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偏的帝国:大明王朝谁当家-第29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再拿魏忠贤来说，在天启皇帝死后，他掌握了东厂，掌握了锦衣卫，他的那些亲信们也在权力结构中占据了显官要职。和他那张“九千岁”的名片一样，他的权力此时已经炙手可热，离皇帝只有一步之遥。不过这时的大明王朝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皇权成了一件易碎品。作为宦官的魏忠贤，其手中的权力越大，在官僚集团和皇帝面前的价值就越低。所以对他来说，权力达到巅峰的时刻，也就是末日到来的时刻。

　　　　作为皇帝一定要利用宦官才能让自己的意志，有更大的实现可能。这个看似不可思议的结论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原因。一个皇帝，他的个人荣辱，羞耻观念和普通人是一样的，他突破舆论带来的弹『性』约束程度有限，使用廷杖诏狱等手段的程度突破阈值的可能『性』较小。

　　　　皇帝在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通常会受到来自权力系统的制约。就算他们能够做到不需要过多顾虑官员和世俗世界对自己的评价，也要为祖宗留下的江山社稷考虑。

　　　　那些太监则完全是自由职业者的状态，他们可以把一切束缚在个体身上的顾虑统统甩掉，轻装上阵。他们甚至连自身的利益都不用做太多的考量，从进入这个圈子的第一天起，他们就割断了与外面世界的联系。这种顾前不顾后的变态心理，可以让他们在行动的时候更加肆无忌惮，毫无顾虑，更不会有精神和道义上的负罪感。

　　　　其实这样做的结果，使他们自己的利益最终也受到损害，难以善终。比如王振，刘瑾，魏忠贤等人，他们最后都走了自取灭亡的下场。所以即便是宦官，从这个意义上受到的制约也很厉害，整个明代真正不顾自己的利害关系，不怕自己遭遇悲惨下场而效仿刘瑾，魏忠贤之辈的宦官是少之又少。

　　　　我们都知道朱元璋是从社会的最底层经过奋斗才走向权力的巅峰。

　　　　对于一个从战争的刀丛血泊中滚过来的草根皇帝，江山得来不易，岂容他人共享权力的果实。明朝有锦衣卫、东厂和西厂，特务密探四出，朝臣的一举一动，莫不在他们眼里。有的密探甚至还混入朝臣做家丁，把朝臣私下的牢『骚』话都给举报了。在莫名其妙中，某些人脑袋就搬了家。显然，这是常见的特务统治，自上而下的刺探情报，让朝臣人人自危。但是，在过去的帝制时代，还存在反向特务和密探，是臣子们用来打探皇帝情报的，这些特务和密探，就是皇帝身边的人。越是受皇帝信任的人，成为逆向特务的可能『性』就越大。

　　　　王振：“第一代宦官之王”有文化

　　　　朱元璋挂出的“宦官法则”铁牌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变得锈迹斑斑。

　　　　从永乐朝始，受到朱元璋“宦官法则”压制的宦官开始有了复苏的迹象，他们的天空开始渐渐有了亮『色』。有人说，知识改变命运。知识不光改变我们这些平常人的命运，也在悄然改变着宦官的命运。

　　　　当年朱元璋禁止宦官读书，等到宦官专权，宦官读书就渐渐成了一种制度『性』的福利。朝廷设有专门的宦官学校，名为内书堂。学校还专门配备翰林院的官员来担任宦官的老师，传授宦官识文断字。在这些有文化的宦官中，有一个人可以称之为“高级知识分子”，连皇帝也尊他为“王老师”，此人就是大太监王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是这个有文化的王振在正统七年（1442年）公然毁去朱元璋当年禁宦官干政的那块铁牌。他毁牌的理由也给的理直气壮，那就是“导帝用重典御下，防大臣欺蔽”。

　　　　永乐皇帝朱棣和他的父亲朱元璋都是治国的好手，两人可以说是大明王朝最为强悍的两大帝王。在他们主政期间，他们也在刻意规避皇权旁落的各种风险『性』。

　　　　在权力的运行过程中，对于那些接近权力核心层的辅官阁臣，他们可以说是防备再防备。比如说在奏章的批示这件事情上，两任皇帝基本上都是亲力亲为，绝不假手于人。

　　　　他们只让那些文官在权力结构中扮演顾问、参谋的角『色』，并没有真正放权于他们。

　　　　等到洪熙、宣德两任皇帝以后，这种局面才被生生打破。尤其是票拟制度的产生，更是直接助推了宦官专权。票拟制度的产生主要是因为皇帝太懒，懒得连大臣们的奏章都不愿意批阅，只是让内阁大臣们代劳。那些内阁大臣就用小票墨书，对奏章草拟出的各种处理意见，贴在各种奏疏的封面上，然后上报给皇帝；待到皇帝审定后，再让太监用红笔写出，称为朱批。所以说票拟制度可以称得上是改变明朝宦官命运的制度。

