏强权的“直臣”。

　　　　如今“八虎”祸『乱』朝廷，李梦阳卷土重来。连皇后的弟弟都敢痛骂，何况几个宦官。

　　　　对于李梦阳这样的“直臣”，皇帝是既爱且恨。爱是因为他的确是为了帝国的长治久安才当的“直臣”，恨是因为他的“直”往往会伤害到皇帝的颜面，无视皇权的威仪。

　　　　李梦阳这次起草的奏疏是《劾宦官状》，矛头直指刘瑾等八个妖孽太监。这是一篇怎样的奏疏，居然能让皇帝读得痛哭流涕，茶饭不思。在这里摘录其中一段，让我们来领略一下明朝高级言官的功力。

　　　　“臣等伏睹近岁以来朝廷日非，号令欠当，自秋来视朝渐晚，仰窥圣容日渐清癯，皆言太监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罗祥、魏彬、刘瑾、丘聚等，造巧伪『淫』『荡』上心，或击毬走马，或放鹰逐犬，或俳优杂剧，错陈于前；或导万乘之尊与外人交易，狎昵蝶亵，无复礼体。日游不足，夜以继之，劳耗精神，亏损志德······今照马永成等罪恶既著，若纵而不治，将来无所忌惮，为患非细。伏望陛下奋刚断、割私爱，上告两宫，下谕百僚，将马永成等拿送法司，明正典刑。”

　　　　就是上面这段文字让明武宗读得“惊泣不食”，要知道明武宗少年登基，哪里经历过残酷的政治斗争？又加上个人心理承受能力差，年轻的皇帝为自己刚刚即位就深陷权力泥沼而无力挣脱，感到恐慌才会“惊泣不食”。

　　　　这份奏疏如果只是李梦阳一个人的意思，也不足为惧。李梦阳只是捉刀之人。奏疏下面的署名之人是以韩文为首的帝国大佬们，其中不乏阁老、九卿等重臣。

　　　　没有哪一个皇帝愿意与他人共天下，可很多时候在权力的三方博弈中，皇帝只会选择其中一方作为自己的权力经纪人。这种权力博弈中的联合奉行的是“偏弱模式”，也就是说在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上，皇帝作为恒量，常常会联合势弱一方来打压势大的另一方。

　　　　为了保全“八虎，妥善应对帝国官员的滔天舆论，明武宗提出把“八虎”安置于南京。这引起了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等官员的极力反对。他们知道，这是皇帝的权宜之计，治标不治本。等到朝廷舆论休止，刘瑾等人又会卷土重来。依照刘健等人的意思，这帮祸『乱』帝国的妖孽之徒都应该处死。

　　　　官员的意思由太监王岳传达给了明武宗，王岳虽然也是太监，却是“倒虎派”成员。

　　　　得到消息的“八虎”惊恐之余，赶忙商讨应对之策。为了能够保住自己的利益股份，已经尝到权力甜头的“八虎”岂能坐以待毙，他们公推“巧佞狠戾，敢于作恶”的刘瑾作为他们的权力经纪人，去夺取太监最高权力机构——司礼监的位子，以借助皇帝的势力与帝国官僚集团分庭抗礼，以便“脱祸固宠”。

　　　　本就对朝政就心生厌倦的正德皇帝无法忍受朝臣们一天到晚在自己耳边喋喋不休，索『性』任命刘瑾掌司礼监，连同治理国家的大权也一并交了出去。刘瑾掌权之后，对那些反对过宦官的帝国官员进行彻底的清算。

　　　　群臣的弹劾不但没有让刘瑾有所收敛，反而更加激发了他的权力斗志。

　　　　刘瑾开始为自己晋升司礼监展开拉票活动，他私下对其他宦官同仁们说：“使瑾入司礼，可使科道结舌，文臣拱手。”只要你们投我的票，让我掌权司礼监，我就会为你们摆平那些文官。

　　　　刘瑾又在皇帝面前为自己打广告：“弘治间，朝权俱为司礼监、内阁所掌，朝廷不过虚名而已。如天下镇守、分守、守备等项内官皆司礼监官举用，大受贿赂。如不信，只将司礼监掌印太监抄了，金银可满三间房屋。若将天下镇守内臣取回，别用一番人，令彼各备银一二万两，进上谢恩，胜赂司礼监。”