　　　　票拟制度为宦官专权打开了一道方便之门，在这项制度中真正捞到实惠的是得到票拟权的司礼监和文书房。司礼监是宦官建制中的十二监之一，也是最重要的监；文书房则是宦官十二房之一。作为宦官建制中的两大权力要害部门，司礼监“掌印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而文书房“掌收通政司每日封进本章、并会极门京官及各藩所上封本，其在外之阁票，在内之搭票，一应圣谕旨意御批，俱由文书房落底簿发”。这样一来，在明代宦官机构二十四监中司礼监就成了权力最为庞大的机构。

　　　　按照两大部门的职责分工，他们等于是卡在皇帝和大臣权力通道中间的障碍物。

　　　　对于官员们而言，不管是六部进呈、还是内阁票拟的奏章，或起草的诏令，在交到皇帝手里之前，都要先经文书房的宦官们过目；对于皇帝而言，他所下达的指令，也不能直接送达官员，也要先经过文书房的宦官之手。

　　　　这就是说，所有的奏章在经过文书房的宦官们中转后，司礼监的太监不仅能够事先搞清楚其中的内容，而且内阁大臣们的票拟，只有通过司礼监的审阅后，认为比较靠谱，才能送达皇帝的案牍。

　　　　明朝本无相，可人们还是习惯把大学士称作“相”，把秉笔太监称作“内相”。

　　　　如此称呼，其实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外相和内相们的职责虽然不同于真正意义上的宰相，但是在同皇帝分掌大权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

　　　　内阁与司礼监作为权力结构中的一个群体单位，一般总要设一个政治代表。内阁的代表通常就是首席大学士，而司礼监的代表就是掌印太监。

　　　　如果皇帝、内阁和司礼监这三方相互制约的势力是均衡的，那么权力的重心就会正好落在权力三角的几何重心上，此时的政治局面就会趋于稳定状态。但在政治运行的常态下，帝国的权力重心总会或多或少地出现偏移。比如在嘉靖和崇祯时期，刚愎自用的皇帝时时要强出头，内阁与司礼监只好出让自己的权力份额，帝国的权力重心就会自然倒向皇帝一方。

　　　　在明代，先后出现过三次宦官专权，除了后期的魏忠贤，前面还有刘瑾和王振。这三次宦官专权，具备了一个相同的条件：那就是皇帝不愿意承担自己的职责。在这种情况下，帝国就急需一位值得皇帝信任的宦官作为权力经纪人。

　　　　由于司礼太监所处的特殊位置，为他们充当政治代理人提供了便利。

　　　　作为皇帝合法的代笔人和帝国权力三角中的重要一角，司礼太监不需要调整政治结构就可以完全胜任皇帝的政治代理人。另一方面，司礼大璫一旦成了独裁政治的代理人，他就可以将皇帝的身份和批朱大权叠合在一起，这样一来，他手中掌握的权力值会迅速膨胀。

　　　　这时候，作为权力三角另一角的内阁已经无力与之抗衡了，只能被动应付，或者主动缴械，依附过去。王振和刘瑾专政时期的情况也大抵如此。

　　　　明朝的宦官人数到底是多少？史料并没有做出精确的统计。但是从整体上讲，随着时间的推移，宦官人数呈直线上升的态势，由明初的数百人发展到明末的数万人一种统计说是7万人，还有一种说是10多万人。比如正德十一年1516年，朝廷就一次录用自宫者3000多人；从万历元年至万历六年之间，两次从自宫者中录用了6000多名宦官。

　　　　在明朝的三次宦官弄权中，虽然各有各的故事，但是对于帝国造成的影响却各不相同。

　　　　按照三人出场时间的先后来划分，王振应该算是帝国权力经纪人中的一号人物。

　　　　王振是儒生出身，年轻的时候虽然饱读诗书，却屡试不第，连个秀才的资格都没有捞着，史称“九年无功”。愤怒的书生在郁闷之余就干了些违法之事，因此被充军。就在王振陷入人生低谷之时，明成祖朱棣准备招收一批儒生教授宫女文化知识。对于戴罪在身的王振来说，这是一个绝对的好机会。