　　　　鬼『迷』了心窃的明武宗并不认为刘瑾是在吹牛，反而认为刘瑾是个有胆识的职场达人，越发信任于他。此时明武宗朱厚照长年居住于豹房，豹房成了一座离内廷最近的别宫。在这里，皇帝可以摆脱来自于帝国臣工的约束，除了上朝和游戏人生之外，朱厚照会将大部分时间都留在豹房，包括批阅奏章。

　　　　在明武宗的权力庇护之下，“八虎”虽受惊吓，却毫发未伤。在这次事件中，受益最大的就是刘瑾。经过“八虎”的公推公选，皇帝最后的民主集中，刘瑾成了帝国第二代的宦官之王。

　　　　皇帝任命刘瑾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任团营提督；马永成为东厂提督，谷大用为西厂提督，张永等掌管京营军队，分别把守要害地方。于是乎在一夜之间，宫廷的机要、特务及警卫，统统落入“八虎”之手。

　　　　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帝国的政治形势就发生了惊天逆转。朝臣们实指望能够联手将“八虎”踢出中央朝廷，结果却成全了这帮宦官。他们以闪电般的速度获取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权力，刘瑾更是坐上了宦官的头把交椅。

　　　　内阁大学士刘健等“倒虎派”官员见无力挽回败局，只好明哲保身。他们纷纷向皇帝提请辞职，以避其锋芒。这样一来，刘瑾刚好可以利用司礼监掌印太监的权力，代皇帝起草圣旨，『逼』迫这帮“倒虎派”官员致仕（退休），退出这场权力博弈。

　　　　在明武宗的权力庇护下，这场声势浩大的“倒虎派运动”以失败收场。

　　　　当天，内阁大学士刘健和谢迁先后离任。内阁只剩下了一个李东阳。随后，刘瑾安排“自己人”吏部尚书焦芳进入内阁。而文官担心内阁为刘瑾所控制，推举刚直敢言的吏部侍郎王鏊随同入阁。

　　　　经此一役，大太监刘瑾一跃成为帝国权力的真正『操』盘手；经此一役，朝臣们也心灰意冷。皇帝宁愿与他们这帮文官翻脸无情，也不愿意与宦官决裂；宁愿与那帮宦官逍遥快活，也不愿意听他们这些文官一天到晚絮絮叨叨。

　　　　正德元年（1506年）十一月，已经当上司礼太监的刘瑾开始实施他的“权力清盘”计划。他将户部尚书韩文、户部郎中陈仁，还有李梦阳等反对派人士全部清理出中央朝廷。

　　　　为了架空皇帝的权力，夯实自己手中的权力。刘瑾在这里使的是“『迷』龙术”，让皇帝沉『迷』玩乐，无所作为。

　　　　“『迷』龙术”可以说是太监专权成功的不二法门，这套理论的创建者应该是唐文宗时期的大太监仇士良。仇士良专政期间，曾经杀二王、一妃、四宰相，可以说是坏事做绝。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是权力场上的常青树，尽享皇恩厚礼。他在晚年向其他太监们传授秘诀时说：“侍候皇上的办法就是不能让他闲着，让他追求吃喝玩乐，不要给他读书问政的时间。皇上不管事，凡事就全得全靠太监，这样一来，宠信和权柄就飞不走了（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然后吾辈可以得志，慎勿使读书亲近儒臣。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

　　　　刘瑾尽得前辈“『迷』龙术”的精髓，他领着皇帝沉『迷』玩乐，无暇他顾，然后又在皇帝玩『性』正浓时递上一沓沓的奏章让他批阅，搞得小皇帝极为不爽。每每冲着刘瑾吼道：“朕要你干什么用？怎么老是拿这些东西来烦朕？”

　　　　刘瑾只好打着替皇帝分忧的旗号，顺势将批阅奏章的权力转移到自己手上，在不自觉中就成了皇权代理人。他掌权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大学士刘健、谢迁，户部尚书韩文，郎中李梦阳，主事王守仁等53位朝臣列为“『奸』党”，清理出中央权力机构。由此刘瑾步入了自己权力生涯中的巅峰时期，将帝国的权力运转纳入自己的游戏规则。