　　　　可王振却在机会面前做了短暂的犹豫，这是因为报考需要一个必备条件。那就是报考者须是净身之人，因为这个职业要常年与宫女打交道，皇帝又怎能放心一个不净之人。

　　　　经过一番利害权衡，王振最终选择了净身入宫。在权势与做一个真正的男人之间，显然前者更具诱『惑』力。在王振看来，一个得不到权势的男人要比一个做不成纯爷们的男人来得更加痛苦。

　　　　对于对于自小接受儒家教育的王振来说，这是一场人生的赌局；对于整个帝国来说，一个人的选择往往会在不知觉中改变一个时代的运道。

　　　　古代读书人通常会将“修身齐家治天下”作为人生的至高理想，就算走到无路可走，也九死不悔。王振有勇气将自己『逼』入宫门，绝不仅仅是为了身上衣和口中食，更不是为了洗刷一个罪犯的耻辱。作为一个文人，他更希望触手可及帝国的政治权力中心。

　　　　对于读过两本圣贤书的王振而言，他当然知道宦官在帝国的政治舞台上到底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虽然太祖皇帝朱元璋严禁宦官干政涉权，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初的严刑峻法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力道。

　　　　王振从迈入宫门的那一刻起，就在自己的内心深处盘算如何在帝国权力场上实现个人的理想。机会随着宣宗朱瞻基的上位如期降临，朝廷在紫禁城设立内书堂，挑选可靠能干的宦官入堂读书，王振便是其中之一。

　　　　王振本来就是读书人，具备先天的有利条件，所以很快就从内书堂宦官中脱颖而出。

第81章　宦官横卧权力之榻的时代（3）（）　
宣宗朱瞻基非常欣赏王振身上的文人气质，就任命他为东宫局郎，专门伺候当时还是皇太子的朱祁镇，宫中人都当面称呼他为“王先生”。

　　　　朱祁镇此时还是一个懵懂的孩子，“王先生”就这样成了他人生中的启蒙老师。

　　　　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启蒙老师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往往是其他人无法相比的。等到朱祁镇当了皇帝，王振就直接越过排名在他前面的几位老资格太监，成了司礼监掌印。王振的强大支配力不仅影响了朱祁镇个人，并且通过朱祁镇将这种影响力直接导向明朝的国政。

　　　　明宣宗临终前为朱祁镇留下了五位辅政大臣，他们分别是英国公张辅，礼部尚书胡滢，大学士杨荣，杨浦，杨士奇。其实帝国的真正掌舵之人是明英宗的祖母张太皇太后。张太皇太后是个贤德之人，国家大事信赖“三杨”等文臣。

　　　　明英宗即位时还是不满十岁的孩子，不具备指定权力经纪人的资格。而此时的王振还算是个循规蹈矩的太监，时常当着“三杨”的面敦促明英宗多读圣贤书，做个有作为的君主。王振所做的表面工作蒙蔽了很多人的眼睛，就连久历宦海的老臣杨士奇也不仅发出感叹“宦官中有此贤良，真乃幸事。”

　　　　王振暗地里大肆排斥异己，将自己的亲信任命为禁军都督，掌控禁军军权。气得张太皇太后当着明英宗以及五位“辅政大臣”的面，要将其赐死。在朱祁镇和大臣杨士奇等人求情下，王振才算逃过一劫。似乎有所预感的张太皇太后警告皇帝和众位大臣“以后不可令他干扰国政”。

　　　　等到明英宗年龄稍长，张太皇太后已死，“三杨”也先后去位，大太监王振才算真正迎来自己事业的春天。

　　　　朱祁镇非常尊敬自己的启蒙老师，甚至有些害怕，就是他后来当了皇帝还称呼王振为“王先生”。两人之间的关系，也并不仅仅局限于师生。从某种意义上说，朱祁镇对“王先生”产生了精神上的依赖。这种依赖与权力大小无关，与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有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缘分。从后来明英宗对王振非同寻常的恩宠来看，两人之间有着君臣、师生和朋友之间的三重关系。

　　　　王振掌管司礼监后，充分利用皇帝对自己的宠信，以代批奏章、传达诏谕等方式，逐步掌控了中央朝廷。为了试探自己手中的权力究竟有多强大，王振在京城朝阳门外专门筑起一座点将台，请明英宗阅兵。所有京营各卫武官，校试骑『射』，都要在接受检阅。从表面看是王振陪同明英宗阅兵，其实王振在这里玩的是狐假虎威的把戏。他想通过收取兵权，实现与帝国文臣集团分庭抗礼的政治理想。

　　　　没过多久，王振私自擢升亲信指挥纪广为都督佥事，任命亲侄王林为锦衣卫指挥佥事。因为明英宗年纪尚幼，只是个对权力一知半解的半大孩子，一切机要朝政都被他的“王先生”所把持，“

　　　　为了在权力系统能够树立起威信，王振利用一切机会打压朝臣。朝廷中凡是与他有过节的官员，不是被撤职，就是发配充军。一些王公大臣见风使舵依附于王振，并尊称他为“翁父”。皇帝的老师，其他人称呼他为父亲，按道理说也不算吃亏，不过认太监作父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此时的王振已经进入一个事业的巅峰期。

　　　　王振由一个郁郁不得志的落魄文人，在割去胯下之物后，居然实现了自己人生的华丽转型。然而此时的他已经没有当年的书生意气，治天下的政治理想已经变成了『乱』天下的权力角逐。王振命人私下损毁朱元璋立下的“不许宦官干政”的铁牌，在帝国的权力之路上实现弯道超越。

　　　　王振在帝国权力系统只手遮天，种种恶行结下累累恶果。比如说不择手段打压与他政见不和的大臣，将其下狱或者迫害致死。大肆卖官鬻爵，在帝国权力系统安『插』亲信，在“朝贡贸易”中收受瓦剌贿赂，并向外国使臣索贿。

　　　　对于明朝宦官来说，他们更多时候像是被强行拉上皇帝政治战车的一拨人。其中的大部分并非天生的『奸』邪小人，而那些道德至上的帝国文官们的行为也不见得就比他们好到哪里去。只不过宦官大多出生低贱，由于身体上的残疾导致的心理问题让他们的行为显得比较偏激，更容易被人们反感。

　　　　综观整个明朝将近300年的历史，其中不乏有祸国殃民的坏太监，也有为君分忧的好太监。但有一个历史事实让我们不容回避，那就是无论他们如何猖獗，都没有危及皇帝本人的地位。要知道，中国历史上宦官权力最大、气焰最为嚣张的朝代并不是明朝，而是唐朝。

　　　　在唐朝后期，宦官完全『操』纵了国家大权，甚至可以立废皇帝，俨然就是国家最高的权力统治者，而在明朝，太监虽然专权结党，但是皇帝要动手干掉他们，只需要写一张小小的字条就可以搞定（明武宗），就像孙猴子本事再大也逃不过如来佛的手掌心。当然作为皇帝的老师，王振也会利用一些机会替明英宗分忧。王振虽然『性』格偏狭隘，经常利用一切机会打压自己的政治对手。可就算是被钉上历史耻辱柱的王振，也并非坏的一无是处。

　　　　王振曾经提议朝廷禁止内宫宦官出外“采办”，以减轻地方农民负担。在排除异己的同时，他也大行反腐倡廉之风。帝国重臣“三杨”中的杨荣，杨士奇的诸多亲信在反贪风暴中落马，得到查处。

　　　　王振还于正统十年，十二年两次在山东，河南地界清查土地，既增加了国家税收，也让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能够安居乐业。在边防军备上，王振曾主持“大赦”，赦免了许多因土地兼并而逃亡的官兵，允许他们返回军队戴罪立功，使边关增加了数万兵员。正统九年（1444年），王振还命户部拨出专款，帮助陕西，山西两省因受灾而卖儿女的百姓，赎回被卖子女。

　　　　至于被王振陷害的帝国忠良有于谦、陈敬德、李时逸等股肱之臣，但其中不乏『奸』邪之徒。王振安『插』于权力系统的大小亲信，其中既有不学无术者，也有治国的能臣。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王振作为一名读过书的儒生，虽然机缘巧合披上了太监的权力马甲，可他的骨子里还或多或少保留几分儒生的气度。国子监祭酒李时逸因事开罪王振，被判罚被戴重枷“罚站”。他的学生石大用知道后上书王振，表示愿意替自己的老师受罚。

　　　　王振在了解情况后，发出感叹“我还不如一娃娃”，然后当即释放了李时逸。

　　　　大理寺少卿薛瑄本来是王振的老乡，就因为不肯依附王振，就被王振派人逮入锦衣卫诏狱，准备将其秘密处决。王振家老仆人却向王振说情，说薛瑄在“蔚州老家”广有声誉。王振闻言后感叹道“是我忘本了”，当即将薛瑄释放。