　　　　在畏惧和讨好双重心理作用下，帝国各级官员向皇帝奏事，都要先将章奏送达刘瑾处，具红揭，称红本。然后上通政司，称白本。刘瑾经常将奏章带回私人居所，与同党商量着批阅。这一时期对官僚奏议的批答，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刘瑾的执政理念。

　　　　刘瑾在权力上的肆意妄为，使得京师流行“两皇帝”之说。同时代的文人王世贞在其所著的《国朝丛记》里将其形容为‘站的皇帝’。原因是刘瑾擅权时，群臣上朝面圣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向东北一揖，因为刘瑾这个‘站的皇帝’立在那里。还有同党在背地里称他为“小太祖”。

第83章　宦官横卧权力之榻的时代（5）（）　
刘瑾擅权期间于明朝典章制度颇多更张，时人谓其『乱』制。在刘瑾倒台以后，帝国从上到下来了一场大清算。在这次清算中，对刘瑾所『乱』之制进行了统计。史料记载“廷臣奏瑾所变法，吏部二十四事，户部三十余事，兵部十八事，工部十三事”。由此可以推算，刘瑾的改革措施至少有八十五条，大多集中在人事、财政、军事等方面。

　　　　现在我们只能从一些相关的记载里面，粗略了解刘瑾在政治上的一些作为。刘瑾是个崇尚严刑峻法的人，当然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打击政敌不择手段。在其专政期间，争议最大的就是“罚米例”，有人认为是刘瑾独创。

　　　　其实“罚米赎罪条例”还真不是刘大太监的专利，它是明朝建制以来赎罪制度中的重要一款。洪武年间，官员拿到的薪俸都是本『色』米，罚俸实际上就是罚米。朱元璋在洪武二十三年定下“罚米赎罪”条例，除死罪外的其他罪行都可以“罚米赎罪”。后来，赎罪制度也可以用于死罪犯，当时规定犯死罪者可以缴纳一百石大米，送至边疆要塞充作军粮。运送过程中，国家不提供运费及口粮，死罪犯自备米三十石，死罪即可豁免。

　　　　正德初年，国家财政陷入困境。为了缓解帝国的财政危机，刘瑾主持了盘查核实全国各地仓储的运动。平允而论，刘瑾希望通过盘查达到“使边储充实，国库足用”目的也是明显的。在这种情境下，刘瑾采取各种措施，包括“罚米赎罪”以弥补国家财政亏空也是合乎情理的。

　　　　对于刘瑾来说，盘查仓储有很大的利己成分在里面。同时他还可以借助“罚米例”的手段达到打击朝臣的目的，可谓一举两得。由此可见“罚米法”并非刘瑾创设，而刘瑾的“罚米例”，其实是对帝国赎罪制度中“罚米赎罪条例”的滥用。

　　　　刘瑾当权期间，为了限制其他宦官的势力，还搞了个内厂，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监视其他太监主管的东厂、西厂。

　　　　厂卫是明代特务政治的工具，是皇帝的耳目和爪牙。东厂、西厂和大内行厂（内厂）的头目，基本上都是由司礼监太监充任。当时的“八虎”马永成和谷大用分别掌管东厂、西厂，而他们又与刘瑾产生了矛盾。随着文官集团的败退，宦官集团内部因为权力分肥也出现了分裂。

　　　　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力范围，刘瑾又在京师荣府旧仓地（即四司之一的惜薪司）另设内行厂，自成系统，侦缉范围比锦衣卫、东厂和西厂三个特务机构还要大，除监察臣民外，锦衣卫、东厂和西厂也在监察之例，权势居东、西厂之上，用刑尤为酷烈。

　　　　刘瑾专权时间也只有短短的三年多时间，正史对其列出的罪名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两大条。一是收受贿赂，二是残害官员。尤其是前者让他在死了五百年后，还能创造一个世界之最。

　　　　在《亚洲华尔街日报》评出的50个世界级“千年最富”的排行榜上，大太监刘瑾赫然在列。报纸是这样介绍的：“刘瑾是中国明朝一个富得惊人的宫廷太监，他滥用职权，聚积了巨大的财富，最后因叛逆罪而被处死。

　　　　应当说，中世纪『政府』的运作，除了有正式权力的推动，还要有非正式权力的辅助。行贿是非正式权力运行的润滑剂，他在将帝国的权力系统涂抹上一层灰『色』的同时，也在用这套生存规则推动历史的发展。也就是说“政以贿成”并非是行政体系走向衰落之后才会有的现象，它贯穿帝国的始终。那些帝国官员或太监为了能够得到当权者的提拔重用，往往都会采取金钱战术。这也成为刘瑾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刘瑾到底聚集了多少财富呢？华尔街所依据的数字，也是最大的数字，即黄金1205。78万两，白银2。59亿两。华尔街把明朝的一两（36。9克）误为一盎司（31。103克），因而将刘瑾的家产低估了7。5万公斤黄金，150万公斤白银。

　　　　与刘瑾同时代人陈洪谟的《继世纪闻》和郎瑛之的《七修类稿》两部史稿，都详细记录下这个数字。这几个作者都是明朝人，而且还都不是小角『色』。其中陈洪谟在刘瑾死时只有36岁，中进士十余年，曾经当过刑部和户部的部曹，最后以兵部左侍郎（国防部副部长）退休。

　　　　这样一组数字，究竟能够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可以就此来做一个横向比较。

　　　　在刘瑾所生活的年代，帝国的财政年收入是白银200万两；与这个数字相比，刘瑾的财产相当于帝国150多年的财政收入。七十多年后的张居正通过十年改革为帝国辛辛苦苦积攒下的国库存银也不过1250万两；与这个数字比，刘瑾的财富足足是它的25倍。如果按照1两白银大约折合人民币400元来算，刘瑾的个人资产高达1200多亿人民币。

　　　　史料记载，正德初年，兵科给事中周钥奉命去淮安地界查勘。就在他办完公差的返京途中，在自己乘坐的船上『自杀』。由于事发突然，等到身边的人反应过来，周钥只剩下一口气。他身亡前没有留一句话，却留下“赵知府误我”几个字。

　　　　刘瑾当权期间，一手抓权一手抓钱，但凡有京官奉使出差，他都会狠狠地敲上一笔竹杠。对于当时的京官来说，能够出趟公差，就等于获得一次敛财的机会。刘瑾在这里玩得是权力分肥，既然我给你权力，我给你下去发财的机会，那么我就应该分润利益。当时官员凡进京朝见皇帝，或从外地出差归来，都得先见过刘瑾，送上份厚礼，才能去见皇帝。布政使上京送礼的分例是两万两，拿不出来的，就先在京师借，然后回到地方上设法偿还，时人称为“京债”。

　　　　当时的兵科给事中周钥到淮安出公差，返京也要按规矩向刘瑾送厚礼。淮安知府赵俊本来答应借给周钥“千金”，以应付刘瑾。可是突然变卦，这让周钥无计可施。眼看京城将至，周钥在别无选择的情况只好『自杀』。

　　　　处理结果让人大跌眼镜，那位出尔反尔的赵知府被押送京城问罪。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影响自然很不好。刘瑾的党羽张彩是较有政治眼光的人，他对刘瑾说：如今人们送给您的财富，并不都是私财，往往先借贷京师，然后回去后又动用官库中的银子偿还。您何必搜敛怨恨、遗留祸患呢？

　　　　刘瑾深以为然。他早已不缺银子了，安全却越来越可宝贵。这时候，御史欧阳云等十余人恰好按照老规矩纳贿来了，刘瑾揭发检举了他们的行贿行为，将他们全部治罪，给自己换来了拒贿一次的名声。随后，刘瑾派遣十四位给事中和御史下去，严格盘查各地官库。官库的银子早被刘瑾等人抽亏空了，如何经得住那些鹰犬的严查？于是，各地『政府』争相厚敛百姓，弥补亏空，

　　　　就像吴思先生所说的那样，这个过程假如反映到账目上，大概就是各地的“正簿”入了宦官的“杂簿”，各省长官回去后搜刮“杂入”，填补正簿中的“杂出”。而刘瑾等又从宦官的杂簿中领走了自己的一份。

　　　　刘瑾也不是生来就如此贪婪，作为一个无家无业的太监，财富对他们这样的人来说又有多少世俗意义呢？刘瑾的胃口是被那些奔波在权力之路上寻找终南捷径的帝国官员们一点点喂大的。