　　　　正如柏杨先生所言，王振的出现使帝国走进中国历史“第三次宦官专权”的时代。说句公道话，虽然明朝在土木堡之变前已经在走下坡路，但还没有走到生死存亡的不堪境地。在王振的撺掇之下，明英宗领着百余名文武百官和50万战斗力打问号的军队上路了。

　　　　这种权力赛道上的“过山车”游戏终于酿成了捅破天的恶果，王振不但连累堂堂帝国皇帝成了蒙古人的俘虏，本人也直接死在了这场突如其来的事变中。

　　　　明英宗被俘，英宗的护卫将军樊忠一怒之下将王振斩杀于战场上。

　　　　后来明英宗靠着“夺门之变”推翻景泰帝复辟，当他念及“王老师”的种种好处，居然下诏公祭，为王振招魂厚葬。并把京城智化寺专门用来祭祀王振，并在巨匾上亲题“精忠”二字，对大太监王振的一生作了总结。

第82章　宦官横卧权力之榻的时代（4）（）　
刘瑾：“第二代宦官之王”的一滴眼泪

　　　　刘瑾的眼泪，依照我们的惯常思维，它更接近于鳄鱼的眼泪。可再恶毒，在权力世界再强大的人也有他脆弱的时候。《明史纪事本末》里记载，大太监刘瑾曾经在权力极盛之时当着下属的面哭得一塌糊涂。

　　　　一代权宦在自己的亲信面前毫不掩饰内心的脆弱，而且是边泣边诉：“从前宫里人（太监）担心受外臣欺凌，就推举我与他们抗衡。我舍身豁了出去，因此得罪的人太多了。如今天下人的怨恨都集中在我身上，我真不知自己将来会落得怎样的下场！”

　　　　刘瑾的眼泪在这里并非作秀，也许他早已预料到自己将会迎来一个惨淡收场的结局。

　　　　刘瑾本不姓刘，祖上姓谈，是陕西省兴平人。他在六岁以前便净了身，投靠了一个姓刘的太监才得以进宫，因此就改了刘姓，连他的父亲也改名刘荣。正德三年1508年，他的父亲刘荣被封为后府都督同知。

　　　　刘瑾在景泰年间刚进宫时，只是乾清宫中一个普通的厮役“答应”。明孝宗在位时，刘瑾曾经犯了宫内的规矩，差一点被处死，后来侥幸逃过此劫。否极泰来，随后他由权宦李广引荐，转到东宫侍候太子朱厚照，即后来的明武宗。

　　　　正德初年，和皇帝关系最为密切的太监共有八人，他们分别是马永成、谷大用、丘聚、刘瑾、张永、高凤、罗祥、魏彬，人称“八虎”或“八党”。八个太监与皇帝同榻共眠，成天用鹰犬、歌舞、角觝等玩物引诱十五岁的小皇帝，想方设法满足少年人喜欢逸乐的癖好，由此博得皇帝的宠信。

　　　　太子朱厚照即位初期，刘瑾还只是一个掌管钟鼓司的太监，在“八虎”中的排名并不显山『露』水，甚至有些靠后。

　　　　以“八虎”为首的太监将明武宗的生活搅和得鸡飞狗跳，他成了真正的傀儡皇帝，皇权被置于太监的掌控之下。这一点引起外廷官员的极度不安与反感，针对日趋抬头的宦官势力，帝国官僚不得不有所行动。

　　　　对于官员的谏言，明武宗根本听不进去。有时候朝官们盯紧了，盯烦了，朱厚照只是表面接受，可暗地里依然故我。有一次，皇帝暗中支使宦官敛财一事被阁老们从中梗阻，朱厚照拍案而起，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指着内阁大学士刘健等人怒斥道：“天下事岂皆内官所坏？朝臣坏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辈亦自知之！”言下之意就是，不要动不动就说太监的不是，你们这些朝臣也没有几个是好东西。

　　　　正德元年（1506年）冬天，一场文臣与太监之间注定无法避免的生死对决就这样爆发了。外廷官员联合起来想要一举铲除“八虎”，以清君侧。这次事件是刘瑾命运的重要转折点，也迎来了帝国的第二次宦官时代。

　　　　这次事件的带头大哥是户部尚书韩文，他率先发难，五府六部各衙门官员联名上疏谏劝明武宗。在这次官员反“八虎”行动中，内阁、部院、