　　　　根据史料记载，第一个送刘瑾大额贿款的人是右都御史刘宇。正德元年（1506年）岁末，刘宇通过大学士焦芳的引荐搭上了刘瑾这条权力线。刘宇很是大方，出手就送了刘瑾上万两的银子（折合400万人民币）。这是刘瑾“初通贿”，也就是说这是他收的第一笔上万两银子的贿赂。

　　　　对于一个“初通贿”者来说，对贿赂的期望值肯定是比较低的。上万两的贿银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也难怪刘瑾会问：“刘先生何厚我。”言下之意，我们之间并无深交，你怎么下这么大的血本？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权与钱的交易永远是一种非常态下的常态投资。

　　　　这一万两银子就像是一个炸『药』包，直接轰开了刘瑾在财富面前的最后一道防线。刘瑾虽然在帝国的官场混了几十年，可在权力寻租的官场潜规则面前并无多少实战经验。他当然知道权力是有价的，但却不一定清楚到底价值几何？

　　　　也许在此之前，他收到的不过是一些成百上千的贿款，甚至有些帝国官员送他一个小礼品，就可以享受到他的权力庇护。正因为他不懂行情，以致于刘宇奉上万两银子时，才会表现如此。

　　　　金钱所到之处，帝国的权力之门洞开。刘宇在成为刘瑾“阉党”的核心成员后，仕途通畅，官至兵部尚书，加太子太傅，是仅次于太子太师的至尊头衔。刘宇在兵部尚书的位置上大肆受贿，因为在此之前，他的权力成本付出太多，所以他必须要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来收回成本，获取利润。

　　　　在他当上中央六部中地位最高的吏部尚书后，发现文职官员根本不如武官来钱快，不免慨叹：“兵部自佳，何必吏部。”

第84章　宦官横卧权力之榻的时代（6）（）　
刘瑾的权力保鲜期只存在了短短的三年时间就走向速朽，明武宗朱厚照开始对刘瑾的独断专行渐生不满。他有意起用与刘瑾素有嫌隙的张永，试图对刘瑾进行权力制衡。

　　　　正德五年（1510年）春天，世居甘肃的安化王朱寘鐇以刘瑾『乱』政为名，举兵造反。

　　　　朝廷派杨一清前往讨伐朱寘鐇，又同时派宦官张永监军。杨一清早就有心除掉刘瑾，当他得知张永与刘瑾之间存在矛盾，就利用张永斗刘瑾，发动宦官斗宦官。

　　　　当平叛任务结束，正德皇帝设宴犒赏张永等人。就在这次宴席上，张永献上朱寘鐇讨伐刘瑾的檄文，并揭『露』了刘瑾所犯下的十七宗罪。在听完张永的汇报之后，皇帝只说了一句话：“刘瑾负我。”

　　　　几天之后，正德皇帝就下令逮捕刘瑾，执行任务的就是宦官张永。张永不敢稍有怠慢，急匆匆率禁军包围刘宅，将刘瑾逮捕。

　　　　刘瑾入狱后，张永和阁臣李东阳担心他再度复出，于是一再奏请皇帝抄没他的家产。估计他们已『摸』清底细，只要刘瑾的财产数目被公诸于世，这个帝国巨贪绝对难逃一死。一切不出所料，当朝廷果然搜出刘瑾五年来苦心经营的那座金山银山，以及一大堆证实他谋反的违禁物品。皇帝的小宇宙彻底爆发了，他命三法司、锦衣卫会同百官，在午门外对刘瑾进行公审。

　　　　在公审当天，刘瑾故作淡定，用一种极其傲慢的姿态凛然面对审讯他的官员：“公卿多出我门，谁敢审我？”你们这些人都是我提拔的，哪里有资格来审判我。

　　　　不久前刚刚被刘瑾提拔为刑部尚书的刘璟第一个将头垂了下去，其余百官也纷纷躲闪着他的目光。只有驸马都尉蔡震站出来说：“我是国戚，并非出自你的门下，该有资格审你了吧？”随即命人左右开弓地扇他的耳光，同时厉声说：“公卿皆为朝廷所用，还敢说是你的人？说，你为何私藏盔甲和弓弩？”

　　　　如果私藏兵器，意图谋反的罪名坐实，刘瑾就死定了。对于皇帝来说，贪污是他们能够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